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超丨剪贴的技艺——评中华书局版《中国雕板源流考汇刊》

学术   2024-10-19 08:45   山东  


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一书,是讨论版刻印书诸方面的简明印刷史著述。虽然今人对该书的体系及资料完备程度颇有微词,但它在中国雕版印刷史研究上的开创之功毋庸置疑。今人对印刷史各方面的讨论,仍不出其所列之大纲,只是在史料与实物上取得新的突破。中华书局版《中国雕板源流考汇刊》,是不同版本《中国雕板源流考》的汇编整理之作,其价值是挖掘了该书的稿本与连载本,让原本孤立、平面的《中国雕板源流考》一书,本身就成了书籍流变的考察对象。不过在三种不同版本的产生时间及编排前后的问题上,笔者与整理者有不同的看法。此外作为整理本,少量校勘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一并提出,以就教方家。

孙毓修;雕版印刷;书评

韩超,南京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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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雕版印书在五代虽已较为成熟,但真正具有版本学意义的活动,直到明代中期以后才逐步产生、成熟。而作为纯粹技术性的版刻印书,更是由于重道轻技的传统思想,在历史上较少有专门的著作来记述。我们会发现,相对完整一些的论述,如《梦溪笔谈》《农书》《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等,都是关于活字印刷的。也就是说,活字印刷在雕版印刷的大环境下是特殊的,因此才被记录下来。直到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的出现,中国才可以说有了一部较为完整的、讨论版刻印书诸方面的简明印刷史著述。

《中国雕板源流考》(以下简称“刊本”),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文艺丛刻乙集”,署名“留庵”。而在此前,商务印书馆已在《图书汇报》(1913年第19期起)连载,书名为《中国雕版印书源流考》(以下简称“连载本”)。同时,在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小渌天丛抄》中,有一种《雕板印书考》,与上述二书关系密切。《中国雕板源流考汇刊》(叶新、郑凌峰、樊颖整理,中华书局2023年7月出版,以下简称《汇刊》)正是以上三书的汇编整理之作。孙毓修(1871—1923),字星如,一字恂如,号留庵,室名小渌天(小绿天),江苏梁溪(今属无锡)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参与《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初编》等影印丛书的编印工作。孙氏精于版本目录,亦以版本目录学家自视,曾与之共事的茅盾回忆:“他不问我对翻译感兴趣否,也不谈合译什么,却自我介绍道:‘我是版本目录学家,专门为涵芬楼(编译所的图书馆)鉴别版本真伪,收购真正善本。’”除了帮助商务印书馆鉴定、收购善本,孙氏本人也是民国藏书家中的佼佼者,其小渌天藏书颇为时人所重。但孙氏真正刊印的版本目录方面著作并不多,除了《中国雕板源流考》,其他基本都是以稿本形式藏于箧中,以致很多人并不了解孙氏在这方面的成绩。谢国桢在20世纪80年代撰文道:“还有他(指张元济)的好友孙毓修,精于版本目录,著有《中国雕版源流考》,他藏书的斋名叫‘小渌天’。在上海,我买他的明版《盐铁论》,书店里的人连‘小渌天’的名字也早就遗忘了。”即便是《中国雕板源流考》本身,也多被学者批评,如王绍曾云:“留庵所著,有《中国雕板源流考》,其书疏琐无统,未能称是。”这也使得此书在1949年以后久未再版。

