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职场，继"房奴"、"车奴"、"卡奴"之后，"天选牛马"这个词开始流行开来。
日均工作时长9.8小时，位居全球第一，中国打工人似乎已经坐实了"天选牛马"的称号。
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些"天选牛马圣体"还会主动要求降薪、放弃休假、24小时在线待命。
这种现象的出现，不禁让人联想到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社畜"文化。
回顾历史，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的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曾是世界公认的"天选牛马"。
1990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陷入严重萧条，日本的打工人在失业恐慌下，不得不放弃基本的人类尊严。他们草草解决睡眠和饮食问题，拼命为企业工作。
当时日本出现了"社畜"一词，"社"来自日语"会社"（公司），"畜"则暗示着像牲畜一样任劳任怨。如果要在中国寻找对应词，或许该叫"公畜"或"私畜"。
不过，中国人的创造力显然更胜一筹，发明了"牛马"这个形象的说法。
为什么曾经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一度超过美国的日本会陷入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停滞？
这一切要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说起。
广场协议的核心内容可以用十个字概括：美元有秩序的大幅贬值。这看似简单的十个字，却彻底改变了日本的经济命运。
设想一下，如果现在你预知美元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大幅贬值，全球的热钱会流向何方？答案不言而喻。
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大量国际热钱涌入日本，推动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暴涨。
对于外资而言，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投资机会：1985年换汇买入日本资产，1990年高位卖出换回美元，堪称教科书级别的"低买高卖"操作。这个过程中，日本普通民众在七八十年代通过辛勤劳动积累的财富，最终被国际资本收割一空。
但更严重的打击是日元升值导致的出口危机。
在当时的世界分工格局中，日本扮演着现今中国"世界工厂"的角色，为全球提供物美价廉的工业制品。
广场协议后的五年间，日元升值幅度高达66%。
日本出口企业的人工成本成倍增长，为了维持国际竞争力，大量日本企业不得不将工厂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
中国成为了日企外迁的重要目的地。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
当时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026元/年，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大量日本企业关闭本土工厂，裁撤高素质员工，放弃完备的基础设施，将生产线迁至当时还很落后的中国。
这波产业转移浪潮下，日本职场一片愁云惨淡。
在1990年之前，日本人普遍认为三件事是确定的：房价永远上涨、工作永远不会失业、工资永远增长。
基于这种信念，许多日本打工人在泡沫顶峰时期高位接盘，贷款35年买房，并投入重金培养子女。
然而，1990年泡沫破裂，一切美好预期戛然而止。
伴随着失业危机的爆发，底层日本打工人为了保住工作，不得不疯狂加班加点。
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比别人更努力，裁员就不会轮到自己头上。
在当时的日本，996都算是轻松的工作制度，大多数打工人早上7点就到公司，晚上10点后才能离开。
他们如此拼命，只为了给妻儿一个安身之所。
如今的中国，似乎正在重演日本的历史。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裁员、降薪成为常态，年轻人为了保住工作不得不主动放弃休假，24小时待命。
一些人甚至主动要求降薪，只求能留在公司。
"天选牛马"这个词的流行，折射出当下中国职场的无奈与焦虑。
更值得警惕的是，与当年的日本相似，许多中国打工人也认为只要更努力工作就能避免被裁员。
他们放弃休息时间，牺牲个人生活，争做"天选牛马圣体"。
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个人的努力在宏观经济周期面前往往显得微不足道。
当下中国的劳动者面临着比当年日本更复杂的挑战。
全球化红利消退、人口红利衰减、产业升级转型的压力，都在考验着中国打工人的承受能力。
"天选牛马"的出现，既反映了劳动者的无奈，也暴露出劳动权益保护的不足。
从日本"社畜"到中国"牛马"，跨越三十年的时空，相似的职场现象折射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问题。
过度加班、放弃休假、24小时待命，这些非人性化的工作方式不仅损害劳动者身心健康，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反思日本的经验，我们不难发现，一味追求效率和增长，最终可能适得其反。
健康的劳动关系应该建立在尊重人性、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基础上。
"天选牛马"的出现，既是时代的悲哀，也是对现行劳动制度的控诉。
期待在未来，我们能够找到一条既能保持经济活力，又能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发展道路。
毕竟，只有真正尊重劳动者的付出，保障他们应有的权益，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