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北京正义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审判长威严地告诉工作人员：打开幻灯机。

白色的屏幕上，立即出现了一个老人被揪斗、毒打的情景。人们看清了，这位老人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害致死的部长——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

幻灯片放完了，大厅内又响起了审判长的声音：“江青，这是你诬陷张霖之以后，发生的批斗场面，因此，对于他的死，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承认吗？”

江青从椅子上站起来，努了努嘴唇，什么也没说。

“我再问一遍，你承认对张霖之的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吗？”

审判长说到第三遍时，江青才勉强地点点头。

“你应该明确回答本院提出的问题！”

江青不能再沉默了，她用极低的声音回答道：“我承认，承认对他的死有责任。”

1966年8月，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人们的工作只剩下一个内容：开批判会，写大字报，上街游行。

煤炭部党委也跟随大势，召开民主生活讨论会。张霖之主持会议。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竟被一位发言者指责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张霖之身为部长，不但不带头学好毛主席著作，反而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记得在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前，他说了这样一段恶毒的话——‘第一任皇帝都很厉害，秦始皇是第一任，毛主席也是。’同志们呀！看看吧，这不是赤裸裸的反动言论吗？！”

会后，这位揭发者的发言被整理成文章，起名为“愤怒揭发张霖之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次讲话”。

张霖之气愤至极。这纯粹是诬陷，一个人的自私目的没有满足，就可以堕落到这种地步吗？参加那次会议的全体同志除了他都可以证明，他从未说过这些话！

原来，揭发者是因为没能提职为副部长而诬陷张霖之。

为了保护脾气耿直的张霖之，让他脱离是非的漩涡，他的夫人李蕴华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请求中央允许张霖之到外地休息一段时间。

9月2日，经国务院主管工交口的负责人批准并报请周恩来总理同意，张霖之暂时离职休养。当天，他踏上赴大庆油田的列车。

树欲静而风不止。

“中央文革小组”盯上了张霖之。

1966年11月，“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上，康生手持一大堆材料，说有人揭发张霖之反对毛主席，并肯定地说张霖之是彭真圈子里的核心人物，是彭真的死党。江青、叶群等人也跟着附和，表示同意康生的说法。张霖之的问题就这样简单地被确定下来。

几天后，江青亲自接见北京矿业学院的“群众代表”，她拉着腔调，用不太纯正的普通话煽动他们造反：

“你们刚才问到张霖之，我可以明白地说，他不是我们的人，是彭真的死党，也可以讲是私党，就是亲得很呐！小将们，你们一上阵，真是摧枯拉朽，就可以把他和支持他的中国赫鲁晓夫打倒呀！呵，呵，我们支持你们，不过，我要声明，谁要与我武斗，我一定自卫。我们要把张霖之这些走资派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批得他就像当年的托洛茨基一样臭！”

不久，在大庆的张霖之接到了让他立即返京接受群众教育的电报。

他立即返京，于12月18日傍晚抵达北京站，在此之前，他的家已经被抄，张霖之无家可归，老同事段君毅派出自己的红旗轿车把他接到京西宾馆。

车入长安街，马路两侧的路灯亮了，往前望去，就如一条波光闪烁的长河，但此时的他已无心欣赏京华夜景。

车经过北京饭店前时，他下意识地往左看去，饭店对面的煤炭部大楼上，贴着巨大的标语：“揪回畏罪潜逃的走资派张霖之！”“彻底批判煤炭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真没想到这样，真的忍受不了，一股被侮辱的愤怒之火从他心中升腾，使他难以控制自己，转身握住前往车站接他的妻子的手，眼睛红红地大声说道：“如果不是相信党，相信共产主义，我‘红张’今天就跟他们拼了！”

“红张”，李蕴华闻此一惊，这是丈夫几十年前的称呼呀，怎么也提了起来？

那是抗日年代，华北大平原养育大的张霖之，个子虽然不高但粗壮结实，他终日奔走在田园村庄、青纱帐，太阳和风雨把他的脸庞、胳膊、脊梁、腿脚都变成了黑红色，加上他常用化名，用过几十个，谁也叫不准他，便习惯叫他“红张”，冀南的老百姓这样叫他，伪军衙役也这样称他。

“红张”是张霖之独特性格的反映，是张霖之红色经历的证明。

此时旧话重提，惊住了李蕴华，她赶紧安慰丈夫：“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咬咬牙挺住！”

张霖之知道妻子理解错了，便坦然地摇摇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决不会寻死、自杀，那是见不得人的事，要么就是彻底灰心了。我自己有错误不怕别人批评，也有决心改正。‘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还要努力理解、努力紧跟呢！”

