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民国时期，晚清官书局刻本继续印刷与流通，是中国版本学史、书籍史、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值得关注和研究。官书局刻、印本《二十四史》《广雅丛书》《资治通鉴》《古逸丛书》等分别通过合作、重编、拣选等途径得以再印，是其中较具代表性者。虽经时代变化，这些晚清官书局刻本仍然为从事传统学术研究者所需，章太炎、朱希祖、胡适等文人学者多有购买、阅读和推荐。尽管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发行的古籍相比，晚清官书局刻本受经济等条件的限制，印量较少，所占市场份额并不大，却依旧为时人所重，更是民国时期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的售书目录、藏书目录、推荐书目以及日记、信札等资料为考察这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晚清官书局刻本 旧版再印 民国出版 古籍流通
晚清官书局的创设和印书，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出版史事，刊刻的书籍，也以“局刻本”而知名。官书局刻本的编纂、校勘、付梓、流通是官书局创设和运行的中心环节，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近三十多年来，关于晚清官书局刻本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些成果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钩稽史料，还原官书局刻本刊刻史实，关注各官书局刻本的类别、种数、刊刻过程、书籍特色等。这类成果非常丰硕，涵盖了每个有记载的官书局刻本，另如图书发行的细节、刊刻的经史类书、刻本的刷印等具体问题均有专门考察。第二，关注官书局刻本所反映的时代学术风气。如兰秋阳专就金陵书局刊刻的书籍分类论述，展现了晚清时期的学术风貌。第三，将官书局刻本研究作为官书局研究的一部分，置于整个历史环境中考察。王晓霞通过对书局的兴起与组织、书籍的刊刻过程与流通方式等问题的系列讨论，分析官书局衰落的命运以及与晚清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张宗友不仅论述了官书局刻本的刊刻史实，还留意这些书籍的内容特色、传播途径与策略，从而表彰官书局刻本在近代文献传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研究成果展现了晚清官书局刻本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但也可以看出，既往研究关注的时间主要集中于晚清时期。作为书籍史上的重要版本，晚清官书局刻本到民国时期仍然较为通行，也继续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使命，对于这一问题，前人著述鲜有涉及。如当前的出版、印刷、版本通史著作，叙述晚清官书局刻本的情况常常截止于清末，而民国出版史研究中，虽有论及图书馆印刷官书局版片的，但在民国时期，晚清官书局书版不仅仅由图书馆保存和刷印，因此这些论述并不能反映民国时期印刷晚清官书局刻本的全貌，更未涉及官书局刻本的流通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周振鹤关注到近代营业书目的价值，并编纂了《晚清营业书目》一书，其中所收朱士嘉《官书局书目汇编》中的各局书目，实际上都是1925年至1930年左右的在售书目，反映了晚清官书局刻本在民国时期的出售情况。书目书单在官书局刻本研究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周振鹤认为：“营业书目充分展示了当时市面上的书籍流行情况，也就是一般常说的大众阅读趋向,这种趋向与社会自身发展相一致，也基本上与国家改革的进程相切合。”刘永华也提出对于“晚清民国时期书单、售书账的分析”，可以为了解这一时期“知识与思想实态”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晚清官书局刻本在民国时期的再印与流通，是中国出版史、印刷史上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主要依据售书目录、藏书目录、推荐书目及日记、信件等相关记载对此作全面考察。各官书局售书目录反映出清代晚期流行的古籍版本也在民国时期继续印刷、销售；售书目所载的版本类型、书籍价格等直观地展现官书局刻本的流通实况；藏书目录、日记、信件进一步体现出这些书籍继续为民国时期具有传统学术背景以及从事传统学术研究的文人学者所需；这些都是研究民国时期晚清官书局刻本及其学术意义的重要问题。一、承续与发展：民国时期印刷的晚清官书局刻本中的重要典籍
