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兴翻旧账。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就跑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去翻旧账，专拣那些“文物级”的报刊翻。

翻着翻着，一大叠1936年的《华北日报》直叫他们欣喜若狂。翻到灰头土脸的《华北日报》10月14日第2版，一则“反共启事”赫然入目：

高仰云反共启事

仰云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友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

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

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高仰云

这个高仰云是南开大学前任党委书记。高书记的“反共启事”，使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找到了“宝贝”：平时张口闭口都是革命词藻的高书记，竟然躲在历史的深处反共。

这震得南开红卫兵目瞪口呆，欣喜之中一股革命的义愤油然而生，他们直觉得自己的革命热血一个劲儿地往上涌。

红卫兵继续翻检《华北日报》。“反共启事”一个接着一个，有时一人单干，有时多人合伙，从1936年8月31日至1937年3月14日，总共9批，不多不少，61人。

六十一人出狱是执行中央的决定

九一八事变刚刚过去，北平西城区的草岚子胡同突然间建起了一座监狱。监狱由一个并不起眼的大院子改建而成，分“南监”和“北监”，有狭小牢房20间，关人规模为100人。

这明明是监狱的东西却不叫“监狱”，叫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专门关押共产党人，企图运用“软化政策”促其“反省自新”。

不久前在天津和北平被捕的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全部被押送到这座新建的“反省院”。

1936年春，刘少奇化名“胡服”，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平津主持北方局工作。

这个春天其实是一个酝酿着大转折的春天，胡服一路风尘，跋涉三月有余，正是为了顺应并促成这个大转折的到来。

中共与张学良的谈判，甚至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谈判，也都在秘密进行。白区的地下工作，过去是关起门来干，或者打开大门，冲向大街，赤膊上阵地干。

胡服说，不行，再也不能那样干！所以，那个时候，在北方局所在地天津，胡服发出的声音，主要就是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关押在草岚子反省院里的这一批人，其中不少人就是受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害。这批人的处境，在这个春天固然出现了新的转机，却也隐藏着更大的危险。

如果华北沦陷，他们就会落入日寇之手；如果他们被转至南京，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甚至狱方为甩掉“包袱”，随时都有可能杀害他们。

以胡服为首的北方局，越来越为这批人的处境担忧。与此同时，胡服还发现，在新的正在转好的形势下，许多方面都可以大干一场了，他却找不到更多的干部。

后来的“柯老”柯庆施，当时的“柯敬史”，在胡服手下当组织部长。他也觉得应该解决“草岚子问题”了，就向胡服建议，可让草岚子里的人履行监狱当局规定的手续出狱。

胡服一听，觉得建议不错，立即写了报告，请示陕北中央。当时的陕北中央，经过商议，很快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

1936年6月，一封转述北方局指示的信经过秘密渠道送至狱中。信的大意是说，目前外面的形势非常好，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开展了，就是没有人去做，各方面都很需要人。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主要是在敌人预备好的《启事》上按手印登报出狱），争取早日出来。

狱中党支部经慎重研究，怀疑是狱方耍的花招，因而拒绝执行。过了不久，第二封信又来了，仍然是催促狱中人尽快履行手续出狱，信中郑重写道：“上次写给你们的信，你们知道是谁让写的么？就是中央代表胡服同志让写的。”还警告说：“过去你们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现在你们继续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不执行党的决定，那你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

收到第二封信后，狱中党支部又设法向狱外打探虚实，狱外反馈的信息，加之又收到第三封信，狱中人这才完全相信是中央的决定，同意履行手续出狱。

从1936年8月31日起，薄一波等61人分作9批在《华北日报》上登了“反共启事”，陆续走出草岚子。

61人的出狱，是中共中央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事情本来就是一清二楚，61人是执行中央的决定，而不是执行刘少奇的决定。

1943年，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他们被营救出狱的经过，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中央完全负责。”同时，还对他们在狱中的斗争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1936年61人出狱事件，弄出了很大动静，除了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党内许多人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借此事件整人的康生，都知道此事。

