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现代，郑庄公的“霸主”身份逐渐为史家所揭橥。1923至1924年顾颉刚《国史讲话》谈到：“郑庄公在这个时候很有做霸主的资格，但他似乎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只想趁着王权衰落的机会，赶快抢夺些利益，并不曾觉得当前这个时代正可以开创一个新局面，而他自己的地位也正可以做这个新局面的领导者。”[4]顾氏认为，郑庄有实力有资格称霸，但他主观上未考虑过这个问题。童书业1935至1936年作《春秋史》，第五章《黄河下游诸国的争雄·郑国的极盛》说：“到了庄公末年，几乎成了春秋最初期的霸主”[5]，所论较其师顾氏更进一步，但“几乎”却表明并不确定。而训诂学家朱起凤《辞通》（1934）竟将郑庄公与“齐桓、秦穆、晋文、楚庄”并列为“春秋五霸”：“五霸之中，惟宋襄公最懦弱，不称其名。易以郑庄，差为允当”[6]。不过，这种突破性的提法，无人响应。而“郑庄小霸”首次出现在1957年朱东润《左传选》的首段选文标目中[7]。不过，徐中舒1963年《左传选》使用了“王政衰微郑初图霸”之目[8]，比朱氏鲜明的“郑庄小霸”更谨慎。1960年代童书业撰《春秋左传研究》有“郑庄小霸”一节，较早年《春秋史》的观点又进一步[9]。由于朱氏《左传选》与童氏《左传》研究影响巨大，“郑庄小霸”说在很大范围内被接受。
要之，现代史学家与古代学者的认知显然有断裂。这种分歧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我们认为，现代学者基于现代学术的研究框架可能导致对古典文本的误读，进而遮蔽了《左传》编纂者的真实意图。因此，我们需要对 “郑庄小霸”展开语境还原的分析。
霸是与王相对的概念，王政衰微才产生霸主。东汉班固等撰《白虎通》对此提出了一整套看法。《五霸》篇指出：“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兴复中国，攘除夷狄，故谓之霸也……齐桓、晋文，霸于周者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职，会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义，故圣人与之。非明王之张法。霸犹迫也，把也，迫胁诸侯，把持其政。”[10]《白虎通》指出，五霸兴起的前提是“三王之道衰”。如《论语·季氏》所载孔子语：“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1]换言之，周王朝中央政权衰落，强势诸侯才能趁乱而起，成为诸侯首领。但中央政权仍存在，要求霸主经天子授权方能取得合法身份。而霸主也必须有实力把持胁迫诸侯听其指令，从而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张。成二年《左传》说：“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12]霸主率诸侯朝天子，方能名正言顺地匡正天下风化，攘除入侵的夷狄，实现兴复中国的目标。但霸主须恪守自己的人臣身份，是故孔子批评晋文公践土之会“以臣召君，不可以训。”综上可知，汉儒对霸主的界定：其一，霸主必须能主持诸侯盟会，率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义；其二，霸主要有攘夷兴复中国之功；其三，作为霸主有实力胁迫统领诸侯。
《左传》如何界定“霸”呢？《左传》庄十五年：“十五年，春，复会焉，齐始霸也。”杜预注：“始为诸侯长。”[13] 此为《左传》首次涉及春秋的诸侯霸主问题。鲁庄九年齐襄公死后，公子小白自莒返齐夺取君位，至十五年成为霸主仅用时七年。《左传》如何确定齐桓公始霸呢？关键在于主盟诸侯。庄十三年《春秋》：“十有三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左传》：“十三年春，会于北杏以平宋乱，遂人不至。”[14]值得注意，《春秋》书“人”，显然是齐侯会诸侯之大夫，非诸侯君主之会。庄十四年《春秋》：“冬，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此为诸侯会，周王代表单伯也参加。杜预注：“齐桓修霸业，卒平宋乱，宋人服从，欲归功天子，故赴以单伯会诸侯为文”[15]。杜氏认为，齐桓欲图霸业，平宋乱而宋服，但欲归功天子，《春秋》书以单伯会诸侯。《左传》记此事很简略：“冬，会于鄄，宋服故也”。此后，庄十五年春诸侯再会于鄄，《春秋》记为：“十有五年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16]至此，《左传》认为齐桓始霸。当是时，齐桓攘夷之功未建，也未有周王赐命。可见，《左传》对霸最基本的定义是主诸侯盟会。
