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号与2021年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讲述的是1944年9月荷兰“市场-花园”行动期间，两名伞兵以单兵之力对抗德军虎王坦克的勇猛事迹：
当时既有读者留言，此等惊人壮举为何没能获得大英帝国军人最高武勋-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在真实历史中，此战中英军一共涌现了5位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而其中4位为追授。本文即将讲述其中一位的故事：
1944年9月17日，由英美波三国军队组成的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First Allied Airborne Army）对德占荷兰的9座主要桥梁发动了伞降进攻，其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对阿纳姆的突袭--亦称为“市场行动”(Operation Market)。
同时，英军第30军也发动了以“花园行动”（Operation Garden）为名的地面攻势，以支援空降部队。
市场-花园行动示意图
第一空降集团军标识
在荷兰小镇阿纳姆，英国第1空降师和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的任务是夺取并死守莱茵河下游的桥梁，这是行动的最终目标。
然而，9月17日空降的盟军部队并不知道的是，由于敌情判断失误，德军党卫队第9“霍亨斯陶芬”和第10“弗伦茨贝格”装甲师正在阿纳姆附近进行休整。
在德军优势兵力面前，伞兵们在随后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只有少数部队成功占领了阿纳姆公路桥的一端，几乎弹尽粮绝。
于是在战役打响次日，盟军即紧急安排组织空降补给行动。
在一家荷兰学校中搜索德军狙击手的英国伞兵，地面上是一个空的空投补给舱
阿纳姆的德军
本文主角-皇家空军第271中队的大卫·萨缪尔·安东尼·洛德空军上尉（David Samuel Anthony Lord）即为参加此次空中补给行动一员。
大卫·洛德于1913年10月18日出生在爱尔兰科克的军人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家被派驻至英属印度，洛德就读于勒克瑙修道院学校。
在他父亲从军队退役后，家庭搬到了威尔士，在威尔士大学学习后。大卫又前往西班牙学习神职，但决定这不是人生想从事的职业，于是回到了威尔士。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再搬到伦敦，开始从事自由撰稿人的工作。
1936年8月6日加入英国皇家空军。1938年8月晋升为下士，10月开始进行飞行员训练。毕业后于1939年4月成为飞行员下士，派往驻扎在印度拉合尔的皇家空军第31中队，初始驾驶维克斯·瓦伦蒂亚双翼运输机。
瓦伦蒂亚双翼运输机
1941年，第31中队成为首个装备美制道格拉斯DC-2运输机的单位，随后又装备了道格拉斯DC-3和道格拉斯“达科他”运输机。
后者在战争期间大约有2000架通过租借方案在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空军服役，其代号“Dakota”（达科他）为道格拉斯飞机公司运输机（Douglas Aircraft Company Transport Aircraft）缩写（DACoTA）。
洛德驾机在北非执行任务，为利比亚和埃及的地面部队提供支援，四个月后被调回印度。
1942年5月晋升为空军少尉，派赴缅甸。因在东南亚表现出色于次年7月在白金汉宫荣获杰出飞行十字勋章，随后晋升为空军上尉。
在缅甸服役期间的洛德（中间站立者）
1944年在缅甸的第31中队所属达科他Mk.III
到1944年1月转入驻扎格洛斯特郡唐安普尼空军基地（RAF Down Ampney）的皇家空军第46大队第271中队。
第271中队队徽，座右铭：“生与死”
该于1940年3月28日重新组建。最初的任务是运输乘客和货物，1943年3月被划归皇家空军运输司令部（Transport Command），同年8月接收了首批达科他运输机，任务范围扩大到包括空降作战。
1944年3月至5月，中队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反攻欧洲大陆做准备，机组人员接受了部队跳伞、滑翔机牵引、网兜货物和集装箱投掷以及远程夜间导航等训练等科目。
1944年5月24日，第271中队官兵合影
在D日诺曼底登陆行动中，洛德负责将伞兵运送至法国，期间飞机遭遇高射炮击中，在襟翼打飞的情况下成功返航。
1944年9月19日，洛德所在的皇家空军第46大队第271中队参加了紧急空中补给阿纳姆被围的伞兵行动。
在起飞前的简报中，飞行员们得知由于恶劣天气，将没有战斗机护航，为了保证补给物准确投运到伞兵防御阵地上，飞机必须在300米高度上投放。
13点过后，洛德机组驾驶战术编号YS.DM、序列号为KG347的道格拉斯达科他III型运输机，与其他十六架飞机从机场起飞，飞往阿纳姆西北的“V”投放区。