1943年12月，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汇报关于反特斗争问题，说：“在河南红旗政策下，有假圣旨自首者如×××，有真圣旨自首者，如刘少奇允许薄一波等自首。”

又据于光远和曾彦修回忆，1947年，康生率中央土改工作团到山东渤海区，帮助当地搞土改。

第二年春节，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请康生一行吃饭。饭后，康生与于光远、曾彦修等工作团成员漫步闲谈。

闲谈中，康生从刘格平曾蹲过草岚子监狱谈起，说到薄一波等人出狱的事。康生说，薄一波等人履行手续出狱，是中央的决定。唯有不属薄一波他们这个支部的刘格平没有办理手续，直到日本投降后才放出来，多坐了8年牢。康生大约是想说，刘格平这个人很怪，傻乎乎地吃了不该吃的苦。

为翻历史旧账，红卫兵寻找突破口

南开大学红卫兵开始翻这笔历史旧账，大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八九月间。按照红卫兵自己的说法，他们发现“刘少奇大叛徒集团”，是从搞高仰云开始的。

高仰云早已于两年前改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此时正在南开大学的家中休养，他的夫人李琛还在南开大学工作。

校园里打“黑帮”的邪火已经烧起来，很快烧到了李琛，她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

高仰云自然不干了，说：“搞李琛是给我高仰云脸上抹黑”。又说：“李琛不是反革命，这是政治陷害！”

高仰云认定搞李琛乃是现任党委书记臧某某的主意，因而与臧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

当时《新南开》报记者描述说：“一时间，冷落的高家大院成了闹市。休养在家的高仰云成了南开园里的忙人，接待来访、座谈、游说、讲演、‘扎根串联’”，而且“随着高臧之间的斗争的激化，群众斗群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武斗逐步升级，流血事件接踵出现”。

邪火就这样轻易地烧到了高仰云。据说南开红卫兵彼时的思想很困惑，“高臧之间的斗争究竟是什么斗争？”臧某某“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仰云“又是何许人”？

据说还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多少个不眠之夜，八一八小将围坐在一起，捧着红彤彤的宝书，讨论，冥思苦想，寻求答案。”

答案出来了：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大搞社会调查，揭开高仰云的历史，进而揭开南开大学阶级斗争的大盖子。

显然是有人向红卫兵透露了一丝线索：高仰云曾坐过国民党的牢，同他一起坐牢的还有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高仰云与杨献珍交往极深，杨在牢中曾经给高喂过饭。

或许南开大学里确实有人自觉或被迫向红卫兵提供了线索，但为他们撑腰打气并为他们指点迷津的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

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的当天，康生也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忽然发现就在自己身后的不远处，一位红卫兵也在观礼。

康生走过去搭话，一问是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红卫兵见是“康老”，受宠若惊之余连忙请教“下步该如何搞法”。

康生说：“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定个叛徒特务，就永世休想翻身！”

红卫兵又问：“如何去查呀？”

康生回答：“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解放前的报纸，查档案！”

说完，康生还当场给红卫兵写了一张条子：“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望予支持。”条子署上了康生的大名。

康生不仅为南开红卫兵指点迷津，而且还向他们发放了“抓叛徒”的“特别通行证”。至于具体到揪高仰云，并以此作为突破口揪出薄一波等61人，最后揪出刘少奇这个“黑后台”，康生似乎不曾向南开红卫兵彻底点透。

实际上，康生有自己的班子。早在1966年8月初，为了呼应彻底打倒刘少奇，康生即指使“彭真专案组”对1936年的出狱事件进行调查。

“彭真专案组”领旨后，很快成立了“1936年专案”（简称“三六专案”）。这个专案组在1967年3月7日的调查报告中写道：“1966年8月初，我们根据康生的指示，自8月间就开始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一批人履行所谓简单手续出狱的问题，进行调查。查阅了当时北平出版的各种报纸，审查了这批人的档案。”

约在1966年9月间，“三六专案组”已经查到《华北日报》上的“反共启事”。

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平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还随信附上报纸的影印件。

