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德卡《1968：入侵布拉格》的背后故事

文摘 2024-12-02 21:59 浙江

1968年，入侵布拉格

采访 | 梅丽莎·哈里斯

受访 | 约瑟夫·寇德卡

翻译 | 南艺翻译小组（侯亮沈华玲）

一切都如此偶然，以这样的方式与一位摄影师展开讨论似乎有些意外。作为一名摄影师，他创作时的专注度、强度、精确度以及他的全情投入，都体现在他生命的每一个方面，更不用说那些已经拍摄完成的项目。然而这正是约瑟夫·寇德卡的选择，于是我们在这里谈论它们。这些作品摄于1968年8月的布拉格，并且是在不同寻常的一周中所拍摄的，那时正值“苏联大军入侵我国，每个人都在反抗，每个人都放下自己的身份。那一刻，每个人都是捷克人，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于是奇迹发生了：人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样貌，每个人都互相尊重且友好相处，我觉得生命中可能发生的一切都在这七天里发生了。这是一次与梅丽莎·哈里斯的特别采访，也激发着所有人内心的特别之处。”

寇德卡始终保持警觉，准备“抓住那些时机，因为很可能那一刻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时机。”他以开放的心态创作，任直觉去把握每一个时机，就像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说的，“必须保持专注”。1968年8月21日，当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组织的坦克开进布拉格时，他那敏锐而野性的本能让他别无选择，只能立即走上街头开始拍照。

同时，寇德卡也是一位冷静的摄影师，他在创作时没有先入之见，活力非凡且充满人道，仿佛他生命的本质与自由的渴望已深深交织在一起（近乎完全融合）。并且，他对于自由和个人主义的坚守，与他的精神世界也高度融合。寇德卡对谈论他的照片一点也不感兴趣，包括单一的思考照片的方式，或者倡导单一的观点。与之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一张图片可以对不同的人讲出不同的故事”，以及人们在他的照片中都能发现什么。

最终的一切都关乎视觉，所以，对他而言，这种摄影和绘画之间的协同就是一种天赋了。关于画面的视角、平衡、重量分配和形式感，包括空间分割等问题，是我之前在谈到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时学到的。想想寇德卡照片中人物的肖像，看看他对人物姿态的把握，对勇敢的捷克人民抵抗入侵时表情的渲染，再看看这些冒着生命危险迅速拍下的照片是如何去精心构图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

拍摄这部作品的机会，源于他前一天刚从罗马尼亚拍摄完吉卜赛人回来，一位朋友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苏联军队确实已开进布拉格，于是他成为了第一个目睹这一切的人，他确实带着胶卷，并且苏联人也从未拿走他的胶卷。所以，这部作品便出自布拉格，并在一年后出版以纪念这次入侵事件。以下是我们的访谈。

能讲述一些关于你在“布拉格之春”发生之前的生活吗？除了拍照，还有什么对你来说也是重要的呢？还有你是否关心政治？

我确实不关心政治。但是在1968年，每个人都被裹挟进了政治。那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突然间，一切皆有可能，处处是生机。不过，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这一切与革命无关，它关乎的是重获自由。作家们首先为自由大声疾呼，他们这么做也表达了整个社会的情绪和渴望。

在1967年6月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第四届作家联盟大会上，米兰·昆德拉发表支持言论自由的演讲振奋人心：对公众舆论的任何压制，包括对错误意见的压制，统统都是与真理作对。让体现自由主张的对话拥有平等的权利，才是抵达真理的唯一道路。不管审查机制和术语用得多么谨慎，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粗暴干预，都是本世纪的丑闻！

随着审查制度的废除，一切开始发生变化。苏联入侵布拉格七天后，我们听说苏联同意将他们的坦克撤离布拉格街头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重建审查制度。

当时，对你而言什么是至关重要的？

和今天一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时的捷克没有政治自由，我只是通过创作找到自由的感觉。我做航空工程师的时候，也拍摄照片，我对飞机与相机持有同样的热忱。但是在1967年，我辞去了工作，因为意识到作为一名工程师的成长空间是有限的，而且我想在摄影方面尽自己所能走得更远。为了获准辞工作后成为一名摄影师，我需要正式加入捷克斯洛伐克艺术家联盟，这很困难，但在1965年成功了。从1962年起，我开始拍摄吉卜赛人和剧院主题，事实上在布拉格被入侵前后我一直在拍摄这两个主题，我会试图同时去观察周围相互交织的诸多事物。

