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桐梓严氏三兄妹——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 袁超俊（严金操）及严金甡、严金萱兄妹 ｜申翔
文摘
2024-12-18 06:00
四川
1926年，由桐梓县城迁往贵阳挂牌行医的中医世家严伯寅，抗战期间，其家作为贵州省工委联络点，其子女先后投身于抗战洪流中，为抗战及中国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由于严氏兄妹少小离家，家乡对其英勇事迹知之甚少，宣传不够，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将其兄妹事迹简要整理，以使家乡人们永远记住他（她）们。1. 周恩来副官、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香港华润集团创始人之一袁超俊袁超俊（1912-1999） 桐梓县城人，原名严金操，经周恩来建议，因工作需要而改名袁超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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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金操（袁超俊），1912年出生于桐梓县城一个中医世家。其父严伯寅于1926年左右举家迁往贵阳，在贵阳永年药号挂牌行医。严金超就读于贵阳达德学校。1930年，严金操与乡友李光勋（1931年入党，系桐梓入党第一人，曾任北平西区书记、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唐山市委代理书记）、令狐荣生、马恒均等十余人随熊逸滨（桐梓人，贵州省驻京代表）去南京就读于黄齐生任教的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在南京读书期间，认识了比其早两年由黄齐生由遵义带去南京入学的袁咨桐（土城人），经袁咨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严金操曾任贵州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贵州司机工会主席。严金操后到上海在沈钧儒先生旗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任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干事、上海工人救国会主席、上海全国救国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代表。严金操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关押在苏州监狱。“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全国一致抗日的大背景下，蒋介石答应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1937年9月，经周恩来的交涉营救，严金操被释放。释放出狱后，严金操申请并被批准前往延安，经组织审查转为中共党员。严金操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办理前往延安的有关手续时，叶剑英和李克农得知严金操是陶行知南京晓庄师范的学生，便将严金操留在“八办”准备充实正在筹办的《新华日报》队伍。由于国民党当局拖拉阻挠，《新华日报》申请迟迟没有结果。严金操就暂时留在“八办”作宣传工作。工作中，叶剑英、李克农发现严金操不仅文化基础好，同时多才多艺，还会开汽车、修手表、修无线电、画画、拉小提琴都很在行，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研究决定将严金操留在办事处任副官，后任副官长。1938年1月18日，周恩来、邓颖超、王明、博古等领导来到武汉办事处，精明能干的严金操被周恩来看中，从此就改任周恩来的秘书和副官。周恩来了解到严金操曾两度入狱，为避免过度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严肃地建议严金操改个名字以利于工作。严金操经过思考决定改严为袁，一来音近，同时也是为纪念介绍自己加入共青团走上革命道路的袁咨桐（已于1930年英勇就义），同时将名字金操改为超俊（名字颠倒的谐音），从此严金操以袁超俊之名出现在重庆、贵阳、延安、香港等地，一直到建国后终老。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同时集结军队向武汉发动进攻，国民政府下令武汉机关、企业紧急疏散。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新华日报》总馆决定西迁重庆。为加强保持大后方与延安之间的联系，1938年12月，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为解决八路军的后勤供应问题，报经中共中央南方局同意，在国统区建立八路军物资储运系统，同时以此掩护和发展党的秘密交通。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机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简称贵阳八办交通站。经组织慎重考虑，熟悉贵阳情况（袁超俊年轻时就读于贵阳德达学校，其父亲为挂牌中医，结识人多）的袁超俊成为贵阳交通站站长人选。命令下达后，袁超俊于1938年底与副官陈远绍、李泽纯等到贵阳开展交通站筹建工作。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立后，主要开展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转运军需物资。贵州成为抗战大后方，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量的军事、经济物资。