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自力 | 文章太守：宋代郡守与文学

作者简介

阅 读 导 引

一、宋代诗文中呈现的“文章太守”观念

二、宋代“文章太守”观念的内涵

三、宋代“文章太守”观念的成因

四、宋代“文章太守”观念的现实体现

“文章太守”最早见于欧阳修嘉祐元年(1056)写给即将出守扬州的刘敞《朝中措》词已是学界共识，争论之处在于文章太守究竟指刘敞还是欧阳修，抑或既指刘敞又指作者自己。肖鹏、王兆鹏结合“挥毫万字”和“一饮千钟”两个特点认为“文章太守”应指刘敞，笔者深以为然。

学界注意到富弼庆历六年(1046)写给滁州知州欧阳修的《寄欧阳公》诗已将“太守”“文章”结合起来，认为欧阳修的“文章太守”语源富弼的“太守文章”，也留意到“文章太守”对后世的影响，并称其“突破文学界域，成为文化史上品评人物的语汇”，但均言之不详。其实，“文章太守”一经提出便得到宋代士人的充分认同，并在后世发展中被广泛继承。正因如此，“文章太守”可以作为研究宋代郡守与文学关系的观念基础。

自欧阳修提出“文章太守”后，秦观率先在元丰二年(1079)《与邵彦瞻简》中加以使用:“古语有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又以风流从事，从文章太守，游淮海佳郡，岂不为七难并得乎?”秦观同样以“文章太守”指称扬州郡守，这显然是对欧阳修的继承，然其时任扬州知州的是鲜于侁，“文章太守”在使用范围上已有所扩大。元丰七年(1084)苏轼在《西江月·平山堂》词中称欧阳修为“文章太守”:“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文章太守”既是苏轼对欧阳修的客观评价，也是对其师观念的继承。欧阳修曾任扬州知州，故“文章太守”大致仍指向扬州。然该词作于欧阳修去世之后，“文章太守”带有一定的对欧阳修任职地方长官的总评色彩，故“文章太守”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因欧阳修、刘敞、秦观、鲜于侁、苏轼等人的巨大影响，“文章太守”一词很快被宋代士人广泛接受，并大量运用于称颂郡守的场合。

欧阳修、苏轼所言“文章太守”主要以词体呈现，故宋词中该词出现频率较高。如“文章太守，此时宾从敌应刘”、“文章太守，今作湖山主”、“风流别驾，近日人呼，文章太守”、“说与文章太守。庆千秋、好为亲寿”、“有芝书催下，竹史颁春，山好处，留待文章太守”、“文章太守归来也。似当年、和靖风流，小孤山下”等。宋代诗、文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文章太守”用例，如“文章太守非游衍，为省春耕特地来”、“文章太守两风流，新旧使君同意气”、“学校诸生俱向仰，文章太守共赓酬”、“近世文章衰落，此郡独得文章太守”等。发展至南宋，“文章太守”这个称呼带有一定的应酬之意，从上述作品多作于为太守祝寿的场合即可见一斑，因而南宋“文章太守”大都难以考证具体所指，这恰恰又反映出“文章太守”观念之深入人心。

此外，富弼《寄欧阳公》诗中出现的“太守文章”，与“文章太守”意思相近，这在宋代文学作品中同样使用频率较高。如“太守文章建安骨，爽气冷侵寒月窟”“眈眈新堂作者谁，密州太守文章伯”、“三衢太守文章伯”、“太守文章真衮衮，参军衫鬓两青青”、“太守文章别乘贤，平生付与金杯滑”、“太守文章伯，风行水自波”等。而将“太守”与“文章”结合起来，与“文章太守”表达意思相似的也有不少。如“太守时之豪，学博文章工”、“吴太守，文章伯”“太守谓谁，文章的派，醉翁贤胄”“一代文章山斗。拥朱幡、暂劳分守”等。至于其他以“文章”称道郡守的作品则更多，如“把文章，做勋业，德才全”“妙文章、拾芥立功名，谁能敌”等。