这一夜，气温骤冷，上天好像明白张霖之只有一个自由的夜晚似的，悠悠地飘起了雪花，把大地变成一片洁白。

次日凌晨，张霖之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去北京矿业学院接受“群众的批评教育”。

在矿院一号楼313房间——经济系六四（2）班废弃的学生宿舍里，四个红卫兵的小头头开始审讯他们的部长，之后便监管他的行动。

24日，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北京矿业学院的教学楼前，从车上下来两个身穿草绿色军装的人。顿时，等候的人群中响起阵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中央文革’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口号声，走在前面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声赫赫的戚本禹。

他目不旁视，径直走向会议室主席台中间的软椅：“同志们，我和××同志是奉江青同志之命来的，你们炮轰煤炭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行动好得很！”

等着一阵“欢呼”的声浪退去，他扶扶眼镜接着说：“不过，现在你们的火力还不够，还要集中轰，狠狠地轰。煤炭部在北京饭店对面，那里发生点什么外国人都可以看见。你们搞得热闹了，在那里、在大门口造反，可以震动全世界！”

事隔两天，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的生日。张霖之正在房里认真学习毛主席自“文化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指示。

忽然，门被“嗵”的一声踢开了。一群学生呼啦啦拥了进来，没等他看清那些陌生的面孔，一个黑大个就对准他的腹侧，猛击两拳。随着肋骨的断裂，张霖之两眼生泪，头晕眼黑，应声倒在地上。

他愤怒地抬起头，喝道：“不许胡来，不能武斗！”

话音未落，一个人扑上来，揪着他的头发狠命地拖扯，另一个人把一块写着“彭真死党张霖之”并在上面打着黑叉的大牌子挂在他头上。

混乱中，张霖之的半边头发被连扯带剪地剃光，斑斑血水滴落在胸前的牌子上，染红了上面贴的纸，又滴在眼前的水泥地上。最后，他被押上了楼外的大卡车，开始了第一次游斗。

就在这持续三个小时折磨的同时，煤炭部那个没当上副部长的“老干部”和另外几个人正在策划更大更残忍的迫害。

12月28日，在煤炭部大礼堂举行的批斗会上，这位“革命领导干部”亮相了：“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粗大的喉结在他干瘦的脖颈上上下滚动，“本禹同志的指示，对我们来说是动员令、是催征鼓。我要像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那样，和你们一起冲锋、扔手榴弹——”

“别摆老资格，少废话！快点揭发！”不知是谁在下面高喊。

“是，是，我揭发、揭发！”这个“老干部”擦着瘦脸上的油汗连连应诺。在他的如簧之舌下，一个个“罪名”、一顶顶“帽子”射向张霖之，也增添着受蒙蔽的学生、群众的张狂和怒火。终于，一场丧失理智的人性的悲剧发生了。

下面是当年参加批斗张霖之的人写的日记：

1966年12月28日

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戴×猛扑上前，用力压。接着，又有四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些人拿着一根钉着木牌的棍子插进衣领，张部长拼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顺着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和一群人扭着张的胳膊串过大、小礼堂游斗，后又到院子里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17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1967年1月12日

汾西矿务局的李××来京，还带来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重的铁帽子。

……

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战、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却公然上演着只有蛮荒时代才会出现的惨剧。

此时，张霖之的女儿正设法见他一面，她找到一号楼，老远就听见那边传来一阵阵吆喝声、嘲骂声和口号声。

“是爸爸！”她的心狂跳着，紧走几步来到人群前，突然两脚却像灌了铅似的再也挪不动。

她惊呆了，十几天不见，父亲的形色枯槁憔悴，本来就虚弱的身体在寒风中摇曳。爸爸下身穿的那件黑棉裤，是妈妈为他总跪着挨斗专门做的。因为长，还挽了一截。

“阴阳头”上的一半头发散落在脸上，胸前背后各挂着一块用细铁丝吊着的大木牌。因为重，铁丝已经深深嵌入肉里，周围全是黑紫的血痂，手里还拿着一个代替铜锣的破洗脸盆。她看着看着，一阵昏眩，几乎跌倒。

就在这一瞬间，张霖之麻木、呆滞的眼睛忽然亮了，他认出站在面前的女儿：“非非！是你！”他把手里那张敲破了的洗脸盆猛地掼在地上，两行老泪顺着面颊缓缓流下。

“干什么的，你是他什么人？”几个披着绿大衣的造反派横在两人中间，“不说，就拿这老家伙是问！”皮带飞舞，骂声片片。血丝和着泪水，在父亲脸上划出难看的线条。

“别打了！别打了！我是他的女儿，我是来看看他的。”

