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在我的故乡湖南邵东县流光岭、团山一带，几乎没有一个正规的小学，中学更不必说了。私塾倒不少，大致可分为两个等级：初级叫蒙馆，高级叫经馆。学童(一般为男童)第一次进馆叫“开蒙”或“发蒙”，要跪拜塾师。“发蒙”者，启蒙也，但实际上只是扫盲、识字的开始。学童进蒙馆学习，每年从正月中旬到腊月下旬，一年四季，除端午、中秋等节日和秋收“扮禾”(打稻)时有几天假外，每天上午上学，中午休息片刻后继续学，傍晚回家。塾师也是够忙的：每天要分别考查每个学童前一天布置的学习成果，指定的书背熟了没有，这叫“捉书”；还要给他“点”新书，确定当天（包括回家后）学习的内容。由于各学童的智力、记忆力有差距，每天学习的进度和定额不同，蒙馆历来都采取个别授受的方式。
蒙馆规模较小，一般只有十几个至二三十个学童，不分班组。各人学的不一样，一般先后次序是:《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四书等，某些塾师还教《诗经》、《左传》（文选）等。当时我们也好奇地传阅从外地城市流入的识字课本，图文并茂，什么“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犬、牛、羊……”，颇引人入胜，但塾师不喜欢，不让看，家长们大都认为“读老书”好，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几十里外的“洋学堂”里去。蒙馆学童开始一两年还要练习书法，购置一些模本，上面刻印着用正规“欧体字”写的“上大人，孔夫子，化三千，七十士”和“王子去求仙，丹成上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等字，用红颜料印成，学童们再用墨笔在上面“填”，这样练书法“基本功”，有的学童后来确实写得“一手好字”。那时在我们那里，字、字纸、书籍，都是神圣的，谁要是亵渎它们，就会被人诅咒：“会遭报应，会瞎眼！”清王朝被推翻了，在教本上，皇帝的名不再避讳了，但孔丘之“丘”在四书、《左传》等书上都印成“![]()
”，少了一笔，塾师说这个字读如“渺”。后来我才知道，对孔子不能直呼(读)其名，得避讳，要读(孔)“某”。我在蒙馆大约学了六年(1927年春至1932年底)，之后进了一所经馆。这是书院式的私塾，一般设立在祠堂、寺庙等公共场所，主持者大都以前在书院读过，有的还是“前清”举人或秀才，有的是在历次科举考试中落第的。他们不务农，不会经商，开馆授徒只是为了生计，并不热心抓学员们的学习。如果说在蒙馆中是一切从严，比一般中小学采用的灌输式、填鸭式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大多数经馆则是一切从宽，学员们喜欢读什么，就读什么。学员中有不少是富家子弟，认真读书的极少。他们有时弹琴、下棋、聊天……教师每月也给我们讲些儒家经典，但这时科举考试没有了，“经书”也不再是必修课了，教师往往只是根据自己个人的爱好或特长，讲些《左传》、《楚辞》、《史记》、《汉书》……(一般只是文选)和唐宋诗文等。学员们课余“自修”读的书也是经史子集“各取所需”，一般来说，文学类居多。在这方面，我发现我们邵东乃至湘中一带的经馆似乎还受到曾国藩这位桐城派巨子的影响：姚鼐、王先谦编的(正续)《古文辞类纂》，他自己编的《经史百家杂抄》和《十八家诗抄》颇受欢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王夫之、龚自珍、魏源等人的作品已开始在镇上的书店出售，学员也在传诵了。我在经馆最初两三年也是漫无目的地阅读，后来发现老师的案头有一部大型线装本每行 19个字的《资治通鉴》，好奇地拿来读了几页，发现作者司马光的文笔简洁易懂，很想继续读下去，但老师视此书为珍宝，不让读，要我另想办法，并说“你也可以先读《御批通鉴》”。当时同学们谈话中经常提到《御批通鉴》，此书在农村中很容易找到。原来此书是乾隆下令编纂的，有他一些“御批”，事实上在清朝各级书院中，恐怕是必读书之一，科举考试的试题试卷内容，在历史观、民族观方面是不能违背此书的“精神”的。此书内容比《资治通鉴》更广从上古到明末，上下几千年。编者实际上是抄袭《通鉴》《续通鉴》《明鉴》，同时参考《通鉴纲日》和二十二史( 正史)等书而成。此书全名为《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见《四库全书·史部·编年类》。主编赵翼是个诗人，其文笔比司马光、毕沅等人的更流畅。我越读越上瘾，可惜第二遍还没有读完，我的私塾生活就匆匆地结束了。赵翼编完此书后，写了《二十二史札记》，看来，他对中国历史有自己的见解，但《辑览》一书仍不免“天下文章一大抄”，没多大学术价值，也不为史学界所重视，而且在某些问题上反映了清代皇室的民族偏见(如据《金史》金世宗对汉人宰相石琚的评价大大高于对女真人宰相纥石烈志宁的评价，但《辑览》取后者)。