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千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蒙学会副会长，云南传统蒙学研究会会长，云南中华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云南日报文艺版主编，云南省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省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开明文学院副院长，昆明市政协常委，市文史馆馆员，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市作协理事，五华区文联副主席、区作协主席。著、编出版各类著作18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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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云南籍共产党员
文/郑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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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也是“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他至高的评价。鲁迅的一生结交过许多中国共产党员，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沈雁冰、萧三、冯雪峰、柔石、殷夫、毕磊、胡风、杨之华、周扬、成仿吾、李初梨等等，交往的时期不同，交谊也或深或浅，有合作，也有争论。在20世纪30年代“左联”时期，鲁迅还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左翼”文化工作，与瞿秋白的战斗友谊，更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鲁迅曾集清代学者何瓦琴句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把当年的共产党领袖引为“知己”。
鲁迅在与共产党员的交往中，也有不少云南籍共产党员，如王有德、柯仲平、陆万美、艾思奇、雷溅波等，这些交往与交流，书写了云南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云南现代文学史中独特的篇章。
一
先说鲁迅与王有德。
王有德是中国早期著名共产党员、革命先驱，也是鲁迅的学生。他字叔邻，1897年生于云南阿迷（开远）红果树村（现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平远镇）。王有德自幼聪颖，读书勤奋，后陆续就读于阿迷县立初级中学及云南省立第一中学，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德语系预科班学习。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等的帮助下，王有德一方面勤工俭学，一方面发愤苦读，1919-2023年他读完德语系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他又进入北大国文系选读中国文化。
王有德在北大期间，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经常邀约思想进步、谙习外文的学生到图书馆整理书籍，德语专业的王有德便是其中之一。在这里，王有德开始涉猎马克思、恩格斯等的著作，成为我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之一。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组织下，由19个人秘密发起成立了国内最早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的成立，在中国开了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王有德便是19个发起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王有德参加了由陈独秀领导的“秘密行动小组”，串联发动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后来他又参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王有德等以研究会为阵地，参与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北京支部在李大钊领导下，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决定把“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公开，经蔡元培校长同意，1921年11月17日《北大日刊》上刊出启事，招募研究会会员，王有德等19名会员作为发起人在启事上签名。
启事刊出后，恽代英等校内外青年、学生、教授、工人近300人先后加入了研究会。
1920年11月，王有德加入由李大钊创建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出席了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中国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1921年初，邓中夏、王有德等7人组成“五一”运动委员会，组织领导1000多名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了中国工人阶级第一个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上喊出了“劳工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正式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使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