8月18日后，南开红卫兵立即杀向北京，杀向薄一波、安子文和杨献珍。他们找不见薄一波和安子文，就首先“突破”杨献珍。在“首战杨献珍”前夕，红卫兵曾集体发了毒誓：“杨献珍，你就是‘铁’老虎，我们也要敲掉你两颗牙！”

其实，此时的杨献珍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至多是只“死老虎”。康生一次又一次对他下狠手，先是借“反右倾”之风将他从中央党校校长降为副校长，继而又亲手导演了批判“合二为一”的“好戏”，彻底将他扫地出门。

在哲学所，南开红卫兵一上来就将杨献珍围在屋子中间，像审犯人一般进行突击审问。

他们单刀直入：“杨献珍！你和高仰云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杨献珍知道来者不善，一口咬定说：和高只是一般认识，没有什么联系。此后，无论红卫兵怎么问，杨献珍或者说声“老糊涂了，什么也记不清了”，或者就索性不开口。

红卫兵情急之下只好背毛主席语录并放出狠话：“杨献珍！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你们的逻辑！既然你不交代，那也好，限你五分钟考虑，五分钟后我们再来。”

五分钟后，红卫兵果然杀气腾腾地来了。此时，年届古稀的杨献珍已是满头大汗，嘴唇哆嗦，再也无力抵挡红卫兵的“革命攻势”，不得不承认他在1936年和高仰云一起蹲过敌人的监狱，还在狱中给高喂过饭。

红卫兵顿时一阵狂喜，急不可耐地追问他们在狱中的情况。杨献珍说我据实交代吧，就把他们在狱中如何立场坚定如何英勇斗争直至出狱的故事说了一遍。

红卫兵突然大喝一声：“杨献珍，收起你的鬼把戏吧！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他们竟能对你这位立场坚定英勇斗争的共产党员大发善心？老实交代你们是怎么出狱的吧！”

杨献珍心里十分明白，这段出狱历史容易让人误会，也特别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至于眼前的红卫兵，就更难以理解那段历史了。不到最后一刻，他是不想“交代”的。现在，“最后一刻”到了，他不得不“交代”了他和高仰云是如何奉了上级指示，通过发表“反共启事”出狱，并且不得不“供认”，同时发表“反共启事”的还有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

“千辛万苦”摸清关键环节

从杨献珍身上打开“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缺口”后，南开红卫兵立即又杀向北京图书馆，一头扎进故纸堆中。要翻出那些“反共启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红卫兵“每天只吃一顿饭，喝几口冷水，啃几口冷馒头”，奋战了三天三夜，终于从《华北日报》上找到了61人的“反共启事”。

可是，“反共启事”上大多是化名，比如，薄一波化名“张永璞”，刘澜涛化名“刘华甫”，杨献珍化名“杨仲仁”，安子文化名“徐子文”。反复翻阅“反共启事”，红卫兵仍旧一头雾水。

死材料不会说话，还得抓活的，他们很快总结成了两句话秘诀，叫做“死人活对，死材料活查”。从故纸堆中出来，红卫兵又先后六次提审杨献珍。

红卫兵自己也承认：“攻破杨贼是破获叛徒集团的关键”。他们还自豪地宣称：这是遵照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教导的结果。

根据“供出”的线索，红卫兵乘胜追击，“直捣”廖鲁言（农业部长），“怒斥”徐冰（统战部长），“激战”朱则民（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到1966年10月，红卫兵摸清了一些人名，也大致摸清了这个庞大的“叛徒集团”、“叛党投敌”的几个关键环节：“这伙叛徒自首出狱是刘少奇指示的。刘少奇指示‘狱中党员可以履行自首手续’。刘少奇是叛徒之首。刘少奇的‘指示’是由徐冰传给孔祥祯（第一轻工业部长），孔又传给狱中薄一波的。”

11月1日，初冬北京的深夜，高教部的一间木工房里灯火通明，红卫兵正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奋笔疾书，起草给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请示报告”。

