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是新生代诗人的重要代表（虽然他不愿意被人们称为先锋诗人、新生代诗人等，但作为研究者，人们必须用必要的概念加以陈述），他的诗以主题的世俗性和语言的平民化而在中国当代诗坛独树一帜。于坚没有系统的诗学理论著作，但他总结自己创作经验和陈述自己诗学主张的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和随笔却实实在在为20世纪中国诗坛贡献了有独创性的诗学思想。“他的诗歌思想主要表现在《棕皮手记》及发表于《诗探索》等刊物的几篇论文中。

于坚的诗学理论是建立在解构传统诗歌观念的基础上的。在行文中，他把传统指称为整个中国诗歌传统，但整体地看，这实际上只是他的操作策略，传统有其言说的现实话语背景，因而也有其特定的所指。这个所指就是50年代以来新诗建构的以“我们”为叙述者、以非个人化感受为内容、以彼岸的许诺为理想、以陈旧的隐喻为表达方式的传统。这个传统藐视个体，用抽象的“我们”即群体凌驾于其上，把每个人的存在合理性抽空；藐视当下，总是把理想的生活和伟大的意义虚悬于未来，并要求人们为未来而牺牲眼前；藐视语言的表达能力，总要在文面之外寻求微言大意和寄托遥深，造成能指与所指的分离；藐视诗的自在自为本性，将诗仅仅视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并因此而使它拥有话语霸权。这些用“我们”代替“我”以使社会无条件保持一致的做法在表达主流观念，达成社会动员和聚合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其负面影响同样不可低估。它使个体被迫失去或自觉放弃自由思考和表达的权利，绝对认同主流观念，造成社会性迷狂和迷乱，从而使社会发生的错失得不到质疑和救正，并最终酿成灾难性后果。“文革”的发生就是明证。为了恢复诗歌的个人化本质，也为了使中国在自由思想达成的文化生态平衡中健康发展，必须解构这一诗歌传统，然后在此基础上重建家园。

因此，于坚诗学理论的精神指向就是重建当代中国诗歌精神。

于坚重建当代中国诗歌精神的追求是和80年代后半期“第三代诗人”的挑战与反抗结合在一起的，并以自己的写作实践成为其中的最强音。他所认知的诗歌精神可以作如下概括：从诗的内质上反对崇高化和使命感，反对诗的“代言”性质，使诗向非崇高的生活常态滑行，即让诗回到“个体生命的自觉”状态中，回到当下，回到此在。这种诗歌精神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解说。

从内容看，诗要表现个人化的当下体验，警惕人生意义虚悬。于坚认为，诗歌以个人化体验为表现内容，而且这种体验是当下的、现场的和具体的。传统诗歌是“代言体”，诗人只是通过个人表达群体性观念，通过个人思想行为与群体价值标准的吻合来体现自身价值，获得生存意义和创作意义。这正是建国后诗歌个性退隐而假大空泛滥的深层原因。这种创作理念要求人们在自身之外去寻找价值，这实际上很容易把个人的价值抽空，从而使整个社会的价值处于虚悬状态。它违背了人的自在自为本性，也违背了诗的本性：这种诗歌，于坚称为“知道的诗歌”，诗就是为了躲在群体面具后说出人人皆知的道理和知识。诗要使人从压抑中获得解放，必须摒弃这种人格面具，“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生命体验，哪怕他是压抑的、卑俗的甚或是变态的”。他说，诗歌“必须植根于当下的生活土壤，而不是过去的幻想之上”，它要抵达的不是某种“在上”的理念，而是那个隐藏在普通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底下的个人心灵的大海。因此，这种诗歌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开放的、实在的、坦率真诚、客观冷静、亲切朴实、心平气和、通脱大度，与人的生命、人的内心历程、人的生存状态息息相通的精神”。直面个人体验，表达个人体验使诗从群体面具中走出，获得真正的解放，更接近了人和诗的本质，同时也使诗的内容获得最大的可能性与丰富性，它决不会是人云亦云，千篇一律的。在这种诗歌创作中，诗歌依托的是诗人个体生命的实在，一首诗就是诗人的一次生命体验，一首诗就是一个活的灵魂，一首诗就是一次生命的具象，“生命”成了诗人和诗歌的话语中心并成为自身的审美对象。于坚认为，“个人生命的自觉”是伟大时代的改革进入到更深层次的结果。确实，解放个性，高扬个体价值是改革开放时代全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