学者对此书的诟病,大概集中在两方面:一为琐碎,二是漏略。但这两点问题并不根本,也不能抹杀《中国雕板源流考》在中国印刷史研究上的价值。首先,孙氏此书本就以连缀史料、间下按断为撰作体例,在编排形式上突出的是史料本身。这对雕版印刷起源的考辨其实是很有意义的,直到现在我们去探讨这个问题时,其方法之一就是比勘史料,且其核心的传世史料大概也没有超越孙氏太多。同时,孙氏也不是毫无系统地罗列史料,虽未能像现代著作般结构严谨,但也能看出其在努力构建“版刻印刷史”,已分别从机构、工艺、装帧、价格、物料等予以考察。其次,学者一般将此书与同时期的叶德辉《书林清话》对比,认为其史料的完备程度未及叶氏,论述也相对简单。诚然,叶氏稽求的广博是孙氏无法比拟的,因此《书林清话》如今仍是考求版本者案头的必备工具书,而孙氏之书则鲜有查检者。不过,仅以资料来说,孙氏虽量不多,但要说明其问题的核心史料多已涉及,且仍有部分史料是叶氏未能及者。因此,我们不能仅从资料多寡来看待两书价值的高低。就像整理者所言,两书的“差异似更在于各自的问题意识不同,问题意识的不同自然会使一部著作具备独特的学术价值”(前页15),而《中国雕板源流考》正具备与《书林清话》“版本史”不同的“印刷史”特点。此外,民国诸多史学著作多征引此书,也可见其在当时影响颇广。如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吕思勉《中国通史》等,在关于中国雕版印刷史的相关章节多有征引,或直接缩略改写。这也侧面反映出《中国雕板源流考》的定位与《书林清话》有异。同时也提醒我们,一部简明的、相对通俗的,又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书籍,对于学问传播与引发讨论的重要性。

《中国雕板源流考》充分体现了剪贴的技艺,也就是通过史料的编排,使史料本身体现出问题与价值。所以资料本身的可靠性,决定了结论的正确性,促进推论走向历史的真相。在这一点上,孙氏犯了顾炎武所谓“买旧钱”的毛病,其对资料本身的溯源、辨析有所不足。如论雕版印刷的起源,孙氏根据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所记“大随永陀罗尼”,武断地认为“隋有雕板,至此乃碻然可信”。实际上,罗氏所记有误,而孙氏分析判断不足。此经名当作“大随求陀罗尼”,罗振玉在《东方杂志》第6卷11、12期《莫高窟石室秘录》中已经订正。《东方杂志》是孙氏供职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孙氏既引《阿毗达磨大毗婆娑论》(见《莫高窟石室秘录》),则当见罗氏订正之说。所以,根本原因不是“永”字或“求”字讹误的问题,而是孙氏对此则材料及其经名意义缺乏判断。故在稿本“雕版之始”一节中,孙氏圈去了“永”字,径以“大隋”为朝代名,而定其经名为相对不让人费解的“陀罗尼本经”。除了“买旧钱”,孙氏的另一问题是“缺实物”。如“纸”一节,其转引《艺风藏书记》卷六著录《李长吉歌诗》条,列举《制书雅意》四条。实际《制书雅意》共有五条,此后孙氏于江南图书馆得见原书,于《江南阅书记》中录下五条。我们发现,现代学术界对于雕版源流的讨论,正是通过这两方面的不断精进而取得新的成绩的,而其基础则与孙氏排比核心史料是一致的。

《汇刊》以《中国雕板源流考》为中心,将连载本、稿本并刊本汇编整理,动态地呈现了《中国雕板源流考》的成书过程。同时附《藏书丛话》第一册、《翻版牓文》两种孙氏辑录文献,又附孙氏撰《世界怪物之发明及其进步》、胡道静《重印〈中国雕板源流考〉题跋》,可以说多角度地体现了孙氏的雕版印刷研究。书前更有《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述略》一文,包含了整理者对《中国雕板源流考》的最新研究与评价,说明了整理底本与原则。对于《中国雕板源流考》这部小册子来说,此次整理应该是相对全面且具有参考价值的。

