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古籍保护研究》第十四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4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袁涛博士授权发布！
摘 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朱之赤旧藏宋蜀刻三十卷本《李太白文集》今存二十卷，所缺卷一五至卷二四以清康熙五十六年缪曰芑影宋蜀刻本补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所编《中华再造善本》及《国学基本典籍丛刊》相继予以影印。调查发现，其中配补的缪刻本的版本面貌颇不纯粹，实为书贾利用缪刻后印本，描润行栏断口痕迹、除去卷末重刊字样、涂改若干异文、替换个别版叶、钤盖朱之赤藏书伪印以冒充宋刻之本。因书贾仅是为了冒充宋本，故所作涂改有将缪刻本改正宋本讹误之处又重新改回者。这一补配本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缪刻原版的面貌，读者在使用相关影印出版物时必须有所留意。关键词：《李太白文集》 缪曰芑影宋刻本 后印本 伪造
南宋初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传世仅存两部，其中一部为全帙，经明王世懋、清徐乾学、缪曰芑、黄丕烈、汪士锺、蔡廷相、陆心源递藏，现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所有。康熙五十六年（1717），吴县缪曰芑双泉草堂将其影刻于世，书末有缪氏自序交待影刻经过：“癸巳秋得昆山徐氏所藏临川晏处善本，重加校正，梓之家塾。”是缪氏于康熙癸巳（1712）从徐乾学处收得此本，随后加以校正重刊。其封面题“吴门缪武子重刊宋本，双泉草堂藏板”，各卷之尾镌“吴门缪曰芑武子甫重刊宋本”。传世缪刻本有初印、后印之别。民国初，吴江叶振宗曾在苏州书肆收得一缪刻本，随后交与叶德辉审定印次。是书见于西泠印社2013年秋拍（编号0037），书末有民国八年（1919）叶德辉跋：
此本为康熙丁酉吴门缪曰芑仿宋刻，《四库全书》著录即此本。……试取初印、后印两本校之，初印多黄纸印，后印多白纸印。后印者往往据别本刓改，而与初印本大有异同。……此本却是初印，吾家印濂丈得之吴门市中，持以示余，审其为初印、后印。余据所见书之。[1]
叶德辉指出缪刻初印本与后印本的用纸以及文本内容皆存在一定的差异，即初印本多用黄纸而后印本多用白纸。后印本又往往据别本刓改，遂致与初印本“大有异同”。现代学者郭立暄亦曾对缪刻本之印次给予关注。通过比勘，郭立暄发现“初印本与宋本违异者约五十处，未见剜痕，盖写样时所校改”，而后印本校改“凡一百四十二处，较之前改不啻三倍之”，得出“缪刻初印本与宋本较为近似，后印时复加校正”的结论，这一结论与叶德辉的看法大致相合。郭立暄还指出光绪十四年（1888）湖北崇文书局曾翻刻缪本，所据之本即缪刻后印本[2]。
由于缪刻本据宋本影刊，且镌刻颇为精善①，以致书贾往往将其改头换面以充宋本。与缪曰芑同时代的王琦即已指出：
会姑苏缪氏获昆山传是楼所藏宋刊本，重梓行于时，其书字画悉倣古刻，精整可玩。贾人渍染之，宛然故纸，翦去卷尾重刊诸字及弁首小序，伪作宋板以欺人，不知者多以重价购去。[3]
王琦所谓渍染纸张、剜去重刊信息以及首尾序跋，皆书贾伪造版本的惯用伎俩。除了静嘉堂文库所藏并曾作为缪刻底本的这部宋蜀刻本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第二部宋蜀刻本（善01021），与静嘉堂本同属一版，2004年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彩色影印，2022年又收入《国学基本典籍丛刊》灰度影印。是本存卷一至卷一四及卷二五至卷三〇共二十卷，内钤“朱之赤”“朱之赤印”“朱之赤鉴赏”“休宁朱之赤珍臧图书”“二知斋”“留耕堂”“水镜堂居士”“择木亭印”“卧庵道士”“卧菴”“卧菴老人”“卧菴所藏”“朱卧菴收臧印”“卧翁”“月潭”“子孙保之”诸印，为明末清初休宁朱之赤旧藏。而所缺卷一五至卷二四据云以缪刻本补配，如《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即著录为“宋刻本〔卷十五至二十四配清康熙五十六年缪曰芑刻本〕”，葛景春在《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影印本的前言中亦袭此说。今取此补配本与现存缪刻初印、后印本相较，发现其版本面貌颇纯，乃是书贾据缪刻后印本复加伪造以冒充宋刻之本，故略陈管见于下，希望能对学界认识或利用此本提供帮助。