我曾建议一位研究生写一篇“从乾隆帝(对此书)批语看他的历史观(或民族观)”的论文。此书没有“句断”，全靠自己琢磨，我却因此逐步提高了自己阅读古籍的能力。我们在经馆里每月要写一两篇文章。老师大都擅长“制艺”(八股文),但这时不再提倡了。题目多取材儒家经典，很少触及当代现实，有时我们也写一些格律化的诗词。少数人还写祭文、对(挽)联、寿序等庸俗的应酬作品。前些年，邵东三中张阳松老师(已退休)编《邵东古文选集》，收集了曾廉、贺金声(意诚)、蔡锷、严怪思、羊春秋等人的文章，他对我说：“访文时，发现你一篇寿序，拟收人文选。”我想起来了，那是1938年我在尹如圭家里读书(那时进经馆的人也少了，他的父亲只好在家里开馆)时写的，祝某头面人物六十寿辰，我认为十分庸俗低级，刊登出去是谬种流传。倒是尹如圭同时送的祝寿对联“归田犹未荒三径；人洛何妨早十年”以陶渊明、司马光等人比他，化俗为雅，不无新意。经馆没有公共图书，学员们都是从自己家带书来。我的祖父也是教私塾的，有些书，但他死后，由于家里穷，几乎被继祖母卖光了。二姊有次趁继祖母不在家，带我去她那里“偷书”，我们只找到几册清朝科举考试的试卷合订本，有乡试(在各省城举行)考举人的，殿试(在清朝殿廷举行 )考进士的。当时我把它看作废物，其实也是一种史料。我记得有次进士考题为“阳常居大夏论”。我当时总以为：进士论文题目一般出自儒家经典，而儒经上好像没有“阳常居大夏”这句话，老师和同学们也不懂，倒是一位年过古稀的举人指出：这是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一文中的话：“天地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这是“尚德不尚刑”,清王朝的“国策”。事实上是阳儒阴法)此公真是倒背如流，简直比顾炎武“九经诸子，略能背诵”的本事还大，真使我惊讶！我们今天不应提倡青年做这样的“活字典”(walking encyclopedia)，但那些有“特异功能”的人自愿这样做，未必不好，这也许可以使某些(涉及中国古代各方面)学术著作少出一些差错，工具书有时是无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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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塘书院即曾子祠，又名会辅堂，坐落于邵东市杨桥镇书院村，为太平曾氏子孙求学深造之地。因祠前为杨塘，所以俗名杨塘书院。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太平曾氏十七代、上海道道台曾丙熙捐出两万银元、400亩田的租谷创建。光绪三十一年(1909年)建成。宣统二年(1910年)，曾廉任山长（即校长）。民国十七年(1928年)曾廉逝世后改办学堂。1942年易名会辅中学，1950年改名蒸上中学。1951年蒸上中学乔迁，原校改为杨塘中心完小。1969年改为杨塘学校。1986年恢复杨塘书院校名。办学近百年，为社会培养出不少政界、军界、学术界、企业界英杰俊才。1952、 1956、1958年分别衍生邵东一中、邵东三中、邵东四中。这一簇母子学校乃邵东教育的摇篮，名传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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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丙熙修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25卷（图片来自网络）。曾丙熙（1840～1902），湖南省邵东人，清光绪丙子（1876年）科举人，上海道台，署理江南洋务总局仪征十二圩两淮盐务总栈，正二品。我们那里除极少数(如尹仲容兄弟)随父母在外地城市受过近代教育，到30年代前期几乎没有从正规高校毕业的。“读老书”，不进“洋学堂”，这种严重滞后的社会风习，恐怕多少受了乡前辈曾廉先生的影响。曾廉是清末举人，学者，所著《元书》，颇受史学界重视，旧《辞海》曾加以著录。他反对过康梁变法，据说梁启超有“湖南守旧派曾廉”一语。但他参加过中日战争，后来又在义和团活动时和贺意诚并肩作战，反对西方侵略势力。20世纪初，清王朝废除了科举考试，各地书院都停办了，但他主持的经馆仍叫“杨塘书院”，他主修的曾氏族(房)谱在辛亥革命后仍用“宣统”年号，他这进步与保守两方面对下一代都有影响，一些经馆主持人大都是他的“及门弟子”或“私淑弟子”，而我们这一代经馆学员则大多是他的再传弟子。