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先讲一讲我所接触的王洪文，我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大乱的时候认识的，具体日子是一九六六　年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接触王洪文，感觉到他是一个复员军人的形象，他喜欢穿军装，那时是冬天，棉的绿军装已经洗得发白了，戴了一顶翻上去的海虎绒帽子，前面佩一个毛泽东像章，他一口东北普通话，上海话说起来不灵光，偶而能说出一两句，但一般都说东北普通话，还带有很重的鼻音，他说他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人，他一九三五年出生，比我小两岁，童年比较苦，家里又种地，又放猪，东北的猪要放养的，要人赶，还要放马。他小学没念完，文化不是很高。小时候在吉林到处流浪，他说解放前有段时间在东北看到“老毛子”(东北人称苏联人为“老毛子”），看到他们到一个饺子摊上买饺子，没东西盛，就把帽子拿下来，叫人家把饺子往帽子里装，我们只能在旁边看，解放以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在东北参军，他老是说，我跟你们，特别是跟你老徐，不是一路的。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老徐啊，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是放猪的，我是放牛的，你是知识分子。”他是酒后吐真言，因为他心里老是感到与我不是一路人。

王洪文参军后在浙江湖州二十七军军部里当通讯员，所以他当时跟原二十七军军长，内蒙军区司令尤太忠很熟，尤太忠看见他就喊“小王，小王“。后来，随二十七军到朝鲜去抗美援朝，先当警卫员，后来又当通讯员。这个人胆子很大，他说他当通讯员的时候，到前线去送信，炮火运天，跑得累了，就拉两个死人垫在屁股下面坐着，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往前赶路。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有点儿资格的，但在部队里什么也得不到提拔，回国后，部队成立军乐队，他要求去，被批准了。我问他做什么?他说吹黑管。我现在看遍王洪文所有的传记，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我说你吹黑管，怎么吹的?因为觉得他对音乐没什么特殊爱好，他说我也不懂什么乐谱，反正在里面瞎吹吹;那时解放军戴船帽，他一天到晚吊儿郎当地把帽子扔来扔去。在军乐队里，他得到一个副排级的待遇，后来就从军乐队吹黑管的位置上复员。他在部队里入党，由于没有什么大的培养前途，所以复员到国棉十七厂当了保全工，他告诉我，当时人家都叫他们“小加油”，因为要在各个纺车上加油。

王洪文那时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里，我问他礼拜天是怎么过的?他说：“啊哟，无聊，过礼拜天，我经常到市里来玩。”当时住在杨树浦的人把上海市中心叫“市里”的。“回厂的时候买六瓶啤酒，左面胳肢窝夹两瓶，右面胳肢窝夹两瓶、手里再拿两瓶，拿好六瓶啤酒后，从外滩搭六路有轨电车，―面乘车，—面喝啤酒，电车‘框当’、‘框当’开到杨树浦，六瓶啤酒统统喝光。”他后来的酗酒与这种习惯有关系。当时一个青工住在厂里，星期天就那么无聊地过。王洪文在厂里的工资一直比较低，后来调到保卫科才提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才六十八块钱，他用钱很厉害，没积蓄也没有房子，要找对象很困难。

五十年代末期，王洪文认识了崔根娣。崔根娣是上棉十七厂托儿所的保育员，是临时工，但她的家庭条件比王洪文好，她从小被一对老工人夫妇领养，养父养母在定海路桥有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王洪文觉得崔根娣条件不错，追求了她以后就结婚了。婚后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文革开始后，王洪文在厂里贴了四淸工作队和党委的大字报，成为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我在与他的接触过程中，感到他一方面批判别人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等级观念，但是他自己又追求这些东西。刚开始穿旧棉军装，后来一夺权，就开始排场起来，一身一身地换新军装，都是向部队里去要来的，他还向部队要牛皮皮鞋，要大衣，而且一定口袋上有盖的代表干部身份的长大衣，顶在肩膀上面。 