洛德的机舱内装载了八个弹药集装箱。厚厚的云层覆盖在北海上方，转而变为浓雾，因为无法看到海岸线，导航员哈里·金少尉重新计算了航向。
尽管天气不佳，但从空中进行补给是唯一能够支援地面伞兵的机会，17架运输机义无反顾的朝目的地飞去。
大约在下午三点，金少尉告诉洛德，正在靠近莱茵河。KG374号机穿过云层，接近阿纳姆，莱茵河就在前方。
飞机在500米高度飞行，四周被高射炮火包围。几分钟内，右翼发动机被两次击中，火焰和浓烟从发动机处喷涌而出，金属碎片穿透了飞机的薄壁。
“大家都好吗？”洛德通过内部通讯问道，“哈里，还有多远到投掷区？”
“三分钟飞行时间，”金回答道。这是飞机已经严重向右倾斜，并且正在快速失去高度。更糟糕的是，火焰正沿着机翼迅速向右侧的油箱蔓延。
飞在旁边的一架达科他运输机上的飞行员看着KG374就像一支飞行的火炬。“火焰一直蔓延到机尾之后，”他后来回忆道，“那是一场巨大的火灾，而且情况一直在恶化。我不明白为什么飞行员不迫降。”
因为洛德已经下定了决心。金听到他说：“他们需要下面的物资。我们先投放，然后再跳伞。大家快把降落伞穿好。”
不一会儿，金看到了投放区。他指了指给洛德看，洛德平静地回答说：“好的，哈里，我看到了。你回去帮他们把货篮搬过去。”
达科他机舱内景
金离开座位，走到了货舱，高炮击中了用来移动沉重货篮的滚轮，众人只能徒手将货篮搬到机舱门。
即使是正常飞行状态下，这也是一项令人筋疲力尽的挣扎，现在在一架摇摇欲坠、濒临坠毁的飞机上，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机上负责投运的陆军军需兵们摘下了降落伞，以便将货篮往前拉，然后奋力将它们扔出，投入被烟雾和火焰笼罩的滑流中，就这么投放了六个货篮。
这时表示飞机已飞出空投区的红灯亮了起来。金通过内部通讯告诉洛德，还有两个货篮没投。
此时飞机几乎整个下半部分机身和右翼都被火焰包围，但竟然还能飞行。
洛德并未放弃。“我们再绕一圈，坚持住！” 他拉了一个急左转，“像驾驶战斗机一样操控着飞机”，以不到150米的高度飞回投掷区上空。
在他们下方，疲惫不堪、满身泥污的伞兵们从掩体中爬出来，对所目睹的一切感到难以置信，目瞪口呆。
“我们精疲力尽，几乎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但在那一刻，我脑子里只有那架飞机，”其中一人回忆道，“就好像它是天空中唯一的一架飞机。”
在那最后绝望的时刻，洛德脑海中闪过了什么最终的想法，如今只能猜测了：地面上的伞兵们虽然急需物资，但也都希望机组人员在为时已晚之前跳伞逃生。而金此时则忙得没时间想别的。
更悲惨的是，德军已经确定了空降区的位置，并设下陷阱，包括 4 门 20 毫米高炮和至少一个88 毫米炮组（由于通讯中断，第46大队对此并不知情，而且飞行员已被命令不要管地面传来任何相互矛盾的信息或信号，都得投放）。
当时金在帮助陆军军需兵们重新穿上了降落伞，然后一直等到绿灯亮起，推出了剩下的两个货包。这一系列动作整整耗时8分钟。
地面上的许多伞兵都停止了战斗，全程目睹了这8分钟，英军第1伞兵师师长罗伊·厄克特少将回忆看到燃烧的运输机在猛烈的炮火中不仅一次，而是两次飞过，只为完成任务。
他后来写道：“我敢说，阿纳姆的幸存者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也不愿忘记，我们在这可怕的八分钟里所见证的勇气。”
任务完成后，洛德大喊，‘跳伞！跳伞！看在上帝的份上，快跳伞！’”
金记得无线电员亚历山大·巴伦丁空军中尉让他带头，让陆军军需兵们跟着：“这些家伙看到我们中有人跳才会跟着跳，”。
然后，当金走到敞开的舱门时，转身看到副驾驶理查德·梅德赫斯特中尉正朝他走来，身上已经穿好了降落伞。他们互相竖起了大拇指，那之后就没再见过他或其他人。
接下来，突然发生了一声巨响，飞机爆炸了。
金被被猛地抛向空中--是被推出去的还是被爆炸冲击波吹出去的，金无法确定，但他认为是前者。
甩出飞机的金急速向地面坠落，但他的反应很快。“我不记得拉过开伞索，”他说，“但我一定是本能地拉了。我平平地、重重地后背朝下摔在了地上”
金喘不过气来，制服被烧焦了，鞋子也不见了，但除此之外，他奇迹般地毫发无损。“我记得我看了看表，”他说，“发现从我们遭到高炮袭击到现在才过了九分钟。”
至此，除了哈里·金之外，机上其他七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他们是：
机长大卫·洛德空军上尉（30岁）
副驾驶理查德·梅德赫斯特空军中尉（19岁）
无线电员亚历山大·巴伦丁空军中尉（25岁）
伦纳德·哈珀陆军作业兵（29岁）
菲利普·尼克松陆军下士（29岁）
詹姆斯·里基茨陆军作业兵（27岁）
亚瑟·罗博萨姆陆军作业兵（28岁）
哈里逃到了一个农场院子里，然后加入了第10伞兵营，与61名伞兵一起战斗，直到几个小时后被德军包围并被俘虏——这是在战斗结束、最后的幸存伞兵撤离下莱茵河之前的五天左右。
他被关押在德国空军第1战俘营（Stalag Luft I）10个月，直到1945年5月13日才回到英格兰，洛德的英勇事迹这才得以传开。
应空军部的要求，金回到阿纳姆，指认出KG374的残骸并识别遇难者。
哈里·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