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忠|客家乡土文学的“试验田”——评刘七宝生小说《金色鹭河》
乐活
文化
2024-07-30 17:40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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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忠（1977—），男，江西赣县人，江西省影视艺术家协会会员，赣州市作家协会会员，现任职于赣州文化传媒集团。
刘七宝生是扎根于赣南写作客家乡土文学的青年作家代表。今年4月，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金色鹭河》正式出版，这也是他继第一部长篇小说《丰收》之后时隔六年创作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一经发表，便在赣南，甚至是整个江西文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众作家纷纷著文点评，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有作家将其比作“赣南版的《平凡的世界》”，就有点言过其实了。在笔者看来，这仍是“客家乡土文学”的一种试验，如果加上他的第一部小说《丰收》，可以算作第二次“客家乡土文学”的试验了。赣南，历史悠久，地域广阔，风土人情独具特色。虽然，在赣南众多的城市名片中，“客家摇篮”这张名片已经宣传很久，再加上难得带“国际”字头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多次在这里召开，这张名片也已经为世人所熟知了。然而，相较于“红土圣地”，自带“客家”印记的文学作品就少之又少了，小说作品尤其更少。究其原因，写小说作为一名作家的“硬功夫”，除了需具备出众的才华，更考验作家们能否构造出一个独特故事（最好能够让读者读完之后久久难以从中走出来）的功夫，以及是否能有极强的体力。这几点就足以让不少作家望而却步了。因此，七宝生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写成这两部小说，实属难得。赣县区田村镇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千年古镇，历史缘渊可追溯至汉代。其地理环境优越，气候适宜，物产丰富，千百年来，那里的人们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所以人口迁徒变化并不显著，当地方言更是保留了古客家语言的特色。因此，也有人说，田村人不够开化，思想上也不够解放，也就是说田村人祖上一直比较殷实富有，缺少了想去改变的冲动。这非常契合中国人“穷则思变”的传统，但这也恰恰很好地保留了最纯最浓的客家风味。可以说，在小说《金色鹭河》当中，体现客家的内容是俯拾皆是，随处可见。正如江西省作协副主席温燕霞在点评小说《金色鹭河》时说的那样，“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乡土芬芳、时代气息迎面而来，塑造了一道客家味十足的乡村现代化文学景观。”作者以其家乡赣县区田村镇为原型，取其流经田村的河流“鹭河”为名，故事也是围绕着鹭河徐徐展开的。作者在塑造满红、大山、兰花、刘书记、清梅等“新农人”“老农民”，以及乡村干部、扶贫干部的生动形象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客家话表述，令人读来顿感亲切，甚至有时忍俊不禁。比如，有表示客情满满的“满碗”“烧酒冲缸”“过午”“过晡”“接茶”“救苦”“谢山神”，等等。