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晓佳
凡是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每次征兵时，在同一个公社（乡镇）总会有几位老乡一道踏进军营。虽是老乡，但入伍前大家都素不相识，是一身草绿色军装，让我们走到一起，从相识到相知，有的甚至相处得像同胞兄弟那样，亲密无间，温暖如春。
我就有两位这样亲密的战友。
战友杨丙田，与我家住一山之隔的小山村，属于另一个公社。他胖乎乎的，性格开朗，为人憨厚，喜欢开玩笑，但是没有多少文化，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也许是他没文化的原因吧，新兵连集训过后，他被分到了基层连队喂猪，他也并没有任何怨言。
到了部队不久，老家给他介绍了一位女孩，每次她写来的信，杨丙田都要找我念给他听，然后根据他的口授，我再帮他写回信，信写好后念给他听时，他都很满意，高兴得他嘴巴都合不拢，你还别说，他和那位初中生女孩，最终成了一对恩爱夫妻。
说来也巧，那一年他营奉命去几百公里远的苏北淮阴农场，从事军垦任务后不久，我也根据团首长的安排，前往苏北淮阴农场体验生活，专职从事新闻和文学创作。
我去了之后，杨丙田几乎每天一有空就去找我玩，每次去，都会给我带上一些他在饲养室偷偷地亲自炒熟的花生和葵花籽，还有烤熟的红芋，让我一饱口福。自然也少不了把未婚妻的来信拿来让我看，他仍像在安徽蚌埠南营房时那样，请我帮助捉刀回信。
我退伍回到地方后，曾经专门去杨丙田家拜访过，他在专门为我张罗的家宴上，我对他妻子说，丙田给你的恋爱信都是我写的呢，她嘿嘿一笑说，知道，这事还能瞒着我吗？
说着，她哈哈地笑了起来，并邀丈夫杨丙田一起，两人站起来端着滿满一杯酒，举到我面前，说：“来，俺俩敬你这位当年幕后牵线搭桥的红娘！”
杨丙田退伍后不久，便去了附近的一座国营煤矿，成为了一名正式工人。
他所在的这个矿，是我们矿务局的下属单位，我作为局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常去他那个矿开会、调研，每次去，我都要到采煤队去找他，只要他不在井下上班，他就形影不离地陪我在矿里走走转转，直到把我送上返程的车内，他才恋恋不舍地与我分手。
至今，我们还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和联系。
另一个战友叫彭宝华，白白净净，中等个子，和杨丙田一样，也是一说话就笑眯眯的样子。他老家与我同一个公社，两个村庄相隔不足十华里路，我俩从换上新军装那天就一见如故，无话不谈。
他被分到了团里的直属连一一指挥连，一开始当一名十五瓦的电台报务员，后来因为他聪明伶俐，被选配到炊事班担任了上士给养员，把连队的伙食调剂得人人夸赞，个个满意。
别看上士给养员只是个班长级别的岗位，但他却像干部那样，工作时，独享一间房子，房间里有一张宽大的木桌，配有枣红色的一把靠椅和身后竖起来的褐红色木柜，柜内有几层木板，上面杂七杂八地摆放了一些有用无用的各种物件。
给养员拥有一定的实权，他买来的各种食材，生的熟的，一一转交当班的炊事员验收后，还可以从中随意把一些可口的熟食，拿回他的办公室独享美味。
只要他办公室哪天有了卤肉、烧鸡、咸鸭蛋、肉包子和水饺等稀有食品，总是不忘托人给我捎话让我去一趟，我每次去，他都会从抽屉里或者柜子里，取出已经包裹整齐，香味喷鼻的熟食品送给我，
他给我的时候，看他那眼神，示意让我不要久留，生怕别人看见了显得尴尬，影响不好。那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部队的生活也很拮据，并不是每天都能吃上鱼肉美味的，所以很感激他对我的知己和厚爱。
由于他天天去市里买菜购物，也结识了几个当地的朋友，有的朋友隔三差五地也请他在家里或者饭店吃顿饭。
每次有人请他吃饭，他都要把我也喊到一道去，时间长了，他的朋友也成了我的朋友，有的至今还联系着，甚至他们的后代对我也都很亲切，汪叔长汪叔短的喊着，出差来宿州时，一定带上礼品到家瞧看我。
与彭宝华这种兄弟般的情谊，即使他退伍回到了农村种地，我退伍后在城里工作，却一直像走亲戚似地来往着。
前年他因病去世，我专门在妻儿的陪伴下，乘坐开往家乡的公共汽车，向他深情地告别，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山村小道上送他一程。
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上，能与谁相见相识相处，那真是弥足珍贵且千载难逢的缘分。
古人说得好，人生遇二、三个知己，足矣。
当兵那些年，能够有杨丙田和彭宝华成为战友和知心好友，是我今生最大的收获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