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邦媛
林海音在一九四八年由她的第二故乡北平回到光复后的台湾。当那艘只有几百吨的船驶入青山环绕的基隆港时，她的心中必有一种与同船旅客不同的强烈的感动。因为她是回到父母生长的故乡来了。
她在《绿藻与咸蛋》小说集的序里说：“我几乎是从上了岸起，就先找报纸杂志看，就先弄个破书桌开始写作。”在这个书桌上开始了一个文人最丰富的一生。她不仅写下了多篇必能传世的小说和散文，也曾成功地主编《联合报》副刊十年，提升了文艺副刊的水准与地位，更进而自己创办纯文学出版社，发掘、鼓励了无数的青年作家。
林海音作品中所呈现的是一个安定的、正常的、政治不挂帅的社会心态。她的小说集《城南旧事》《烛芯》和《婚姻的故事》中多篇是追忆她童年居住北平城南的景色和人物。其中如《惠安馆》和《驴打滚儿》等篇，虽是透过童稚的眼睛看大人的世界，却更启人深思。由于孩子不诠释，不评判，故事中的人物能以自然、真实的面貌出现，扮演他们自己喜怒哀乐的一生。《金鲤鱼的百裥裙》和《烛》进一层探讨女子在不合理的婚姻中抑郁终生的悲剧。她的长篇小说《晓云》写的是台湾的一个自主自立的现代女子，“暗中摸索”人生与爱情。作者常用近似意识流的自叙法和象征性手法，故事的发展和她内心的困惑有平衡的交代。文字风格的超逸，给全书抒情诗的情调。晓云的处境引起的同情反而多于道德的评判了。
在这本短篇小说集里，《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和《驴打滚儿》四篇都可以单独存在，它们都自有完整的世界。但是加上了前面一篇和后面一篇，全书应作一本长篇小说看。作者自己在《冬阳 童年 骆驼队》一文中即说：“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是有连贯性的。”读完全书后，我们看出不仅全书故事有连贯性，时间、空间、人物的造型、叙述的风格全都有连贯性。
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是英子。时间是一九二三年开始。英子由一个七岁的小女孩长大到十三岁。书中故事的发展循着英子的观点转变。故事虽是全书骨骼，她的观察却给它血肉。英子原是个懵懂好奇的旁观者，观看着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直到爸爸病故，她的童年随之结束，她的旁观者身份也至此结束，在十三岁的年纪“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子该负的责任”。人生的段落切割得如此仓猝，更衬托出无忧无虑的童年欢乐的短暂可贵。但是童年是不易写的主题。由于儿童对人生认识有限，童年的回忆容易陷入情感丰富而内容贫乏的困境。林海音能够成功地写下她的童年且使之永恒，是由于她选材和叙述有极高的契合。
偌大的北平城，跨越了极深广的时空的古城，在一个孩子的印象里却只展示了它亲切的一角——城南的一些街巷，不是旧日京华的遗迹，却是生生不息的现实生活，活得热热闹闹的。英子的家已经有了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胡同口还有“惠安馆”中的疯姑娘和苦命的妞儿。她们传奇性的结局是故事，但是却不是阴暗的故事。作者将英子眼中的城南风光均匀地穿插在叙述之间，给全书一种诗意。读后的整体印象中，好似那座城和那个时代扮演着比人物更重的角色。不是冷峻的历史角色，而是一种亲切的、包容的角色。《城南旧事》若脱离了这样的时空观念，就无法留下永恒的价值了。读者第一遍也许只看故事，再回头看看，会发现字里行间另有系人心处。林海音的文笔最善写动作和声音，而她又从不滥用渲染，不多用长句，淡淡几笔，情景立现。因此看似简单的回忆，却能深深地感动人。有了这样的核心，这些童年的旧事可以移植到其他非特定的时空里去，成为许多人共同的回忆了。
作者对声音的敏锐反应延长到她对语言的敏感。和一切在北平城里长大的人一样，英子常常批评外地人的北京话。譬如她说来自台湾的父亲将惠安馆读作“飞安馆”，母亲读作“灰娃馆”，而来自河北顺义县的宋妈读成“惠难馆”。她的母亲教她数数目，准备上小学：“听我给你算，二俗，二俗录一，二俗录二，二俗录三……”她与家人大笑起来，说：“妈，你的北京话，我饭都吃不下了，二十，不是二俗；……”又如她先说，“妈的北京话说得这么流利了”，接着说：“但是，我笑了：‘妈，是傻丫头，傻，ㄕㄚ傻，不是ㄙㄚ洒。我的洒妈妈！’”这样的例子甚多，它们给叙述增添了极生动的情趣，因此即使是悲苦的故事也得免于灰黯。这原是孩子眼中的世界，它自有一份掩不住的生机，林海音用文字呈现了散文诗的节奏。
书中人物除了英子的双亲之外，与她童年欢乐的记忆有最密切关连的要算宋妈了。在各篇中宋妈可说是无处不在，无疑地也是读者印象中最难忘的人物。这位命运凄苦的卑微人物，在英子的回忆中自有她的智慧和尊严。作者在讲别人的故事时常常会插上一段描写宋妈的文字。这些片段连缀起来合成一幅鲜明的画像——不仅是宋妈的画像，也可说是那个时代北方乡村妇女的典型了。她被生活所迫来到英子家中帮佣，但是主仆关系之外渐渐发展出一种朋友的关系。她不仅直接分享这家人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也常常是英子的人生课程的启蒙师。她淳朴简单的智慧时时是童騃的英子与现实世界的一座稳妥可靠的桥。《驴打滚儿》一篇给宋妈的画像生命，也是全书最有力量的一篇短篇小说。