总之，以文章称道郡守乃是宋代十分普遍的风气，“文章太守”这一称呼深入人心，并带有一定的应酬色彩。宋人还在文章层面给郡守加上了爵位如“文章公”“文章伯”等，足见其对郡守文学才能的认可。这种风气更在后世被广泛继承，如“文章太守镇榆关，远寄新诗与湛然”、“文章太守今几人?风流未有如今者”、“文章太守早休牙，五马传呼处士家”、“文章太守劳相问，又听弦歌到几州”、“五马南来百姓欢，文章太守属南安”、“翰墨幽人小戴，文章太守欧阳”、“须知文章太守。集良材、重经杵臼”等，足见“文章太守”这一观念的深远影响。

宋人既如此重视“文章太守”，那么其内涵究竟如何呢?这还要从刘敞的文章才能及欧阳修的评价说起。

欧阳修的《朝中措》是写给刘敞的，故而有必要先了解刘敞的文章才能。《四库全书总目》言:

曾肇《曲阜集》有敞《赠特进制》曰:“经术文章，追古作者。”朱子《晦庵集》有“《墨庄记》曰:‘学士舍人兄弟，皆以文章大显于时而名后世。’”《语录》曰:“原父文才思极多，涌将出来。每作文，多法古，绝相似。有几件文字学《礼记》。《春秋说》学《公》《毂》。”又曰“刘侍读气平文缓，乃自经书中来。比之苏公，有高古之趣”云云。则其文词古雅，可以概见矣。

曾肇、朱熹均对刘敞的文章才能作出了极高评价，后者甚而认为刘敞之文比苏轼更有“高古之趣”。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亦言:

刘原父文醇雅，有西汉风。与欧公同时，为欧公名盛所掩，而欧、曾、苏、王亦不甚称其文。刘尝叹:“百年后当有知我者!”至东莱编《文鉴》，多取原父文，几与欧、曾、苏、王并，而水心亦亟称之，于是方论定。

吴氏认为刘敞文章有西汉之风，文名在当时被欧阳修掩盖，吕祖谦《宋文鉴》将刘敞与欧阳修、曾巩、苏轼、王安石相提并论方为确评。可见，刘敞文章才能极高，因此欧阳修称道刘敞文章是理所当然的。

欧阳修与刘敞关系很好，非但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反而持文人相乐的态度。如《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刘中原父望欧阳公稍后出，同为昭陵侍臣，其学问文章，势不相下，然相乐也。”与吴子良所言“不甚称其文”相反，欧阳修非常欣赏刘敞文章，并屡次称赞，如“文章惊世知名早，意气论交相得晚”(《奉送原甫侍读出守永兴》)、“谁谓文章金马客，翻同憔悴楚三闾”(《闻原甫久在病告有感》)、“平生志业有谁先，落笔文章海内传。昨日都城应纸贵，开帘却扇见新篇”(《戏刘原甫》)、“惟其文章灿日星，虽欲有毁知莫能”(《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等，更在代皇帝起草的诏书中称赞刘敞“议论闳博，辞章烂然”(《赐起居舍人知制诰刘敞等奖谕诏》)。于此可知，欧阳修称赞刘敞文章是不遗余力的，关于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亦有所辨析，指出“修亦雅重之”。在给刘敞写的墓志铭中，欧阳修还记载了一件能充分反映刘敞作文特点的事:

公于学博，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其为文章，尤敏赡。尝直紫微阁，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将下直，为之立马却坐，一挥九制数千言，文辞典雅，各得其体。

“立马却坐，一挥九制数千言，文辞典雅，各得其体”，可知刘敞作文非但“得体”而且“敏赡”。这件事在《渑水燕谈录》中也有记载，书中同时记录了欧阳修闻听此事后的反应:“欧阳文忠公闻而叹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策，此未足尚也。’”可见欧阳修对刘敞作文“敏赡”且“得体”的惊异。而在出知扬州前刘敞曾出使契丹，出使之前他所任职务正是知制诰。送行宴上欧阳修词中言“挥毫万字”，正突出的是刘敞作文“敏赡”“得体”的特征。