同年，王有德担任在工人中影响很大的《工人周刊》北京劳动通讯社的编辑委员，他撰写了大量稿件，为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进步思想做出了突出贡献。《工人周刊》是大革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党刊之一。1922年，经罗章龙介绍，王有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怀着报效国家的志向，王有德投笔从戎，他1926年进入位于广州的黄埔军校学习，并担任黄埔军校编辑处任上尉编译官。在广州，王有德遇到了北大校友、同乡、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长和政治教官的王德三，中国革命前途和云南共产党组织发展等成为他们共同探讨的话题。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王有德经云南籍国民革命军十军政治队长李一平介绍到国民革命军十一军任营长，随部队东征讨蒋。1927年8月1日晨，他在叶挺麾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后转入十九路军补充第一团任团长。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抗战，王有德身先士卒，率部英勇作战。王有德在这场保卫大上海的战斗中，始终坚持战斗在前沿阵地，终因在战斗中积劳成疾，猝逝于前线，时年35岁。
王有德是在北大国文系学习时认识鲁迅的。当时，在教育部作的鲁迅在北大国文系兼职讲授《中国小说史》等课程，作为学生，王有德非常喜欢听鲁迅的课，他敬佩鲁迅的学识和胆识，还经常登门请教，喜欢青年的鲁迅都热情接待，1924年3月2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晴。星期休息，下午……王有德字叔邻来。”寥寥几字，记录了与王有德交往的一斑。
1927年1月初，鲁迅从厦门转至广州，正在广州的王有德从报纸上得知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消息后，便于1月30日特地和同学杨伟业一道去中山大学拜会了自己的老师。当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午后，王有德、杨伟业来。”在简短的记述中，实际上反映了鲁迅此刻深刻的思想变化。那个时期，比较“左倾”的创造社、太阳社文艺理论界正在“围剿”所谓“封建余孽”鲁迅，种种不客观的批判，反而促使鲁迅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并且鲁迅与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多有往来。在广州时期，毕磊受陈延年、萧楚女等之托密切联系鲁迅，而鲁迅因大量阅读了由毕磊送来的共产党的刊物，又与陈延年等共产党人接触过，故得以及时了解到了当时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王有德这个时期与鲁迅的见面，应该说一方面是体现学生对老师的崇敬之情，另一方面，作为共产党员的他，也会向老师汇报一段时期自己革命历程以及受党教育的体会。鲁迅后期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者，与瞿秋白、冯雪峰、毕磊、柔石、陈延年、陈赓包括王有德在内的共产党员的接触，应该都有必然的联系。
二
鲁迅与共产党员、诗人柯仲平的交往更多、更深。
籍贯云南广南的著名诗人柯仲平，出生于1902年，早年在昆明读中学时就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924年在北平法政大学学习，1926年辍学赴上海参加创造社的工作。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秘密斗争，组织过秘密工会。1930年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中央《红旗日报》采访员，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秘书，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洪流之中。
柯仲平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党员，1937年11月到延安，任中宣部文化工作训练班班长。曾发起组织边区民众剧团到边区各地为群众演出，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主任等职，与田间、魏巍等发起街头诗和朗诵诗运动。著有叙事长诗《边区自卫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无敌民兵》《从延安到北京》等诗集和歌剧等。1949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文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文联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委副主任、西北艺术学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协西安分会主席。担任过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全国政协委员，1964年病逝。
柯仲平与鲁迅的交往甚多，据《鲁迅日记》不完全记载，1925年6月至1926年2月，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柯仲平曾5次拜访过鲁迅，并互有多次通信。柯仲平与鲁迅之间有过深厚的友谊。柯仲平经常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宅拜访，提出各种心中的问题，有时还把自己的诗作拿去向鲁迅请教。一天，他在鲁迅家中做客，突然诗兴大发，高声朗诵起他的诗作来。柯仲平个子高，嗓门大，又带着浓厚的云南地方口音，鲁迅先生的母亲鲁瑞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鲁迅与柯仲平吵了起来，连忙赶到会客厅去看，眼前的景象让她目瞪口呆：只见客厅桌子上站一个头发披在肩上的青年，手舞足蹈，又吼又叫，而鲁迅却指缝夹着纸烟，身子微微侧躺，正在靠椅背上兴味盎然地听他朗诵诗歌，接着，青年跳下桌子，又坐到鲁迅身边亲切地交谈起来……原来是柯仲平为鲁迅即兴朗诵和表演他创作的一首激情诗歌！鲁迅说：“中国诗人中你最喜欢李白。你知道我喜欢哪位诗人？我也喜欢李白。”鲁迅高兴地请柯仲平到北京饭店吃饭，后来还专门请柯仲平和和他的朋友丁月秋、朱静济等一道去饭店“吃过坛子肉和银丝卷”……