尤其是东面、东南面及南面的交通运输线断绝后，各种援华物资只能通过滇缅公路（即史迪威公路）运到中国云南，再由此通过滇黔公路运到贵阳，再转运至重庆或抗战前线。贵阳由此成为连接前线与滇缅、滇印公路两条国际大通道的桥梁和纽带，贵州经济、战略地位日益突出。在1939年上半年，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陆续转运从武汉、长沙经湖南衡阳、广西桂林撤退下来的人员、物资及档案材料。仅在4至6月间，交通站便三次押运军用物资北上。其中一次是从越南来的5辆满载药品和物资的汽车，直接运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回贵阳休息几天后，又押运10卡车枪弹、迫击炮和TNT炸药到重庆办事处。1939年七八月间，我党从香港购买到一大批汽油、机油和5辆道奇牌卡车，由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人到越南接运，经贵阳交通站抢运到重庆、延安。与此同时还运来9辆新卡车，既有购买的，也有海外华侨捐赠的，都是从新加坡经马六甲海峡到香港至越南河内登陆再转运回国。随车运来的还有捐赠物品，如新旧衣物、鞋袜、被单、无线电器材等。又在柳州仓库领取军毯2万条（50条1包，共400包）。这一时期，经贵阳运送的物资和人员，约计150车。此外，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等在香港和国外华侨中募捐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材、救济难民的衣物以及购买的无线电器材等，都是经过贵阳交通站组织转运。贵阳交通站在物资和运力上还得到一些上层人士的大力支持，这也是贵阳交通站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的结果。1939年冬，袁超俊与红十字会总会会长、华侨林可胜博士取得了联系，在红十字总会中共特别支部的配合和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协助下，林可胜同意向八路军捐赠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并由红十字会的运输队协助运送。恰值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为首的“英国援华团”携带10吨医药器械和药品到贵阳。林可胜当即决定将这批物资捐赠给八路军，并派红十字会汽车负责运送到延安。二是接待、转送来往人员。贵阳是抗战大后方的交通枢纽，因此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接待任务非常繁重。先后有张云逸、张鼎丞等领导同志，从新四军去往重庆转赴延安，在贵阳交通站停留；1940年10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医处长沈其震以及饶漱石、陆璀夫妇等一大批新四军干部和警卫人员，由重庆赴新四军总部途经贵阳，由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接待，安排食宿；叶剑英同志、李克农夫妇、李涛夫妇、石磊夫妇、于刚夫妇、高文华夫妇及全家、夏之栩、曾宪植、贺逸、叶选平等同志及徐特立、李达、方正、吴茵、邓垦等，都曾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停留过；越南的胡光同志（即胡志明主席）经常搭乘八路军的军车往来于重庆、桂林、昆明之间，并多次委托交通站帮助解决一些越南同志去昆明、重庆等地的交通问题。根据党的“隐蔽精干”政策，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还疏散、撤退、转移各地下党组织撤退的同志、文化人士、华侨、港澳同胞、干部家属、医务人员、进步青年，相继将他们转送到延安、抗日前线或各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通过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疏散转移到延安和抗战前线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三是安置和照顾疏散到贵阳的领导同志及家属。1938年8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派袁超俊带领一批干部到湖南湘乡建立临时办事处，作为武汉撤退时的中转站及疏散点，当时就把一批党和八路军领导同志的家属转移到湘乡，安置在农民家里。1938年10月长沙大火后，又先后将他们安全地撤退到衡阳、桂林、贵阳青岩等地。当时，中共一些领导同志的家属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而转移至贵州。这批党和八路军领导同志的家属，包括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李克农的父母、岳父母和弟侄、博古的女儿秦新华等共计20余人。袁超俊在高言志的配合下，代租房屋，负责安置和照顾疏散到贵阳的领导同志的家属。由贵阳交通站妥善安排到贵阳附近的青岩居住达两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内，袁超俊每月都骑自行车去青岩，送生活费及书报给他们。并于1940年秋将他们陆续安全转送到重庆。四是完成上级党组织交办的秘密任务。为了充分利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这一公开机构的有利条件，保证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南方局把在贵阳活动的部分党组织及党员的组织关系，交由交通站站长袁超俊直接领导，不同贵州省工委发生横的关系。如设在贵阳的红十字会总会特别支部及资源委员会贵州企业公司的地下党员、生活书店、读新书店的地下党员，他们在这一公开机构的掩护下，顺利开展秘密工作。1939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由长沙内迁到贵阳图云关，中共红会特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特别支部”的简称，共有党员20多人）组织关系即交给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单线联系。