刘  敞

欧阳修以“文章太守”指称刘敞，主要是就其文章才能而言的，尤其强调的是其才思敏捷、文辞典雅得体，这是“文章太守”产生的原始语境。在其后的发展中，“文章太守”的使用者基本遵用此意，这从宋人以“文章太守”或“太守文章”指称的对象不难得到印证，如欧阳修、曾巩、鲜于侁、苏轼、王十朋等。后世也是这么理解的，如《江西通志》《隆庆临江府志》《江南通志》在谈及“文章太守”时言:

马文璧，绍兴人，洪武五年知抚州府，学博才敏，为政知大体，辨决无滞，岂弟慈祥，民深徳之，尤长于诗文，时称文章太守。

王恪，字敬仲，钱塘人，进士。洪武中知临江府，兴学育才，尤工诗翰，时以文章太守称之。

邹以信，庐陵人，永乐五年知无为州，政尚德教，州人感化，以博学能文称文章太守。

“学博才敏”“尤长于诗文”“尤工诗翰”“博学能文”等显然仍是强调郡守的诗文写作能力，与欧阳修的原意并无多少区别。甚至到了清代，一些“文章太守”相关作品或作于平山堂，如康熙“文章太守心偏忆”，或直接与欧阳修关联起来，如吴伟业“翰墨幽人小戴，文章太守欧阳”，更见“文章太守”一词的使用者恪守欧阳修本意的用心。

据此不难做出如下界定，“文章太守”主要是指以学识渊博、才思敏捷、文辞典雅得体等为特征的长于诗文创作的郡守。当然，还须说明的是，这一概念虽被后世继承，甚而也被推及前代郡守，如谢灵运、谢朓即是宋人追慕的文章太守典范，然其相对普适的时代仍是宋代，个中缘由便需从“文章太守”观念的成因说起了。

欧阳修因称道刘敞作文“敏赡”“得体”而提出“文章太守”，这固然是顺理成章的，但实际上“文章太守”观念的形成亦有其必然缘由。宋代文官制度的确立是“文章太守”观念形成的背景条件，兹不赘述;而当时的社会风气及文章、政事结合的观念则不容忽视。

富  弼

上文论及以文章称道郡守是宋代比较普遍的社会风气，此风在欧阳修之时已然。如富弼庆历六年(1046)《寄欧阳公》言“滁州太守文章公，谪官来此称醉翁”，梅尧臣嘉祐三年(1058)《杂言送当世待制知扬州》言“少年俱是玉墀人，文章快利生铜吼”，赵抃、强至熙宁间写给齐州知州曾巩的诗云“太守文章耸缙绅，两湖风月助吟神”、“历山名重舜耕余，太守文章世罕如”等。欧阳修亦是此风的倡导者，故其写给郡守的诗中屡屡谈及文章问题。除上文称道刘敞文章的诸多作品外，还有庆历元年(1041)送胡宿知湖州的“寄诗毋惮频，以慰离居念”(《送胡学士知湖州》)，嘉祐元年(1056)写给滑州知州梅挚的“东州太守诗尤美，组织文章烂如绮”(《予作归雁亭于滑州后十有五年梅公仪来守是邦因取余诗刻于石又以长韵见寄因以答之》)，嘉祐二年(1057)送梅挚知杭州的“渔樵人乐江湖外，谈笑诗成尊俎间”(《送梅龙图公仪知杭州》)、送沈康知常州的“吟就彩笺宾已醉，舞翻红袖饮方豪”(《送沈学士康知常州》)，嘉祐三年(1058)送宋敏求赴太平州的“文章秀粹得家法，笔画点缀多馀妍”(《送宋次道学士敏求赴太平州》)，嘉祐四年(1059)送祖无择赴陕府的“西州政事蔼风谣，右掖文章焕星斗”(《小饮坐中赠别祖择之赴陕府》)等。可见，提出“文章太守”是欧阳修与社会风气互动和个人实践的结果。

“文章太守”由“文章”和“太守”组成，分别对应的是“文章”和“政事”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的结合正是宋人讨论较多的问题。如欧阳修便说:

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彼四人者犹不能于两得，况其下者乎!