作为一部整理汇编之作,首要的任务自然是选好底本,并选择恰当的整理形式;其次是考量文本编排的顺序;再次则是做好文字的校勘工作。三种书中,仅《中国雕板源流考》有不同版本,整理者选择1918年初印本是正确的,并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理中因调整格式而有失底本原貌的问题进行了纠正。《汇刊》的重要贡献在于挖掘了稿本与连载本,让原本孤立、平面的《中国雕板源流考》一书,本身就成了书籍流变的考察对象。不过,对于《汇刊》中三书排列顺序的考量,笔者与整理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汇刊》各本的排列顺序,是以整理者判断的成书先后为依据的(即稿本在前,是刊本的初稿;在稿本与刊本之间,又以连载的形式发表过),这样做也能看出文本的发展、变化,是合理的。整理者在《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述略》中指出:“书中(指稿本)称清朝为‘国朝’‘本朝’,盖属稿于清季孙毓修初入商务印书馆时,又稿本已言及敦煌石室发现所谓‘太平兴国五年翻雕大隋《永陀罗尼本经》’(盖引自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原载于《东方杂志》1909年第10期),则稿本当撰于1909—1911年前后。”并引乐怡《孙毓修版本目录学著述研究》,提出稿本“论述唐人雕板时已述及《开元杂报》,是前者为后者之初稿殆无疑义”。然细绎《汇刊》,发现稿本中仅一次称“本朝”者,可与所谓“时代”相联系,即“本朝《四库全书》”。其余如“自本朝定鼎”本自《善本书室藏书志》,“国朝淳化中”则是宋朝,余则无“本朝”“国朝”之称。退一步讲,即使孙氏在稿本中称清为“本朝”“国朝”,仍不能据此就将撰作时间划定在民国以前。至于后一证据,笔者以为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也就是根据征引材料首次提出(或发现)的时间,以及作者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来考察作者能够使用相关材料或具有某种理念的时间,进而确定作者创作的时间。不过据这一思路,笔者得出的看法却不一样。稿本“雕版之始”中与《开元杂报》并引,且同样具有证据价值的“日本所藏永徽六年《阿毗达磨大毗婆娑论》刻本”(页5),不见于连载本,但见于刊本(页119)。又稿本“辽世版本”中引《龙龛手鉴》,有按语云:“元书作《龙龛手镜》,此本避讳作‘鉴’,已是宋人翻本,安得云辽版耶?则辽板诚不得也。”(页21)刊本也提了同样的观点(页128)。可连载本说:“此书虽非官本,以辽世官私刻本,流存至希,故附于此。”(页49)显然还没有认识到该书是宋人翻刻。这两条材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对于论述雕版源流有不可忽视的价值的。孙氏既然在稿本中已经引用了,为什么要在连载本中删除呢?因此,整理者“在稿本和刊本之间,还有一个连载本”(前页6)的论点,似乎也就缺乏更为坚实的证据。此外,从文字的讹误方面,也可以考察其成稿先后,以及各本之间的关系。如连载本“上谓(周)〔秦〕益公曰”(页48),此段文字出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朱彝尊《经义考》引之,皆作“秦益公”(即秦桧),整理者据相关材料改正。刊本“官本”一节亦引此段(页127),并说明出自《朝野杂记》,其误与连载本同。可是,稿本“宋监版本”一节引此不误(页10)。如果稿本是刊本的初稿,连载本是稿本与刊本的中间本,那么何以原本不误之字,接连两次在后稿中有误。其合理的解释是,刊本是根据连载本进行调整的一种本子,连载本的讹误大多也被刊本相承。稿本作为孙氏未刊稿,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初稿,至少它的初创可能不早于连载本。同时,稿本是一部在不断改进的作品,尚未形成定本,如稿本原有“唐人版本”一节,后来被删去(图1)。其中的某些修改,甚至已在刊本之后。如“云是唐人雕本”,孙氏改作“尚是唐人雕本”(图2),刊本则与未改时相同。整理本文字都据修改后文字而定,这或许是限于读本不能作烦琐校注的缘故,但也就丧失了稿本的许多信息。

