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史密斯：我的志向是捕捉生命本身的模样

文摘 2024-11-14 21:55 浙江

海报制作：孙毛亦成

光画堂正在展出

让真理成为偏见：W.尤金·史密斯摄影展
策划：1908阅览室
展期：11月1日-11月30日
时间：10:00-16:00 每周一、二闭馆
地点：光画堂艺术中心
门票：免费（请在读者群预约）

尤金·史密斯，“二战”期间在日本冲绳的新闻社帐篷前

尤金·史密斯：艺术家与档案

文 | 布里特·萨尔维森

译 | 李惟祎

1978年10月15日，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尤金·史密斯离开人世。他卓越的一生——严格服务于摄影和个人愿景的一生——就此终结。但这同时是个开始，史密斯的一切变成了档案，在后续三十年间鼓励、启发着艺术家和学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愈发清楚地看到，他一生中杂乱的章节之间逐渐有了联系，转而变为一个有意义的故事。他所经历的苦难与烦恼使我们感同身受，从前的失败如今被视为成功，未完成的项目也都重见天日。史密斯的一生让位于他自己的档案，而正是这份档案，延续着他的传奇。

威廉·尤金·史密斯1918年12月30日出生在美国中部堪萨斯州的威奇托。母亲内蒂·李·卡普菱格·史密斯（Nettie Lee Caplinger Smith）出身于中西部的一个富裕人家，父亲威廉·H.史密斯是一位企业家，靠买卖当地最值钱的产品——谷物发家致富。性格强硬的内蒂打理家中的大事小情，她在结婚时皈依了天主教，于是也让两个儿子尤金和保罗遵循天主教的行为条规，并把二人送到私立宗教学校读书。然而，尤金生命中最重要的知识却习自母亲，内蒂本人就是一位摄影发烧友。在史密斯家中的暗室里，内蒂教儿子如何冲洗照片，随后，这些作品会被送到艺术画廊。

20世纪30年代初期，还在上学的史密斯便开始独立拍摄照片。年仅15岁时，他的摄影天赋和热情已经展露无遗，作品刊登于很多媒体上：最初是当地报纸《威奇托鹰报》刊登了他拍摄的运动会照片，随后《纽约时报》刊载了他拍摄的堪萨斯遭旱灾毁坏景象的照片。

我们如今对美国大萧条时期（自1929年至20世纪40年代初）贫困状况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摄影：尘土飞扬的田野，饥饿的孩童，排着大队等待进入救济食堂的人。每个家庭都以不同形式承受着经济危机带来的后果：有的人渐渐从富裕陷入贫困；有的人则一夜之间由富足落入绝境。

史密斯一家属于后者，且衰败情况因家中生意属于公共领域而更甚。1936年4月30日做完弥撒之后，史密斯的父亲试图在车中用枪自杀。尤金为父亲献了血，但也无济于事，没能挽救这个绝望的男人。当地媒体以耸人听闻的细节报道了这起自杀事件，完全没有顾及这一家人的感受。成年后的史密斯，将自己对夸张式新闻的厌恶归结于小时候那次可怕的亲身经历。

在当时，史密斯继续发展着自己的摄影道路。父亲过世几周后，史密斯结束了高中学习，进入圣母大学。学校给了他全额奖学金，此外，他还兼职为校内的公共活动拍摄照片，如演讲、体育比赛、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等。这一系列工作在年轻的史密斯心中埋下了使命感，如同他在1936年给母亲写的一封信中所说：

我的志向是捕捉生命的动作，全世界的生命，它的情绪，它的悲剧；换句话说，也就是生命本身的模样。真实的影像，丝毫不装模作样。世上已经有太多的虚假和谎言。如果我拍摄一个乞丐，我希望呈现他眼神中的焦灼；如果拍钢铁厂，我就寻找其中象征力量的符号；如果我想为一个幸福的人塑像，那就要捕捉一个源自纯粹幸福的笑容，而非为镜头挤出来的假笑。我喜欢用文字表达我对摄影的感受和态度。现在我已经不再为了乐趣而拍照，而是像那些古典绘画大师，我总是要通过画面表达些什么。

1937年年初，为了扩展眼界，实践自己的雄心壮志，只在圣母大学上了一个学期课的史密斯离开中西部，来到纽约。他在纽约摄影学院首次接受了专业的摄影训练，但仍遵循母亲的摄影和精神教导——母亲在这一年年末从家乡来到纽约，为了在暗房中帮助他，也是为了陪伴儿子。