民国时期印刷晚清官书局刻本的机构有三种：一是改组后的官书局，如湖北官书处、江南书局；二是接收各省官书局版片的省图书馆，如浙江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山东图书馆、云南图书馆等，广雅书局版片先由广东图书馆负责，1924年又成立独立的广雅版片印行所；三是民间书坊，如山东书局、苏州振新书社、成都书局等，多是借版印刷。此外，还有政府的临时印书活动，如1925年张宗昌督鲁，重新印行山东书局《十三经读本》。民国时期，各官书局版片归属虽有变化，但所印各书仍沿称官书局刻本。目前可知，刻本在民国时期得到再印的晚清官书局有：江南书局（金陵书局）、淮南书局、江楚书局、江苏书局、浙江书局、山东书局、山西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湖北崇文书局、四川书局等，几乎都有专门的售书目录，详见表1：由表1可知,晚清官书局刻本在民国时期得到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印刷与发行。其中，以几部重要的典籍最具代表性。清同治时期，金陵、浙江、江苏、淮南、崇文等五局合刻《二十四史》，至民国时书版在各局分别印刷出售，江南书局售书目开列《史记》《两汉书》等十五史(淮南书局《隋书》版片由江南书局负责印刷)，浙江图书馆印行浙江书局本《旧唐书》《新唐书》《宋史》，苏州图书馆售书目“史部”首列江苏书局刻本《辽史》《金史》《元史》，湖北官书处再印了崇文书局刻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明史》。书坊则将这二十四史汇集售卖，如1925年《山东书局发售木板书籍启事》称该局“与各局订立条约，归敝局经售”，史部第一种即是《五局合刻念四史》；1923年、1927年《北京直隶书局图书目录》史部第一种也均是“《二十四史》，五局合刊本”。规制统一是《二十四史》汇辑合售或补配成套的基本条件。《二十四史》刊印之初，即计划版式一致，刊成后，除崇文书局刊刻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明史》为四周双边外，其余各史均为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每半叶12行、行25字，字体上采用扁宽、横细竖粗的毛氏汲古阁体。民国时期由于书版各自刷印，虽然版式、行款等相同，书籍的开本却有时不一致，汇集销售有失美观，携带存放也不方便。因此，1925年5月14日浙江图书馆附设印行所将江南官书局、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官书印行所的函件转发给湖北官书处，商讨印书尺寸问题：准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官书印行所函开：“案准江南官书局公函，内开：‘各省官书局合刻之《二十四史》，版片样式虽同，而装订成书，实宽窄短长未能一致，颇为购书者诟病。兹将敝局向来装订史书程式，制成式样八纸，检送贵所（处）考验，会印齐全，以便分致饬工照式切订，并附书式样八纸。’等因，准此。敝所查后，理合将原函暨史书式样六纸，照转贵所，查照施行等由，并江南官书局公函一件、书式样六纸过所。”准此。查江南官书局此举，系为全史装订画一起见，敝所极端赞同。惟依原函会印齐全之语，江苏官书印行所应将书式八纸完全盖印寄杭，再由敝所完全盖印寄鄂，方合手续。今江苏官书印行所仅寄六纸，又未盖印，似有误会，敝所只得就收到之六纸盖印，相应连同江南官书局原函照转，即希贵处查照施行。
