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胡次和《太玄集注》是继司马光《太玄集注》之后又一部集《太玄》注释之大成的著作，约成书于南宋宁宗庆元年间，原十二卷，今存残宋本不足一卷。《永乐大典》中抄录了此书，故可结合残宋本对此书进行复原。胡氏《集注》直接集录的《太玄》注有五家，其中“范云”为范望《太玄经解赞》，“司马云”为司马光《太玄集注》，“章云”为章詧《太玄经》注，“邵云”为邵雍《太玄准易图》，“郑云”则很可能为郑刚中《经史专音》。其中章、郑、邵三家之书皆已亡佚，故三家之说独赖胡氏《集注》得存。此外，胡书亦可校正今日流传之范、司马二家书中不少讹误，校勘价值不小。复原此书不仅可推动《太玄》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亦可弥补学术史上的缺环，丰富和深化对《太玄》学史、《易》学史乃至宋代学术史的认识。
关键词：《太玄集注》 《永乐大典》 胡次和 司马光 范望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太玄经》残帙（索书号：11324。以下简称“残宋本”），仅存卷六（共三十七叶），因其中不见书名、作者名等信息，《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出版此本时将书名径题作“太玄经”，作者则题“汉扬雄撰，晋范望、宋司马光等注”。然稽诸文献，可知此本曾为傅增湘先生旧藏，其《宋刊胡次和太玄经集注跋》一文，通过比较残宋本与《永乐大典》所录胡次和《太玄集注》（以下简称“《集注》”），已确证残宋本实即南宋人胡次和所作《太玄集注》，并且指出：“其《集注》全本，《大典》逐卷悉予收入，若得好学者重为摘录，按目编定，当可复还旧观，使数百年湮沈之籍复见天日，其为功顾不伟哉！”据傅跋可知，围绕胡书的诸多问题，如胡次和事迹、所引诸家出处，以及文本复原等，都有待进一步考察和解决，而其中文本复原无疑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笔者在整理《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中“玄”字韵文献时，也意识到胡氏《集注》确可据《大典》复原，且其书对《太玄》乃至《易》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有鉴于此，乃董理其书，虽不敢当傅先生所谓“好学者”之名，庶几可使学界重睹胡氏《集注》之貌，以佐学术研究之需。今就复原过程中所涉及的诸问题略作考论，以求教于方家。
胡次和，江源人。庆元间，撰《太玄集注》十二卷，第十一卷王涯《说玄》，司马光《读玄》《说玄》《太虚历》，第十二卷《易玄星纪谱》，皆附焉。
按，此段文字末尾小注云“张氏《内阁书目》”，故知出明人张萱等所编之《内阁藏书目录》，此目卷二著录：“《太玄集注》十六册，全。宋庆元间江原胡次和著，第十一卷唐宰相王涯《说玄》五篇，司马光《读玄》《说玄》《太虚历》，第十二卷《易玄星纪谱》，皆附焉。”两相比较，大同小异。不过，仅就《内阁藏书目录》而言，尚看不出胡次和的师承，但《宋元学案补遗》将胡次和置于《景迂学案补遗》之内，则意味着胡次和的学术渊源可由晁说之上溯至司马光一脉。景迂即晁说之，字以道，《宋元学案》载：“先生慕司马文正公之为人，故以‘景迂生’自号。文正著《潜虚》，未成而病，属先生补之，先生逊谢不敢。然文正之门，传其《太玄》之学者惟先生。”晁说之生于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卒于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庆元”为南宋宁宗赵扩年号，共六年。建炎三年至庆元元年（1195），相距六十六载。若胡次和确曾直接师从晁说之，则应在晁说之晚年时，且此时胡次和年龄尚幼。晁说之传司马光之《太玄》学，而胡次和又师承晁说之，故胡氏后来作《集注》等书，其实是渊源有自。《集注》一书，《内阁藏书目录》之外，《南雍志》《国史经籍志》《千顷堂书目》亦著录为十二卷；然《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藏园群书经眼录》皆著录为十卷，盖因傅氏只见到《集注》卷六残本，未见全书。而司马光《太玄集注》为十卷，故推测胡氏《集注》亦作十卷。今据《内阁藏书目录》，可知此书明时犹存全帙，故云“十六册，全”，其于第十一、十二卷内容言之凿凿，更足见其可信。因此，胡氏《集注》为十二卷，应无可疑。《集注》目前仅卷六部分尚有残存，《藏园群书经眼录》有过详细描述，与前引《宋刊胡次和太玄经集注跋》恰可互相补充。据傅说，可知其所藏《集注》残本系南渡初浙本。而据刘韶军的统计，现存《太玄》版本共77种，而宋本仅此一种。