当时该总队是全国最大的一支战时机动救护队伍，拥有国内第一流的医疗技术、专家和教授，其下属有60多支医疗救护卫生队，分散在各战区工作。1939年4、5月，袁超俊在图云关主持召开红会支部会议，成立中共红会总支委员会（后报经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同意），从而扩大了我党在红会的政治影响。1941年1月21日，“皖南事变”后不久，贵阳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贵阳省会警察局侦缉队长率领两处侦缉人员，贵州省中统室行动队长率行动队员和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特务团、宪兵团人员及军统贵州站行动人员，查封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逮捕了交通站的李配之、鲍启文等7名同志，所有站内储存的汽油、轮胎、汽车零件、枪支及站内一切物资和进步书刊全被查封。直到1941年8月，经过周恩来、叶剑英等在重庆与国民党反复交涉，这些被捕同志才被营救释放。从1939年1月3日成立至1941年1月22日，历时两年多。在这段时间内，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军需物资运输、人员转送、统战工作、青年工作、干部家属转移安置工作等方面都做得很有成绩，很好地完成了南方局交给的任务，同时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在白色恐怖条件下，为坚持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贵阳交通站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袁超俊回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身边负责秘密交通工作，负责对南方地下党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联络。1943年，袁超俊随周恩来回到延安，并在杨家岭周恩来处工作。袁超俊在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期间参加了“七大”秘书处的工作。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中央代表团、重庆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等单位先后迁往南京。袁超俊奉命留在重庆与杨汉章、牟爱牧三人处理办事处善后工作。袁超俊任四川省委秘书长，于年底经周恩来安排赴上海从事党的机密工作。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袁超俊受周恩来委派脱下戎装到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与了华润集团的组建并担任总支和支部书记，以华润集团公司业务部主任名义从事党的经济工作，统战工作以及地下电台的工作。华润公司在全国大决战的背景中担负特殊使命，负责为前线采购急需的战略物资，为解放战争提供有力的物资，经济和后备资源保障。华润公司还配合建国大业，根据中央部署，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间分三批把数十名寓居海外的爱国民主人士用货船秘密运到东北解放区，保证了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建国后，袁超俊奉调回京，先后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室主任，纺织工业部机械制造局局长，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国家旅游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代书记等职。袁超俊爱人钟可玉系印尼华侨，抗战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考入延安“鲁艺”，毕业后任重庆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报务员。1947年随袁超俊赴港从事秘密工作，负责与解放区的电台联系，为了工作需要，夫妇两人曾将孩子托人领养，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2．延安“金嗓子”、“女八路中的精灵”与“大红枣儿甜又香”作者，作曲家、教育家严金萱。![]()
严金萱（1924-2014） 1924年5月出生于桐梓一个中医世家，系严金操（袁超俊）胞妹。两岁时随父迁居贵阳，1937年13岁时在其兄影响下参加革命工作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14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贵州省工委交通员。1938年因其五哥严金生被捕（后英勇就义），严金萱在周恩来安排下由贵阳经桐梓接转组织关系，然后到重庆于1939年奔赴延安，先后进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在冲锋剧社、中央管弦乐团任独唱演员，歌剧演员和小提琴手。严金萱于1939年随抗大总校出发到晋察冀边区，编在一大队，大队长为苏振华，政委是胡耀邦。由于严金萱爱好广泛能唱能跳，能演还会乐器，深得领导们关爱，被誉为“金嗓子”和“女八路中的精灵”，苏振华还专门把其推荐到晋察冀三分区政治部冲锋剧社。严金萱在三分区演唱的“黄河大合唱”中独唱“黄河怨”感动了全场观众，三分区司令员王平专门安排给她照像，留下了其战争年代难得的留影。严金萱还常常随剧团深入前线，除替八路军表演外，还在前沿阵地向伪军演唱“松花江上”等思乡歌曲，瓦解伪军。严金萱在晋察冀边区的工作深得领导们的喜爱，在周恩来和聂荣臻的关心下，于1945年调回延安，在鲁艺学习作曲。