函件由江南官书局发起，先后转发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官书印行所、浙江图书馆附设印行所、湖北官书处，五局统一书籍制式，以便销售。不仅如此，各局所用的纸张也是尽量统一的。1921年《江南书局书目》在史部列《十五史》杭连纸和赛连纸两种，卷末声明：“查各省官局史书多用赛连、杭连两种纸色刷印，式样比官堆精致。本局现印《十五史》即仿照办理，俾配《廿四史》者五局汇合式样一律相同，合并声明。”查现存售书目，苏州图书馆所印官书局本《辽史》《金史》《元史》有连史纸和赛连纸两种；淮南书局的《隋书》是赛连纸；1916年浙江公立图书馆印行的《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均是赛连纸，1936年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木印书目》只有七种书标明了纸张，其中包括《旧唐书》《新唐书》《宋史》三史，有连史纸和赛连纸两种。江南官书局所说的“杭连纸”，当是各家书目中的“连史纸”。可见连史纸和赛连纸两种是印刷《二十四史》最为通用的纸张。现在最为常见的五局本《二十四史》，有一种纸张颜色发黄，一种颜色雪白，当是分别用这两种纸印刷的。虽历经时局变化，五局仍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合作印制《二十四史》，这种形式也是对晚清官书局印刷事业的延续。清宣统二年（1910），广雅书局的版片归入新成立的广东省立图书馆，至1917年，徐信符（字绍棨）、冯愿等受聘为董事后，逐渐得到清理。1918年，广东图书馆附设广雅版片印行所成立。徐信符着手汇印《广雅丛书》，并在1920年3月撰写了《广雅书局丛书总叙》，内中称：“今择其板式一律者，凡一百五十余种，汇为《广雅丛书》。”徐信符在广雅书局版片中挑选了一百五十余种版式相同的汇印成书，命名为《广雅丛书》，并编纂简目，列于卷首。今见天津图书馆所藏《广雅丛书》内，徐信符《广雅书局丛书总叙》《广雅书局丛书目录》书叶版心上端刻有“广雅丛书”四个大字，而其余所有书叶均是在版心中刊书名卷数、下端椠“广雅书局刊”，就是因为《总叙》和《目录》是新刊的，其余均使用的是原版。《广雅丛书》的子目，按照徐信符《广雅书局丛书目录》所列共154种，但根据1924年和1927年的《广雅版片印行所书目》，《广雅丛书》子目有155种，后有附记：“以上共一百五十五种，分钉五百六十二册，板式一律，统名《广雅丛书》。”对比《广雅书局丛书目录》和《广雅版片印行所书目》，除了有顺序的调整、书名个别字增减外，后者较前者多钱大昕《诸史拾遗》二卷。1920年徐信符在《广雅书局丛书总叙》中明确说明：“赵一清之《三国志补注》、钱大昕之《诸史拾遗》《三史拾遗》、张熷之《读史举正》，凡四种，因修补尚须时日，不为列入。”而1924年《广雅版片印行所书目》将《诸史拾遗》列入，当是因为版片已修好。若依此推测，《广雅丛书》中有无《诸史拾遗》或可以作为判断《广雅丛书》汇印时间的依据。从分类上看，《广雅丛书》不遵循严格的四部分类，分经类、小学、杂著、史学、集部，不仅将小学从经类中分离出来，还将史部改为“史学”。据统计，经类26种，小学11种，杂著17种，史学93种（或94种），集部7种，总154种（或155种），史学书籍占总数的五分之三，比重较大，可见民国重编《广雅丛书》的时候，延续了清代广雅书局所刻书的特点。（三）拣选：江苏书局修补本《古逸丛书》《资治通鉴》有选择性地印刷比较重要的官书局刻本，也是当时保存书版机构的常见做法。苏州图书馆所印书，以江苏书局修补本《古逸丛书》《资治通鉴》最具代表。《古逸丛书》以保存中国本土已经亡佚的多种典籍而知名，其书版不是江苏书局原刊，而是光绪八年（1882）黎庶昌命杨守敬刊于日本。光绪十年《古逸丛书》书版刊成，黎氏将其赠给江苏官书局。后来的《古逸丛书》，即由江苏书局印刷。江苏书局刊刻《资治通鉴》始于同治七年（1868），丁日昌任江苏巡抚，设局刊书。丁氏认为“若乃通括治体，经纬万端，上下数千年，固莫盛于《通鉴》”，于是让江苏书局覆刻嘉庆二十一年（1816）鄱阳胡氏仿元本《资治通鉴》。此时莫友芝任职江苏书局，负责刊刻事，为了择选技术精湛的刻工，莫友芝还先重刻了司马光的《书仪》。今见江苏书局刊刻的《书仪》内封上刻有朱文识语：“同治七年夏四月，江苏书局将覆刊司马文正《资治通鉴》胡注兴文署本，刊手杂募，不能别良拙，乃以文正《书仪》归安汪氏仿宋本，各试刊一叶，第其去留，未匝月而工完。”另据《张文虎日记》称：“（同治七年六月十三日）与端甫至坊口访莫偲老，见所携苏局新翻胡刻《通鉴》，形模尚似。”此时距离刻完《书仪》仅一月有余，说明很快开始了翻刻《资治通鉴》的工作。江苏书局翻刻胡氏本《通鉴》是从后往前刊刻的，先刻末卷第二百九十四卷，“逆而上之”；当刊刻完成后四十卷时，莫友芝得知胡克家本《资治通鉴》原版尚在，驰告丁日昌，丁派刘履芬购得。胡氏书版从卷二〇八以下被毁，其余卷数则基本完整，正好与江苏书局刊刻的书版可新旧衔接。最后江苏书局共新刻《资治通鉴》八十七卷，加上《释文辨误》十二卷。胡氏原版仍存的，江苏书局也进行了修补和校改。至同治八年二月修版补版全部完成。1914年，《古逸丛书》《资治通鉴》与其余江苏书局版片一起被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接收，归入附设的官书印行所。