小霸又如何呢？“小霸”为《左传》所无，见于《国语》。《国语·郑语》云：“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蚠冒于是乎始启濮。”韦昭注：“小伯，小主诸侯盟会。”[17]韦昭认为齐庄、齐僖都曾主持小规模的诸侯盟会，成为事实上的小霸主。那么，《国语》《左传》的意见是一致的。齐庄公事在《春秋》前，齐僖公见于《春秋》《左传》。隐八年《春秋》：“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左传》：“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18]齐与郑春秋前已结盟，而宋、卫与郑多有矛盾。宋卫郑在春秋早期皆强国，而齐国终能使宋卫郑和好，反映出其在诸侯中的影响力。更具说服力的是恶曹之盟。桓十一年《左传》：“十一年，春，齐、卫、郑、宋盟于恶曹。”[19]恶曹之盟是春秋早期的大盟会，中原主要诸侯国卫郑宋皆与盟，是齐僖公小伯最直接的证明。
以此标准衡量郑庄公，显然是不够的。郑庄曾为周王朝卿士，但无主持盟会的履历，说明郑在诸侯中的号召力不足。《国语·郑语》指出周平王末期齐庄公僖公小伯。齐僖公当政在前731年至前698年，郑庄公则在前743年至前701年，两人在位时间大体重合。齐僖若成小伯之局，郑庄小伯则无从谈起，反之亦然。《国语·郑语》主述郑国事，郑庄有小霸勋业理当浓墨重彩，而非力主齐庄、僖小伯。
新近出土的清华简《系年》第二章也提到：“……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武公即世，庄公即位，庄公即世，昭公即位。其大夫高之渠弥杀昭公而立其弟子眉寿。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杀子眉寿，车轘高之渠弥，改立厉公，郑以始正。”[20]在《系年》的叙事中，晋文侯定天子，郑武公正东方诸侯，形成晋郑夹辅周王室之势。郑武公堪称一代雄主，郑庄则一笔带过。庄公死后，郑国陷入内乱。直到齐襄公杀权臣高渠弥改立厉公，郑国的内乱方止。郑庄主国尚属平稳，但无特殊勋业可书，与所谓“小伯”不符。
今人有郑庄小伯的错觉，是惑于左氏对郑庄的详尽叙事[21]。若从东周初的国际局势着眼，情形则不同。春秋初，周王仍有一定的权威与实力。周王之命尚能被诸侯执行，而王师也频频讨伐不奉王命的诸侯。是故，“王命”“王师”屡见于早期《左传》。郑庄公继承其父郑武公卿士之职，成为东周王朝的实际执政者。郑伯常借“王命”号令诸侯。宋是春秋初期的强国，但为异姓不尊王室，郑庄公以王命讨伐。隐九年《左传》：“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伐宋。”“秋，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冬，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值得注意的是，“不王”，杜预注：“不共王职”[22]。宋公因不共王职见讨，可知此时多数诸侯尚能尊王。那么，东周初王命对诸侯有一定的约束力。宋公不共王职的细节不可知。隐三年宋穆公离世，殇公即位而公子冯出居郑。郑国支持公子冯，造成郑宋间冲突不断。隐九年“宋公不王”可能是郑以王命讨伐宋的借口。郑握有周王号令，齐鲁两国也出兵伐宋。隐十年《左传》：“六月戊申，公会齐侯、郑伯于老桃。壬戌，公败宋师于菅。庚午，郑师入郜；辛未，归于我。庚辰，郑师入防；辛巳，归于我。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23]在君子看来，“正”即奉王命讨不庭以劳王爵。这一切的中心是尊王，强调君臣之分。那么，郑庄公的作为值得赞赏。对于不会王命伐宋的蔡、卫、郕三国，郑国会同齐国，予以惩罚。《左传》隐十年：“蔡人、卫人、郕人不会王命……冬，齐人、郑人入郕，讨违王命也。”[24]显然，王命是郑庄公行动的合法性来源。
需要指出，王命在《左传》前后涵义是不同的。在郑庄时代，王命切实反映出周平王周桓王仍有一定权威。但好景不长，很快王室就无法制约诸侯。桓六年《左传》：“冬，纪侯来朝，请王命以求成于齐。公告不能。”[25]齐国志在灭纪，因此纪试图通过鲁国求得周王之命与齐和解，鲁桓公告诉纪无法做到。尽管桓九年纪侯女季姜嫁于周桓王，但丝毫无法动摇齐侯灭纪的决心。庄元年齐僖公灭纪。此后，齐桓公受周王之命伐卫。庄二十七年《左传》：“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且请伐卫，以其立子颓也。”[26]《左传》庄二十八年：“二十八年，春，齐侯伐卫，战，败卫师，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27]卫国由于介入了王室之乱，拥立王子颓，激怒了周惠王。因此，周惠王赐命齐桓公，承认其霸主地位，并请其伐卫。齐侯奉命伐罪，但终取贿获利而归，征伐的性质大变。与郑庄不贪其土以劳王爵，形成鲜明的对比。往后，王命不如霸主之令。《左传》僖五年：“秋，诸侯盟。王使周公召郑伯，曰：‘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郑伯喜于王命，而惧其不朝于齐也，故逃归不盟。”[28]周王对霸主齐国不满，说郑欲以晋楚两大国安定之。但郑国畏惧齐国霸主之威，也不敢盲从王命。春秋中期以后，王命仅存乎外交辞令中，没有实质意义。