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走近普卜赛人？

我一直很喜欢民间音乐。在布拉格学习期间，我在一个乐队里演奏小提琴和风笛。我们经常在传统的民俗节目里表演，在那里，我遇见并结识了一些吉卜赛音乐家。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拍摄吉卜赛人。我认为对民间音乐的兴趣对我的摄影是有帮助的。在拜访吉卜赛人的住所时，我还经常录制吉卜赛民谣。吉卜赛人是出色的心理学家，他们好像懂得，如果我喜欢他们的音乐，那我必定会对他们的其它事物更感兴趣。

在1963年，如果我没有意外地拿到第一批捷克斯洛伐克的25毫米广角镜头，我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拍摄吉卜赛人的照片了。这个镜头改变了我的观看方式，它使我的视野变得宽阔。它确保我能在吉卜赛人居住的狭小空间里创作，帮助我区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并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获得我一直想要的全景深。在熟悉并掌握了正确的使用方法后，这个镜头对我的构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谈谈你的剧院项目？

欧托门·科雷查在1965年创作《门外的剧院》（Theater Beyond the Gate）时，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合作，我跟他谈到的条件之一就是拍照时可以在舞台上行走，在演员间自由地穿梭，用我在剧院外拍摄生活的方式拍摄他们演出，这样我就能直接在舞台上对演员之间的状况作出反应。我希望能够在剧院的艺术化表演里挖掘出一些真实的东西。通过这样的方式与科雷查合作，我也学会了把世界看成一个剧院，不过拍摄“世界剧院”更让我感兴趣。

那时候你了解新闻摄影吗？

1968年那会，我对新闻摄影还一无所知，我从未看过《生活》（Life）杂志、《巴黎竞赛》（Paris Match）画报。我拍摄苏联入侵，纯粹出于自己的意愿，当时根本没有去考虑什么专题摄影或是想去发表它们。

我猜想伊安·贝瑞（Ian Berry）可能是那个礼拜在布拉格唯一的一位西方摄影师，他有一段堪称经典的话是这么说的：“我在布拉格看到另外一位摄影师，他绝对是个疯子。他脖子上挂着一对老式照相机，肩上还扛着纸箱，他实际上是要接近俄国人，爬上他们的坦克，再不加掩饰地拍下这一切。他得到了人群的帮助，每当那帮俄国人想抢走他的胶卷时，人群就会涌来把他包围住。我想那家伙要么是个勇士，要么就是个疯子。”显然，那个勇敢的疯子就是你。

当时的情况肯定是危险的，但我真没有感觉到。我觉得真正勇敢的是在莫斯科的七位俄国人，出类拔萃的七个人，他们知道自己会被逮捕入狱，但那一周仍在红场抗议。我觉得那段时间发生的事远比我所做的伟大，远比我们所有人都伟大。侵略会酿成悲剧，但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会很希望目睹并拍摄下发生的一切。入侵的照片我没有及时冲洗出来，当时根本没有充裕的时间。直到后来我把所有这些事情外理完，留了一部分照片给摄影史学家安娜·法洛娃（Anna Farova）。

她把这些照片传阅给了许多人看，包括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哈维尔主动提议把照片带去美国，他当时已经被阿瑟·米勒邀请，但后来并没有得到美国的允许。部分照片最终被华盛顿史密森学会摄影系馆长尤金·奥斯特罗夫（Eugene Ostroff）带出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些照片法洛娃之前给他看过。奥斯特罗夫把照片拿给他的朋友艾略特·厄威特（Elliott Erwitt）看，厄威特当时是玛格南图片社的董事。厄威特看过那些照片后，便询问是否还有更多相关照片，并且还问我是否愿意把底片寄给玛格南。但我对寄底片的事不是很感兴趣，因为我把以前的一些底片都弄丢了。

怎么丢的？

当时我想拍一张苏联坦克和士兵独自停留在温塞拉斯广场上的照片。因为此前，捷克人意识到他们被设下圈套，布拉格人民也随即决定取消游行，以免给苏联占领军一个屠杀的借口。在我那张手腕戴表的照片里你看不到苏联人，当时我是爬到一座建筑顶部拍摄的，但苏联兵看到了我，他们以为我是狙击手，就开始追我。我穿过走廊，跑进另一栋大楼，出乎意料地发现我的一个朋友住在里面。我把那天拍摄的大约20卷胶卷留在了那儿，以防我离开大楼被苏联兵抓住。

第二天我回来取胶卷，结果他竟然已经把胶卷交给了在维也纳的自由欧洲电台，我当时愤怒到想杀了他。入侵事件平息大约两周后，当时我的护照还有效（这是我在“布拉格之春”期间第一次拿到护照），便和这个家伙一起去了维也纳，想去要回我的胶卷。当时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已经给他们在慕尼黑的办公室送去了五卷胶卷，他们说对这些东西并不感兴趣。我庆幸拿到了剩下的胶卷，并把它们带回了布拉格，但再也没有拿回另外的那五卷。总之，后来的情况就是，底片安全地离开了这里，到达了纽约玛格南总部。最终，由玛格南监督这些照片的印刷并传播至世界各地。