因此，胡氏《集注》虽属残本，其版本价值仍不容小觑，如能利用《大典》来复原宋本《集注》，确如傅先生所说，乃是一件居功甚伟的事情。《大典》“玄”字韵所录《集注》，主要见于卷四九二四至卷四九三四。《大典》先列《太玄》正文，正文之下抄录注文。所抄注文主要有三家，一是陈仁子《太玄辑注》（以下简称“《辑注》”），二是胡次和《集注》，三是林希逸《鬳斋集》，分别以“陈仁子辑注”“胡次和集注”“林希逸鬳斋集”作为引文标识，三家引文之间空两格以示区别。所引胡注，贯穿《太玄》经文和传文（下文将专门讨论这一问题，此从略），故推测《大典》应抄录了《集注》全书。证之残宋本，可知推测完全成立。因此，若能熟悉《集注》的基本体例，全书内容基本可据《大典》予以复原。除《集注》外，胡次和又著有《太玄索隐》，《内阁藏书目录》著录：“《太玄索隐》二册，全，宋庆元间胡次和著。”《南雍志》著录：“《太玄索隐》四卷，存者四十一面，不知著者姓名。”《千顷堂书目》亦著录《太玄索隐》四卷，故知《内阁藏书目录》所说“二册”，应是每册二卷。《太玄索隐》的内容，据张縯序可窥一斑，其云：“余里中友胡君晋杰抱《玄》遗编，独究终始，总其数而为之图，探其赜而见于论。龙虎鸟龟，纯正阖辟，凡《玄》词之所该，必图列之。至于天日、律吕、五行、音声与《玄》应者，悉不遗也。其伦类所通广且奥，推秒法以合《太初历》，尤前人之未至者。若《玄》之首赞《踦》《嬴》，虽不一二条析，然微显阐幽，中涵至理，子云所以有待于后世者，晋杰其庶矣乎！”可知相比《集注》的广集诸家之说，《太玄索隐》偏重于胡次和个人的见解发明，其中不仅有注释文字，更配有图像。清人朱彝尊撰《经义考》时，胡次和二书皆列入“拟经”类，又皆注云“未见”，在介绍胡次和时，也只是转引《内阁藏书目录》寥寥数语而已，可见即使博学如朱氏，对胡氏其人及其书亦所知甚少。尽管由于文献不足，今日对胡氏事迹的考察也很有限，但对《集注》一书，则可据《大典》进行复原，此则较朱氏更为幸运一些。在依据《大典》复原胡氏《集注》时，有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需要先行解决，主要涉及《集注》之底本、体例等方面。残宋本的存在，为相关考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首先，必须确定胡氏《集注》的底本。胡书汇集了范望、司马光、郑氏、章氏诸家之注，其中前二家最夥，故《集注》中的《太玄》原文应是以二者之一为主。范本时代虽早，但因胡次和师承源自司马光，所以胡氏以司马光《太玄集注》为底本的可能性也不小。通过考察《集注》残本中的异文，判定胡次和《集注》是以范本为底本，同时部分文字可能吸收了其他版本的异文，或是采纳了司马光的校勘意见。司马光作《太玄集注》时，曾详细记载所见诸本（包括陆绩本、宋衷本、范望本、宋惟幹本、王涯本、陈渐本、吴祕本，共七种）的异文，在《集注》残存部分，所涉及的诸本异文共53条。其中，胡本与范本相同者41条，这说明胡氏所用底本应该是一个与范本更为接近的本子，当是出自范本系统。不过，剩下12条异文中，胡本有7条与司马本相同，这说明胡氏很可能部分采纳了司马光的意见。同时不能忽视的是，胡本也存在一些独有的异文，可能是传抄中产生的讹误。总之，考察《集注》残宋本异文可知，尽管《集注》中《太玄》原文有部分异文可能来自他本，或是被胡次和有意改动，或是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讹误，但绝大多数异文同于范本，所以胡氏底本最有可能是范本。职是之故，在复原《集注》时，十二卷的起止便可据万玉堂本范望《太玄经解赞》进行划分。其次，胡氏集录诸家注时，是全部集录，还是部分集录。从残宋本来看，胡氏所集诸家之中，范望、司马光二家是全录，其余诸家则是摘录。理由是，各首首辞、赞辞之下，除司马光有阙注的条目外，皆录有“范云”“司马云”，将这些注文与万玉堂本范望《太玄经解赞》、司马光《太玄集注》进行比较，可知除个别字词增损以及误引外，胡氏基本是全录二家注。至于“郑云”“章云”等，则并非每条之下都有，可见胡次和对郑、章注应是摘录而非全录。再将《集注》残存部分与《大典》进行对读，可发现残宋本中“司马云”“郑云”“章云”皆被《大典》全部抄于“胡次和集注”之下，唯独缺少“范云”。这应是由于《大典》在抄录胡次和《集注》之前，已抄录了陈仁子《辑注》，而陈书也将范注全部收录，故《大典》在抄录胡书时将其中的范注省去，以避重复。不过，《大典》省略范注的工作做得并不彻底，比如在《少》首的次五、次六下，仍保留了范注。有鉴于此，在据《大典》复原《集注》时，也应将范注补入（可依据范望《太玄经解赞》）。再次，胡氏对《首》《测》之外的九篇传文是否有集注。《太玄》中天、地、人三玄共八十一首，为经文；《首》《冲》《错》《测》《摛》《莹》《数》《文》《掜》《图》《告》十一篇，为传文。由于司马光所作《太玄集注》只注释经文和传文《首》《测》，剩下九篇传文则付之阙如；那么，作为司马光再传弟子，胡次和作《集注》时是否也如此呢？《太玄》经文见于《大典》卷四九二四至卷四九三二，传文主要见于卷四九三二至卷四九三四。其中，各条经文之下皆明确标注“胡次和集注”，故可确定胡书中经文部分皆有集注。而在除《首》《测》之外的九篇传文中，“胡次和集注”这一标志也出现了73次（《冲》4次，《错》2次，《摛》5次，《莹》6次，《数》3次，《文》1次，《掜》4次，《图》25次，《告》23次），这足以说明胡次和对传文部分同样进行集注。所以，在从《大典》中辑出《集注》时，也应将传文部分的范注一并辑出。最后，《集注》中《玄》首符号的画法。与常见的横式画法不同，残宋本《集注》中的首象画法横竖结合。如《割》首常见画法为![]()
