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深圳河，把一个完整的宝安县切成了两半。 

当年英国强占香港时，说实话，深圳河两岸几乎一模一样地穷，像同胞的两兄弟，谁也不比谁的兜里多一分钱。

岁月匆匆，对面的香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成了几百万人的世界级的大都市，而深圳河北边却风光依旧。

如今轰轰烈烈的深圳特区早已成为90年代中国改革的样板，而30年前的深圳是一种什么样子，恐怕99%的深圳人都说不出所以然吧。

作为宝安县城的深圳，坐落在梧桐山和羊台山边，全县的家当只有20多家生产小农具、小五金和加工农副产品的小工厂。深圳仅有4条宽不足10米、长仅0.5公里的道路，破房烂屋建筑面积109万平方米。

一般的年景也就罢了，深圳的老百姓和中国所有的老百姓一样有着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承受力，就那样有一口没一口地过吧，只要还饿不死就行。偏偏赶上那可怕的三年自然灾害，深圳人望着对面灯红酒绿的香港，终于心动了。

再守着家乡非饿死不可！

有个罗芳村，距离深圳只有10分钟的路程，与香港新界隔一条几米宽的深圳河。河也太不像河了，又浅又窄。不要说三级跳运动员，有的地方就是一般老百姓，一步也可以跃过，这里是当年逃香港最佳的地段。至于罗芳村的人就更容易了，不用爬铁丝网，也不必游水、他们的飞地在香港那边，有耕作证，大大方方从小桥上过去就行了。那时以粮为纲，什么副业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坚决割掉。飞地上好好的菜拔了，要种水稻。种水稻也成，没水，从深圳这边抽水过去种。香港的菜农直骂，真没一点经济脑瓜，香港菜价翻着跟斗往上涨，而你们种米干什么?

没办法，计划呀！

无奈经济水平相差太大，深圳河畔的这个罗芳村，人均年收入213元。而对面几百米远香港的较寮村，人均收入7.8万港元。

罗芳村的农民有罗芳村农民的办法，跑过去540个青壮年，比余下的多一倍，在香港边境对着深圳罗芳村的地段盖了屋，也建了个村，还叫罗芳村。

以后特区成立后，深圳罗湖区的党委书记汤锦森带工作组来到了这里，鼓励农民种菜，开展边境小额贸易，1989年罗芳村人均收人8096元，是深圳成为特区前最高一年的57倍。罗芳村人说，现在让我去美国我也不去了。不少当年逃过去的罗芳村人又申请回来，经审查也确实回来了一批。

那些发生在60年代初期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就是当时穷困不已的深圳人也不一定说得清楚。现在年长的人，也仅仅记得60年代初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造成的那些可怕的饥饿，和由于饥饿引起的拼命逃亡。那时，深圳是宝安县边境一带。一点不夸张地说，宝安县的10户人家中起码9户半逃进香港一带，有些村的男劳力全逃光了，一个不剩，只留下个把妇女和老幼。往日勃勃生机的村庄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温暖的炊烟。

据统计，1962年，宝安县跑出去12144人。就是到了1978年，还跑出17456人。那时有个统计，14000名团员锐减到3000名。

光在那里闭着眼睛说社会主义好有什么用?

那时县委的最大任务就是组织机关干部和国家企业职工，包括饮食店的妇女，再加上训练有素的警犬去堵截偷渡者。

民兵警戒，警犬狂咬，跑急了还鸣枪，甚至把被鳖鱼咬断腿的泅海者尸体展览在沙滩上。

这一切都吓不住偷渡者，照跑不误。

就在这种万户萧疏的时候，无奈的广东省公安厅向《人民日报》求援了，他们想请一位《人民日报》的记者前去参观采访。

当时，任《人民日报》社军事记者的连云山同时兼任着公安部的采访任务，于是去广州调查的事就理所当然地落到了他的身上。

这位年轻记者经过一段化装考察;广泛听取了当地干部的意见，写出了一份特别详细的内参——关于深圳大逃亡。他大胆提出应该在头角到蛇口一带，包括深圳搞一个免除一切赋税、不搞统购统销、不使用票证等，同内地完全不同的特殊政策的地区。这个地区纵深100华里的地带，也可以叫做边境特区，以从根本上解决再次发生边境大逃亡的问题。