1931年1月17日，上海发生了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出卖导致的“东方饭店案”，国民党逮捕了包括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左联五烈士”在内的一大批共产党员，柯仲平也未能幸免。不久，“左联五烈士”等23位共产党员在龙华监狱惨遭杀害，鲁迅为此悲愤地写下来后来脍炙人口的那首七律《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所幸被捕的柯仲平因未暴露身份幸免于难。战友们以取保就医方式营救他，典狱长索贿300元，战友们却只筹措到200元，正在为难之际，得知消息的鲁迅立即把身边仅有的100元稿费交给了柯仲平当时的夫人丁月秋，成功救出柯仲平。鲁迅直到逝世前不久，尽管柯仲平当时远在日本，长时间没有相见，他对柯仲平依然十分关心，在一次和云南左翼青年作家马子华的谈话中他提道：“你们云南的朋友我见过面的只有两个人，有个叫柯仲平的你认识么？还有个是艾思奇。”这里一个“朋友”的称谓，不难掂量出两位云南籍年轻共产党员在鲁迅心中的份量，也分明表达了一代现代文学导师鲁迅对共产党员的深厚情谊！
鲁迅逝世后很多年，柯仲平在宣传鲁迅的生平、业绩和思想上做了大量的工作，1951年10月19日，在西北文联纪念鲁迅逝世15周年大会上，柯仲平以《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为题，激情地发表讲话，他说：“鲁迅是共产党的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我们学习鲁迅，首先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韧性’的战斗精神。只有革命人生观最彻底，革命品质最好的人，才能发挥出最革命的战斗精神。只有革命世界观最正确的人，才能最正确地发挥出最革命的战斗精神。只有任何时候都不脱离实际战斗的人，才能发挥出最实际的革命的战斗精神。鲁迅就是这样的人，鲁迅的战斗精神，就是这样的战斗精神。”可以说，鲁迅的战斗精神影响了柯仲平的一生。
三
鲁迅生前，与少数民族朋友有过许多交往，比如与两位回族朋友伍仲文、王仲猷朋友就有过10余年的深厚交往，他还关心、交往、扶持和影响过李辉英、端木蕻良、马子华、萧乾、金丁、李乔、陆晶清和陆万美等一些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其中不少就是共产党员，其中，曾任北平左联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云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的陆万美就是其中之一。
陆万美（1910—1983年），白族，曾用笔名笔名陆绿曦、陆陆，云南昆明人。中共党员。云南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早年就受马列主义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从事革命文学创作，在云南和国内进步报刊上发表诗文和译作，揭露旧世界的黑暗，热烈地表达了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革命理想，在这段时间里，他和艾思奇、聂耳等革命青年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1927年后，他历任云南《民众日报》副刊特约撰稿员，北平《世界日报》《蔷薇周刊》编辑，北平左联常委、出版部长，苏中四专署文教科副科长，南通县科长，山东第111师政治部副主任，山东省军区文工团、新四军文工团团长，山东大学文艺系副主任、支部书记，华东局宣传部文艺科长，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1949年后任云南省文化局局长、党组书记，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政协云南省委常委。192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杂院里的故事》《刘先生的皮鞋》《战士行》，剧本《我们走遍祖国》，回忆录《隽永的忆念》等。
陆万美与鲁迅总共见过3次面（不包括听演讲），都是在1932年鲁迅从上海回北京省亲的15天当。鲁迅1932年10月13日抵达北京（当时还叫北平），除了探望母亲以及在北京的妻子朱安之外，顺应当时的形势和大众的需求，在北平左联的安排下，在北平北大二院、辅仁大学、平大女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和北师大一共做了五次公开演讲，即著名的"北平五讲"--《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今春的两种感想》《遵命文学与革命文学》等，这是要代表北平左联党的安排并以学校行政或学生会名义邀请鲁迅，陆万美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了鲁迅，并聆听了鲁迅的演讲、谈话与教诲。
对于鲁迅的演讲，陆万美很有感触，他后来记录下来：“演讲的主要内容，记得主要有二：一是在打击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侵略者的投降主义，‘攘外必先安内’的奴才政策以及残害人民的血腥屠杀，荒淫无耻的卑鄙行径。同时也尖锐地揭发了一些御用学者的欺骗言论：什么相信‘国际联盟必会出面公正处理’，什么‘读书救国’等等，实际都在骗惑人民走向幻想的歧途，以削弱爱国主义斗争的力量。因而，先生对于整个民族垂危的形势，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分析，加上先生自己锐敏的观察，生动地予以发挥，对各种各样的听众，都发生了深深刺痛人心的警觉作用。先生并进而鼓励人民：热爱祖国，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严重形势，同时还必须‘相信自己的力量’‘认真地、实际地’准备和进行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二是在文艺战线上，针对着当时北京的‘京派文人’死气沉沉的亡国倾向，揭露他们口口声声‘不问政治’‘为艺术而艺术’的本质，实际是在‘帮忙、帮闲’，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对于所谓‘民族主义文艺’的阴险意图和卑鄙活动，也进行了尖锐地批判。