《古逸丛书》和《资治通鉴》价值较大，苏州图书馆极其重视。在1930年印行的《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概要》“大事纪要”和1936年印行的《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年刊》“本馆历年大事记”中均记载了修版事：“十年，修刻本馆藏版《古逸丛书》及《资治通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逸丛书》有1921年曹允源《重修〈古逸丛书〉叙》，冠于《古逸丛书》补版后印本首册卷端，详细纪载了修版之事：《杜工部草堂诗笺》前四十一卷为宋麻沙本，尤多漫漶，不可辨识。今年孟夏，招沪上良工，用图书馆初印本覆刊，最《影宋台州本荀子》刊补一叶，《影宋本庄子注疏》刊补七叶，《影宋蜀大字本尚书释音》刊补三叶，《影旧钞卷子原本玉篇零本》刊补四叶，《覆麻沙本草堂诗笺》刊补八十九叶。阅半载，工始竣。
可见，此次修补是据馆藏初印本校勘，共修补了《古逸丛书》中的五种，104叶。修补完成后，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官书印行所专门发布启文：“续印并力求美备，选用顶上纸色，以餍阅者之意。”以招徕读者。1929年西湖博览会上，苏州图书馆陈列的也是《古逸丛书》多种。《古逸丛书》《资治通鉴》成为苏州图书馆印刷的江苏书局书版中的标志性书籍。以上所举仅是较具代表性者，综合统计来看，民国时期售书目中的官书局刻本在千种以上，基本保留了晚清时期的主体规模。还有部分官书局刻本选入地方性丛书获得再印，如光绪六年（1880）云南书局所刊师范《滇系》一书（见图1），是重要的地方学者著述，被重印收入民国时期编刊的《云南丛书》。总而言之，官书局刻本中具有适用性和学术价值的典籍在民国时期仍然得到相当的重视，而通过不同途径再印的官书局刻本，在承续前代的同时，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体现了典籍生成的不同方式。
图1
书籍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流通。讨论晚清官书局刻本在民国时期的流通，首先要对其价格做考察。朱士嘉调查民国时期情况时评价官书局书籍“既合实用，价又低廉”。抗战时期郑振铎搜访古籍，提出各种局刻“自当多购”，也是因为“此类书价仍尚廉也”。朱士嘉和郑振铎都是民国时期书籍市场的亲历者，所言必有依据。然而实际上，这一时期官书局刻本的价格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作更为详细的分析。
民国以来，中国的书籍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官书局刻本面临着各方面的冲击和压力。1915年浙江公立图书馆统计的此年馆内书籍阅读情况显示：杭城阅书人所偏重在科学及小说家言，因此在新书部、杂志部阅览最多，共占45%；子部书亦含科学与小说书籍，阅览约占18%；集部、史部之书与科学关系较浅，趣味又不如小说，仅分别占15%和13%；经书非学校所注重，阅览本数约占5%。这反映了民国初年中国传统经史典籍的阅读量大大减少，而官书局刻本即是以经史典籍为大宗，与科学、小说有关之书非常少。到1919年，“整理国故”运动兴起，传统经史典籍重获重视，但也有了非常多样化的出版形式，研读国学者有了更多选择。以《左传》为例，官书局本《左传》主要有《左传读本》《左传杜注》《左传杜林合注》三种，而在当时的上海，却至少有十数种版本可以满足阅读《左传》的需求。如《春秋左传音义白话注解》《新式标点白话译注春秋左传》重点标举其“白话”特色，《言文对照左传评注读本》《言文对照左传评传笔法百篇》《言文对照左传句解》则强调其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双重特点，这些顺应民国时期教育改革，提倡白话、使用标点符号等潮流的《左传》书籍，显然对普通读者更有吸引力。而且这些书籍凭借低廉的价格和强大的销售网络，销量非常大。商务印书馆铅印的吴曾祺评注《左传菁华录》，1915年9月初版，到1929年已经出至十版，定价保持在大洋六角。中华书局编辑铅印的《教科适用汉书精华》，自1915年出版后，到1934年也已经印行了十版，定价一元二角。这些形式多样的书籍大大挤压了官书局刻本的市场。相比之下，金陵书局《左传》售价一元四角（1921年）或二元三角五分（1929年），江苏书局《左传读本》连史纸印本三元四角三分四厘、赛连纸印本二元六角（1926年），山东书局《春秋左传读本》毛边纸印本四元五角，连史纸印本达六元（1925年），后来还都有涨价。