史密斯以极高的热情投身于竞争激烈的新闻摄影之中，开始为《新闻周刊》（Newweek）、Newsphotos Picture Service和黑星（Black Star）工作。1939年，《生活》杂志的图片编辑威尔逊·希克斯（Wilson Hicks）注意到了史密斯，请他前来工作并提供月工资。

同时，史密斯还为克罗威尔科利尔出版公司（Crowell-Collier）工作，后者出版《美国人杂志》《科利尔》（Collier’s）和《妇女家庭良友》（Woman’s Home Companion）这三本发行量巨大的杂志。

1940年到1942年，不到25岁的史密斯的作品已经出现在《科利尔》的七十五余篇文章之中。刚刚与卡门·马丁内斯（Carmen Martinez）成婚的史密斯有两个孩子，无论是事业还是个人生活，看起来都前途光明。

然而，这些摄影工作很快给史密斯带来了不满。《生活》杂志往往最终只选择他拍摄的众多照片中的几张，用来搭配乏味庸俗的故事，这令史密斯极度厌烦。“我拍好看却也无关痛痒的照片，其中包含着过多的技巧，景深很足，思想深度不够，可这些照片却被认为十分成功。”

1942年，史密斯停止为《生活》杂志工作，当时“二战”刚刚进入美国领土，他便设法寻找参与战争的机会。史密斯自小就喜欢航空，相信自己能够加入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的航空摄影队，但因视力和听力不合格而遭到拒绝。于是他只好为Parade杂志拍摄照片，这是一份星期日增刊，每次登载20张照片并配简短的图片说明。

这种形式让史密斯得以拍摄连续的、具有叙事性的照片，但杂志身兼的宣传任务——增强美国对战争的支持——使得他不得不艰难地寻找着平衡。

虽然当时史密斯还没有明确并极力推崇和平主义立场，但这一思想已经初见端倪。1943年6月，齐夫-戴维斯出版社（Ziff-Davis Publishing）聘请他为战争通讯员，让他为《飞行》（Flying）杂志拍摄照片。史密斯本期待着可以拍摄独立号（Independence）和邦克山号（Bunker Hill）等航空母舰，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他只是在太平洋拍摄战场的景象。他自认为这是一项“失败的”工作，“把大好时光花费在海军上”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1944年4月，史密斯得到许可回到纽约，辞去了齐夫-戴维斯的工作，重新加入《生活》杂志，拍摄登陆照片。最初的几次登陆发生在6月，塞班岛。在那里，史密斯不仅见证了陆地战争的残酷，还目睹了战争对普通人造成的伤害。战争的非人性成为了他照片的中心主题，这在当时遭到了海军官员和《生活》杂志负责人的责难，但如今却成为史密斯出于正义的愤怒的最好见证。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每一次开枪，都是一声绝望的控诉。”

在拍摄美军于1945年2月登陆硫磺岛之后，史密斯前往冲绳记录一个名叫泰瑞·摩尔（Terry Moore）的童兵“生命中的一天”。在贴身拍摄期间，泰瑞所在的连队试图攻破躲在山洞中的日本敌军，史密斯不幸遭到迫击炮的袭击而严重负伤。他被转移到关岛的一所海军医院，并在那里度过了余下的战争时期。上背部、左手、下颌内部以及嘴部的伤，致使史密斯经受了多次手术，在长达两年的痛苦恢复期中，他几乎难以自己把胶卷装入相机之中。史密斯完全没有负伤的心理准备，于是便沉迷于苯氨基丙烷和酒精。终于，他痊愈到可以重新拍照的程度。

恢复后的“第一张照片与之前在战争中拍摄的影像完全不同，而是对生活的赞歌”。这张照片就是著名的《通往天堂之路》（The Walk to a Paradise Garden），画面中史密斯的两个儿子站在树林中。1955年，爱德华·斯泰肯将这张照片选为《人类大家庭》（The Family of Man）展览的结束作品，象征着新希望。

1948年年初，史密斯回到《生活》杂志全职工作时，正赶上新闻摄影发展的变动时期。凭借战争记者的勇敢，再加上他以美国杂志摄影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Magazine Photographers）和摄影联盟（Photo League）主席的身份公开宣扬自己的摄影信条，史密斯已然名声在外。

他还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教授摄影课程《复杂化的摄影》。1948年至1954年，史密斯在《生活》杂志发布了一系列自己最著名的叙事摄影：《乡村医生》（Country Doctor），1948年9月；《西班牙村庄》（Spanish Village），1951年4月；《助产士》（Nurse Midwife），1951年12月；《一个慈悲的人》（A Man of Mercy），1954年11月。但这些项目却都被挫折和失败围绕。