由于严金萱在晋察冀小有名气，学校专门替她安排了独唱表演，她演唱的“送夫去参军”、“黄河怨”等受到鲁艺师生的欢迎。1945年4月28日，党的“七大”召开的前一天，一出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艺术家们集体创作的新戏《白毛女》首次亮相，深深打动了1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党代表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解放后，严金萱先后在北京人民文工团工作，曾在大型歌剧《兰花花》中饰演兰花花，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鼓励。后来严金萱再次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毕业后先后担任天津曲艺工作团、广州华南歌舞团、文化部音乐舞蹈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舞蹈学校等单位的领导工作。离休后应聘为上海艺术教育委员会等18个单位的顾问。严金萱一生致力于革命音乐舞蹈的传播，自己也创作了大批革命题材的作品，如芭蕾舞剧音乐《白毛女》、《苗岭风雷》（与马友道、瞿维合作），舞蹈音乐《长征》，儿童歌剧《双双和姥姥》，儿童歌舞剧《青草坡》等30余部音乐作品以及著作《歌声里的故事》、《严金萱歌曲选集——彩色的梦》和大量的音乐教育论文等。她曾为大型芭蕾舞剧作曲配乐，其中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演出千余场，出访过亚洲、美洲、欧洲许多国家。巡演于祖国大江南北，而其中插曲《大红枣儿甜又香》更是在民间久唱不衰。而这首歌的作曲就是严金萱，词作者则是她的丈夫音乐家孟波。严金甡是袁超俊（严金超）的弟弟（排行第五），1930年受其兄严金超影响参加革命工作。其父在贵阳开设的诊所成为地下党的联络站，严金甡与妹妹严金萱一道成为共产党人秘会时的暸望哨和联络员。1937年初，党中央派在延安的黄大陆（原黔军何知重师参谋长）回贵州任省工委委员，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及恢复党组织工作，这时严金甡任省工委秘书，同时任“贵州学生联合会”领导人之一，而其七妹严金萱也担任省工委交通员。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动员人民群众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严金甡亲自刻写用简陋的油印机印刷《告同胞书》、《告同学书》，并和严金萱一道四处分发。地下党的活动引起了贵州国民党特务的高度关注。1938年2月，贵州地下党又一次遭到破坏，黄大陆、李策、王棫、严金甡等先后被捕。在关押的共产党员中，严金甡最小，期间经历了严刑拷打和卑鄙利诱，严金甡没有丝毫动摇，并通过带出的纸条表达了“把牢底坐穿，誓看红旗插遍全中国”的坚定信念。黄大陆、李策、严金甡等被捕后，党中央派邓止戈、秦天真等从延安回贵阳主持贵州省工委工作。他们采取各种办法营救被捕同志。周恩来也来电要求国民党当局放人，冯玉祥也出面要求贵阳当局放人，迫于压力，贵阳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作姿态释放了被捕的六位同志，但对黄大陆、李策、王棫、严金甡四人仍不释放。“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将四人秘密杀害，严金甡牺牲时年仅17岁。严金甡大姐严慕苏、三哥严金成均为早年参加革命，但现有资料不能详述。黄大陆（1904—1941） 革命烈士。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云南文山人。1919年考入云南讲武堂，毕业后进入滇军，后升任旅参谋长，于1931年到贵阳结识革命人士，经先后任贵州省工委书记的林青、邓止戈发展为中共党员，利用其黔军第三师（师长何知重）少将参谋长的身份作兵运工作。黄大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何知重对党禁不严格限制的条件，团结了一批军人，并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安排到黔军工作。红军长征在川黔边境迂回作战时，黄大陆抓住地方军阀间的矛盾和何知重保存实力的心态，以“我军因军饷困难，拟在习水、赤水间整顿”为由，避开与红军的正面接触，客观上为红军顺利转战于赤水河畔创造了条件。1935年2月，贵州省工委负责人秦天真、邓止戈按中央要求指派黄大陆窃取了国民党军军事地图、地空识制标识及密电码，获得潘汉年高度赞扬，称贵州地下党的同志“敢作敢为，胆大心细，机警灵活”。以上文件的窃取，使红军对蒋介石的军事布署和行动了如指掌，顺利穿插于强敌如林的夹缝中，最终圆满实现四渡赤水，跳出重围，巧渡金沙江。由于黄大陆的作用，先后有十余位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进入黔军为党作了大量工作。黄大陆在黔军被蒋介石整编后进入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西安事变后黄大陆到延安，后于1937年初受中央指派以特派员身份回贵州工作，担任省工委委员，严金甡担任工委秘书。1938年2月21日，国民党特务在贵阳逮捕了黄大陆、李策、严金甡等共产党员，黄大陆等在狱中经受了严刑拷打，仍大义凛然地与敌人进行了不屈斗争。“皖南事变”后，黄大陆、李策、严金甡等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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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翔：副教授，曾任遵义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遵义地域文化、民族文化、长征文化研究，著有以上领域专著17部共五百余万字，发表了相关论文四十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