《汉书》仅有金陵书局刻本，《两汉书》合售，杭连纸印本较便宜，也需十元九角（1921年），平均五元四角五分。1928年南京教育局欲征收江南官书局房屋时，就认为其几乎不盈利：“所有书籍均为木板《诗》《书》《经》《礼》之类。现在潮流变转，此类书籍已不能销行适用，所余书籍约计千百余部，日售不过一二，籍以维持看守一二人之伙食。”虽有过度贬低之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书局刻本经营的窘况。从书籍的绝对价格、经营规模和销售总量来看，官书局刻本与新兴出版物确实差距不小，但是讨论官书局刻本的价格与市场，还要考虑到其本身的书籍性质，即与选本、评注本、句解本等不同，官书局刻本多是可以满足学术研究使用的、内容精善的版本，因此要放在学术类古籍的视域中来考察。若将同一种新书的官书局刻本与中华书局本，在1925年至1929年的价格稍作比较，可以发现，官书局刻本总体上与中华书局本的标价相差不大，有的甚至还更低一些。如《相台五经古注》，中华书局本八元二角，浙江书局本六元四角四分，江南书局杭连纸本十三元四分、赛连纸本七元二角四分；《十三经古注》，中华书局本十八元二角，浙江书局本1926年七元二角六分，1928年七元九角四分；《四书集注》，中华书局本一元四角，浙江书局本一元三角四分，江南书局本一元一角六分，淮南书局本一元六角。且从版本上来讲，这几种中华书局本多属《四部备要》本，校勘不甚严谨，官书局刻本则更加精善，适合专业读者使用。需要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印刷官书局刻本的机构普遍存在经费不足的情况，这影响了官书局刻本的印刷和销售。1920年代，浙江图书馆印行的官书局刻本常常供不应求，甚至1926年7月还发布了《请买书人勿遽汇款函》，因无书可卖而谢绝买家，与普遍认知中官书局刻本销售停滞几乎完全相反。导致这一营业怪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经费不足。印行所本身秉承的理念是“印钉工价与解缴售书价银不相上下，是以收支尚相切合，印售均无妨碍”，但是当售书价骤降，而印钉工料费无法压减，售书必将亏损，则惟有谢绝买主。这又反过来限制了书籍的销售。尽管经费不足，印行晚清官书局刻本的机构仍尽可能地运用各种广告形式进行推销。浙江图书馆“以广告之重要，拟在上海及杭州各大报登载大版广告”，其中1935年4月7日在《申报》上刊登的广告，占据了第四版的大半版面，详列浙江官书局刻本之书名、卷数、著者、册数和价格，各机构还利用出版的馆刊、年报等的书衣、封面、内页刊登官书局刻本广告。各种出版目录、单页书目也发挥了广告的作用：“函索即寄，并订有通信邮购办法，与批发承销办法，皆印在书目之后。”直销、代销、函购等销售方式均可使用，在新式交通、通信网络的助益下，大大完善了销售渠道。晚清官书局刻本在民国时期的书店和读者群体中仍保持一定的知名度，“局刻”已经成为官刻书籍的代表，经常作为单独的一类列出。这在民国年间很多书店的书目中屡见不鲜，如1923年的《北京直隶书局书目说明》称：“本局创办二十余年，书精价廉，久为主顾诸君赏识，今更不惜资本，转运各省局刻、家藏木版，各种经、史、子、集，并搜罗宋元明精刊善本各类书籍，按类编目，详细登载。”首先提到“各省局刻”，1927年、1928年书目仍然沿用。1929年的《邃雅斋书目》中《外埠函购书籍简章》第一条说：“本店向在各省搜罗宋元明板及清朝家藏、局刻各书，照定价，概无折扣。”同年的《开明书局书目•外埠函购书籍简章》第一条则是：“本局创办多年，采访旧刻古本家藏及局刻各种书籍，照定价一律八折。”局刻书籍是这些书店经营的重要类型，占据一定读者市场。三、“旧书新用”：民国时期读者对晚清官书局刻本的需求
读者也是书籍流通的重要环节，更是书籍史、文献文化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面，晚清官书局刻本在民国时期的读者需求同样值得关注。尽管在近来的书籍史研究趋势中，“研究书籍在中下层社会的传播与阅读”尤为书籍史研究的重点，但由于官书局刻本内容的特殊性，其读者主要分布在文人学者群体中，而这一群体的阅读，最能反映当时的主流学术风气。赵益就在其研究中特别强调士人阶层的文献整理与编刻、传播。需要说明的是，民国时期阅读、流通的晚清官书局刻本不一定都印刷于民国时期，还有一部分是从清代流传下来的刻本，但均属于民国时期流通的晚清官书局书籍。