，残宋本则作![]()
；《止》首![]()
，残宋本作![]()
；《坚》首![]()
，残宋本作![]()
。循其规律，《集注》在画首象时，由上自下，方、州、部、家分别用横线、竖线、横线、竖线表示，玄画为一（![]()
），则画一条横线（方、部位置）或竖线（州、家位置），玄画为二（![]()
）则画两条横线（方、部位置）或竖线（州、家位置），玄画为三（![]()
）则画三条横线（方、部位置）或竖线（州、家位置），由此组成首象。此种做法，应是借鉴自古代的算筹计数法。从实用角度来考虑，横竖结合式画法较之于纯横式画法，更不容易产生讹误。由于古人书写或印刷多用墨，一旦墨汁渲染开来，或印刷时板刻磨损，玄画二（![]()
）、玄画三（![]()
）就很容易讹为玄画一（![]()
）。如《止》首![]()
本是三方二州三部二家，《大典》本第二画讹成了玄画一，于是便变成了《疑》首符号![]()
，相应的，文字也讹作“三方一州三部二家”。而改成横竖结合的画法，则可有效避免玄画形近而讹的可能。因此在复原时，为了突出《集注》的这一特色，《玄》首符号最好是全部改从残宋本中横竖结合的画法。胡次和所集诸家，除前引傅跋所提到的“范云”“司马云”“章云”“郑云”四家外，还有“邵云”之邵氏。今据诸家注文，略考如下。其一，《集注》中所谓“范云”，正如傅增湘所说是指范望《太玄经解赞》。如前所述，为避免与陈仁子《辑注》重复，《大典》在抄录《集注》时，除传文部分保存了范注外，几乎将经文部分的范注全部删除了。但也偶有例外者，如《止》首有四处“范云”与“司马云”并列。这四条注文恰好也保存在《集注》残宋本中，并且也标为“范云”。然而，这几条“范云”恐非出自《太玄经解赞》，四条注文如表1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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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藏残宋本《太玄经》（《中华再造善本》影印）表1所列四则异文，全部见于《止》首，胡本所引范注与万玉堂本迥异，颇令人生疑。再仔细校对《集注》残宋本中的其余六首所引范注，虽偶有个别字词差异，但未见如以上四条这样截然不同者。颇疑以上四条“范云”，很可能不是范注，而是“郑云”。据残宋本《集注》来看，“郑云”有时会置于“范云”之前，如《坚》首首辞之下，便是依次罗列“郑云”“范云”“司马云”。因此，有可能是胡次和在抄录诸家注文时误将“郑云”题作“范云”，又没有再将真正的范注补上，故有此误。陈仁子《辑注》同样被抄录进《大典》中，并排在胡次和《集注》之前，其中所引《止》首范注与万玉堂本完全一致，这愈加证明胡本所引这四条“范云”并非范注。有鉴于此，在从《大典》辑录《集注》时，凡是《集注》所引范注与万玉堂刊本范注截然不同者，应持怀疑态度，并予以注明。其二，所谓“司马云”，正指司马光《太玄集注》。在《集注》残宋本中一律写作“司马云”，然后抄录注文。但在《大典》中，除题作“司马云”之外，也有部分题作“温公《集注》云”。称“温公”，颇见尊崇之意。同时，《大典》中的“司马云”，常讹作“四马云”“可马云”“马云”“司云”“司为云”等。有些讹误，必须通过与司马光《太玄集注》对读才能意识到，如《闲》首初一注，《大典》所录作：“郑云：土复土，王四季，小寒将复，丑为子，阴乃雌之象。四马施，施，式豉切。一阳而当日之夜，君不君之象也。君德龙也，失道而见闲于臣，故曰‘蛇伏于泥’也。无雄有雌，则终莫受施，无君有臣，则泽不下达矣。”按，“四马施”颇不可解，据司马光《太玄集注》才知应作“司马云”，以下文字为司马光注，不属“郑云”。此外，将《大典》中所引司马注与司马光《太玄集注》对读，可知其中部分司马注也偶有脱漏。如《玄测序》“昼夜之测，或否或臧”下司马注：“否，音鄙。宋曰：‘否，不善也。’范曰：‘臧，善也。’”此条《大典》本全脱。又如《干》首次六，司马注：“驯，顺也。六逢福而当昼，干而至于极大，如木之干乃至于天，盛之至也。然以正顺而致之则吉，以邪逆而致之则凶，故曰‘贞驯’，‘顺可保也’。”《大典》本脱“顺可保也”四字。由于残宋本所存七首中都全文抄录了司马注，所以《大典》本中的脱文更可能是抄录时所致，胡氏原本则不脱。