同时，还公开地—在当时，旁人从不敢公开谈起，因为这可能引起被逮捕、杀头的危险—谈到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情况，如何在严重的迫害下坚持斗争的情形。先生充满无限信心地解说：普罗文学运动，是生根于中国社会最有前途的工人阶级，又和广大人民有着密切联系，任何的屠杀迫害，都不可能把它摧残下去。几次演讲中又都涉及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作家的自我改造问题。这几次的演讲，对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迫近榆关，锐利的刺刀尖已冰冷地刺在胸口的华北人民说来，确实起了重大的教育作用。很多中间的和落后的人们，从此都有所惊醒和转变。对当时的‘北平左联’，也明确了方向，开始纠正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紧接着展开了一个紧张活跃的新的斗争期。”
陆万美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11月24日在北平范文澜家中，见面以北平左翼文化团体为鲁迅先生举办洗尘宴会的形式进行。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为“同席共八人”，这当中就包括了范文澜、陆万美、张磐石、刘惠之等，那天下午，鲁迅还在平大女子文理学院演讲，到“天渐昏黑”，鲁迅才来到，陆万美记得：“棉布门帘一掀，先生很矫健轻捷地走进来了。多年来衷心仰慕的，从形象到精神都很熟悉的伟大先驱者，很亲近地站在我们面前了，但身材比想象中要矮点。先生热情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很快脱去了陈旧的青灰色粗呢大氅，里面是一身黑芝麻花布的薄棉袍。虽在冬天，仍穿着胶底布鞋。这天，先生曾忙了一整天，刚刚又做了演讲，但一点儿也不显出老年人的疲惫和衰弱，却是精神充沛，很像一个青年战士……这晚，先生谈话最多，一边慢慢呷着绍兴黄酒，品味着鱼虾蛤蚌之类的鲜海味（这是特为先生预备的江浙酒席），一边以低沉的声音，亲切地谈笑着。记忆中，谈了许多上海左联的情况，怎样坚持斗争，内部反关门主义的问题，‘一．二八’后上海工厂文艺活动和‘工农兵通讯’活动情况。鲁迅先生更非常关心北平学生运动和文艺界的情况。我们谈了一些，先生冷静地又极有兴趣地倾听着，并不时对学生南下示威的爱国行动所给予国民党的打击，异常满意地放声笑了，就便也插入一两句对南京反动统治狼狈相的讽刺，引得大家也痛快地笑起来。听到北平‘京派文人’死气沉沉的情形，先生愤愤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艺术的堕落倾向，并且提议：‘在北方，我们应该好好组织力量，办个刊物。’并说，当时北平反动当局的压迫手段，究竟比南方要差一些……在上海却是《北斗》《文学月报》《文艺新闻》等刊物，先后都被查禁了……谈得夜很深了，大家要先生回去休息，但他还仍有点不愿结束的样子……另外一位同志又拿了一部小说稿给先生，是端木蕻良写的。先生还问：‘听说是一个女学生？’大家答说：‘不，是男的。’引得先生笑起来了。”
陆万美与鲁迅的第二次见面是在北平各左翼社团对鲁迅的欢迎会上，也是一个晚上，在北海旁，参加的还有陈沂、于伶、潘训、宋之的、李昭野等。陆万美回忆：“这晚是正式开会的。各文化团体依次汇报了工作情况。鲁迅先生特别着重要了解左联的，他自己后来发言也着重文艺斗争这方面。他谈得很长，首先提到文艺作家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他主张仍然应该用笔才是主要的战斗方式（当时因受机会主义的影响，工作中确有一种简单化的偏向：党、团、群众团体，几乎毫无区别，一律‘散传单，写口号，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左联的人反倒也不写文章了）。同时，他也谈到反关门主义问题，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的改造问题。他主张作家要写自己所最熟悉的生活，要尽可能深入工农，面向生产，获得实际斗争的锻炼和体验。他反对许多人把工人写成流氓的形象，一开口就粗鲁地骂几句‘他妈的’，好像就成了无产阶级。记得他……也对流氓无产阶级的社会条件和政治表现做了简明的解释。另外还提起：组织上要他写一部反映中央苏区和工农红军胜利战斗的长篇小说，材料也搜集给他了，他自己最初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光荣、重要的任务，极愿意努力写出来。但经一再研究考虑，仍然不敢下笔，因为究竟只有文字上的材料，本身对那样的斗争生活是不熟悉的，怕不能充分写好这一伟大斗争，甚至写歪曲了。记得也谈道：他计划写一部反映辛亥革命前后以至‘五四’前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发展的长篇小说，并说：‘以后年轻的一代，恐怕就不易熟悉这些了’。鲁迅先生也给‘北平左联’工作开展上一些具体指示，记得主要还是提出：纠正关门主义，如何对某些要求进步的和作风严肃正派的老作家进行团结工作，如何注意发现及培养新的力量等。最后，还是强调‘要好好办一个刊物’。”
几天后，出于对鲁迅“纠正过去关门主义倾向”意见的尊重和落实，“北平左联”在北海五龙亭举行了一场茶会，除“北平左联”同仁外，还邀请了郑振铎、朱自清等先生出席并且毫无隔阂地个别交换了许多开展文艺工作的意见。陆万美也因此第三次见到了鲁迅。陆万美说“这样公开的活动，在过去的左联从没采用过”。第三次见面推动了“北平左联”以“北平西北书店”名义所编刊的《文学杂志》的诞生，在许多文艺界的前辈和青年文艺工作者的支持下，刊物编印出版了，鲁迅转回上海后也立即为刊物写稿并发表在创刊号上。陆万美说：“刊物出版后，他更为高兴，不断写信来具体指导和告给我们上海文艺界的一些重要情况，并不断寄给一些他所编印的新书刊。正由于得到先生经常的热诚关怀、许多文艺界同志的支持，刊物才能克服国民党特务所给予的各种各样阻碍和困难，坚持办下去。每次编辑会议，常常是通夜不眠的，大家仍感非常愉快……随着《文学杂志》的出版，北京相继出现了许多进步的文艺刊物……”
通过与陆万美的交往的“一斑”里，我们不难看到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军人物的鲁迅，怎样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工作的，这也是晚年鲁迅为“革命”工作的令人难忘的美丽图像！
2020年5月
选自郑千山《千山说荟》（云南民族出版社20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