追溯晚清官书局刻本在民国时期的阅读需求，文人书单是一个可供考察的角度。文人的藏书目录与推荐书目中的版本选择直接体现了官书局刻本在其学术生活中所占据的分量。1913年，朱希祖被聘任为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兼清史馆编修，暑假期间，他择选较为重要且有用之书运往北京，并亲自抄录为《癸丑七节迁京书目》，不仅有书名、卷数、著者、册数，大多数书还详列版本，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这些书的版本来源，其中晚清官书局刻本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共有178种。包括浙江书局本67种，江南书局本21种，江苏书局本23种，扬州书局本1种，淮南书局本7种，崇文书局本29种，湖南书局本15种，思贤书局本5种，江西书局本1种，广雅书局本8种，四川尊经书局本1种。虽然朱希祖开列的这些局刻本呈现着明显的地域偏向，以浙江、江南、江苏和崇文等书局的刻本为主，但仍然可以反映官书局刻本在文人书单中所占据的分量，而且朱希祖择选的这批书将要运抵北京，说明是常备且较为重要的书。朱希祖还专列了《浙江官书局书目》《江苏官书坊书目》《江南书局书目》《淮南书局书目》《江西书局书目》《湖北官书处书目》《湖南思贤书局书目》《湖北官书局寄售书目》等8种官书局售书目，说明官书局书籍是朱希祖采选的重要对象。1913年2月，朱希祖在北京购买了淮南书局本《说文斠诠》，3月又购得广雅书局本《经解汇函》《小学汇函》《经典释文》，足以反映朱希祖对官书局刻本的持续需求。与朱希祖有相近研究旨趣的章太炎、钱玄同等人，也留下了很多购买官书局刻本的记录。章太炎需要湖南书局刊刻的郭庆藩《庄子集释》；钱玄同购买了淮南局本《经籍纂诂》、浙江书局本《淮南子》《诗集传》。说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这些官书局刻本不仅继续满足这些学者的阅读需求，更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旨趣并没有随着朝代更迭而改变，体现了学人对传统学术之坚持。朱希祖的书单反映了民国初年传统研究型读者的阅读倾向。胡适的推荐书单，则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以后普通学子的读书需求。1923年，提倡国故的胡适应清华留美学生之请，制定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为学生学习国学提供指引。这个书目亦列有版本，还特别提到一些官书局刻本的可选之处。如《二十二子》为“浙江公立图书馆（即浙江书局）刻本。上海有铅印本亦尚可用。汇刻子书，以此部为最佳”；《抱朴子》是“《平津馆丛书》本最佳。亦有单行的；湖北崇文书局本”；《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广雅书局本。此书搜集最富，远胜于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胡适所列版本，考虑到了书籍的可选性，“每部书之下，如有最易得的版本，皆为注出”。虽说“最易得”，但仍然可以看出列出的均是版本较好、可资使用的书籍，故晚清官书局刻本在其推荐之列。梁启超不满胡适所列书目，拟定了“真正之最低限度”，细究其目可以发现，均是经史子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典籍，与晚清官书局所刻的书籍类型有很大的相合之处。而且梁启超在推荐留美学生可携购的“最普通”之书时，专门列出的《石印浙刻二十二子》，更是源出官书局刻本。因而在实际的阅读中，在校学生依然阅读官书局原刻本。1931年9月，时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求学的梁茂修（字竹航）就因山东书局《十三经读本》民国重印本事致信王献唐，请寄回重复卷次，补足缺卷。尽管清王朝统治结束，但普通士人学子对晚清官书局仍保持肯定态度，进而努力保存与延续官书局刻本的印行。1922年，江苏省欲裁撤江南官书局，安徽学者刘启琳致书江苏省长，从官书局书籍的文化贡献出发劝勿裁撤，甚至称：“吾国五代以前，书无刻板，冯道刊五经发卖，于是始有印本。迨冯、曾二公创立官局，于是始有佳书，六十年来可谓衣被天下矣……今江南乃无故而亦与之俱废，举两局（扬州淮南局数年前已归并江南）大好枣梨同付摧毁，譬犹温饱之家歆羡寒乞，弃五味烹调于粪壤而甘受长饥，委四时裘葛于道途而自沦裸国。”将官书局刻书与五代冯道刻五经相提并论，赞其泽被之功。持相似态度的还有柳诒徵，当1928年江南官书局要被南京市政府征收而被迫暂停营业时，柳诒徵向院长蔡元培等极力争取，并专门撰文《国学书局始末》，叙官书局之渊源，以使官书局刻本“仍旧印售，并谋改良之方，以彰右文之盛”，还一度计划将由江南官书局代印的淮南、江楚书局的版片收回国学图书馆内印刷，“以续前贤之绪”。