因此，凡是与司马光《太玄集注》对校时所发现的《大典》本胡书之讹、脱、衍、误处，在复原时，可据司马光《太玄集注》审慎改正。其三，《集注》中频繁出现的“章云”，指北宋学者章詧。《宋史·隐逸传》载：“章詧字隐之，成都双流人。少孤，鞠于兄嫂，以所事父母事之。博通经学，尤长《易》《太玄》，著《发隐》三篇。”实际上，除《太玄经发隐》外，章氏还撰有多种《太玄》注释之作。《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皆著录章氏《太玄经注》十四卷、《疏》三十卷。《大典》本《集注》在引章说时，除最为常见的“章云”起首外，还有“章詧云”“章疏云”“章氏疏”“章氏疏云”“章注云”等写法。据此推测，胡次和所依据的可能是章詧的《太玄经》注。另外，《大典》本《集注》中还出现两次“张云”，分别见于《更》首和《玄·摛》，疑皆为“章云”音近而讹。《玉海》载：“皇祐五年闰七月二十五日，章詧上《太玄经发隐》三篇。‘章詧’一作‘张詧’。”《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至和元年下则载：“甲寅，益州布衣张詧为本州助教。詧，双流人，通经术，善属文。性澹泊，屏居林泉，以养生治气为事，尤深于《太玄》，著《发隐》三篇，《讲疏》四十五卷。田况上其《发隐》，特录之，詧辞不拜。”可知章詧之“章”又写作“张”。其四，《集注》所引“郑云”，傅增湘曾怀疑是郑刚中，但未有明证，今细考之，郑氏即郑刚中应无问题，但郑氏之书则非《周易窥余》，而更可能是《经史专音》。《集注》引郑说，最常见的标识方式是“郑云”，此外则有“郑氏云”“郑氏《音训》云”等方式。据“郑氏《音训》云”这一标识来推测，郑书或名为《太玄音训》。然遍检历代公私目录，未见有郑姓作者所著之《太玄音训》之类的著作。盖郑书流传不广，故未见著录。胡氏《集注》约作于庆元元年（1195），则郑书必成于此前。又郑氏多次引及《群经音辨》《集韵》《复古编》等书，其中《复古编》成书最晚，约在大观四年（1110）前后，则郑书约成于大观四年至庆元元年之间。傅增湘推测“郑氏”可能是郑刚中，理由是“北山精研易学，著有《周易窥余》也”。今按，郑刚中字亨仲，号北山，生于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宋史》卷三七〇有传。郑刚中曾于绍兴十一年任川陕宣谕使，绍兴十二年任四川宣抚副使，在蜀任职六年，本传载“刚中治蜀，颇有方略”。考虑到扬雄为蜀人，则郑刚中确有可能因任职蜀地之故而注《太玄》。郑刚中著作颇多，有《北山集》三十卷、《周易窥余》十五卷、《经史专音》五卷、《左氏九六编》三卷等。《周易窥余》系郑刚中晚年之作，卷首有绍兴二十二年自序，谓“窥窃《易》家余意，缀缉而成也”。今观全书，专解《周易》，无一语及于《太玄》，因此胡次和所引郑氏《音训》应不是出自《周易窥余》。不过，郑刚中所撰《经史专音》，则很可能就是胡次和所引之书。此书宋元目录皆无著录，凌郁之推测此书“未及刊刻，或刻而未传”，盖为实情。郑氏有《经史专音序》一文，其中云：凡字书一音者，《韵略》科以四声，各从本韵，用之无疑。自一音以上，韵辄圈之，附圈者，皆字之有他音者也。甚矣！他音之多岐而专音之易失也。后学狃于传诵，初或失真。场屋之间，迫于晷刻，义复不审。往往谓圈字可以通用，而不知六经百氏，固有专读之音，误取谬用，所不能免。予病此，近为旁通书，取音一以上经史有专音及名物定号不相为用者标于上，而以又音系其下，训释可以发明者疏于后，本字外事实可以资益者并载之。盖简而易见，辨而可守也。惟是《韵略》音注比《释文》容有不同，而予于圈字，其去取亦各有音，别为叙例附序之后。通号曰《经史专音》，凡五卷。
据此序可知，《经史专音》一书旨在辨析一字多音现象，其所据语料则是“六经百氏”。然“经史专音”之名，及“取音一以上经史有专音及名物定号不相为用者”一语，都只提到“经史”而不及“百氏”，似说明此书专门讨论经书与史书中的文字读音，而不及子部、集部之书。但是，格外强调“经史”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此书所讨论的文字主要出自经史，在讨论时则博引四部；二是以“经史”代指群书，犹如以“诗书”代指群经一样。因此，在《经史专音》一书中注释《太玄》的文字读音，是有可能的。再仔细看《集注》所引郑氏《音训》的文字，则以上推测成立的可能性更大。兹引二例如下：《上》首注，郑云：“上，是掌切，升也。按，上训高者，是亮切；训升，是掌切。下训卑者，胡贾切；训降者，胡嫁切。高卑之为上下者，一定之体也。升降之为上下者，不定之用也。古人辨此甚严，学者亦宜分别。《上》象《升》卦，故用此音。”
《增》首次五注，郑云：“庳，音婢者，下也；音卑者，下之也。‘泽庳其容’，当用平声。”