“狗崽子！狗崽子！”

“给她学校打电话，把这家伙带走。”

就在造反派打电话的短暂空隙，她从父亲深沉的目光里感到他急于知道外面的一切。

“爸爸，我们都好。您、您还有粮票吗？”

张霖之没有回答，只是低沉地带着微喘说道：“回家告诉你妈妈，我一定革命到底！”

一群人强行把他们扯拽开，她的围巾散落在地上，露出的白皙的脸涨得通红。她奋力扭过头，喊着：“爸爸，我还来看您，还来——”

张霖之咬紧牙沉默着，沉默得像一座活火山，在酝酿着喷发，酝酿着怒吼！这一天整整24小时，他粒米未沾，滴水未进。在敌意、冰冷的盯视下，在芒刺在背、鬼魅缠身般的厚重痛苦中，他在写交代用的白纸前坐了5个多小时，最后端端正正写道：

“我再次申明，说我在党的会议上攻击毛主席的那些话，纯属造谣陷害。你们搞了我这么多天，费了这样大的工夫，给我扣上死党的帽子，可是没有任何事实，今后像这样的逼问，我一律拒绝回答。”

这就是他在被斗毒打52次，关押30多天之后，第一次交出的“坦白”材料！一颗金子似的心，在全身伤痕，衣服、头发、脸上沾满墨汁、血污、痰迹后面，还在顽强地闪光。它足以使所有政治上的懦夫汗颜，甚至两千年前的那位老乡——刺秦王的荆轲也无法比拟。

除了他的妻子儿女之外，这些天来，还有许许多多善良的人在想方设法营救张霖之。从高级干部到伙房大师傅，从左邻右舍到素不相识的煤矿工人。

虽然一次次上告电话被粗暴地回绝挂断，一封封呼救信被“中央文革小组”的信访组扣压，但是人们还在打、在写、在奔走……

然而，谁都没想到，对张霖之部长的迫害，远远超出了挂牌、游街、戴高帽、“喷气式”、辱骂、狂叫。当人们知道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

1967年1月21日晚6时，张霖之瘫倒在床上。这一天，北京矿业学院的造反派举行“庆祝夺权胜利”游行。他，作为俘虏和战利品，举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陪游陪斗6个小时。

此时，他觉得自己已经快油尽灯枯，没有一点气力。忽然，外面一阵纷乱的脚步，看守王××和田××推门侧倚，放进五六个人来，未等老人张口，已被拖到地上，接着又被按跪在一张长方条凳上，脖子上挂上一捆东西。张霖之只觉得沉重无比，汗珠噼里啪啦掉下来。

原来那是一个用褥子裹着的大铁炉。见他颤颤巍巍，暴徒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帮助”他稳住。

王××大声吼：“张霖之，你是不是彭真的死党？”

“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

“你是不是常常深夜到彭真家开会？”

“很少。”

“干什么去了？”

“商量工作。”

“胡说……”

“啪！啪！”王××左右开弓，打得老人嘴里连血带沫子淌下来，舌头都麻了，像棉花瓤子塞在口里。眼角挨了一拳，他一只眼被血糊住，另一只眼大睁着盯着凶手。

“你还敢不老实——”不知是谁，照准凳腿一脚踢去，凳倒人翻。张霖之的头被那个铁炉子掇着，重重磕在水泥地上。

暴徒们又把他揪起来。带着铁卡子的皮带和军用帆布腰带像雨点一样抽落下来，疼痛的抽搐散布到他脸上的每一根筋络，冷汗直冒。但张霖之仍不吭一声。

血，迸溅着，溅到四壁。飞舞的皮带铁头打塌了他的左眉骨，打裂了后脑骨，打碎了衬衣。他下意识地蜷缩着，终于，两眼发黑，又扑倒在地上。

脑子已不太清晰的张霖之只觉得极疲倦，极沉重，渐渐地，一切都模糊了，也难听见抡着皮带的小将们在喊：“看呐！张霖之那副怪样子，装死狗，哈哈！”

他好像睡着了，枯瘦的身体倒伏在地上，脸枕着温热的血，闭上了眼睛……

听到张霖之的死讯，周恩来含泪发表谈话：“我很难过！一个部长，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一个人大代表就这样死了。”

“听说没有？那个黑帮咽气了。”

“张部长不幸遇难，唉——”