通观《左传》，能动辄以王命征伐诸侯者仅有郑庄。郑能用王师来讨伐自己的对手。《左传》隐元年：“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29]由于卫国支持共叔段，因此郑庄公动用王师讨伐。按照《左传》的解释，师能左右之为“以”。因此，郑伯能完全掌控王师与虢师，可见其权势。隐五年《左传》：“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郑曰：‘请君释憾于宋，敝邑为道。’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以报东门之役。”[30]郑宋因为公子冯之事有冲突。宋侵邾，邾即劝说郑伐宋。郑伯遂动用王师报复宋国。隐十一年《左传》：“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宋不告命，故不书。”[31]可以看出，这几次伐宋并无周王授命，应是郑宋间的私怨。郑凭借周卿士的职权动用王室、诸侯的军队来解决自己与诸侯国的纷争。值得注意的是，桓十年“詹父有辞，以王师伐虢”[32]后，王师在诸侯国的活动中消失。
最耐人寻味的是，郑庄公竟能跟周天子交换质子。此为春秋仅见，是郑庄公独特身份的体现。隐三年《左传》：“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33]郑武公郑庄公父子长期把持周政，其骄横可想见。周平王晚年无法忍受，遂有分权于虢，制衡郑伯的想法。当郑伯开始抱怨周王时，周王竟矢口否认，并同意交换质子。从《左氏》记载来看，诸侯交换质子事出现较晚。僖十五年韩之战晋败，其太子质于秦，但并非交质。文十七年始有晋郑交质。《荀子·大略》云：“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34]。《穀梁传》隐八年说：“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范宁注：“二伯，谓齐桓晋文。”[35]儒家学者认为，齐桓晋文为霸时尚无交换质子之事。此说虽有美化上古帝王霸主的一面，但从《左传》文本来看，整个春秋时期，有战败国向战胜国质子之事，有弱国向强国质子求助之事，但交换质子者却极少。
周郑交质的关键在于郑伯与王室的血缘关系。郑始封之君郑桓公为周厉王少子，周宣王之弟。经过幽王、平王，郑与王室仍有较近的亲属关系。甚至可以说，郑伯属于略疏远的王族。《左传》昭二十二年“王子朝因旧官为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36]，朱凤瀚据此指出：“灵、景之族即周灵王、周景王各自的遗族，而且即各以王之谥号为族氏之称，以相区别”[37]。王子朝为景王之子，灵王之孙。而郑桓公出自厉王，郑庄当为厉族，与周平王共曾祖。朱凤瀚认为，西周王朝政治统治仍带有浓厚的家族政治的色彩，所谓“家天下”[38]。东周初年或仍有此遗风。从地缘上考量，新郑毗邻洛邑，王室需要郑的拱卫。那么，王室相信依赖郑国就可以理解了。
郑庄公的地位与东周的建立密切相关。周之东迁，晋文侯郑武公有辅卫大功，晋郑得到周平王封赏，取得政治特权。晋文侯死后，晋国陷入了六十多年的内乱，无暇顾及王室。因此，郑成为东周初王室的主要拱卫者。对于晋郑辅助王室东迁一事，《左传》多次提及。周郑有隙，桓王未礼遇郑庄公，但周桓公仍以周东迁晋郑的勋业劝谏桓王。《左传》隐六年：“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蔇，况不礼焉？郑不来矣。’”[39]春秋中期，郑国力已衰，沦为晋楚争霸棋局中最重要的棋子。在霸主晋国的记忆中，东周初晋郑曾受命平王夹辅周室。而今郑国所行不轨，因而晋伐郑具有合法性。《左传》宣十二年：“楚少宰如晋师……随季对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今郑不率，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40]晋大臣随季回应楚国：晋郑受辅拱卫周王室，今郑降楚，故晋当问其罪。
郑伯与王室的关系围绕着王朝执政权发生了裂变。周平王末，长期执政的郑庄公与王室的关系已相当紧张。平王崩后，周桓王欲将执政权授予虢公，周郑交恶。在王室东迁基础上建立的信任已逐渐消逝。尽管如此，郑伯身为卿士，与王室的关系仍较其他诸侯紧密。得宠于周桓王的陈桓公也愿与郑联姻。隐四年《左传》：“陈桓公方有宠于王。”[41]隐七年《左传》：“郑公子忽在王所，故陈侯请妻之，郑伯许之，乃成婚。”[42]郑与陈联姻，实质是稳定与王室的关系。但桓王终分权予虢公，隐八年《左传》：“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43]。此后，隐十一年桓王与郑换田，桓王将自己无法控制的苏忿生田给郑，周郑关系完全恶化。五年后，桓王彻底剥夺了郑庄公在王朝的执政权，郑伯不再朝王。桓五年桓王率诸侯伐郑，郑射王中肩。周王权威扫地，郑在周王室的特殊地位彻底终结。