1969年8月，我碰巧在伦敦和一个剧团呆在一起，当时我正在拍摄这个剧团。那天正值周日，也就是苏联入侵的一周年纪念日，我们早晨出门，见有人买了份《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上面有我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些照片被发表。为了保护我和我的家人，这些照片被署名为一位“不知名的捷克摄影师，内部用途”，玛格南在我的照片背面简单地印上了“P.P.”——“布拉格摄影师”。后来，我因此得了罗伯特·卡帕奖，并在美国之音广播电台公布了，不过整个过程是匿名的。布拉格有很多人在电台还没有被屏蔽时听到了这则消息，一些朋友就开始问我这些照片是不是我拍的，我开始担心捷克秘密警察会发现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是我。1970年，玛格南安排我去西欧拍摄吉卜赛人，我最终获许离开布拉格并在英国得到了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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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f Koudelka: Invasion 68 Prague

约瑟夫·寇德卡：1968 入侵布拉格

出版：平凡社，2011

尺寸：24.5 x 2.5 x 32 cm

平装：296页日语

品相：好

这部作品见证了苏联对布拉格的入侵。你认为这算是一种证据吗？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这些照片很反感的原因，照片就是证据。我到俄罗斯，有时会遇到那段时期占领布拉格的退役士兵，他们会说：“我们是来解放你的，我们是来帮助你的。”我说：“听着，我的观点和你很不同，我看到的是百姓被杀害。”他们说：“没有，我们从来没有开过火……没有。”我就给他们看1968年我在布拉格拍的照片，说：“听着，这些就是我拍的照片，我当时就在那里。”他们这才不得不相信我。

当人们最终得知你是1968年入侵照片的拍摄者时，你有何感受？

当人们最终明白拍这些照片的用意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不过庆幸的是，那些捷克人没法说我是因为这些照片才出名的，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因为其他作品出名了。

抵抗苏联入侵的第一周令人鼓舞，但并没有持续太久。在随后的二十年里，发生的一切就没那么英勇了，政府越来越具有压迫性，摧毁了许多捷克人的生活，并试图抹除人们对于布拉格之春和抵抗运动的任何记忆。

十年前，我在捷克参加玛格南主办的关于1968年的主题展，当时，竟然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对1968年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并且许多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也选择了遗忘。捷克出版商订购了4000本我的新书《1968：入侵布拉格》。

你为什么等了四十年才决定出版这本书？

没有人对出版这种类型的书感兴趣吧，至少我觉得不会。对我来说，新的创作更重要。

那为什么选择现在出版呢？

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2007年初我在布拉格和我的出版商沟通，他问我冬天准备拍摄什么项目。我回答说，过去四十年来，我一直在写一本吉卜赛人的书，现在终于要完成了。他说明年将是苏联入侵四十周年，建议我写一本这方面的书。

在构思你的书时，结构上会有什么不同的的处理方法，比如《吉卜赛人》《流放》和《入侵布拉格》？

《吉卜赛人》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称之为构建。我有意识地在作品中努力去涵盖生活的各个层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作品暗示了我们共同经历，以及生活的各个层面？

你可以这么认为。并且当我觉得生活中少了什么东西时，我就会努力去寻找和拍摄它们。《流放》（Exiles）的标题是我的编辑罗伯特·德尔皮尔（Robert Delpire）通过一组照片帮我起的，这些照片主要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部分是我离开捷克以后拍摄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挑选的过程其实就是识别照片之间的关系，所以是否可以说，这些照片是围绕着流亡的概念连贯起来的？

流亡意味着你必须从零开始你的生活，相当于你得到一个重建一切的机会。当我离开捷克时，我开始重新探索周遭的世界。当然，一个人时还是会被某些人所吸引的。

对我来说，《流放》的编辑有一种独特的画面感。感觉似乎是基于不同的姿态及运动来编排的，有时会有一系列散开的焦点，给人的感受也并非线性。因此，整本书散发出一种活力，既不同于《吉卜赛人》的亲切感，也不同于报告文学风格的《入侵布拉格》，所以，你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呈现苏联入侵布拉格背后的复杂性，并渲染那七天的气氛，同时也尊重事发的先后顺序。我和捷克平面设计师阿莱斯·奈布尔特（Ales Najbrt）一起工作，我们一起选出最好的照片，并构思出整本书的结构。我们决定将最好的横幅照片，当然也是与事件紧密相关的照片，进行跨页排版。还有将每四张照片作为一组的排版，成组的影像彼此叠加，从而给特定时间的事件提供更多信息。然后就是十六张照片的排版，它们放在一起可以更广泛地呈现正在发生的事件。共识一旦达成，我们就开始编排照片了。