3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那里的封建主义气息相当浓厚，近代资本主义之风很少吹进。而有些经馆主持人往往是封建专制主义，甚至是皇权主义的坚决捍卫者，如一位教过私塾的举人尹蓉(芙初)，1931年左右在我们镇上某药店的宴席上大骂“三民主义”是块“骑马布”(秽布)，引起哄堂大笑，有一座客竖起大拇指恭维他；一些年老的仍留恋“老古班”时代生活如何好，土布比洋布结实，价钱也更便宜………他们对洋货深恶痛绝，有不少人——包括我的母亲，还寄希望于“真命天子”。这些恐怕多少也受到“遗老”们的影响。“同善道”是我们那里最大的会道门，据说它只是一个慈善机构，成员主要活动是“坐道”“打盘座”，(类似)练气功，锻炼身体，但到 40年代前期，当日军占领县内不少城镇、农村，处于无政府状态时，同善道有大发展，更多上层人士参加进去。有一个“大脑壳”也入了“道”，在会员中散布“衡宝(邵)之间有王气”的谶语。他简直在做皇帝梦，但他也组织过地方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做过一些好事。一切都在转变，我的母亲和乡亲们一样，“敬菩萨”(祭祀各神灵)的名单中有个“贺老爷”，但这个菩萨没有牌位、画像或“神主”之类。我问母亲：“贺老爷是哪个菩萨？为什么不立牌位？”母亲答不出来。后来我才知道，贺意诚领导大家反洋教斗争深得人心，后来他被清廷镇压，老百姓十分怀念，一直在偷偷地祭祀他(大概清王朝曾一度禁止人们纪念他)，但这时已是民国初期了，群众讨厌“北兵粮子”，抱怨蒋介石、唐生智，倾诉内战对湖南各地的灾难，但他们对湘赣边区的朱、毛活动，特别是贺龙、萧克部队在湘西公审、镇压当地大恶霸大快人心的故事津津乐道。事实上，早在1927——1928年，我们这一带还发生过“团山惨案”，好几个领导者被镇压，我们镇上好像也有游行、戴高帽子的事，我隐约记得，有许多群众在地主仓库出出进进，对照30年代当地发生的类似事件，我可以断定，那就是“闹粜”，即迫使地主以平价出售稻谷，可惜我当时年纪太小，印象不深，事过80年，恐怕很难访问到细节了。![]()
▲尹如圭（1918—1949），又名尹国瑞，邵阳东乡县流光岭镇人。抗战爆发后，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家乡创办救亡图书馆，开办民众夜校。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流光岭支部书记、太一乡抗日游击大队队长等。抗战胜利后，他先后与人创办了《开平周报》《劲报》，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49年春，受中共邵阳中心县工委派遣，在邵阳东乡发动武装起义。7月中旬被俘，而后英勇牺牲。
正是在这样氛围中我们那里不久就有一些从经馆出身的青年，勇敢地投入这个红色风暴中，有好几位还加入中共地下党，后来成为出类拔萃人物。尹如圭和我是1937-1939年私塾同学，他泛览群书，逞才好学，诗文方面时有佳作。一位乡前辈曾有《戏赠尹生如圭》一诗:“……老夫今者无能矣，小子诚哉可畏乎！忆与而翁骑竹马，丹山独有凤凰雏。”老一辈期望他“凤鸣丹山”，他却不屑于做诗人，而要鹰击长空，鳌翻巨浪。早在30年代后期，就在某一地下党员指引下，试办一抗日武装训练班，他还给镇上带来一些先进书刊。我们第一次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大概是从斯诺的《中国的红星(Red Starover China)》一书摘译出来的）等书。40年代后期，他加入中共地下党。1949年他率领湘中第二支队起义，失败成为烈士。禹问樵，也只读过几年私塾，他很早就加入地下党，后来任团山完小的校长，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仍未停止活动。大概在1943年，我曾到该校参观，他和教师们正在共同商讨一个以抗日斗争为题材的话剧，打算自编自演。解放后禹是中共(老)邵阳县委的秘书(长)。另外，离我们不远的流泽乡有个烈士叫彭柏林，也只读过私塾，他是较早的中共地下党员，《邵东县志》有他的小传，抗日战争初期，他在这一带组织一些读书会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1942年被国民党逮捕人狱，坚定不屈，被沉在资水中，是个不屈的烈士。他们三人都是受过封建教育的知识分子，直接参加并组织领导反封反帝国主义斗争，这是三四十年代邵东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特色。（本文摘自禹丁华著《百年老屋——太平大花屋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