以上二条，皆辨析一字多音现象，尤其强调“专音”，即同一文字，含义不同，音亦有别。如“上”字训升，当读是掌切；训高，则读是亮切。此种细微区别，即使古人也常常不辨而通用，而纠正此弊恰是《经史专音》之目的。胡次和所引“郑云”，除辨析文字音读之外，也有疏通句意者，这与《经史专音序》中所说“训释可以发明者，疏于后”亦相合。《经史专音序》中又说“本字外事实可以资益者，并载之”，即多载异说以备参考。而《集注》所录“郑云”中常出现“闻之师曰”之类的文字，恰是“并载之”的具体体现。因此，推测《集注》所引郑氏注，更可能出自郑刚中《经史专音》。其五，《集注》中又常见“邵同”“邵云”“邵作”二字，此邵氏应即邵雍，所引邵说则出自《太玄准易图》。此类文字皆见于各首解题及首辞下，凡言“邵同”者，即谓邵氏观点与前说同，如《周》首解题下，先列举“范云”“郑云”“司马云”三家观点，最后书“邵同”二字，即谓邵说与司马光同。凡云“邵云”“邵作”者，则是邵说与前说有异。如《闲》首解题下，先列举“范云”“司马云”“章云”三家观点，然后书：“邵作阴家，准《屯》。”此即表明邵氏与章詧观点不同，因为章氏以《闲》准《坎》。再如《剧》首初一，范望认为日入箕宿十一度，《集注》于范注后书：“邵云十度。”《集注》中所引邵说，当为邵雍《太玄准易图》。《玉海》引《中兴馆阁书目》云：“晁说之以光《太玄历》、邵雍《玄图》合而谱之，为《易玄星纪谱》二卷。”此《玄图》当即《太玄准易图》。朱彝尊《经义考》“拟经”类于《太玄准易图》下注云“未见”，盖已亡佚。然书虽亡佚，但邵雍之序犹存，见晁说之《嵩山文集》。《大典》卷四九三六亦录此序，卷四九三七又有《八十一首准卦气自五音而起图》，其下云：“右图即康节《太玄准易图》，而加之五音，以明卦变之所自也。”今将《集注》中所录邵氏观点与此图相验，所言《玄》首星度，若合符契，故知《集注》所引邵氏即邵雍。因邵氏著作为图，故胡氏在集录其观点时，不能如集录他家那样直接抄录，只能先将图像转换成文字，再予以简短说明。综上可知，胡氏《集注》直接集录者五家，其中“范云”为范望《太玄经解赞》，“司马云”为司马光《太玄集注》，“章云”为章詧《太玄经》注，“邵云”为邵雍《太玄准易图》，“郑云”则可能是郑刚中《经史专音》，而非《周易窥余》。由于司马光《集注》已囊括了宋衷、陆绩、范望、王涯、宋惟幹、陈渐、吴祕七家之说，故胡氏《集注》所集家数实际多达十一家，可谓集大成之作。胡氏《集注》的重要性，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保存多家已亡佚的旧注，弥补了学术史上的缺环，丰富了后世对《太玄》学史乃至宋代学术史的认识；二是能够校正现存《太玄》注本的讹误，对整理和研究范望《太玄经解赞》、司马光《太玄集注》等都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在胡次和《集注》之前，司马光撰有《太玄集注》六卷，辑汉人宋衷《太玄解诂》，吴人陆绩《太玄释文》，晋人范望《太玄经解赞》，唐人王涯《太玄注》，宋人宋惟幹《太玄解》、陈渐《演玄》、吴祕《太玄音义》共七家之说，并折中诸家，下以己意，故实际包含八家之说。八家之中，宋以前四家，北宋四家，注释水平都很高，故司马光此书颇受后人推崇。但是，就当时《太玄》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司马氏之书仍有遗珠之恨。尽管八家之中，宋人注释已占半壁江山，但仍有一些水平较高的《太玄》注未被采入，如邵雍《太玄准易图》，章詧《太玄讲疏》《太玄发隐》，苏洵《太玄论》，林瑀《太玄经注》《太玄经释文》等，皆在司马光之前，且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但司马光并未辑录。胡次和《集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司马光《太玄集注》在此方面的不足。胡氏不仅全部辑录了司马光《集注》，也吸收了邵雍、章詧等人的注释，较之司马本家数增多，显然更具“集注”的特点，此其优点之一。此外，在司马光之后，又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的《太玄》研究成果，如晁说之《易玄星纪谱》、郑刚中《音训》等。在此情况下，重新编纂一部《太玄集注》，不仅可弥补司马本之不足，同时也可以对司马光之后的《太玄》研究进行总结。胡次和编撰《集注》，很可能就有这方面的考虑。胡氏《集注》所集诸家注中，章詧《太玄经》注、郑刚中《经史专音》、邵雍《太玄准易图》今皆亡佚，故三家之说独赖胡书得存。仅就保存下来的内容来看，三家皆不乏卓识，对《太玄》研究颇有裨益。先看章詧《太玄经》注。李焘论及章氏学说云：“其说以范望为宗，望所否者辄改正之。大抵《玄》之吉凶专在昼夜，而子云之辞或奇奥难晓，诸家往往迷悮，指凶为吉，违背经义。詧独以昼夜订其辞，于吉凶无所差，比诸家诚最优焉。”章詧如何以范望为宗，又如何改正范注之失？此类问题恰可据胡氏《集注》获得解答。