在准备这本书之前，你有没有再去翻阅你之前的底片和印样？

的确，我翻遍了档案室里的底片印样，找到了很多打算在这本书中使用的照片，但没有一张可以添加到我所认为最好的照片中去，一张好照片应该在你脑海中挥之不去才对。我的大部分书都是这样编辑的，但这本书的思路则不同，这本书先有框架，然后把照片往框架里填充，再渐渐成形。所以，这样的工作进度很慢，并且我得确定最终的编辑、序列、设计……一切的一切。必须经过这一整个过程，所以我们清楚《入侵布拉格》这本书是没法在一年内完成的。另外，我们还和三位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一起工作，会要求他们写一些简短而精确的解释说明，并找出与这些照片相关的文件。

书中内容的信息来源有很多，比如捷克政府的官方声明，出版社以及苏联官方的获奖证明，还有这一时期的其他文章，包括《捷克黑皮书》（The Czech Black Book）中的相关信息，以及一篇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入侵捷克的目击者记录。

本书的末尾还附有一个简短的纪年表，读者可以用它准确地对照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本书结构的设计初衷，就是让人们能够迅速找到重要信息：这些信息被印在黑色的页面上，我们会确保事件的大致顺序。但时间顺序并非是通过底片印样来确定的，因为在这些底片第一次送到玛格南纽约总部时，一切都被搞混了，然后他们制作的印样。所以光靠看底片其实也很难完全确保顺序精准，毕竟我用的都是电影胶卷，上面没有任何时间码。也正是这个原因，当我们制作本书时，我希望所有的相关文档都尽可能准确地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从你的成书意图和制作思路来看，《入侵布拉格》似乎跟你之前的作品有很大不同。

我会试图找到最适合每个项目的编辑思路，我不喜欢重复。在你已经很明确地知道自己的成书意图，并有着清晰地编辑思路时，重复之前的套路就没什么意思了。重复会让人陷入思维惯性，然后变成套路。人一旦活在套路里，其实就被它困住了。所以你该怎么做？摧毁自己的思维惯性！

对我来说，似乎有一种二元性或是一种视觉张力注入了你的成书项目。我会觉得画面中所描述的往往是孤单的人，独来独往的人，同时还常常伴随着一种略带酸楚的友情。一种悲剧氛围弥漫在你的作品中，这种氛围十分鲜明。另外，你坚持认为最美丽的词是“下一个”，我觉得你是我所见过的最专注于当下的人，这一切体现在照片散发的强烈情感中。然而该项目一旦结束，你似乎也很容易转身离去……

我所说的“下一个”是指前进、坚持、永不停歇，而不是要强调离去。我生来就是这样，我是一个视觉人，我会不停地观看这个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丢掉吉卜赛人的记忆，还有剧院等等……我确实可能不会再拍他们了，因为生活已经改变了，我不会再去面对同样境况，但当下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之上的。

你表达了许多关于个人自由的感受，比如你不想在一个地方呆太久。你是不想依赖于任何事物吗？是不想过得太安逸，于是就能保持新鲜感吗？

首先，你必须了解你是谁。

所以，你已经了解自己了？

我正在努力。你之前提到依赖，我的确对物质需求没什么依赖。我现在有两个工作地点，巴黎和布拉格。在这之前，我大约有十五年是居无定所的。我不需要，也不想定居在什么地方，我一直在努力让自己的生存适应我想要的生活。我现在70岁，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电视机、汽车、手机和电脑，我只是偶尔会用到它们。我并不是要反对它们，但是我就是没有，我也不需要。

那对你而言，什么才重要呢？

一切！所有的一切都重要。每一天都是一份天赐的礼物，每一天都重要。比如今天早上，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太阳在8：18出来了，如果我还在这儿呆着，那明天的太阳就会在8：16升起，这仍然非常重要。一切都很重要，我从来不会循规蹈矩地思考，一切都新鲜如当下。如果有美好的事情发生，我会尽量地去享受它。你懂，我们都很不同，但同时又并没有什么不同。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属于各自的生活方式，它绝不会是单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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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Aperture, Fall 2008, No. 192 (Fall 2008), pp. 22-31

译者

南艺翻译小组是由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曹昆萍副教授率领摄影专业在读硕士生组成的翻译团队，致力于将国外优秀的摄影文论引入国内，以飱广大摄影专业人士及爱好者。该团队力图以客观严谨的学术态度还原原著，希望与读者一起共同营造多元的学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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