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止的生命 |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的摄影作品

Wolfgang Tillmans

静止的生命

译 | 汪卓然

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德国摄影师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大型回顾展“无畏地观看”（To look without fear）非常令人震撼，让我深信他一定是个天才。然而，这种退让也带有一定的不利之处——它削弱了我对展览中几百张作品的品味之争，因为其中有一些作品我并不喜欢。天才改变了他们所涉及的艺术或科学领域的基本术语，曾经适用的标准不再具有说服力。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核心是“艺术摄影”，它从前的独立性被提尔曼斯海啸式的图像冲淡了，这些图像的尺寸、媒介和格式各异，从地板安装到天花板，它所承受的风险可能比宣扬平庸性更小。提尔曼斯几乎所有作品都具有强烈的社交性，这些作品追溯了南·戈尔丁（Nan Goldin）摄影作品中关于爱与失去的刻骨铭心的亲密关系等先例——尽管积极乐观的提尔曼斯从来没有像戈尔丁那样消沉。

提尔曼斯今年54岁，是科隆附近一座城市中从事经营出口业务的家庭的第三个孩子，提尔曼斯在90年代初就因之前几年创作的作品而声名鹊起：他的作品貌似零散，但实际上，他敏锐地选择性记录了他在英国伯恩茅斯艺术学校学习之前和学习期间在夜生活场所（主要在柏林和伦敦）遇到的充满灵性的年轻人。与戈尔丁拍摄的不幸情侣一样，他的派对场景就像从共生关系中间掉下来的玻璃。在观看时，你既是观众又是被观看者，这正好是快速、模糊的瞬间所需要的。（提尔曼斯一直使用50毫米的单反相机，直到2012年完全过渡到数码。）他最初的作品使他名扬艺术界，但在选择展示当下作品时，他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这部分作品，或许是因为自己被轻易地认定为与一个转瞬即逝的时代潮流相关而感到恼火，而这仅仅只是他游戏的开局，他还在其他方向上不断探索。

提尔曼斯时而回顾涉及社会和性别的多样性主题，但从来只是匆匆一瞥。可以肯定的是他就是同性恋。自1997年以来，他一直与艾滋病抗争，他始终怀有出对过去解放先驱者们的感激之情，是他们使他自由自在地生活和让他的艺术成为可能，并几乎不间断地在全球范围内举办展览和演讲。我对《沃尔夫冈·提尔曼斯读本》（Wolfgang Tillmans: A Reader）持怀疑态度，这是一本内容以采访为主的书，与令人眼花缭乱的展览目录一起由现代艺术博物馆发行，但你知道吗？这本书产生了非凡的智慧，反应灵敏（他倾听！）和机敏的原始文本。

提尔曼斯用平和的态度直言不讳地公开支持自由主义和社区事业的发展，他的公民精神更多于激进主义——这一点可以从他在英国脱欧公投期间制作的亲欧宣传海报和论战中看出，这也是他世界主义理想的反映。他在那几个月里发生了一段变化，当时他写道，“从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性的人，变成了一个公开的政治人物”，这是由于“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就像是在梦游般走向深渊。”所激发的。通常情况下，他保持着身为艺术家的超然，只有在对他有直接意义的时候才会突破界限。偶尔的挑衅，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一个男子向软垫椅子撒尿这种令人震惊的独特场面，以及经常展现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宽衣解带的暗示，这些都是他大胆但节制处理的现象，他注重的是事实而非意识形态或情感。他坚决避免自由主义的谬误，不会把希望误认为现实。

在批评的语境中，提尔曼斯消解了“高”和“低”艺术中的普遍辨别方法。在展览的安排中，他没有区分自发创作作品和委托作品、原创图像和挪用图像、装裱的精美印刷品和用胶带或别针固定的影印件、故意和意外的暗房事故，以及在内容上的政治承诺和纯粹审美之间的区别（展览由MoMA的摄影高级策展人罗克萨娜·马科西「Roxana Marcoci」组织，但提尔曼斯也密切参与了展览的制作。他花了十六天时间与自己的团队一起布置这个展览——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陶醉的艺术品）。他原则上是想要调皮玩乐的感觉，并且效果常使人满意，但有时又是多余的效果。无畏地观看意味着对他而言，偶尔要接受乏味，而观众可以自由选择容忍或是反感。这确实带来了问题。

我对提尔曼斯自九十年代以来进行的无镜头物影成像尝试并不感冒，他要么将感光纸暴露于彩色光线中，要么通过有故障的复印设备进行处理。尽管结果常让人印象深刻，且具有绘画的感觉，但缺乏绘画所特有的心灵、眼睛和手对构思、想象与触摸三者的协作。它们唤起了我对他早期偶像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和西格玛·波尔克（Sigmar Polke）作品的印象，但却毫无意义地牺牲了绘画材料的优势。