应该指出，郑庄公以王命讨伐不臣，没有齐国支持是不可想象的。童书业认为“春秋初年郑国小而强，盖以商业发展，经济富裕之故”[44]。《左传》所载商人皆出于郑，但刚经历西周末的战乱与东迁，郑国能否迅速靠商业致富是颇存疑问的。许倬云指出：“很难想象春秋早期存在一个兴盛、有势力的商人阶层。”[45]郑国刚东迁至新郑一带，四周列强环伺，想很快成为霸主，近乎梦寐。与郑毗邻的陈国甚至认为，郑的威胁不如宋卫。隐六年《左传》：“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46]当时最有实力的是齐国。在齐庄公吕构数十年治理下，春秋初齐国力再度强盛。面对这种形势，郑庄公采用与齐结盟的策略。
齐郑联盟初登场，即寻春秋前卢之盟。隐三年《左传》：“冬，齐、郑盟于石门，寻卢之盟也。”[47]当郑与王室出现裂痕后，隐八年郑伯在齐人帮助下朝王。齐人协调了郑与宋卫的矛盾。隐九年郑以王命讨宋国，齐国是最重要的参与国。同时，齐郑联手讨伐了不会王命的郕国。夺取许国的土地，是郑国扩张的重要步骤。隐十一年郑庄公会齐侯、鲁公伐许。桓七年，齐助郑惩罚背叛的盟与向。郑也投桃报李，为齐提供助力。桓五年郑庄公帮齐国试图除掉其仇国纪。桓六年郑国帮助齐国打退了北戎的进攻。此后，当郑国鲁国出现矛盾，齐国坚决支持了郑国。桓十年《左传》：“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48]。值得注意的是，郑庄让许叔处其西鄙时曾有一番辞令，提到“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太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49]周衰而太岳之后崛起。姜齐正是太岳之胤。郑意在灭许，并未将其放在眼中。那么，推崇太岳可能是说给齐人听的。
不过，桓十二年郑庄公卒后，齐郑联盟走到尽头。齐国倒向了宋国，并与郑开战。桓十三年《左传》：“宋多责赂于郑。郑不堪命，故以纪、鲁及齐与宋、卫、燕战。”[50]齐僖公卒后，齐郑间的战事渐多。桓十四经：“冬，十有二月丁巳，齐侯禄父卒。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51]在周王朝丢掉卿士职权，又失去强援齐国，郑国在春秋初强盛的局面不再。
齐在春秋初堪称强国，为何未称霸？这或许受制于微妙的周齐关系。西周早年，齐与周王室关系甚为亲密。《礼记·檀弓上》：“大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52]异姓功臣归葬于周，足见齐对王室的忠心。据《公羊传》庄四年与《史记·齐世家》的记载，由于纪侯向周王进谗言，齐哀公被周王烹杀。李学勤指出周王为懿王，此后王室还介入了齐国内政[53]。因此，西周中期以来，齐对周王始终心存畏惧。王室东迁，齐虽国力强盛，但作为与王室有隙的外姓，只能居于幕后支持郑国。到周桓王后期，王室彻底失势，齐国开始报仇灭纪，齐桓称霸终于提上了日程。
据朱东润《左传选》“郑庄小霸”的讲解：“郑国东迁的时候，和商人订立和平共处的盟约（见《左传》昭十六年），商人也认识到他们与国家休戚相关（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所以春秋初年的郑国，不同于其他诸国。这是一个新兴的，同时也是新型的国家。庄公打败共叔段，统一了内部的矛盾，随即向外发展，伐陈、伐宋、败北戎、入许、救齐，连周桓王也被他打败了。这是新生力量发展必然的道路。”[54]朱氏认为郑庄“小霸”在于郑国是新兴新型的国家，是春秋初期的新生力量，显然拥有强大生命力。因此郑伯打败叔段完成统一后，很快向外发展，战胜很多强国，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春秋初年郑国小而强，盖以商业发展、经济富裕之故……又案：郑庄公自克段后……最后齐、卫、郑、宋盟于恶曹（桓十一年），几成霸主，此即所谓‘郑庄小霸’事业。然郑之成‘霸’除因商业发展，经济较富外，郑庄公之外交政策亦起作用……齐僖为当时名义上之伯主（所谓“小伯”），然实无能，郑庄又挟之以令诸侯，故郑庄公既挟天子，又挟伯主，复结交当时国力甚强之鲁国，凭其本国之富强，故能纵横一时，成为真正之‘小霸’也。”[55]童先生也非常看重郑国的商业经济与强盛武功，另外认为郑庄既能挟天子又能挟持齐僖公。齐僖小霸实为郑庄小霸。