他对于哪一级干部可以住什么房子，用什么车，非常注意。开始说是因为安全问题，从定海路搬出来，换了几个地方。但后来他就开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就搬过三个地方：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里，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层楼的公寓，每一层楼有两套住房，一套是办公室，一套作为居住用，一套里有两室两厅，过去是给市委常委住的。王洪文住进公寓后，看见前面有一排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独立的院子，种着果树，很考究。这些房子过去是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住的，后来马天水、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里。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面小洋房里去住了。住了小洋房以后，他又不满足，一套不够，弄了两套。当了中央副主席后，尽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来住，他又感到住在那里不够气派，又搬到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房。那个洋房很考究，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从荣昌路独立进出，二楼有秘密房间，看是一面穿衣镜，打开是一个暗道，从暗道走进去，里面有几间秘密房间，这说明随着地位的上升，他对物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一九七五年，他索性连康平路院子里的大洋房也不愿意住了，回到上海，搬进东湖路七号，即现在东湖路、淮海路口转角的一个大院子，进面有游泳池、网球场。住下后不久，他又让市委招待处写了一份报告，要把东湖电影院划进去，归他个人看电影享用。当时我感到这个要求太过分了，一面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面他又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资产阶级法权。我找了一个理由，对马天水说东湖电影院是解放前就有的，在上海有很长的历史，圈进去是不是妥当?因为我提了意见，这事情才搁下来了。 

王洪文还很喜欢玩汽车，他在上海有六辆车，还不包括保卫他的用车;一辆是三排座的大红旗高级小轿车，车里有恒温设备，驾驶座和后座之间有块玻璃，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一辆是西德的奔驰，他日常用的;一辆是上海牌轿车，下基层时装装样子的;一辆是伏特加，一辆是北京吉普，这两辆车是帮他拿信件或运东西时用的，有时打猎也用北京吉普;他还搞了一辆特制的防弹轿车，玻璃是几英寸厚的防弹玻璃，车身是防爆钢板，非常重，他们把车开到靶场，用机枪、、步枪打，用手榴弹炸，都打不穿。他到北京去，就把这辆防弹轿车锁在车库里，从北京回上海后又用。 

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欢喝酒。当时地方上比较严格，即使在宾馆，喝酒也要自已掏钱的，怎么办呢?他经常到部队去，专门找部队的军长、师长，副司令喝，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林彪事件以后，王洪文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区政委，到杭州去处理有关案件，变得更加趾高气扬，整天处在各种宴请的包围之中，贪杯嗜饮，变本加厉，我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只见他一天四顿酒，连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有时人喝得糊里胡涂，舌头大大的，说话也不清楚，等他淸醒的时候，就热衷于外出打猎，当时写作组的王知常，作为他的随员跟去杭州，帮他整理项目材料，跟了两个月，眼看王洪文的这等表演，心中存气，私底下写了一首打油诗：

上海都督西湖游，

商宾良朋欢腾座，

深山猎兔驱快车，

胡涂官司君休问，

上车莫忘鸡和狗。

到北京以后，由于工资没有增加，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经马天水批准，每个季度给王洪文送几百块钱，那时已经算很多了。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我看到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拿了几箱白沙酒送给他，这算是白喝的，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钱，结果他想出一个办法，到人民大会堂去买剩下的国宴酒。当时，国宴结束后，把瓶中剩下的干净的茅台酒并在一起，重新装瓶后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很便宜，王洪文不止一次两次的去买那种酒，买了许多，人家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对他就很有意见：“没门。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 

文革期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女）都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们都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简称“康办”）。1973年，王洪文当选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970年以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家属住在上海康平路大院里。上海市的工作一度交给王洪文主持，他便从公寓楼搬进了南面的花园洋房里，占用了两套住宅，住宅的前面，是一片较大的花园；住宅的后面，有一条可以贯通全院的柏油小路，越过小路，横穿草地，就可以到达姚文元家属以及徐景贤家和王秀珍所住的公寓；而王洪文的左邻右舍，则是张春桥和马天水等人的家。 

