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erry Levine
万物皆然，后现代主义必将走向死亡
译 | 徐倩茹
在艺术界引发轰动十年后，后现代主义这一带有偏见的媒介意识运动已日暮穷途。经由宣布现代主义艺术理想与实践之死，并让挪用和解构等神秘术语尽人皆知，它因而声名鹊起，如今，却日显疲态，如其追随者在20世纪70年代的艺术界中所目睹。
© Thomas Ruff
艺术界的焦点已转向欧洲，彼处，一种更具历史意识与情感的艺术独占鳌头。苏联画家与观念艺术家成了纽约画廊圈的新面孔，层出不穷的西欧新秀与之相伴，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后现代主义关联甚少。比如，托马斯·鲁夫（Thomas Ruff）与托马斯·斯特鲁特（Thomas Struth）等年轻德国艺术家，今秋，他们的作品亮相纽约，创作灵感源自贝歇夫妇的观念式档案。纽约仍是世界级艺术展览与销售的中心，可不再如十年前那般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
《图像》展览图录，1977年
同时，许多为阐明后现代主义运动作出贡献的批评家也离它而去。好比道格拉斯·克林普（Douglas Crimp），1977年，他策划了一场名为“图像”（Pictures）的群展，此展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发源地，而今，他转而关注艾滋病传播问题，近来编著了该主题的两本书籍：《艾滋病：文化分析，文化激进主义》（AIDS: Cultural Analysis, Cultural Activism）与 《艾滋病演示图》（AIDS Demo Graphics）。另一位重要的后现代批评家克雷格·欧文斯（Craig Owens）则在7月殁于艾滋病。
《十月》创刊号
《十月》（October）是一本艺术理论与批评杂志，由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与安妮特·米切尔森（Annette Michelson）创办，它曾将美国后现代主义艺术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等人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集于一体。如今，该杂志愈加专注于艺术史修正主义，并评析充满政治色彩的当代艺术。
© Cindy Sherman
也许，这一切可解释为何近来两场专注于后现代艺术的博物馆展览——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的“图像世界：艺术与媒介文化”（Image World: Art and Media Culture）、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Los Angeles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的“符号森林：身处再现危机之中的艺术”（A Forest of Signs: Art in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带着一丝告别的气息。人们发觉，他们不是在描述艺术世界的当前事件，而是在概括一个时代并将之转化为历史。展览举办于1989年，处于80年代末，故效果更明显。不过，即便意气消沉，优秀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仍在成长变化。去年冬，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在Metro Pictures画廊举办了她十年职业生涯中最出色的展览。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的装置作品展出于古根海姆博物馆和曼哈顿切尔西区的迪亚基金会展览空间，乃令人难忘之杰作。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和谢里·莱文（Sherry Levine）继续将原作与复制问题推向新领域，而像达拉·伯恩鲍姆（Dara Birnbaum）、麦克·凯利（Mike Kelley）、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罗伯特·隆戈（Robert Longo）、艾伦·麦科勒姆（Allan McCollum）和劳里·西蒙斯（Laurie Simmons）这样的艺术家，近来均状态极佳。
© Thomas Ruff
托马斯·鲁夫创作了壮观的群星图像，用高倍望远镜在天文台拍摄的底片制作而成，结合了相机镜头的真实性与光线、空间的非物质性，可视作此新方向之典范。而同时，它们在情感上似乎是凝滞的。相较于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完全现代主义的云彩照片，鲁夫先生的星光照片似乎对相机的精神能力持怀疑态度。（其照片将在次月于曼哈顿格林街89号的303画廊展出）。另一方面，曾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混合式观念主义（hybrid form of Conceptualism）似乎准备回归。迄今，这通常是指利用照片、文字来评论社会弊病的多媒介装置。如居住在纽约的智利艺术家阿尔弗雷多·加尔（Alfredo Jaar），他运用广告牌式摄影幻灯片等高科技材料，关注第三世界人民的殖民压迫问题。又如在西方享有盛誉的苏联艺术家伊利亚·卡巴科夫（Ilya Kabakov），他用更适合于“贫穷艺术”的材料进行创作，以剖析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之失败。加尔和卡巴科夫先生的社会评论似乎是精神艺术的对立面，但两人均暗中表达了人类精神枯竭的问题。
© Alfredo Jaar
若杜尚、沃霍尔是20世纪80年代艺术的文化英雄，那马列维奇、蒙德里安、布兰库西和韦斯顿则也许是20世纪90年代的精神化身。他们创作的纯化版抽象主义清除了对普通生活的一切参考，转而寻求纯净、永恒的领域，专注于形式的本质。在政治方面，反纳粹摄影家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俄罗斯构成主义艺术家亚历山大·罗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可为那些以社会效果衡量作品成功与否的当代艺术家提供灵感。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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