在现在看来，这么一份材料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平常啊，我们现在不就是这样干的嘛。可是，在那个如火如茶的阶级斗争年代，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连云山冒着被扣上鼓吹资本主义的危险，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几经周折，送了出去。

这份带着极新鲜观点的内参，送到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办公桌上。可以想见，每一位委员都认真读了，其中读得最认真的是邓小平。距60年代初那场深圳大逃亡将近20年后，邓小平终于在他三起三落之后，把新中国第一张经济特区的蓝图铺展到弹丸之地的深圳土地上。而后，经济特区如雨后春笋般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争先恐后生长起来，成为中国改革大潮中的独特景观。

回想那鲜为人知的一幕，是多么艰难又是多么战战兢兢啊。

在事情过去了30多年后，连云山回忆了那永远忘不掉的一幕。

那是1961年的秋冬之间，广东省公安厅的两位处长邀请连云山去广东采访。采访什么他们没有说，也许是故意不说吧。连云山经常去公安系统采访，所以彼此是很熟很熟的。30年后连云山回忆说，当时曾经在公安部看过关于深圳大逃亡的文件，但他当时并没有往一起联想，只是考虑自己已经跑了好多地方，却没有去过广东沿海。于是，跟报社一说，当即成行。到了广州后，广东省公安厅给他办好了边防证，又去宝安办理了耕作证。当时，蛇口、深圳、沙头角一带的边境农村都有数量不等的农田在境外，俗称飞地。农民去飞地劳动凭耕作证出人。所以，边境农民是大摇大摆地出人香港的，根本用不着什么逃亡。广州方面请连云山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叫他向中央反映，深圳大逃亡还有别的原因。但连云山完全蒙在鼓里，以为就是轻松地看一看。

好，这一看就是一个多月，他被大大地吓了一跳。

当时的深圳就是宝安县城，只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镇，全是低矮的破烂房子，找遍整个县城，仅有一座两层小楼。连云山沿着大鹏湾、深圳到蛇口一线的边境，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访，由两位换上便衣的公安处长陪着，把那一线的100多个村子全都走了个遍。

真是惨啊!，沿着九龙和大陆边界的一二百里的土地上，像经历过一场战争炮火一样，非常荒凉。村村人迹罕见，几乎是整村整村跑光了，携家带口去了香港、九龙、新界那边了。有的村剩十来家，也大多是走不动的老人。从沙头角到大鹏湾，基本上没了人烟，门窗都是怕人的黑洞，一派死气沉沉。一般不走的中老年是村干部。一问，村干部就哭，说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不管，是管不了。活活饿死呀!现在没有经过极度饥饿的年轻人，恐怕不能理解60年代那三年自然灾害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饥饿印象是多么刻骨铭心，死了多少人啊!

关于这些触目惊心的情况。连云山在广州时已看过材料。但是他没有想到深圳大逃亡比材料上更严重，也没想到文件上关于阶级斗争的结论。他觉得这和阶级斗争没有更必然的联系，这中间的事情恐怕并不那么简单。如果说是地富反坏右以及美蒋特务搞阶级斗争，给煽动出去了的话，那也不能说整村整村的都是地富反坏右呀。在回北京之前，宝安县委在小食堂请他吃饭，摆了两桌，深圳等地区公社的一把手也全来了。县里一再征求意见。连云山说什么呢?他觉得实在没法说。他觉得不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是他不敢说不是。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在当时强调得那么厉害，你怎么敢唱反调?当地政府官员觉得在自己的辖地发生了如此大的逃亡，乌纱帽很难再保住。他们清楚这并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事，但一切责任又都要揽在自己身上，所以就不停地检讨自己，责备自己。这回记者挨村看完了，该回去了，跟中央怎么说，他们要讨个底呀。但是他们又不好逼问，只好车轮辘话转着解释他们工作做得很不够，阶级斗争意识多么不强，对美蒋特务和地富反坏右警惕性多么不够，如此才造成大逃亡。他们一再说明自己哪些地方认识不够清楚的，最后请老连同志说说吧。