有表示俏皮得很的“乱打家拾”“税户佬”“结果了你”“短命鬼”“唱戏文”“老棺材”“像一捆柴”“跑去东厮”“矮婆车”，等等。除了这些充满客家风味又幽默风趣的客家话，作者在小说当中一些客家风俗也是用了非常多的笔墨进行描述，它就像一幅幅五彩滨纷的画卷，让人读了对“鹭河”这个古镇是心驰神往。比如，对舞龙灯的描写。“鹭河人正在表演舞龙灯，十来个人舞一条长龙，远远看去，就如神龙下凡，给鹭河增添了不少神秘和喜庆的氛围……十几个穿着黄衣服的人举着长龙上下舞动，一人在舞龙前面举着一颗大龙珠，进行‘金龙翻身’‘蟠龙闹海’表演，活灵活现，古朴有趣”。庆丰收烧瓦塔的描写。“村民见母塔补引燃了，也急切地引燃了子塔。只见五个瓦塔同进燃烧，很快，火焰冲天，绚丽的火苗将节日的夜瞬间点燃了。人们围着瓦塔，和着欢快的歌曲，手拉着手，欢呼雀跃。”此外，作者还写了鹭河的拜年习俗，以及木偶戏、黄元米果的制作等等，这些具有赣南客家特色的习俗或食品，有着很强的“辨识度”，难怪有人读后会说：“这写的不就是自己家的事嘛！”而其中对客家风俗描写的最为精彩，也是故事的高潮部分，就是兰花去世后送葬的“救苦”环节的描写，笔者对这部小说连读了两遍，但两次每读到此处，便泪湿眼眶。“第二天一早，‘八仙’抬着兰花的棺木离开了祠堂，送葬队伍紧随其后。离开祠堂没一会，‘八仙’停了下来，道士带着满堂、满红围绕棺木作揖祭拜。道士打着钹，诉说着两个儿子来给兰花送终来了。道士点燃纸钱，在兰花棺木正前方燃烧。鹭河人把它叫‘救苦’，意味着为兰花救苦，帮助兰花在另外一个世界少一些苦难，多一份安乐。送葬队伍继续往前，到古寺门口，道士带着保民、保平祭拜，这是第二次救苦。到了鹭河大道，送葬队伍又停了下来，道士带着大山妹妹、妹夫救苦。三次之后，唢呐哀乐停，钹不再敲打，其他族人停止送葬，由满堂、满红、保民、保平等兰花最亲的人送上山。一路上，‘八仙’时而缓缓前行，时而健步如飞，时而发出‘哟吼’声，时而沉默不语。当‘八仙’把兰花的棺木推进墓穴的那一刻，满堂、满红哭得不能自己，两兄弟跪在兰花的坟前久久不愿起来……”那种走走停停，依依不舍的情形，伴着故事的主人公满堂、满红两兄弟肝肠寸短的哭诉，无不令人心生惋惜，感慨生命的短暂和不易。有人说，客家人最讲究人情。也许是和客家先民南迁有关。而客家先民南迁，可不像我们现在的所谓为的是“淘金”，他们往往是为了躲避灾害和战乱，这就造成了他们必须聚族而居，团结互助，才能增加成功的希望。在这一点上，作者不惜笔墨进行了大量描写。这种团结互助是全员式的团结互助，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族群，无论是朋友之间（如大山与福林，满红与刘老师、来喜、黑牯）、夫妻之间（如大山与兰花）、还是兄弟之间（如满堂与满红，大山与大树）、族人之间（如刘屋人、谢屋人），只要有困难，有需求，都是积极上前，毫无条件。可以说，这种互帮互助的性格，已经深深植根于客家人的骨子里和基因当中了。在第十九章“打黄元米果喽”里，有一处满红、大山与满红的大伯大树的对话，就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客家人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满红正要将机器的开关闸推上去开工，大树带着刘屋人前来帮忙。‘大山，打黄元米果也不通知我们来帮忙，哪里像是自己屋里人。我们鹭河人打黄元米果都是要相互帮忙的嘛。’‘大哥，以前打黄元米果是打给自己吃，你帮我我帮你，一年一次，有情有义。可现在是满红打黄元米果拉去城里卖，我怎么好意思喊你和嫂子来帮忙呢。’‘你看你说的，哦，我前面说了几句满红，就不让我来帮忙了啊，我大树可没那小心眼和坏心思。’‘伯，知道您不往心里放呢。只是我这打米果可不是一天两天，一打就好几个月呢。’‘你小子知道个啥，我和你爸可是亲兄弟，哪还计较这么多。……’”笔者作为一名生长在农村的客家人，有着这样一种深刻的印象，就是客家人兄弟姊妹以及族人之间，大多都容易闹矛盾，这与过去土地、物资极度贫乏是息息相关的。在农村，兄弟之间共住一栋房子，共养一头牛，共用一台打谷机，甚至连水桶、镰铲、犁耙等都共用的，比比皆是。