红卫兵写道：“现已查明，他们是一伙叛徒”，“刘少奇是叛徒之首”。在“请示报告”中，红卫兵向中央请示：

（1）刘少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交代过这个问题没有？

（2）这个问题党内有过结论没有？如果有，是谁做的？我们认为必须重新评价这个问题。

（3）不管如何，我们认为他们都是叛徒，必须彻底揭发、坚决打倒！至于什么时候往外打，请中央指示。

请示报告最后写道：“此事关系重大，刻不容缓，望速回示。”还附上了高仰云的“反共启事”。

几天后，红卫兵又给他们的校友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这伙叛徒多属‘高干’，职位很高，权力很大，根子很硬，涉及面很广，危害甚大。因此，我们建议党中央立刻成立专案组搞这个问题，我们协助党中央坚决把这伙叛徒铲除净尽！”

言下之意，大约是恳请周恩来看在南开校友的份上，为他们搞这个“惊天大案”助一臂之力。

红卫兵的“请示报告”名为“请示”，实则根本就不想“请示”什么。在那样的“革命气氛”下，他们也不必“请示”什么。

红卫兵刚送交了请示报告，就在南开园里贴出了《看！高仰云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叛徒嘴脸》的大字报，并开始揪斗高仰云夫妇。

与此同时，他们拉出了许多个“抓叛徒战斗队”，杀向全国各地。据1967年10月他们自己的统计：“踏遍全国二十几个省份，走访了北京、天津、上海……数百个大中城市，历时一年左右时间，先后出动一万五千多人次，行程二百万公里”。

红卫兵的一支战斗队杀向了西北局所在地西安，他们的目标是一头白发的“白匪”刘澜涛。20多天过去了，仍旧没有抓到刘澜涛。红卫兵便将西北局办公楼团团围住，“果断地采取了静坐示威的革命行动”。

终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一位眼尖的红卫兵认出了刘澜涛乘坐的小轿车。小车在前面跑，红卫兵在后面追，最后，“奇迹出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八一八小将，就凭着一双脚，追上了刘澜涛的小轿车，在深山中逮住了刘澜涛”。

还有一支战斗队，在白山黑水间跟踪追击。他们早就查出61人“叛徒集团”中的“罗霖祥”和“汪德光”“盘踞”在东北局。

“罗霖祥”如今叫“赵林”，任东北局委员、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汪德光”真名叫“王鹤峰”，任中央监委候补委员、中央监委驻东北局监察组组长。

揪斗赵林，因为周恩来的干预而出师不利，于是，战斗队就集中火力搞王鹤峰。不料王鹤峰听到了风声，走为上策，躲到了大连。战斗队日夜兼程赶往大连，将他当场“抓获”。

面对红卫兵的审问，王鹤峰拒不承认自己就是“汪德光”。这一次，红卫兵居然不急，玩起了“欲擒故纵”的“好戏”。王鹤峰却有些急了，连夜从大连给东北局组织部发电报，请求有关人员帮助转告各地的草岚子难友，如果红卫兵向他们打听他在狱中的名字，“务请绝对不要告诉”。

红卫兵果然“神通广大”，电报落入了他们手中。王鹤峰发了电报，仍不放心，急忙赶回东北局，从家中翻出在草岚子与薄一波、安子文等的合影照片，乘飞机到了北京。

红卫兵仍旧不动声色，坐了火车，尾随而至。在北京，王鹤峰的警惕性提高了，发现红卫兵在跟踪自己，他一面让随从与红卫兵周旋，一面搬了住处。自以为很安全了，他就满北京城找难友，“大搞攻守同盟”。

他当然不能想到，“小将们暗暗跟着王鹤峰，找到了一个又一个叛徒的家”。

红卫兵简直比昔日搞过地下工作的王鹤峰还厉害，所以，事后他们在自己的小报上大肆嘲笑王鹤峰：“大叛徒王鹤峰为小将领了路，做了向导，他还自鸣得意。”

六十一人被定为“叛徒集团”并揪出“总后台”