连云山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他没法说，他实在没办法说。

当然他在考虑。

连云山明白这个责任决不在宝安县委，宝安县委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广东省公安厅的两位处长也流露出这个意思。

这根本不是堵的事情，手把手放哨站上几万人也不行，那么多耕作口，一个口子把上一个连也不可能堵住。就是这两位处长，陪着连云山一个村一个村跑的，足足跑了一个多月。3个人都化装成农民，光着脚板，拿着耕作证，白天过去，晚上回来。像这种持有耕作证的农民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扛着锄头走过在边境铁丝网上开的一个仅能容一个人通过的耕作口，就大摇大摆地过了边境，根本用不着提心掉胆地偷渡。当地在九龙半岛和新界土地属香港范围，但有很多的土地是深圳一带的农民耕种的，这是历史形成的。边界的铁丝网每隔一段就割开一个口子，农民推着自行车，挑着大粪凭耕作证自由出入。对于这种情况，广东省公安厅和宝安县委当然很清楚，平时不能堵，要让农民去种地。在大逃亡期间，就是出动全部警力关押几百几千，一放出来，人家又会重新跑过去。香港方面对持耕作证的农民过境是不管不问，因为基本上都认识。就是不认识，只要有耕作证，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本不问。因为这些人没有到破坏治安的份上，谈不上抓。而我们这边，生活困难，强迫人家回来饿死一大片吗?

连云山在这一个多月的早出晚归中，对香港也进行了考察。香港是世界上第一大免税港，少数商品征税，税率也很低。最高的税率不到12%，大部分商品还没有税。日本、英国等国最先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在本国销售，而是拿到香港先卖，赚足一笔自由外汇再在本国上市。香港是自由兑换区，可以购买黄金以及世界各国的货币，不受限制。比如日本人申请黄金还得等批，他们把制造出来的新产品先拿到香港，港元换美元随便。所以有些外国商品运到香港出售，价钱反而比原产国还低。像英国的三五烟和炮台烟，比在英国还便宜一半。有些海员在香港买上，再回英国卖还能赚上一点钱。这里，台湾地区、泰国等地的新鲜蔬菜，美国用飞机运来的各种水果，以及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应有尽有，有钱买就是了。所有的商品都便宜得不能想象。连云山身为中国第一大报的记者，也大觉奇怪。60年代正是香港经济蓬勃发展的腾飞时期，香港的电子手表、打火机和半导体收音机，非常便宜。当时北京还没有的半导体收音机，在九龙和新界才区区二三十元。可以说见多识广的连云山，有一次在北京华侨信托商店的旧货架上才初次见过，一个旧半导体收音机卖价6000元人民币。以前光宣传资本主义如何水深火热，如何是地狱，没想到这只讲了一部分情况，还有许多情况全不是那么回事。真是非常大的反差。深圳的边民们生活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他们自然想到了香港。过去上飞地里干活，稻米挑回来自己吃，稻草就地卖给香港老板。稻草的价钱比稻米还高出好多倍，一公斤稻草上百港元，一亩地上的稻草可以卖上三四千人民币，而且头一年就先预定下来，先支付一半订金。

这并不是耸人听闻。

责任不能由宝安县委承担

在深圳边境采访的过程中，连云山陷人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大逃亡的发生，既然不能完全用美蒋特务捣乱和地富反坏右破坏，以及成千上万人集体叛变祖国来解释，那是什么呢?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呢?