就在王洪文搬进花园洋房以后不久，南京军区的一位领导送给他一条纯种的德国狼狗。王洪文很疼爱它，一有空就把它抱在怀里，给它取名叫“马林”。王洪文有两个儿子，当时正在念小学，王秀珍给他个起了两个外号──“大呆瓜”和“小呆瓜”。毎天一放学，两个“呆瓜”就牵着小狼狗马林满院子奔跑。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这条狼狗迅速地长大起来，昂起了头，足足有半人高，它长得越来越像一条狼，呲牙咧嘴，伸着血红的舌头，阴森可怕。 

狼狗马林长得快，食量也大了，一天得吃好几斤牛肉。王洪文每月68元的工资，怎么养得起？那就找个借口：狼狗既然是保卫王洪文的，它的供给关系就隶属于市委警卫处。警卫处的头头为了巴结讨好王洪文，每天就由穿军装的警卫员送牛肉等去王洪文家给“马林”吃。 

“马林”这条狼狗对于王洪文一家人，摇尾乞怜、俯首贴耳。可见了别的人，它却凶相毕露，它总要冲上去威吓一番。王洪文的住宅后面，是市委机关和行政，后勤人员的工作室，这里进进出出的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不少，他们经常受到狼狗马林的威胁，大家的心里很恼火，可是谁都敢怒而不敢言。 

每天上班、上学去的时候，或是下班，放学回家的路上，大院中的孩子们往往就和狼狗马林“遭遇”上了。那条狼狗看见女孩子们好欺负，老远的就狂叫着扑过来，直吓得女孩子们尖声嚎叫，四散奔逃；姚文元的女儿和徐景贤的女儿几次被狼狗马林吓得哭了起来。 

大院里的工作人员和家属们对王洪文家养一条恶犬都有意见。康平路办公室也好，市委警卫处也好，多次听到工作人员及家属们对养狗的反映，但是因为王洪文不松口，那条狼狗就照样在大院里四处横行。 

直到有一天，差一点出事，才开始研究对狼狗马林的处理问题。那一天早晨，姚文元的妻子金英拎了包准备去上班，刚步下楼梯，走出大门，狼狗马林就突然从远处恶狠狠朝她猛扑过来。金英猝不及防，她本来就有心脏病，经这样一吓，差一点昏过去…… 

凶恶的马林这一次终于激起了众怒，而且惊吓的是姚文元的妻子，真要吓坏了谁来担当这个责任？院子里的各家各户都强烈要求市委警卫处赶快把狼狗送走，正好在这节骨眼上，王洪文要去北京，狗的主人走了，狗的靠山没了，它就不能再肆意逞凶了。于是，大家开始出主意，给马林安排一条出路：有人主张把狼狗送回部队去，有人建议将它送给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作动物试验，也有人在背后发牢騒，说不如把狼狗宰了倒可以享用一顿喷香肥美的狗肉。 

正当恶狗面临厄运的时候，上海市委书记王秀珍出来发布“指示”，让把马林“送给上海西郊公园，好好养起来供人参观”，警卫处头头立即行动，派了专门的警卫员开了专车把马林送到了西郊公园，毎天供应几斤新鲜牛肉，还筑了像模像样的狗窝，让狼狗在那里过上了养尊处优的生活…… 

几个月以后，王秀珍忽然提出：送到西郊公园去的狼狗马林，不知道养得怎么样了，她要亲自去看看，也好向王洪文有个交代。 

选了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王秀珍穿上她到阿尔巴尼亚访问时做的一身毛料衣服，带上王洪文的几“小兄弟”，由警卫处头头陪同，开了几辆轿车直驰西郊公园而去…… 

一场“探望”狼狗的活剧演完以后，王秀珍从西郊公园回来，用她那高八度的尖嗓子直嚷嚷：“徐景贤们到西郊公园去看过马林了，那狗长得又肥又大，真神气。它还认识徐景贤，可讨人喜欢啦！” 

远在北京的王洪文，通过红色保密电话得知了这样的“喜讯”，高兴地笑了。 

“打狗要看主人面”，反过来的道理也是一样：“敬狗为了孝主人”。 

狼狗马林在西郊公园一住几年，谁也不敢动它一根毫毛。直到“四人帮”覆灭以后，动物园的饲养工人们怒不可遏，立即动手把它宰了，大啖了一顿狗肉，才算解了心头之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