认定自己无法和《生活》杂志的负责人维持高效的合作关系后，史密斯于1954年底彻底离开，并在第二年2月加入马格南。1947年，罗伯特·卡帕、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乔治·罗杰和大卫·西蒙创立了马格南图片社。这一职业转折与史密斯母亲的去世时间吻合：1955年2月6日。

在马格南的三年半中，史密斯几乎没有完成任何任务，但他一直沉浸于其他项目，其中当数以匹兹堡为主题的不朽摄影。起初，是欧洲图片编辑斯蒂凡·洛伦特（Stefan Lorant）将这一项目委任给了史密斯，且有两个古根海姆奖金资助，但这些作品没能面世，因为洛伦特达不到他的编辑标准。史密斯名为自传式影集也半途搁置了，这部作品名为《通往天堂之路》，也被称为“大书”（Big Book），虽然有卡罗尔·托马斯（Carole Thomas）的帮助，但这本自传一直没能完工。1957年与卡门·马丁内斯分开后，卡罗尔成了史密斯的伴侣。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史密斯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对药物和酒精的依赖也更加严重，但他还是独自完成了一部伟大却从未出版的叙事摄影。这个项目的主题是一座海地的精神病院，史密斯拍摄了在其中生活、排练的爵士乐手。

与此同时，他还为日立（Hitachi）等公司工作。1958年，《大众摄影》（Popular Photography）杂志进行的一项国际民意调查，将史密斯选为“世界十佳摄影师”之一；1959年，美国杂志摄影师协会在其第三届新闻摄影年会上，也将奖项颁给了他；Camera 35还刊登了他的专题文章，名为《史密斯的神话》。在当时，越南战争再次激起了史密斯的反战信仰，他因而参与了几场抗议活动，其余时间，则都给了摄影。

1970年，史密斯在费城街上被袭击，受伤严重。在这次意外之后，他结识了艾琳·三保子·斯普瑞格（Aileen Mioko Sprague），后来与这位来自担当临时翻译的日本姑娘结了婚。在纽约的犹太博物馆，史密斯与康奈尔·卡帕（Cornell Capa）合作举办了大型回顾展《为真理执着》（Let Truth be the Prejudice）。

负债累累、情绪不稳定、健康状况不理想的史密斯，依然被自己的志向所驱使，于1971年开始了自己的最后一个项目。他和艾琳一起在日本水俣镇生活了将近三年，拍摄那里遭受汞中毒折磨的居民。

日本智索（Chisso）公司将未经处理的污水排入当地居民用于养鱼的河流之中，这一行为从35年前就开始了。史密斯被智索公司的保安猛击一棍，就此结束了在日本的拍摄行程。回到纽约后，虚弱的史密斯强撑起精神，开始整理照片以备后续出版。

又一次，因为他与出版社之间的不愉快导致计划失败。后来作家、编辑约翰·波比（John Poppy）介入，《水俣》才最终得以在1975年顺利面世。

《水俣》赢得了批评界的赞声，但也标志着一个新闻摄影时代的终结。可以说，史密斯那充满人情味与激情的行动主义，与罗伯特·弗兰克冷冷的讽刺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的《美国人》一书于1958年、1959年分别在法国和美国出版。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定义了新闻摄影的《生活》杂志，在1972年解散。

对史密斯来说，《水俣》的成功来得太晚了。他的经济状况依旧堪忧，而且1975年还跟艾琳分了手。1977年，史密斯接受了亚利桑那大学的教职，并于当年12月搬回图森。在接下来的18个月，史密斯经受了一系列脑部病症，基本痊愈之后，他前往伦敦参加V&A博物馆的一个展览的开幕式，并在1978年9月开始授课。但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此般强度的工作。仅仅几周后，59岁的史密斯便离开了人世。

文章

Britt Salvesen, Enrica Viganò, W. Eugene Smith, La Fábrica, 2010.

作者

布里特·萨尔维森（Britt Salvesen），策展人，作家。她于2007年担任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LACMA）高级策展人，并担任威利斯·安奈伯格（Wallis Annenberg）摄影与版画系负责人。

译者

李惟祎，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后获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EINA艺术与设计研究硕士，现为编辑、译者与设计师。

目前已出版译著《DK伟大的艺术家》《DK伟大的设计》《DK写给大家的平面设计必修课》《绽放的艺术》《花卉色彩搭配手册》《全球厨具手绘图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