章詧以范望为宗，故经常疏解范注之难懂者，如《迎》首首辞“阴气成形乎下，物咸溯而迎之”下，范注云：“行属于水，谓之迎者，言是时阴在物初六，《姤》卦用事，日以消阳，形成于三，阴息物衰，向而迎之，故谓之迎。”其中“《姤》卦用事”一句不易理解，故章詧疏解云：“注谓‘《姤》卦用事’，盖《姤》初六一阴而遇五阳，故引以为义也。”至于改正范注者，更是屡见不鲜，如《玄·摛》“死生相摎，万物乃缠”一句，范望注认为是在说月亮，云：“上句言天日之宜，此言死生，知说月也。月明生而魄死，魄生而明死，死生之相摎扰，故万物亦缠绵而成就也。”章詧则说：“万物相搅以死生，复以死生相摎而无穷已，故曰‘死生相摎，万物乃缠’也，谓缠续而不绝。注谓月，非也。”判定赞辞吉凶是注释《太玄》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在这方面，章詧与范望也常有意见完全相反之处。如《夷》首次二：“阴夷，冒于天罔。”《测》辞曰：“阴夷冒罔，疏不失也。”范注云：“二为平人，在阴之位，阴自夷平，虽冒天罔，不为罪也。虽疏于罔，不失正平也。”其意以次二为休（吉），然章詧云：“二居夜，小人也。当平人之世，独以阴邪之道而为事，违义戾时，如冒天罔，虽天罔恢恢，然而疏大不可漏失之也。此赞咎之甚，范以为休，何迷耶？”可知章氏以次二为咎，与范望意见相反。范注讹误既多，章詧有时候便不免批评范望学力不足，如《玄·数》“方嬴入玄”一句下，范注云：“方满则入玄，玄，天也。”章詧显然不同意范望以玄为天的说法，于是说：“‘方嬴入玄’者，谓三统以正，可复于玄也。注谓‘玄，天也’，此昧玄之义也。天地形气，有象之物，非玄也，是知范未为知玄者也。”对范望以天释玄的做法，现代学者韩敬也曾予以驳斥，而实际上早在宋代章詧便已指出范注之非。范望以注《太玄》而留名后世，后世注释《太玄》者，多以范注为宗，如陈本礼《太玄阐秘》等就多据范注立说。章詧却说“范未为知玄者”，敢于指出并改正范注之失，较之墨守范注者，难能可贵。郑刚中之著也颇多新见，理应在《太玄》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首先，郑注最突出的特点是偏于小学，对《太玄》文字字形与字音的辨析几乎到了巨细不遗的地步，此点上节已有论及，此处再举一例，以窥郑氏从小学入手改正范望之失的卓识。《玄·图》“天甸其道，地杝其绪”下，范注云：“甸之言挺也，杝谓施大之也。绪，业也。言天挺立其道于上，地则施大其业于下，阴阳错杂，以生万物也。”郑氏云：甸之言挺也，天挺立其道于上。师说：“甸与奠同，挺当作定。范望承误立说，犹之《难》首训揣为差，《羡》首谓爽为次也。岂欲以挺对扡言之欤？”按，挺，拔也，直也。甸，从田从勹，天子五百里内田也，无直与拔之义。《孟子》曰：“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则“甸”宜训定矣。旧说甸之言乘也，本出“四丘为甸”之说，以其出革车一乘，故与乘同音也。以说“天甸其道”，则尤乖疏也。扡，时义切，牵也。扡，丑彖切。注云“扡谓拖大之也”。按，大犹牵长也，故以说地。扡其绪也，本或作“施”，传写误也。
范望释“甸”为“挺”，并由此谓“天挺立其道于上”，此即所谓“承误立说”。郑氏则引其师说，以“甸”通“奠”，训为“定”，较之范注更为合理。郑万耕也说：“甸，通作奠，置也。”所谓“置”，也就是“定”，“天甸其道”即谓天奠定其道于上，与《玄·摛》所说“天地奠位”之“奠”意思相同。其次，郑氏除注释字形、字音外，在疏解文意时也常能改正范注之失。如《夷》首上九：“夷于耇，利敬病年，贞。”范注云：“九为老极而在夷世，世虽平易，养老乞言，伤于思虑，故言‘夷于耇’也。恭敬守道，尽力为礼，故病。极年无愆，故贞也。”郑云：敬病，注云“恭敬守道，尽力为礼，故病”。按，恭敬守道则志不淫，尽力为礼则气不乱，夫何病之有？闻之师曰：夷于耇，言衰老之人力伤而志平也。利敬病年贞，言于是谢病引年以全其贞，乃人所敬而身所利者也。注乖经旨，不足取也。
相比之下，郑注无疑更为合乎情理。且郑注除改正范注之失外，也时常驳斥当代人之误说。如《玄·图》“七十二策为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踦满焉，以合岁之日而律历行”一句下，范望云“《玄》之有踦满，犹年岁之有闰月也”，郑氏云：“此谓年有闰月以合岁之气，《玄》有踦满以合岁之日，大略相似也。林瑀因此而立象闰之说，言大略相似可也，直以为象闰，谬矣。”此即驳斥林瑀之说。据郑樵《通志》，知林瑀著有《太玄经注》十卷，但今已亡佚。故通过《集注》所引郑注，不仅可窥见郑氏学说的特点，也可略知林瑀学说之一二。章、郑二家之外，胡氏《集注》还保存了宋代邵雍的许多观点。《太玄准易图》在宋代《太玄》研究史乃至《易》学史上其实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如晁说之撰《易玄星纪谱》，便是“以温公《玄历》及邵康节《太玄准易图》合而谱之”，其后张行成又在晁、邵二氏的基础上进一步著成《翼玄》。