林海音在台湾开始写作的年代（一九五一年前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还没有影响中国作家。至少像结构主义等还没有今日响亮。但是成功的作品自有它完整的结构，让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各就其位，整体综合再显现出全篇的主题。《驴打滚儿》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表面上它几乎没有紧凑的情节。但是在这个九岁的女孩——英子眼中看到的小世界后面却是一个悲惨的大世界。从头到尾作者不曾逾越这个孩子有限的观察。她的天地几乎是局限在五十年前北平城里的一个四合院里，院子里住着的是她和乐温饱的一家人。家就该是这个样子，她弟弟的奶妈——宋妈是个会讲乡村故事、会纳布鞋底子、会抱着她妹妹唱儿歌——“鸡蛋鸡蛋壳壳儿，里头坐个哥哥儿……”——的人，与她们生活息息相关。英子看不到，也想象不到宋妈夫离子散的家庭。更不用提人生更多悲凄割舍了。她只知道宋妈为了“一个月四块钱，两付银首饰，四季衣裳，一床新铺盖”到她家帮佣，一做四年。宋妈和她那“黄板儿牙”的丈夫那时大约都不到三十岁，却给人一种苍老的感觉。每次这个男人牵着驴来的时候，故事的发展就升高一层。这匹愚钝固执的牲口成了贯穿全局的象征。四年前宋妈刚来时，这头驴首次出现，然后每年来两次，都被拴在院子里，“满地打滚儿，爸爸种的花草，又要被糟践了。”
驴子每次的出现不仅是作情节的连系，也衬托乃至增强了人物的造型。宋妈的丈夫又来的时候，终于说出了家中真相——宋妈日夜挂念的儿子小栓子早已在河里淹死了。那个出生连名字都没有的“丫头”，在抱离母怀当天，还没出城门就送给了不相识的人！当宋妈悲泣时，这头驴子在吃干草，“鼻子一抽一抽的，大黄牙齿露着。怪不得，奶妈的丈夫像谁来着，原来是它！宋妈为什么嫁给黄板儿牙，这蠢驴！”很明显的，在小女孩的眼中，驴与宋妈的丈夫的形象已经合而为一。这个典型的“没有出息”的失败者与他的驴是分不开的。他每次来都赶着驴穿过几十里的黄土地。蓝布的半截褂子上蒙了一层黄土。这黄土是北方干旱的原野上长年吹着的风沙，是大自然胜利的见证，也是质朴愚騃的农民终岁劳苦奔波于生计的场所。
如果不穿透作者故意布下的童稚的迷茫，《驴打滚儿》似乎有些诗意的情调。这篇“城南旧事”和许多童年美好的回忆一样，已在遥隔的时空里滤掉了许多愁苦，只剩下笑泪难分的怀念。只是宋妈和与她命运相同的女子不允许我们忽视现实。不仅那黄板儿牙的男人和驴子满身尘沙，作为故事题目《驴打滚儿》的小点心也是带着卑微但却亲切色彩的乡下食物，用世代相传的土法蒸的黄褐色的小圆饼，在绿豆粉里滚一滚，也就是尘土色了。宋妈把英子带出她舒适的小院子去找寻丫头子。在古城尘土覆盖的街巷中走着，吃几个这种尘土色的驴打滚儿小饼，继续穿街走巷找寻那个没名没姓的骨肉。这一场无望的挣扎，注定了要失败的。寻觅无望之后，英子的小世界有了显著的变化：宋妈不再讲小栓子放牛的故事了，儿歌也不唱了。以前她把思子之情灌注在纳得厚厚的鞋底上，好似祝祷儿子能稳稳地站在无母的岁月里等她回去团聚。如今“她总是把手上的银镯子转来转去的呆看着，没有一句话”。
故事的结束可以说是传统式的，宋妈终于跟她的丈夫回乡去了。她希望再生孩子。小栓子和“丫头”也许是命中与她无缘，因为中国在世世代代的希望幻灭之后，不得不将生死聚散归为缘分。如同英子的母亲说的，“是儿不死，是财不散。”宋妈对命运最大的挑战大概就是再生些儿子吧？她骑驴上路的时候，“驴脖子上套了一串小铃铛，在雪后新清的空气里，响得真好听。”这是第一次有欢愉的事与这头驴有关连。也许小女孩只在想宋妈不久即将再生可爱的小孩，所以铃铛响得好听。实际上，宋妈的困境并未结束。但是人活着总得有份希望，即使是那头驴灰扑扑的脖子也挂了一串铃铛。在生活的实际奋斗中，绝望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林海音在“后记”中说：“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的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亲爱的爸爸也去了。”宋妈这样地离去，是悲是喜，似非英子所能理解，但是书中因为有了宋妈和她的故事，而加添了多层的深度。《城南旧事》在英子的欢乐童年和宋妈的悲苦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掩卷之际，读者会想，“看哪，这就是人生的最简朴的写实，它在暴行、罪恶和污秽占满文学篇幅之前，抢救了许多我们必须保存的东西。”
一九八三年六月
转自|现当代文学
来源|林海音《城南旧事》延伸阅读，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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