诗歌的意义和功能：诗要表现日常生活的意味，要让人觉得当下的生活是值得过的。于坚认为生命的意义以及由此决定的诗歌的意义存在于日常生活中，诗要表现日常生活的意味，诗要让人们热爱当下的生活。传统诗歌往往否认现实的日常生活的诗性，相信只有过去的、遥远的、神秘的、原始的、古典的或西方的、不可企及的东西才是美的、诗的；而现实生活总是灰色的、丑的、不幸的、非诗的。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样会造成意义悬置、人们永远都为过去或未来活着，思想处于追忆或神往中，当下就在沉迷或期待中流失，永远无法实现。但事实上，生命的意义存在于过程中，存在的价值只能在当下实现。因此，于坚要求诗歌要注重个人化的当下体验，要寻找“无意义中的生命和意味”。当下的特征是具体实在、平淡无奇，甚至庸俗烦琐，但人的生命都是在这一过程中自然流走，无须失望或悲伤，重要的是要从庸常中找到意味，找出“个人心灵历史积淀并由生命本身呈现出来的深刻”。诗要表现日常生活的意味，让人们热爱生活，这是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于坚充分肯定的王维、李白、杜甫、苏轼等“存在着”的诗人的一大特征，就是善于发现并表达凡俗中的诗意，创造出既不疏离现实而又艺术化的人生和诗歌。对他们而言，诗是与日常生活伴生的，它没有从生活中剥离出去而成为人的异己性存在。于坚对日常经验世界给予崇高评价，把为呈现这一世界而进行的写作称为“神性的写作”，他说：“我所说的神性，并不是‘比你较为神圣’的乌托邦主义，而是对人生的日常经验世界中被知识遮蔽着的诗性的澄明。”“伟大的诗歌是呈现，是引领人返回到存在的现场中，回到‘当下’‘手边’。”诗要告诉人们，眼前的生活是值得过的。

诗人与读者的关系：诗人要由在上者、训诫者变为呈示者、交流者。传统诗人把自己置于宣传者、教育者、救赎者或启蒙者的地位，总觉得自己在精神、知识甚至在世俗地位上是优于读者的，而读者是蒙昧、落后、平庸的，缺乏思想觉悟和审美能力的，于是在诗歌文本中显示的是训诫、引导、灌输的姿态，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诗人与读者的关系是教育与领受教育的关系。于坚颠覆了这种诗人一厢情愿地虚构出来的关系，否定了诗人的自恋与自大，强调诗人及其诗与读者的关系是平等交流的关系。

在他看来，“诗人不再是上帝、牧师、人格典范一类的角色。他不指令，他只是表现自己生命最真实的体验”。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于坚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平民性格。与此相一致，于坚要求诗人的创作态度是冷静、客观地呈示。他说：“在这种诗歌中，我们看到一种冷静、客观、心平气和、局外人式的创作态度。”于坚对诗人与读者关系的界定和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都是建立在对读者人生经验和判断能力的充分信任之上的。

于坚建构的诗歌精神彰显了诗歌的个人性、当下性、平民性、经验性和本体性。不过，强调当下，拒绝或忽视彼岸性，也可能潜伏着一种危险：从另一极消解了诗性。所谓诗性，是自由和创造，以及与此相表里的形式的美化。自由往往是以问题的方式存在，而不是以答案的方式存在，是一种彼岸性存在。诗必须引领人们追问自由。如果诗中缺乏面向自由的形上价值指向和激发人超越性努力的精神驱力，那么，它的作用就仅限于解构而没有建设，这就可能使它的历时性寿命受到伤害，这里指的是于坚的诗论没有给予诗的彼岸性和形式美必要的关注和肯定。当然，于坚的诗论和诗创作相对于传统的诗学思想和诗歌实践，已经体现了自由和创造，但终极性追问淡薄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人生的当下体验和满足并不能解决生命的所有问题，彼岸性、终极性追求就是永远需要的，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的人对彼岸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罢了。

于坚为当代中国贡献了富于个性化的诗学思想，他这些思想显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一种走向。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具体观点，他的声音在当代诗坛都成为一种影响很大的存在。他对新诗弊病的反思和批判尤为深刻，现代汉诗的未来发展应当建立在这种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之上。但是，于坚的诗学理论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他的诗论都是随感式的，喜欢用一些格言式的句子和语段表达，忽视了逻辑上的严整性，于是便产生一些矛盾现象。于坚的诗论中充斥很多宏大叙事。宏大叙事的特点是试图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复杂的事实，这能突出事实的某个方面而遮蔽其他方面，从而使叙述或判断不可避免地含有虚假或漏洞，造成新的能指与所指的分离。

——陈友康，罗家湘编著：《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