表面上看是自然灾害，是集体吃食堂等等，实际上这是一个政策间题，只有从我们在宏观政策的严重失误上才能得到解释。

三年自然灾害和大锅饭造成了深圳一带的边民大逃亡，应当引起的思考是深刻的。

如何防止今后的大逃亡呢?

如果我们继续如此政策的话。从根本上断绝是不可能的。

连云山认为必须在边境一带取消统购统销，取消公社制度这种大锅饭，取消布票、油票等等，恢复到初级社或少数高级社的水平。他提出在大鹏湾到蛇口一线设立特别政策优惠区，在深圳这一带，像香港一样免除任何赋税，争取这个优惠区与香港的货物等价。就是不等价，也别相差太多，更别一辆国产自行车在大陆卖100多元人民币，而到香港才卖28元人民币，否则就说不过去了。另外，要允许自由贸易，不要一过去就是叛国，更不要从香港带一桶食用花生油都要没收，带一袋泰国大米也要没收。如果不采取这种办法，宝安县再次发生大逃亡就不可能得到扼制和从根本上解决。

这种观点在现在恐怕是老生常谈了，但在当时，这确实是石破天惊的大胆设想。连云山想到这儿，还没敢说出口，自己先吓得心砰砰乱跳。这，这不是歌颂香港的资本主义了么?崇洋媚外，诬蔑社会主义等等等等，任何一顶帽子都可以很合适地扣在脑袋上。

在连云山离开深圳之前，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把在家的几位常委找到一块，又征求连云山的意见。这一个多月，连云山跟农民一般，早出晚归，香港、深圳两边跑，两边的天壤之别全被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能通天啊，他是会向中央反映的。宝安县这几位左右为难的领导，害怕连云山向中央告他们的状，就没完没了地检查，对不起祖国说对不起人民，开口闭口失职。连云山接触到的宝安县和一些公社的干部，全都愁眉不展。连云山的思考并没有成熟，本来他是不想说的，但他最后还是给了当地官员一个底，一个结结实实的底。连云山说，我千言万语归结一句话，请你们放心，我回到北京后，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我什么都不说。要说的话，我只能说，宝安县大逃亡的责任不能由你们县委承担。你们县里也承担不了，这是政策问题。

连云山这话一出口，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立即流下了眼泪。广东省公安厅的边防处长也哭了，在场的人全都热泪盈眶。

1986年深圳特区蓬蓬勃勃发展的时候，连云山第二次去了深圳。这时，当年的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已经担任了广东省乡镇企业局长，连云山没碰见他。但碰见了当时的一位县委工作队长，名叫杨克，他担任过深圳市的副市长，已经退休。他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一下子认出了连云山，马上去和他握手，说我认得你，几十年前就认得你，你在深圳住了一个多月，好多次去九龙都是我安排的。杨克说，当时李书记和我们基层干部成天提心吊胆，不知道上面会怎么整我们，而那位能通天的记者也不知会怎么告他们。等待结局的时间实在漫长。终于有一天李书记从省委开会回来传达说，你们放心好了，《人民日报》的那位老连记者向中央写了情况反映。省委领导讲了大意，说老连给我们说了公道话。老连说根本原因在边境政策应当改变。所以根本原因不在于我们省里、县里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省委、县委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勤恳工作的。老连向中央反映说，关键在于应当有一个不同于内地的边境政策。我们是扛不住的，广东省也扛不住，老连给中央的这个反映，给我们扛了一肩膀。

其实，那时候的连云山也相当矛盾，看到的一切要不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他苦思了很久才下定了决心。

因为如实反映情况风险太大太大。

但是，凭一位记者的良心，他又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写成内参呢?当时新华社内参有好几个层次，有给县团一级的，有给部长、省委一级的，有给中央政治局的。连云山跟《人民日报》领导胡绩伟谈过。