“老张死得冤哪！”

“简直没有王法了，这样搞还了得？！”

“死就死呗，这种人多一个不如少一个。”

无数张嘴带着嘲弄的、幸灾乐祸的、悲哀的、愤怒的、痛不欲生的口吻传播着一个消息：张霖之死了！一封封加急电报、一个个长途电话通过万里中继线，询问煤炭部、国务院，询问“中央文革”，要求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准确。

李蕴华和她的子女们是三天后才得到音讯的。天寒地冻，孩子们搀扶着母亲，路途遥遥奔向东郊火葬场。

一位工人告诉他们，三天前矿院造反派把遗体拉来扔下就走了，要不是你们找到这里，再过些时候就火化了。

张克非后来忆及那时的情景，仍肝胆欲裂：“我们见到爸爸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月前，他还笑着鼓励我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文化革命’，现在却孤零零地躺在地上。爸爸赤裸着上身，下身穿着条棉毛裤，光脚，嘴里满是紫色的血块，背上尽是鞭伤、刀痕，头上有几处血洞……他的面容上凝留着愤恨，微张的嘴像在抗议。这是谁专谁的政，谁革谁的命？一个没有倒在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屠刀下的老战士就这样完了。我想不明白，一辈子也想不通！”

当天深夜，全家人蜷缩在几只椅子搭的床上，屋里没有暖气，房间里空荡荡的，更觉得寒气逼人。当远处电报大楼的钟声敲过12点后，扔在屋角的电话忽然响了。

二儿子张世平抓起电话，刚听了一句，就惊讶地跳起来，冲着李蕴华大叫：“妈妈！妈妈！快来呀，是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的！”

全家都呆了，只有泪水像山泉般涌了出来。母亲激动得全身抖动，她几乎是扑在听筒上在捕捉着对方的声音：“李蕴华同志，我是总理秘书周家鼎。总理十分关心霖之同志的问题，指示我们要立即通知公安部，通知谢富治同志。由法医、煤炭部、矿院和家属四方组成调查团，查明霖之同志的死因。他还让我告诉您，要节哀，多保重。”

李蕴华含泪“嗯、嗯”地应着，使劲地点头。也许就在此刻，在她几乎万念俱灰时，周恩来的关怀使她决心要坚强地活下去。

2月17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发表了如下谈话：

“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吗？如果我们这样做，是犯罪的。到现在我都很难过，张霖之一斗十几天、几十天不让回家，多年的老战友嘛！这样下去也是一种残酷斗争。许多中央同志知道后很不安，很难过。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呵！你们难道可以为所欲为吗？”

3月1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接见七个部委的群众组织代表。周恩来含泪发表如下谈话：

“矿院把张霖之同志揪去40多天，为什么不让回家？至少可以先回国务院嘛。今天我看见了钟子云（当时任煤炭部副部长，曾与张一同关押），看不见张霖之，他已经化成灰了，我很难过！他失掉人身自由40多天，这样的拘留是违法的。一个部长，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一个人大代表就这样死了，就是对一个同学也不能这样！”

说到这里，周恩来声音有些哽咽，“现在，让我怎么向党中央、向毛主席交代？”

3月11日，周恩来在一次更大规模的会上又说：“小将们，不要以为只有你们自己是革命的，我们许多老同志一样是赤胆忠心的。只要祖国人民一声召唤，他们照样会走上前线，血洒疆场的！可是，你们却不让他们革命，揪斗他们。像张霖之同志，还被摧残死了！”

张霖之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蒙难的部长，他的死，给所有正直、善良的人敲了警钟。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不久就通知各部委，主要负责人立即搬进中南海这块唯一的“净土”，如果要与群众见面，必须事先通知，得到批准才行，时间不许超过两小时。这项规定后来成了许多老同志的保护符。

张霖之（1908—1967），原名张福筠。男，河北省南宫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南宫县特支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南宫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直南特委民运部部长、直南特委书记等职，参与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直南农民武装暴动。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鲁西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冀鲁豫中央分局委员、民运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兼冀鲁豫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参与领导巩固和发展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苏振华、杨得志等同志一起，在环境严重恶化的情况下，带领冀鲁豫边区广大人民坚持斗争，渡过了难关。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政治委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副政治委员、南京市副市长等职。参加了出击陇海路、滑县、淮海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重庆市第二书记、书记，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电机制造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等职。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在"文革"中张霖之无端蒙冤，于1967年含冤去世，终年59岁。1992年他被平反昭雪，追认为烈士。

摘自《中南海风云人物沉浮录》作者：顾保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