通过现存缪刻诸印本的核查并参考郭立暄先生对初印、后印异文的统计结果，本文在以下讨论中所使用的缪刻初印本为国图藏本（善17101），书中钤“吴县陈墫”“墫印”“墫”“古吴”“蕙汀”“许珩”“君耆”诸印，经清末吴县陈墫、民国许珩（郡望不详）递藏。后印本亦为国图藏本（善08383），书中钤“松江读有用书斋金山守山阁两后人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之印”“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诸印，经民国松江韩德均、钱润文夫妇递藏。以上两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中皆有全书影像公布，便于查验。
参稽静嘉堂文库所藏宋蜀刻原本，补配本与初印、后印本的文本异同可见下表：
可以看到，补配本的文字面貌与初印、后印本皆存在着一定差异。其中初印本合于宋刻本、而后印本有所改动之处，补配本全部同于后印本，据此则补配本当出自后印本；而初印本改动宋刻本、并且为后印本所因袭之处，补配本却又有十三例（6、14、19、20、26、28、29、30、40、41、47、49、80）独与宋刻本相合，这似乎又意味者补配本的部分面貌比起初印、后印本而言更为接近宋刻原本。然而通过仔细观察补配本的版面信息可以发现，补配本独与后印本相合者固无可议，而补配本独与宋本相合者，其所在纸叶都存在着涂改痕迹，今揭涂改较为明显的七例如下（以下截图取自《国学基本典籍丛刊》灰度影印本。《中华再造善本》本对图像进行了处理，无法体现原有的涂改信息）：如上图所示：“萧”下“二”字、“之”下小注“□”字、“赠”下“解”字、“塗”下“![]()
”字、古下“□”字、“朝”上“□”字及“灑”下“明”字处皆有涂改痕迹。这些涂改痕迹应当不是在印刷的过程中产生的，而是后人在纸面上进行涂抹的结果。涂改之后的补配本文字与宋刻本一致而与初印、后印相违。由此反推，补配本确从后印本出，涂改之前的文字实际上正与初印、后印本一致。
补配本与初印、后印本的文本差异还表现为一处篇目排列顺序上的不同：宋刻本卷一七所收《赠李十二摄监察御史崔成甫》《詶崔侍御（崔诗附）》二诗前后相次，初印本将《詶崔侍御（崔诗附）》调整在前，并删去题下小注“崔诗附”三字，又在《赠李十二摄监察御史崔成甫》下增一小注“附”字。后印本仍之。而补配本的排序却又同于宋刻本：
今仔细辨识这两首诗所在的卷一七第二叶的版式特征，发现补配本中此叶的字体与初印、后印本皆有明显不同：可以看到，刷自同一版片的初印、后印本的字形几乎完全一致，而补配本的字形却明显呈现出一种与之不同的整体向左倾斜的趋势，其中个别文字如“今”“吴”“陵”“昨”等甚至连笔画都已改变，由此证明此叶绝非来自在缪刻原版基础上的挖改，而是补配本持有者自行替换的版叶②，目的就是为了使其与宋刻原本篇次相合。此外，补配本此叶的板框、界栏的印色也较前后版叶显得更为崭新，亦足以说明此叶实为后来抽换。综上所述，补配本实际上是在缪刻后印本的基础上又据宋刻本的异文信息复加涂改文字、替换版叶而形成的本子。考虑到改动的部分为数甚少，修改时所据宋本当非宋刻原本，而更可能是某个包含了少量宋本异文的过录本或批校本（且其校勘底本必为缪刻初印本，否则所改从宋本之处不应俱与初印本相违）。其中个别异文的处理通过涂改即可解决，篇目前后顺序的不同则必须替换版叶方能做到。
版本视域下的异文比勘可以帮助我们推定补配本与初印、后印本的先后关系，而以下关于版本信息的补充论证将为我们进一步揭示补配本的性质。首先，今存缪刻后印本版面行栏多有断口痕迹，取之与补配本相较，其中部分断口与补配本一致，足证补配本所据之版确为缪刻后印原版；然而大部分的断口则在补配本中消失，明显是经过了后人描润：
其次，王琦曾谓书贾以缪本充宋时“翦去卷尾重刊诸字”。郭立暄先生亦曾见到一缪刻后印本，“卷末缪氏刊记缺失，盖垫印所致”。今检补配本卷末并无重刊字样，然如其中卷一九、卷二二之末栏却留下了明显的涂抹痕迹，显然经过了后人改动，试图以此掩盖其为缪本而非宋刻原本的真相（以下补配本截图亦取自《国学基本典籍丛刊》灰度影印本，《中华再造善本》本同样对此类痕迹进行了消除处理）：再次，宋蜀刻残本原为休宁朱之赤旧藏，而补配本中亦钤有“休宁朱之赤珍臧图书”“朱之赤印”“朱之赤鉴赏”“朱”“之赤”“留耕堂印”诸印。按朱之赤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年虽仅可推定在康熙二十七年（1687）以后[4]，但应不可能见到康熙五十七年方才印行的缪刻本，何况补配本又属后印。今取宋刻原本藏印及它处所见真印加以比较，发现补配本所钤朱之赤印当皆系伪造，如：![]()