同样让我感到沮丧无奈的是，从2005年开始，用报纸和杂志上的画面来制作的平面拼贴作品，无论多么高雅，都可以被统称为“真相研究中心”（Truth Study Center）。一组相关的墙挂装置，“士兵：九十年代”（Soldiers: The Nineties，1999/2022），以拍摄那个相对和平的十年中的大量年轻士兵的而闻名。提尔曼斯曾表示他讨厌战争，但却被穿制服的男人所深深吸引。这些项目主题看起来更像是夏令营里的小伙子，而不是学习杀人的学徒。

坦白说，我只是匆匆浏览了那些复杂的桌面艺术作品，它们巧妙地预示了如今通过机构和社交媒体传播的信息涌入，以及由此产生的麻木感。过多的信息会让人麻木。任何个人对数据的分类排序似乎都可以与他人的互换。对于提尔曼斯的视频作品——以旋转的迪斯科球配以他自己创作的电子音乐为主，我也并不感冒，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抵抗可能是一种代际敏感性的盲点。

但是这位艺术家天才的所有作品，无论是垂挂在楼梯柱上牛仔裤的形象，还是一对男女穿着乙烯基雨衣栖息在树上，而他们身体的其他部位却一丝不挂，或者是从城市地面拍摄飞行中的协和式飞机的五十六张快照（其中一些照片中没有飞机，但却令人信服地发出了飞机的轰鸣声）——这些想法一旦形成，就需要付诸实践。如果最终结果很无聊，那就无聊吧。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爱因斯坦在填写与他顿悟相关的日常数学问题时的情景。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在引诱着不满的人：“没什么新意，”他们可能会这样说。（而且，是我最先想到的。）提尔曼斯极具冷静、镇定、甚至是无所畏惧的自我意识。我一直试图抓住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弱点。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成功。

提尔曼斯所创作的最具有震撼力的图像偏离了摄影流派和传统的亲缘关系。当我们思考他的肖像摄影时，会发现其内容通常是他的朋友，但有时也会是一些以普通人身份出现的名人，比如英国超模凯特·莫斯（Kate Moss）、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以及他2016年专辑《金发女郎》（Blonde）封面上的音乐家弗兰克·奥森（Frank Ocean）。

提尔曼斯创造的富有同情心的人物形象常呈现站立的姿态，有时甚至比真人更大，展现了出自信和脆弱不可思议的结合。每幅作品都捕捉到了一个瞬间——总是一个时刻，一种当下——个体存在的内在与外在失衡的时刻。这些主题往往是有吸引力的。否则为什么要凝视他们呢？（提尔曼斯承认自己是美的迷恋者，这延伸到他对各种互补的红绿或蓝黄的色彩感觉。）但没有一个人物真正显得光彩照人，因为他们都是纯粹的真实人性化的人类。

一幅名为《伊尔姆·赫尔曼》（Irm Hermann，2000）的肖像作品让我大开眼界，画的主人公是与已故电影制作人雷纳·沃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的合作者，她是一位红发老人，但她仍然迷人。在我看来，她用一种完全属于她自己的、不可思议的自制力，克服了目光转移和不协调的微笑所带来的尴尬。（我一定在某个地方见过她。）那张图片也使一个独特传记中不可重复的珍贵片段永垂不朽了。

接着还有一些静物图，内容是一些非常普通的窗台杂物：一些随意摆放的水果和一些被偶然阳光照射的工作室设备的变化。在提尔曼斯的派对上，有一个特别之处——据他说，这在过去是这样，但偶尔也会出现——是一系列无人居住的室内，到处都是空啤酒瓶和清晨过后的其他杂物。这些照片本不应引起太多关注，但对我来说，它们异常美丽，只带有微弱的忧郁元素，比任何原始事件的照片都更能诗意地讲述集体的狂喜。想一想清晨。那时的我们在地球上的临时住所中在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都最纯粹的感觉，是沉淀的时刻。

说到行星，提尔曼斯从童年时代就对夜空和望远镜中的景象情有独钟：这是我们对于宇宙而言微小而短暂的比例的一种终极强化，因此值得珍惜。在这个系列中，我最喜欢的是对太阳经过遮挡过滤的近距离特写，看起来像一个粉色的气球，每个气球都有一个小黑点:金星凌日（a transit of Venus）。称提尔曼斯为摄影师是不准确的。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将摄影运用到极致的艺术家，是对简单兴趣和对惊喜的渴望，这也是他真诚的保证。他能够保持这种状态吗？这还有待观察，在经历了MoMA大展无疑是令人筋疲力尽的自我审视之后，他罕见地同意了举办一场回顾展，而不是像他通常的在任何特定时间举办一场以他关注的事情为中心的临时展览那样。但无论发生什么，他所做的一切已经是一份给我们的最美妙的礼物。

文章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2/10/10/the-polymorphous-genius-of-wolfgang-tillmans

作者

彼得·施杰尔达（Peter Schjeldahl）自1998年以来一直担任《纽约客》杂志的艺术评论家，影响甚广。而且，他还是一位诗人，曾在2008年荣获克拉克艺术写作优秀奖。

译者

汪卓然，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摄影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