全面出击的南开红卫兵也并非总是那么春风得意，上上下下都有人不买他们的账，或者索性跟他们对着干。

南开的另一派红卫兵“卫东”，与“八一八”争着“抓叛徒”。他们也远征大西北，发誓要揪出刘澜涛。

11月23日，南开“卫东”伙同当地红卫兵准备在西安召开大会，批斗刘澜涛。西北局电话请示中央，周恩来于24日回电说：“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在将电报稿送毛泽东审批时，周恩来特地附信说明：刘澜涛等人出狱事七大、八大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全国各地的抵制乃至反击就更多了。红卫兵曾自述他们所遭遇的“革命低潮”：“阶级敌人手忙脚乱，以垂死的疯狂加紧了对八一八小将的政治迫害”，“迎面而来的是围、追、堵、截、砸、打、抢、抄、抓”。但是，红卫兵很快迎来了“一月革命”的风暴。

1967年1月9日，红卫兵又写就一份《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报告》，送交“中央并中央文革”。请示报告历数“刘少奇叛徒集团”30多年来的“三反”罪行，列出了300名叛徒的地域分布表。最后，就“今后怎么搞”作出了战略部署。

自此以后，南开红卫兵日益获得中央文革的青睐。中央文革多次说过：“南大八一八抓叛徒是革命行为，我们完全支持他们”。

尤其是康生，“一月风暴”以后，不只一次公开支持南开红卫兵。他曾在中央组织部煽动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

南开“八一八”自己也说：“在南京遇到困难时，康生同志亲自打电话给南京军区，帮助我们解决困难。陈伯达同志、谢富治同志、姚文元同志、戚本禹同志等中央首长曾多次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

南开红卫兵最得意之作，是所谓的“寒天风雪月，三审张闻天”。各地战斗队的一条条重要线索，汇聚到天寒地冻的北京城。又一个大目标出现了，红卫兵发现自己正在逼近“叛徒集团的总后台”。

北京战斗队断然决定提审张闻天。1967年2月14日，红卫兵一审张闻天。他们一涌而上，团团围住了张闻天，你一言我一语，“愤怒揭发张闻天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张闻天似乎并不把红卫兵放在眼里，“他傲慢地又吸烟，又喝水”。问得急了，就申辩说：“我是一贯紧跟毛主席的。”

这很是激怒了红卫兵，他们又质问张闻天：“（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你伙同彭德怀，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这难道就是你的所谓一贯紧跟毛主席吗？”

张闻天只好承认：“我就反了这一次。”

红卫兵这才大声喝住了张闻天，单刀直入问：“你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1936年，你就曾经勾结刘少奇，指示别人自首出狱。”

张闻天被突然袭击，半晌说不出话来。红卫兵再三要他“放老实点”，他含糊其词：“也许刘少奇给我打过电报。”

红卫兵步步进逼：“什么内容？”

张闻天说：“我不能说。”

红卫兵问：“为什么不能说？”

张闻天答：“记不清 了。”

张闻天显然采取了拖延战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如何说，以后的二审三审，他其实也在故意拖延。

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被南开红卫兵审问的那段日子，张闻天“很为踌躇”。他既不愿不顾事实，将责任推卸给刘少奇，而使他蒙冤受害；也不愿尊重事实，明言此事毛泽东知晓，而领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

张闻天考虑再三，决定给知道此事真相的康生去信。在信中张闻天只是含蓄地说，此事回忆的结果是“经中央批准”，这样回答是否可以，望康生查了档案后明示。

接连去了两封信，都不见回音，张闻天决定独自承担责任，在向南开红卫兵的“交代材料”里，他写道：“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审完张闻天，事情的“真相”也就清楚了。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变节材料》及批示。此材料由康生掌控的“彭真专案组”写成，而批示不过是更加提纲挈领。

批示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的这个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

批示还引用了毛泽东1月31日在别处的一段批语：“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六十一人案”当事人及受牵连人员不断向中央申诉，要求平反。

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正式为“六十一人案”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