由于《太玄准易图》已亡佚，所以今日基本只能从晁、张二人著作中来考察邵雍的相关观点。而胡次和《集注》的辑出，又可多一个了解邵雍学说的渠道。从《集注》所引邵雍观点来看，邵雍与诸家在《玄》首家性、星度、所准《易》卦等问题上往往存在差异。家性差异，如《穷》首，范望注云“人玄阴家，六水中上，象《困》卦”，邵云：“阳家，准《困》。”司马光同邵雍。《更》首，范望谓是“阳家”，邵雍认为是“阴家”，与司马光同。星度差异，如《进》首下，范望注说“《进》之初一，日入奎宿一十五度”，邵云：“十四度为正。”就星度上的差异而言，邵、范常相差一度。所准《易》卦之差异，如《夷》首，范望认为准《大壮》，章詧准《震》，邵雍主张准《豫》，与司马光同。比较发现，邵雍与范望不同之处，往往与司马光相同。史载“司马光兄事雍”，又载“雍疾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晨夕候之”，可知司马光与邵雍交从甚密。既然如此，则二人在《太玄》问题上有相似的学术观点便也不足为奇。《大典》在抄录《集注》时虽将其中大部分“范云”予以删除，但仍有部分范注被保存下来。更重要的是，在《集注》所引“司马云”“郑云”等旧注中，也保留了部分范注，有的甚至还专门讨论了范注的得失。此类注文的存在，不仅可以校正今本《太玄经解赞》中的一些讹脱，更可加深对《解赞》的认识。在复原《集注》时，以万玉堂本《太玄经解赞》校勘《集注》中的范注，发现不仅《解赞》可改正《集注》中不少讹误，《集注》也可解决《解赞》中不少问题。其一，《集注》可改正《解赞》之讹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见于《礥》首次五：“拔车山渊，宜于大人。《测》曰：拔车山渊，大位力也。”万玉堂本范注：“家性为礥，土而为礥难。山渊象也。车在其中，唯大人而拔之。五为天子，故称大人。民溺于世，唯大位而济之也。大位，谓若周公东征，禹导九河，是其力也。”《集注》引郑云：“耐，古‘能’字。注云‘唯大人耐拔之’，或作‘而’者，字讹缺也。范注‘能’皆作‘耐’，其作‘能’者，乃后人所改也。”（按，《大典》本此条误置于次四后，复原时当改正）据此可知，今本范注中的“耐”字或讹缺作“而”，或被改作“能”。今遍检万玉堂本中注文，没有一处作“耐”者，而作“能”者则多达一百余处，足见万玉堂本中“耐”字基本都遭到了后人改动。而“耐”讹作“而”者同样也不止一处，如《![]()
》首次二“荧狧狧，不利有攸往”下注文：“从一至二，道数尚微，始当匍匐，![]()
而进取。狧狧，贪欲之意也。今而见其光明，后进承阳，失其家性，故不利有所往也。”其中“今而”一句义不可解，若作“耐”字，则释为“今能见其光明”，语义便豁然畅通。同样的，《更》首次七《测》辞“更不更，能自臧也”下注文：“而自否臧，玄之道也。”其中的“而”字更应是“耐”字之讹，与原文“能自臧也”相合。无独有偶，《太玄经解赞》中的“矢”字也多遭后人改动。《羡》首次六：“大虚既邪，或直之，或翼之，得矢夫。”胡氏《集注》引郑云：“![]()
，古‘矢’字，经皆从古，其作‘矢’者，后人误改也。”今检万玉堂本中经文“矢”字，除《羡》《疑》《沈》中从古之外，其他如《戾》首次五、次八，《务》首次四，《礼》首次五、次六中皆已被改作“矢”，此即郑氏所谓“后人误改也”。其二，《集注》可补正《解赞》中不少脱漏，其中多者达数十字。如《中》首解题，万玉堂本注：“此首名也。天玄阳家，一水下下，象《中孚》卦。”仅16字，而《集注》引范云：“此首名也，天玄阳家，一水下下。《易纬》卦气起《中孚》，《玄》准《易》，故家性起中，以象之一部一家为下下，一部二家为下中，一部三家为下上。二部一家为中下，二部二家为中中，二部三家为中上。三部一家为上下，三部二家为上中，三部三家为上上。”据此可知万玉堂本脱去81字。以《集注》校《解赞》，可确定《解赞》确存在脱文的例子很多，再举二例如下：（1）《闲》首“上九，闲门以终，虚”，万玉堂本范注：“家性为闲，世自闲闲，又有恶人欲入其室，九为位终，终自闲防，故虚也。”《测》辞“闲门以虚，终不可实也”，万玉堂本范注：“虚己受贤，故终不实身以情欲也。”《集注》引郑云：“终虚，《测》注谓‘终不实身以情欲’，赞注谓‘终不实内以恶人’，其义一也。”据此，知万玉堂本赞辞注脱“终不实内以恶人”一句。（2）《玄·错》“《释》也柔而《坚》也刚”下，万玉堂本范注：“物脱枯也，下刚以革奸也。”《集注》引郑云：“注云‘刚折奸也’，折伏奸慝，要在坚刚也。”可知万玉堂本脱“刚折奸也”一句。当然，除了改正万玉堂本中的讹误、脱漏外，胡氏《集注》在改正万玉堂本之衍文、错简等问题上同样有帮助，限于篇幅，不再赘述。总之，若能充分利用胡氏《集注》整理和研究《太玄经解赞》，必有更多的收获。司马光《太玄集注》历来颇受学者推崇，但流传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讹误。