图1

图2

综上,从其撰作体例及材料取舍等方面看,笔者更愿意将之视为一部正在创作中的雕版印刷史著作,而不是“资料长编”(前页5)。它的创作,可能贯穿在孙氏撰写《中国雕板源流考》的过程中,也可能在这之后。如果笔者的推测成立,那么我们在看待连载本、刊本、稿本之间的结构调整时,也就可以有一番新的体会。如“监本”“官本”,连载本分为两节,将官本与书塾本并列。整理者认为“官司刻书,亦多为秘监颁行,故虽各有侧重,而强分监本、官本两造,终为不宜”(前页8)。所以刊本则取消了“监本”标题,以官本与家塾本分列,监本内容与官本合并。从连载本到刊本的变化,整理者的观点是可取的。但若将稿本视为一种在不断改进的作品,笔者认为还可以有新的解释。连载本云:“监中墨简,始于长兴,历朝皆仿其故事。宋朝称监,金称弘文院,辽称秘书监,元称编修所、秘书监、兴文署,明称南北监、经厂,清称武英殿、古香斋,其为御府所刻,则一也。”(页42)刊本说:“监中墨简,始于长兴,历朝皆仿其故事。盖以颁一朝之定本,而杜虚造之弊也。……按此例元世犹然,其用意甚善。”(页120)连载本将宋世之监与后世中央校印书机构并看,认为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其为御府所刻则一也”。而刊本理解了宋世监本乃“颁一朝之定本”,这种功能到元代以后逐渐消亡了,明代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实际可能与其他官方刻书机构没有实质区别。所以,从机构的官方属性来看,监本、官本自可为一,但功能、地位上并不能将各代等量齐观。因此,稿本以三分之一的章节来论述五代两宋监本(“五代监本”“宋监版本”“宋监所刊名数”“宋监刊书奏令”),也可能是对各代监本不同功能的认识。刊本则为了表述的便利,同时照顾体例与章节平衡,作出了相对省简的调整。

文字校勘上,《汇刊》“为其核查出处、订正讹误。凡衍文与误字以‘()’标出,拟增及改正字以‘〔〕’标出,以清眉目”(前页26)。总体上没有大的问题,略有几处可作商榷,举之如下:

稿本“明印宋元版本”一节,屠赤水《考槃(遗)〔馀〕事》:“宋版书在元印或元补欠缺,时人执为宋刻元板;遗至国初或国初补欠,人亦执为元刻。”(页26)此段文字实出于高濂《遵生八笺》之《燕闲清赏笺》,孙氏乃据缪荃孙《藕香零拾》之《藏书纪要跋》转引,致有此误。同时,此文乃述宋刻元印或元刻明印之书,时人多充作原印,故“宋刻元板”的“元板”二字当属下。

连载本“坊刻本”一节,曰:“建宁,今福建建宁府地,宋时领县(七)〔六〕:建安、蒲城、嘉禾、松溪、崇安、政和。”(页71)整理者盖以其下所列之县为六,且刊本“坊刻本”一节也将“七”改为了“六”,故作出这一文字校改。然《宋史》卷八九《地理志》载,建宁府领县七,除孙氏所举外尚有“瓯宁”一县。所以,连载本的“七”字应该是正确的,只是脱漏了瓯宁。孙氏据连载本改定刊本时,或许是由于列县少了一个而将“七”改为“六”,并未真正去核实原文。因此,此处的文字校改有待商榷,“六”与“七”间的讹误之迹不明显,且“领县六”本身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

连载本“纸”一节,整理者改“洞天清禄”为“洞天清録”(页96)。今传赵希鹄此书,有作“洞天清録”(如胡文焕《格致丛书》本),也有作“洞天清禄”的(如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间爱日精庐抄本)。在孙氏书中,除了这一节之外,连载本、刊本的“坊刻本”一节也都引过该书,作“洞天清禄集”。整理者并未校改其他两处,那么这一处校改似乎也没有必要,且未必就是孙氏原文。

在论文写作中,我们经常用“剪刀加糨糊”“Ctrl+C/V”来揶揄原创不足(甚或抄袭)之作。然在传统学问中,剪贴不仅仅是一种技艺,精到的剪贴是可以“进乎道”的。《中国雕板源流考》是在传统的土壤中开出的新花,也让我们去思考现在的某些长篇大论是否真比得上传统的“剪贴”。《汇刊》则为我们拼贴出更立体的《中国雕板源流考》,看到了资料之外,这部鲜被今人称是的著作所引发出的新思考与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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