![]()
讨论至此，补配本的性质已经昭然若揭。补配本实乃书贾据缪刻后印本加以改造以冒充宋刻之本。盖书贾收得朱之赤旧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因已缺失十卷，于是取一缪刻后印本，描润绝大部分行栏断口痕迹，抹除卷末重刊字样，又伪刻朱之赤藏印钤于其上，据此配入宋蜀刻残本，使之宛若朱之赤旧藏宋刻“完璧”以欺人耳。明乎此，补配本对后印本进行文字涂改的现象亦能得到更加准确的理解。后印本对初印本的校改原是为了改正初印本所因袭的宋刻本的讹误，如例4“吴王垂舞袖”出《送长沙陈太守（其二）》，宋刻本、初印本作“吴王”误，后印本改作“定王”是，定王舞袖之事典出《汉书·长沙定王刘发传》；例71“中涵玉体虚”出《詠山樽二首（其一）》，宋刻本、初印本作“玉体”误，后印本改作“玉醴”是，此句写樽，“玉醴”指樽所盛美酒。余例多类此。然而补配本的文字涂改却并不以文义为旨归，故又有改正为误者，如例41“古□翔气多”出《大庭库》，“古”下一字宋刻本原阙，初印、后印本补作“木”是，元至大勤有堂刻《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亦作“木”字（《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即从宋蜀刻本出），然而补配本又回删此字。例49“洒明甘露言”出《登巴陵开元寺西阁赠衡岳僧方外》，宋刻本作“明”误，初印、后印本改作“以”是。“洒以甘露言”及后句“清凉润肌发”典出《法华经》“如以甘露洒，除热得清凉”，然而补配本又改回“明”字。盖书贾通过某些途径得到了一小部分宋刻本的异文信息，因其目的只是为了将缪本伪造成宋本的模样，遂径据此异文涂改缪本，固无所谓文义之确否。
总之，此经过伪造的补配本不但与缪刻初印本相去较远，即便与后印本相比亦多差异，并不足以反映缪刻原版面貌。读者在使用《中华再造善本》及《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影印宋蜀刻残本时，必须对这一问题有所留意。
[1]郭明芳.叶德辉集外题跋补遗[J].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2017(00)：338.[2]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实例编)[M].上海：中西书局，2015：143-149。[3]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1690.[4]郭文静.朱之赤生卒年新考[J].美术教育研究，2022(05)：92-93、96.[5]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259.[6]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258.① 实则缪刻本与宋本原貌颇有差别，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以为“缪刻极精湛，而气息朴雅则远逊”。
② 补配本此叶字形与宋刻本及崇文书局翻刻缪本则更是有明显的差异，兹不赘述。
③ 截自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文物出版社，1987年（2002年重印），第259页。
④ 截自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文物出版社，1987年（2002年重印），第258页。袁涛，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书目文献”约稿：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文献学、古代文史相关文章，古籍新书介绍、文史期刊目录摘要等均可。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含个人介绍），发到邮箱njt724@163.com。感谢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