胡绩伟说，你这个情况恐怕是只能给最高层的领导反映，面不能大。

连云山去找了当时新华社的内参组组长夏公然。

《人民日报》的内参系统创办于1953年5月，是中央掌握社会情况的重要渠道。毛泽东曾强调记者写的内参不用送审，不管地方官员是否喜欢，都要如实反映，中央怎样判断，是中央的事。虽然有最高指示，但经过1957年反右运动后，老记们的胆子小多了。连云山是从朝鲜战场上直接调到《人民日报》社的军事记者，一上任就挑起了大梁，担任《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主要写政治、军事评论，他胆子大一点儿。

夏公然也是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干部，离休前他是新华社驻浙江分社的社长。因为他在去内参组之前在军事组，和连云山同事，又一起在小汤山治疗胃溃疡。两人年龄差不多，又都有战争经历，同在一间病房里住了3个月，自然熟上加熟。但是因为谈话内容过于重大，不敢在屋里，怕隔墙有耳。连云山约夏公然去了爆肉馆吃爆肉。在那种阶级斗争十分敏感的情况下，再好的朋友也不敢直通通地说，连云山先拿话慢慢试探他，然后才一步一步地交了底。

夏公然说，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第一次听说，由《人民日报》反映不太好。

连云山说，你说可以反映就反映，不行就当我没说，你也没有听见。

夏公然说，这事不那么简单，风险很大。任何一个领导都可以说你是站在阶级敌人的立场上说话，是为美蒋特务和地富反坏右辩护。这样吧，让我考虑两天。

两天之后，夏公然对连云山说，我考虑好了，可以反映。你写好内参，我送中央政治局，注意棱角不要太厉害。

90年代，已经在杭州离休的夏公然还记得这回事。

连云山连夜写了4篇宝安县大逃亡的见闻，并且详细介绍了香港是世界第一自由贸易区的特点和其免税政策等等，同时，写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写完，连云山又反反复复地思考送不送。他先悄悄地拿给胡绩伟看。

胡绩伟严肃地思考了良久后说，你自己看着办吧。

连云山知道，胡绩伟当然不能公开表示支持和同意，不反对就很不简单了。

他想，即使豁出性命送，也要争取把风险减到最小。他拿着这4篇沉重的稿子去找夏公然。无论如何，老朋友总不能拿大帽子扣我吧。

夏公然一看，很感动，说中央肯定不完全知道。这事万万不能声张，人多嘴杂，一传就要坏，就送中央政治局的10名正式委员，其余一概不送。

夏公然很快编出清样，让连云山过目。

4篇内参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一、香港的富裕情况。

二、大逃亡的深层原因是多方面的。香港的经济吸引力以及人民的高工资的富裕和物价便宜等等，同我们这边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还有大锅饭等等形成鲜明对比。连云山亲眼目睹的边境人民的苦难和贫穷，跟内地一样几年没吃没喝，家无余钱，无余粮，白薯条子什么的都是吃食。他看到留下的都是走不动的老人，谷仓早已见底，锅里的食物是那边黑夜偷偷送来的。

三、连云山建议划一个地带，大致是沙头角、大鹏湾、蛇口、深圳一线，沿香港九龙纵深的100华里，列为特殊区域，给予各种优惠，争取物价与香港大致相等，取消一切购物券，自由买卖。这样可以收回一批人来。

四、如果不这样，会有如何的趋势，理由以及根据。

这4篇内参送上去了。

接下来连云山开始等待倒霉。

连云山对夏公然说，一有风吹草动马上通知他。他对家属说，我要是身遭不测，你要把孩子带好。但是什么人也没说，也没有批示，也没有批判，也没有戴帽子。是凶是吉呢?不挨整恐怕就是吉了。

一直是沉默，没有人对深圳大逃亡说一句话。

直到半年以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省委召开的一次县委书记会议上，提到《人民日报》有个记者反映的情况是符合实际的，但建议是极其荒谬的。全党要服从中央，你们大家要提高警惕。

连云山往上送内参时就下了决心。他知道他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风险，战争幸存者嘛!至今，他的身上还有好几块弹片呢。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不怕这个，再风险也就那么回事了。

改革开放以后，连云山任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来源：腾讯视频、《党史博览》1998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