欧阳修以擅写文章的刘禹锡、柳宗元和长于政事的姚崇、宋璟为例，说明文章、政事难兼的情形。陈亮亦有类似的说法:

往三十年时，亮初有识知，犹记为士者必以文章行义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书判自显，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虽老于吏道者亦知敬其人。文章、行义，政事、书判，并举兼能而不可掩，而道德性命之说政自不相妨也。

陈亮以为士、为官才能不同，说明文章、政事难兼的情况。虽则两者难兼，但宋人仍试图兼善，故陈亮接着说“文章、行义，政事、书判，并举兼能而不可掩”。郑刚中认为文章、政事分为两途，是造成“风俗凋敝”“百姓困穷”的根本原因所在:

近世文章政事，分为两途。朝廷贵人雍容高谈，指州县为猥冗之司，谓非清选者所当与。俗吏又谓非我无以办事，故贪污不法，恣其所为。此风俗凋敝之由，百姓困穷之本也。

刘克庄亦认为文章、政事并非两途，强调“文章政事同一机键”:

欧阳公传《诗》已精粹，然对客喜谈政事，尹京兆，典大藩，皆谈笑办治。曾子固发明理学在伊洛之先，与欧齐名，为宋儒宗。然集中如越州糶济、齐州保甲丁夫账目、洪州使院行移期限，虽微必载，岂文章政事同一机键耶!

刘克庄以欧阳修、曾巩文章政事兼美为例，来说明二者结合的问题。事实上，在欧阳修的观念里，文章、政事确实是密不可分的。如:

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

“施之于事”“见于文章而发之”，欧阳修在此强调的正是文章与政事的联结，这与他举荐苏洵时所言“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荐布衣苏洵状》)，批判“弃百事不关于心”的“文士”(《答吴充秀才书》)是一致的，也是他提出“文章太守”观念的前提。

由于“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宋时道学家“以学为文，则两汉‘文学’‘文章’之分，‘学’与‘文’之分亦混矣”。故宋代“文章”与“政事”的结合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文学”与“政事”的联结。因此欧阳修文章与政事结合的观念还有另外一种表述:“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众所周知，“文学”“政事”属于孔门四科。而“经历了‘吏服训雅，儒通文法’这个儒生、文吏的融合过程之后，以学者(文人)兼为官僚为特征的所谓‘士大夫政治’，就在中华帝国中真正地扎下了根基”。汉代之后儒吏之争依旧存在，但二者合流的呼声逐渐增强，尤其在宋代崇文抑武政策的影响下，儒吏合流的情况更为突出。如林駧在梳理儒、吏源流的基础上指出文学、政事并无二致:

古者以仁义为儒，以教化为吏，而儒与吏为一;后世以章句为儒，以法律为吏，而儒与吏为二。嗟夫!《周官》“九两”曰“道与治”，孔门四科文学、政事又曷尝有异致哉?此愚深叹后人之不古也。夫惟儒与吏为一也，《诗》《书》《礼》《乐》皆润泽生民之具，功名事业亦吾道之绪余，是故皋、夔、伊、傅雍容于庙堂之上，而君民相忘于道化之中。

林駧认为唯有儒、吏合一，方能政治清平。宋高宗更以皇帝之尊强调文学与政事的合流:“孔门文学、政事，各是一科。朝廷用人，若取文学而疏于政事，亦非通才。”所以，在宋代官员的选任中，文学、政事往往是重要因素。如元祐元年(1086)《令执政举文学政事行谊之臣可充馆阁之选三人诏》言:

执政大臣，吾之所甚重也，宜各举文学政事行谊之臣，可以充馆阁之选者三人，亟以名闻，朕将考观其材器而甄升之。

文学、政事被朝廷作为馆阁人员应具备的素质。官员的迁转同样以文学政事作为依据，如王珪《开封府襄邑县尉李观可大理寺丞制》:

勅某:吏服郡县之劳，有能廉谨自将而应保荐之格者，朕靡不甄录之。况尔官于畿下，而文学政事，为予柄臣沆所知。擢与卿属，勉对嘉宠。可。

甚而弹劾官员也以文学政事方面能力不足为出发点，如苏辙弹劾蔡京言:

京文学政事一无所长，人品至微，士论不与。若不因缘蔡卞与王安石亲戚，无缘兄弟并窃美官。今卞已自迫于公议求退，而京独昂然久据要地，众所不平。

“文学政事”亦时常以“文章政事”指称，如郑兴裔《荐举陆九渊状》:

臣伏见建宁府崇安县簿陆九渊，识淹今古，学有渊源，奋自甲科，两任剧邑，文章政事，蔚然可观。窃谓以彼其人，不宜久处下僚。仰望睿鉴，特赐甄录。俾进居禁近之林，必有资启沃之助。苟或不如所举，臣甘诬罔之罪。取进止。

可见，文学与政事或文章与政事的结合是宋代比较普遍的现象，正照应了“文章太守”指向的两端。

全宋文

鉴于唐朝藩镇之祸，宋朝对地方政治非常重视，如嘉泰元年(1201)臣僚言:“立国之本在民，系民之休戚者最切于州县。”故宋朝统治者非常重视郡守的选任，宋太宗即说:“刺史之任，最为亲民，苟非其人，则民受其祸。”宋太祖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为应对此问题，宋廷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故自“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以文臣任郡守的制度逐渐确立。

宋代郡守的选任亦多以文学政事为依据，这在宋人任知州制诰中体现非常明显，如欧阳修知扬州、青州制诰言:

敕:勤求治道，优延近著。粤惟词禁之彦，久布外邦之政，特推渥洽，盖示眷怀。……欧阳某，智虑淹通，文藻敏丽。善谈当世之务，旋登近侍之班。向直内阁之严，实分北道之寄。爰司方郡，屡易周星。

敕，朕惟北海，州之古郡，而东人之都也。近世两府出入，为均逸之地，非耆德峻望，不为倚毗。……欧阳某，以文学自进，以器能自任，早领枢务，旋参大政。奏对屡上，诚请益坚，俾守藩方，已逾岁律，乃进夏官之秩，往临海岱之区。

“文藻敏丽”“善谈当世之务”“文学”“器能”所言正是文学政事。滕甫知瀛州、何郯知永兴军制诰言:

具官某文学足以济时用，论议足以辅朝猷。升之掖垣，则词训擅其美;擢于宪座，则启沃尽其诚。洎进直于复门，益见推于善职。朕以瀛关藩会之要，朔野灾震之余，谋帅维难，得尔良重。

具官某，廉清质直，敦大详敏，艺文之学，政事之材，左右具宜，以有声绩。作国西屏，雍维大都，镇抚一方，老成是赖。序迁厥位，往牧其人。其励猷为，以膺任属!可。

“文学足以济时用”“艺文之学，政事之材”正是滕甫和何郯任职郡守的重要原因。宋人对此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所以在与郡守的互动中，每每将文章与政事对举，如“行听龚黄歌治誉，好追元白递诗章”、“政事文章君得法”、“汉阳太守文章伯，政事多闲爱宾客”、“文章政事犹其馀”、“文章政事两荧煌”、“文章政事第一流”等。

由此可见，“文章太守”观念的形成，既是欧阳修对刘敞文章的客观评价，也是宋代文官制度、宋人以文章称道太守风气及文章政事合流观念影响的必然结果。

“文章太守”观念既然为宋人所普遍认同，且在郡守选任中多把文章才能视作其重要任职条件，那么现实中的宋代郡守是否是“文章太守”呢?下面从宋代文人任职郡守实际情况出发加以考察。