这就极容易因使用时有冲突而产生矛盾，甚至是大打出手。而要解开这些矛盾，重大节日、重要活动又是极为重要的机会，很多兄弟之间都会借重大节日、重要活动之际主动上前帮忙，以达到冰释前嫌的目的，毕竟“兄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当然，笔者将《金色鹭河》称作“客家乡土文学的‘试验田’”，可不仅仅在于探究其叹为观止的对于客家民俗风情的描写。历史与现实相互交柔，互为映衬，也是作品叙事特色的一次探索。与作者的第一部小说《丰收》不同，《丰收》中的故事带着浓厚的神话色彩，是为了营造一种历史厚重感，而《金色鹭河》中的故事更多的是一种历史故事，比如，红军医院院长谢长祯冒着生命危险将6名重伤员安全转移到群众家中，自己不幸被捕入狱，最终因不愿被叛组织英勇就义；1945年日本兵经过鹭河时烧杀抢掠的故事；竹岭村“杜天子”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虽不是很长，但有效地构建起了鹭河的历史空间。而且这种由历史的苦难所造就的勤劳、善良、疾恶如仇的性格，又通过时空转换，在大山、福林、兰花、清梅、满红等现代客家人群体中得以延续，比如，大山与福林为了翠霞勇斗混混；兰花为了撑起整个家不惜忍辱负重、牺牲自己，最终患上重病不治身亡；清梅则为了帮助挂点扶贫村早日脱贫致富，走村串户，访贫问苦，一心扑在扶贫事业上；满红在新冠疫情发生不久，便不顾自己工厂的严重损失，立即与来喜、黑牯等人组织志愿者队伍，投入紧张的抗疫斗争之中。这样，便产生了一种历史与现实融会贯通的叙事效果。作者刘七宝生在创作实践过程中，许多探索具有开创性，也非常成功，但有些探索则是有待商榷。比如，有评论者称：“作品中有不少类似的政策解读段落。这有助于读者了解国家政策精神，充分发挥了文学作品的政策宣传功能，体现出作品的社会效益，丰富了其思想内涵。”但在笔者看来，像这种几乎是将扶贫政策大段大段地原样照抄，连“一、二、三、四”都保留的写法，无疑会消解作品的文学性。毕竟，文学作品与政策文件还是有着巨大分别的，政策文件讲究的是通俗易懂，而文学作品讲究的能够在阅读完之后产生回味无穷的体验。比较恰当的做法是应当对党的政策文件在充分理解吸收的基础上，用最为简洁的文字表达出来，以起到寥寥数笔便能让读者明白的效果。即便一时不明白，借助故事主人公的所作所为，以能揣磨明白。此外，还有几处地方也显得不够严谨。比如，福林在省城的三年发展经历，也太过传奇，一个文化水平不高，也几乎没有多少技能（只是在KTV当了一阵子大堂经理），仅凭着半年的培训，转眼便成了建筑设计的奇才，轻轻松松在两三年的时间便完成了从一个穷小子到商业大佬的转变，委实有点超现实主义的嫌疑。此外，满红为了说服母亲兰花同意他留在鹭河种大禾米打黄元米果，以他的同学黑牯为例，称“黑牯在鹭河养了一百多头猪，一年收入上百万……”显然与现实差距也太大了，试问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何时养一百多头猪可以年收入上百万元？那可是一头猪便可以赚一万多元，这样的猪肉得有多贵啊！还有一处就是第二十三章的标题“情窦初开为谁”的标题起得也颇为草率，“情窦初开”明明是刚刚懂得爱情的意思，而满堂在与清梅暗生情愫之前，明明已经与燕妮和小暖都分别有过一段恋情，怎能说是“刚刚懂得爱情”呢？而且第二十三章通篇写的也是清梅带着满堂去体验了一把扶贫工作队员的日常而已，交谈的也都是围绕扶贫工作这个主题，涉及情感的成份实在太少了，不是“为谁开”的问题，其实压根就是还没有开。上述不足，说起来有可能作者在准备创作时深入调研还不够，准备得还不够充分，对文字的打磨上也还有做得不够到位的地方，但丝毫不影响它仍是一部优秀的客家文学作品。我们期待他能创作出更多更新的文学作品。本期编辑:风侠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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