事虽未成，但足见其对官书局刻本的推重。1930年，朱士嘉更在其老师顾颉刚及同学的“怂恿”下编撰了《官书局书目汇编》，用以推介晚清官书局刻本。晚清官书局刻本的刊刻与流通，是中国印刷史、出版史、文化史上一件意义非凡的大事，它是覆盖中国大多数省份的官方刻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国性书籍市场的形成，也实现了有质量保证的书籍在普通学人群体中更广范围的普及。有学者指出，晚清以来，官书局刻本在保存文献、传承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以后，其振兴封建文教的使命终结。然而，晚清官书局刻本在新时期的文化事业中仍然承担着重要的职责。由于雕版可重复利用的特点，晚清官书局刻本的印刷并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立即停止，仍然通过各种方式继续印行。虽版片归属发生了变化，但是各版片所有者仍然为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印刷形制和纸张的统一而通力合作；《古逸丛书》《资治通鉴》的修补印刷受到重视；《广雅丛书》得以汇辑成书。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刻书业在民国时期的延续和发展。利用旧的版片再次印刷，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上独特的现象。其中，易代之际官方版片的整理与再印又较具代表性，如元西湖书院重整宋代书版，明代国子监对宋元旧版的修补和重印，清代接续明代递修宋元明三代书版，形成了一种“传统性”的表征。晚清官书局刻本在民国时期的继续印刷，也是这一“传统性”的体现，说明中华文化的延续性并不以朝代更替为终结。而与前代印刷旧版不同的是，民国时期，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石印、铅印等新的印刷技术传入，出版速度和数量大大提升；西方文化不断传播，新学层出不穷。作为中国传统印刷形式下的传统出版物，晚清官书局刻本逐渐“式微”，传统官方刻书业不再占据主要位置。但是也应该看到，尽管在民国时期的书籍市场上，晚清官书局刻本的价格不占绝对优势，并面临经费缺乏、印量减少等诸多问题，但由于种类丰富，内容大多精善，仍然是此期市场上的重要版本，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为当时文人学者的古籍阅读和研究所需。一些著名学者诸如章太炎、朱希祖、胡适、顾颉刚、朱士嘉、柳诒徵等人都对晚清官书局刻本有所关注，且持肯定态度，不断购买、阅读、推荐，官书局刻本以各种新的表现形式在文献流通中起过重要作用。这也显示出在清末民国时期文化转型过程中，西学固然是学习的重要对象，传统学术仍然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延续。民国时期的出版与阅读市场是复杂多样的，主流市场之外的其他市场也应当被关注。这一时期的书籍流通，虽然有大量的新式版本，但传统刻本也是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这种现象，也与刘永华所说的“从新文化运动开启至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的图书世界呈现出复杂的流通与阅读图景”相呼应。1937年以后中国局势发生变化，官书局刻本的印刷没能持续下去，版片也多毁于战乱。但是作为民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官书局刻本”这一版本类型仍可作为探讨民国时期出版事业、文化事业的一个切入点，萤烛末光，足以为中国出版史、书籍史乃至学术文化史增辉。论文得到多位同学的帮助和匿名专家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一并致谢。【作者简介】胡培培，山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馆员。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出版史。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4年第5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