中华书局1998年曾出版过刘韶军点校本《太玄集注》（以下简称“刘本”），据《前言》所说，知刘先生是以明抄本为底本，而参校本中除明正统年间《道藏》本、嘉靖三年张士镐本外，也包括《大典》本。刘先生在整理时利用《大典》本校出明抄本很多讹误，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有些许不足。一者，《大典》本中实际包括胡次和《集注》与陈仁子《辑注》二本，刘先生一概称之为“《大典》本”，失于辨析；二者，明抄本误而《大典》本不误者，在刘本中既未改正，也未出校，失于不察。有鉴于此，今试将胡氏《集注》所引司马光注与刘本进行校读，以进一步揭示胡本之校勘价值。其一，胡本多有能补整理本之脱漏者。如《玄测序》“阳推五福以类升，阴幽六极以类降”下，刘本注文：“阳为出，阴为入。阳为显，阴为隐。阳为善，阴为祸。”胡本作：“阳为出，阴为入。阳为显，阴为隐。阳为善，阴为恶。阳为福，阴为祸。”可知刘本脱6字。《交》首初一下，刘本：“范曰：‘冥，暗昧也。交于鬼神，虽在冥暗，不以精诚，神弗福也。’”胡本引司马曰：“范曰：‘冥，暗昧也。交于鬼神，必以肃敬斋也，贞，精诚也。交于鬼神，虽在冥暗，不以精诚，神弗福也。’”覆检《道藏》本《太玄集注》及万玉堂本《太玄经解赞》，皆有划线诸字，故知刘本脱漏。又如《更》首“次八，驷马跙跙，能更其御。测曰，驷马跙跙，更御乃良也”，刘本注：“光谓：八为祸中，故曰‘更其御’也。更御以象改任贤人，使修政治也。”胡本：“光谓：八为祸中，故曰‘驷马跙跙’，以象国家不安也。然当日之昼，故曰‘更其御’也。更御以象改任贤人，使修政治也。”按，划线诸字，《道藏》本《太玄集注》亦有，故知刘本脱漏。类似的例子颇多，可知刘本对胡本乃至《道藏》本的利用可能尚不充分。其二，胡本可改正刘本不少明显讹误。如《戾》首“次六，准绳规矩，不同其施。测曰，准绳规矩，乖其道也”，刘本：“光谓：准平绳直规方矩圆，所施不同，皆可为法。”胡本所引《集注》，“规方矩圆”作“规圆矩方”，与《道藏》本同。准平绳直、规圆矩方皆是常理，故整理本讹误断无可疑。除字词讹误外，刘本中部分注文的位置也明显不对。如《中》首首辞“阳气潜萌于黄宫，信无不在乎中”下，刘本无注，而胡本有：“首者，明天地以阴阳之气，发敛万物，而示人法则者也。黄，中之色也。《中》直冬至之初，阳气潜生于地中，如人之居宫室也。信无不在乎中者，扬子叹三仪万物变化云为，原其造端，无不在乎中心也。信，辞也。”此段文字刘本误置于首辞之前。再如《礥》首解题下，刘本注：“礥，下珍切，又音贤。阳家，木，准《屯》。宋曰：‘礥，难也。’光谓：物之初基，必有艰难，唯君子能济之。”胡本无“宋曰”以上的12字。此12字应在首辞“阳气微动，动而礥礥，物生之难”之后，刘本一概置于解题下，显然不妥，而胡本、《道藏》本皆不误。此种将首辞注误置于首辞之前的错误，刘本中颇多，仅卷一的十三首中就有《中》《礥》《闲》《少》《戾》《上》《干》《![]()
》《羡》《差》《童》《增》共十二首存在这一问题，而在胡本及《道藏》本中位置皆不误。刘本若能充分参核胡本和《道藏》本，调整注文位置，当不会出现注释与原文不相对应的错误。胡次和晚年所作《太玄集注》，约成书于南宋宁宗时期，共十二卷。此书明代犹存，至清代而亡佚，今日所存者仅宋刊残叶而已。然据《永乐大典》“玄”字韵存卷基本可复原此书。通过对残宋本中异文的考察，可知胡次和《集注》是以范望本为底本，同时可能吸收了其他版本的部分异文，或是采纳了司马光的校勘意见。在集录诸家注时，胡次和对范望、司马光二家注应是全录，其余诸家则是摘录。将《大典》所录与残宋本相校，可知《大典》本为避免与所辑陈仁子《太玄辑注》引录之范注重复而省略了《集注》中的范注，其他内容则基本全部予以保留。因此，使用《大典》复原《集注》时，只要再据万玉堂本《太玄经解赞》补入范注，基本就能还原《集注》全部文本内容。胡次和直接集录者共五家，分别是晋范望《太玄经解赞》，宋司马光《太玄集注》、章詧《太玄经》注、郑刚中《经史专音》、邵雍《太玄准易图》。若再加上司马光《集注》已囊括的宋衷、陆绩、范望、王涯、宋惟幹、陈渐、吴祕七家，剔除重复，则多达十一家，确为集大成之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集注》一方面可以校正现存范望《太玄经解赞》、司马光《太玄集注》等书中的不少讹误，对《太玄》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都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另一方面，《集注》保存了章詧、郑刚中、邵雍等多家已亡佚的旧注，有效弥补了学术史上的缺环，丰富了后世对《太玄》学史、《易》学史乃至宋代学术史的认识。本文发表于《文献》2024年第4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