朱东润、童书业是大学者，认为“郑庄小霸”自然有其依据。这一看法与古人的差异或许是古今对“霸”的内涵理解不同造成的。古人对霸的理解强调要能主盟诸侯，有尊王攘夷之功。孔子说“微管仲，吾披发左衽矣”[56]，颂扬齐桓管仲攘夷之功。同时又指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57]那么，霸主的威严也体现在对武力的节制上。需要指出，霸主武功主要体现在对外夷与异姓诸侯的征服上。尤其当外夷的压力不大时，异姓国家往往成为讨伐的对象。这与周代以血缘为中心的宗法制度相关。《国语·晋语四》指出：“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58]而宋国作为殷商后裔，在春秋初期为强国，容易引起姬姓诸侯的警惕。其侵凌姬姓小诸侯国的“不王”行为，成为郑庄乃至齐桓讨伐的主要借口。楚国在春秋成为姬姓诸侯的主要对手，也与此有关。《左传》成四年：“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59]鲁成公欲叛晋归楚，大臣季文子竭力劝阻。因此，讨论春秋霸主时，不应脱离当时的社会，过度强调武功。
现代以来，顾颉刚等学者率先提出“郑庄小霸”的问题，但将其落实的是朱东润童书业两位先生。究其源，是对武功的重视。两位学者所处正是美苏称霸世界格局的形成时期。美苏为争夺世界霸权进行了长期的军备竞赛。这种现实背景可能或多或少影响到对历史文献的解读。而古人最重视的霸主标志：主持诸侯盟会，却被忽略了。上世纪90年代，晁福林《霸权迭兴》一书说：“大凡称为霸主的诸侯，都要在两个方面有突出的业绩：一是有强盛的武功，二是能主持诸侯间的盟会。春秋时期最负盛名的霸主齐桓公能够九合诸侯，就是个明证”。[60]已指出诸侯盟会的重要性。不过，盟会次于武功，这与《左传》《国语》的原意似仍有不同。可见，古今对霸主霸业的差异理解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知识史视域下的汉晋《左传》学研究”（21BZW0081）的成果。
[1]［清］马骕《左传事纬》，徐连城校点，齐鲁书社，1992年，页1—48。
[2]［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杨伯峻点校，中华书局，2015年，页1—380。
[3]［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吴树平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页2615—2619。
[4]顾颉刚《国史讲话·上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页125
[5]童书业《春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145。
[6]朱起凤《辞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2073。
[7]朱东润选注《左传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8]徐中舒编著《左传选》，中华书局，1963年。
[9]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页38—41。
[10]［清］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页60—63。
[11]［清］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页1141。
[12]［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643。
[13]［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164。
[14]［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159。
[15]［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160。
[16]［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164。
[17]［三国］韦昭《国语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524。
[18]［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46。
[19]［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105。
[20]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西书局，2011年，页138—140。
[21]参见张高评《郑庄公称雄天下与〈左传〉之叙事义法》，《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第2期。
[22]［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49。
[23]［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52—53。
[24]［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62。
[25]［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94。
[26]［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196。
[27]［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198。
[28]［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253—254。
[29]［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12。
[30]［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35。
[31]［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62。
[32]［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102。
[33]［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19。
[34]［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页519。
[35]［东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七册，艺文印书馆，2007年，页24。
[36]［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1486。
[37]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商务印书馆，2022年，页395-396。
[38]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页401。
[39]［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39。
[40]［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587。
[41]［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28。
[42]［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43。
[43]［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46。
[44]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页39。
[45]许倬云著，邹水杰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15。
[46]［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38。
[47]［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46。
[48]［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103。
[49]［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57。
[50]［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113。
[51]［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114。
[52]［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艺文印书馆，2007年，页125。
[53]李学勤《高青陈庄引簋及其历史背景》，《文史哲》2011年第3期，页119—121。
[54]朱东润《左传选》，页9。
[55]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页39—40。
[56]［清］程树德《论语集释》，页989。
[57]［清］程树德《论语集释》，页982
[58]［三国］韦昭《国语解》，页356。
[59]［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页672。
[60]晁福林《霸权迭兴》，三联书店，1992年，页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