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鲁国钧
1977年11月，我们连队在沈阳市的于洪区施工。
那时的于洪区还是个荒凉的郊区，到处都是农田，一到晚上风高月黑，行人寥寥。
由于当时我为团里两位首长，从上海购买了两台收音机，又委托一位黑龙江的朋友，在从上海探亲回家途经沈阳时，替他们捎来。
然而不巧的是，从上海至三棵树的58次列车途经沈阳的时间，是深夜11点多，而我们连队的驻地到沈阳火车站有15公里。
为了接站，取回那两台收音机，我动用了连队唯一的交通工具—-一驾毛驴挂车，外带赶车的新兵小邹，作为“驾驶员”。
由于担心路途远，晚上不安全（那时沈阳的社会治安不佳，社会上经常发生抢军帽的事件），指导员叮嘱我带上手枪以便防身。
我当时在连队担任文书兼军械员职务，带枪不是难事，便从武器库取出一支五四式手枪，压上5发子弹，关上保险，乘着夜色，坐上了小邹赶的驴车。很顺利地从沈阳站取回了收音机。
离开沈阳站时，时针正好指向半夜零点，返程的公路黑咕隆咚，好在大毛驴“老驴识途”，不待扬鞭自奋蹄。载着我和小邹及两台收音机一路狂奔，毛驴车在黑更半夜的公路上，像箭一样地疾驰着。
此时，小邹两手握鞭坐在车头，而我则用手护着收音机，抓紧捆扎收音机绳索，不敢松手。
当驴车驶入铁西区和于洪区交界的公路时，大毛驴仰天长啸了一声，小邹猛地回头向我报告：“鲁文书，前面路口有一群人。”
听小邹这样说，我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连忙摸了摸腰间的枪，顺势打开保险，随即命令小邹：不要犹豫，你快点冲过去！”
未等小邹扬鞭，大毛驴似乎听懂了我的话，瞬间加大了狂奔的速度。
正当驴车呼啸来到这群人面前时，只见人群中有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高个子，猛地向驴车扑了过来，他一把抓住了大毛驴的缰绳，驴车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此时，我才看清拦驴车的劫匪共有五人，领头的是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高个子。
只见络腮胡子操着一口辽宁方言，对我们大声叫道：“你们当兵的夜里乱跑啥？车上装的是啥玩意？快把车上的货卸下来，再把你俩头上的军帽也摘下来，送给俺哥们！”
我脑子霎时嗡了一下，感叹：“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可是我还是很快镇定下来，因为我腰间有把“真家伙”，胆子也就大了很多。
我随即义正言辞地对他们喊道：“车上装的是军用物资，谁敢抢夺，犯下的可是重罪哦！”
这群人被我这么一叫，都往后退了几步。可是，那个络腮胡子却没有退却，嘴里喊着：“兄弟们别怕，这当兵的是在唬咱们！”
说话间从腰间拨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欲刺向小邹，因为他发现小邹正在摆弄鞭子欲抽他们。
说时迟，那时快，我忙掏出手枪扣动板机，朝天放了一枪。
“呯”的一道火光划破月黑的星空，震惊了宁静乡村！
劫匪们哪见得这般阵势！一边高喊：“当兵的有真家伙，快跑！”一边作鸟兽散，抱头鼠窜，就连领头的络腮胡子，也慌忙扔下尖刀，落荒而逃……
在确认劫匪逃离之后，我和小邹紧张的心才慢慢缓和下来，我收起手枪，不敢停留，吩咐小邹马上离开。
回程中，小邹说：“周文书，幸亏你带了真家伙，要不然今晚我们就惨了，首先这两台收音机就“羊入虎口”了；其次，咱俩一定会被他们脱个精光，军装和军帽那肯定被抢走了！”
好在有惊无险，到了驻地之后，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时隔多年，每当我想起那件往事，依然是心有余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