宋代文官队伍庞大，士人因升迁、贬谪、自求外放等原因频繁地进行职官迁转，故诸州郡守不少都是著名文人。如寇准、范仲淹、蔡襄、欧阳修、李纲曾任职开封府，寇准、钱惟演、宋庠、晏殊、文彦博、范纯仁曾任职河南府，晏殊、欧阳修、苏轼、张耒、周邦彦曾任职颍州，文同、苏轼、晁补之、陈与义、王十朋曾任职湖州，寇准、范仲淹、晏殊、文彦博、韩琦、司马光曾任职京兆府，丁谓、晏殊、王安石、张孝祥、范成大、叶适曾任职江宁府，柳开、范成大曾任职桂州，王禹偁、夏竦曾任职黄州，周敦颐、朱熹等曾任职南康军，梅询、方回等曾任职广德军，等等。宋代州郡众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苏  轼

由此不难发现，能诗擅文的士人担任诸州郡守是宋代非常普遍的情形。而宋代著名文人多为名臣，由于皇帝优待的缘故，分布于近京州郡或名藩大郡的数量相对更多。这些州郡大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风景秀丽，所以任职者常常流露出明显的“荣宠”心态。这在郡守谢上表中有明显体现，如范仲淹《杭州谢上表》言“江海上游，东南巨屏，所寄至重，为荣极深。……宠优旧臣，恩全晚岁”，韩琦《扬州谢上表》言“秘殿之资甚宠，广陵之寄绝优。……俾兼美职，出守便藩”，苏辙《代滕达道龙图苏州谢上表二首》言“敢冀优恩，复迁善地”等。受这种“荣宠”心态驱使，他们往往以饱满的热情吟咏风物，留下众多诗文。甚至在一些名藩大郡出现了太守“例能诗”的现象，如扬州、杭州、苏州等。

“文章太守”之称始于欧阳修对扬州郡守刘敞的称道，其本人也曾任此地郡守，历来流传有“扬州太守例能文”的说法。宋代扬州郡守确实大都文学才能较高，如王禹偁、宋庠、韩琦、欧阳修、富弼、吕公著、章惇、蔡京、苏轼、张耒、李纲、晁公武、岳珂等。杭州在北宋号称“东南第一州”，南宋时又作为都城，历任郡守亦多为文采风流之辈。苏轼《诉衷情·送述古迓元素》词云“钱塘风景古来奇，太守例能诗”，所言正是杭州历任郡守具有文学才能的最好佐证。下列杭州郡守的大名即可见苏轼所言不虚:宋祁、范仲淹、张方平、蔡襄、章惇、苏轼、叶梦得、晁公武、文天祥等。唐人刘禹锡即有“苏州刺史例能诗”的诗句，到了宋代这种说法被继承下来，如“传说姑苏新乐府，只缘太守例能诗”、“自古文章贤太守，江南只数苏州。而今太守更风流”。可见苏州郡守“能诗”在唐宋间是被广泛认同的，这从宋代苏州郡守任职队伍不难印证:范仲淹、滕宗谅、胡宿、向子諲、洪遵、张孝祥、文天祥等。

宋刻本《苏文忠公集》

上述郡守大都有诗文集，或流传至今，或见于《宋史·艺文志》等公私藏书目，且均有诗文作品收录在《全宋诗》《全宋文》《全宋词》等。更有不少郡守在宋代曾任职词臣或名列《宋史·文苑传》，其中一部分至今仍是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称其为“文章太守”可谓名副其实。他们遍任宋代州郡，足以说明宋代郡守擅长诗文是相当普遍的情形，宋人“文章太守”的称呼绝非虚言。

综上可知，“文章太守”是宋人较为普遍的观念，宋代文人多有任职州郡长官的经历，文学与郡守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联系，“文章太守”在观念上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宋代郡守与文学关系的学理依据。由此，我们可以从“文章太守”观念出发，具体考察宋代郡守与文学的关系，如杭州郡守与文学、扬州郡守与文学、苏州郡守与文学、应天府郡守与文学、江宁府郡守与文学、益州郡守与文学、颍州郡守与文学等。在宋代职官与文学研究领域，中央官员尤其是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谏官等得到了学界较多关注，地方官与文学关系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而从宋代士人的“文章太守”观念出发，考察地方郡守与文学的关系，无疑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学术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