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我国近年开展了一系列跨国考古工作，与外国同行共同探索人类文明，分享中国考古人的知识与技术。与传统意义的考古不同，跨国考古不仅涉及考古工作本身，更是一项关系文明交往、文化遗产交流合作的事业。因此，如何理解跨国考古的意义，如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界定跨国考古的使命，显得尤为重要。王毅博士最新出版的《基于文明交往的跨国考古研究——以亚洲地区为例》关注上述问题，全面梳理了近代以来全球范围内跨国考古的历程，尤其针对我国百年来跨国考古的前世今生进行了反思与展望。
《基于文明交往的跨国考古研究——以亚洲地区为例》
作者：王毅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绪论和结语之外，全书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前一部分从宏观的视角，展现了跨国考古从西方主导的霸权与掠夺，到不断科学化、去殖民化的过程。同时，亚洲地区的诸多案例也表明，跨国考古逐步摆脱了文明优越性和技术局限性，成为树立国际形象，增进民心相通的桥梁。全书对这一转变的梳理全面且细致，通过生动的例证，既呈现出了欧洲中心主义考古的偏见、贪婪甚至血腥，也描绘了跨国考古不断“文明化”的进程。
本书后半部分则聚焦中国，以新中国的建立为时间节点，对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外国来华探险与考古做了系统整理，并对1949年后我国所开展的国际考古合作进行了综合评述。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中国在近代遭受了西方殖民者在文化领域的霸权与欺凌，考古便是其中代表性领域之一。国外考古“学者”骗取敦煌文书、盗掘石窟墓葬，并不是“跨国考古”，而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另一方面，考古也成为民族觉醒的一面镜子，许多有识之士通过推动与国外考古学者的平等合作，维护国家主权，构建文化自觉。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走出国境，依托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践行着文明互鉴的理念，探索出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对外交流合作。
全书的结尾，作者对方兴未艾的中国跨国考古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实施建议，包括推动跨国考古人才培养、加强交往能力建设、提升理论研究、充实交往内容等等。这些建议既基于百余年来全球跨国考古的得失利弊，也根植于对中国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事业的冷静思考。比如在交往能力一节，不仅提出尊重对方国家文化传统的原则，并且通过文化人类学对时间感知力的理论，有针对性地解释了如何尊重和理解其他文化的行事风格。每一项思考和建议都有理论和案例支撑，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操性。
全书的标题，以“基于文明交往”为导引，一语双关地探讨了中文中“文明”这一概念的两层含义。一个是指宏观意义的群体的物质成就与精神内涵，即我们常说的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另一个是人从蛮荒进步到现代的过程，比如日常生活中的“文明”礼貌。作者表示，本书关注的是前一种文明，即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如何通过跨国考古的方式得以呈现、阐发和共同保护。
不过，作为读者，我也从字里行间读出了作者对第二种文明的用心，尤其是在对西方中心主义考古学进行反思之后，全书的主旨便清晰起来：跨国考古所追求的，不只是古代物质与精神观念体系的证据，更是一种现代人以更加“文明”的心态与方式理解他者、认识自我的过程。书中借用哈贝马斯“主体间性”概念，强调考古学者在开展专业工作时，建立起自我与研究对象的平等主客间关系，切忌文化优越感，避免自我中心主义。这一提醒不仅适用于对欧洲中心主义考古学的反思，也同样提醒着中国的跨国考古工作，尊重专业规律，关注他国民众的观感，尤其不要一厢情愿、拔苗助长。在如火如荼的跨国考古时代，这种冷静的提醒可谓必要且及时。
从诞生的一刻起，中国考古学就被赋予了深刻的意义，比如国家复兴、民族存亡。在新时代，当我们跳出这些复杂情感，审视作为一门学科的考古，尤其是开展跨国考古工作时，应更纯粹地打开这一学科最本真的一面：我们探寻的过去，是关于人自身的生活和情感；我们要讲的故事，是超越国界的知识与体验。
王毅本科专业是外交学，硕士研究北朝胡人墓葬，本书的基础是他的博士论文。他亲身参与了很多申遗和文化遗产交流项目。他的求学和工作经历，正伴随着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和大国外交的蓬勃发展，这一独特经历也让他更深刻体会，大写文明的交往，靠的是小写的文明，是理解力，是同理心。这部著作是其20多年学术和实践经历的总结，很少学者能够比他更适合撰写这个题目。
毋庸置疑，跨国考古是文化遗产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但这种交流与合作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淡化国别和族群的标签，将交往对象视作真实的人，让所有的美好和魅力，通过真实的生活与情感传递和交融。正如本书所说，不要试图通过跨国考古去证明什么，一切自然而然，方显真正的“文明”。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复审 | 冯朝晖
监制 | 李学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