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琴，形韵流芳
江 雁
自有琴以来，古琴历经兴衰更迭，形制几经变换。它既未如瑟一般，落得无人问津之境；亦不像尺八那样，远渡重洋。《礼记·乐记》有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古琴之形制，恰是天地相和、天人合一理念的完美诠释。
古琴形制，周身皆浸透着文化底蕴，亦最体现手工技艺。其不单可映照出高山流水之韵、明月清风之姿，亦能叠现出秦砖汉瓦之古朴、唐风宋韵之典雅。
考古溯源，言古琴起自上古，然彼时距今过于邈远，相关材料器皿未有留存，故彼时之琴，形制实难确切考证。不论战国“曾侯乙墓”出土之“十弦琴”“五弦琴”，亦或“湖北荆门郭店”现身的“七弦琴”，皆与当下我们所见之古琴制式相去甚远。
曾侯乙出土古琴及解剖图
郭店出土古琴
制琴工艺的演进，恰似一场漫长之旅。汉代之时，象征音高的徽位现身古琴，司马相如《长门赋》中，有抚琴时依“流徽”而变调的美妙描述。此外，从考古发掘出的汉代古琴俑上，琴师左手抚琴之姿亦可窥得徽位的存在。直至魏晋南北朝，古琴终得定型。
金陵西善桥出土的《竹林七贤画像砖》上，有清晰的十三徽位石刻，昭示着此时的古琴形态已与今时无异。伴随古琴风尚的盛行，制琴工艺于各方皆趋成熟，古琴的选材与制作工艺亦被详实记录。东晋顾恺之的《斫琴图》，将这一系列流程生动描绘。古琴工艺的完备，令琴之音域、音阶达至稳定平衡。于是，魏晋时期，古琴演奏技法渐趋成熟，风格多样且丰富，卓越的演奏家相继涌现，蔡邕的《蔡氏五弄》、嵇康的《广陵散》，皆成彼时的代表曲目。
隋唐之际，外来之物冲击本土艺术，古琴音乐虽未消逝，却也曾沉寂一时。直至盛唐，古琴吸纳外来音乐精粹，创新内容，从而再攀文化高峰。斫琴工艺亦有名家辈出，其中尤以“雷氏”最具代表性。《乐府杂录·琴》对雷氏之琴赞誉有加，言其声宽大清润、含蓄婉转，他琴难及。乃至宋代，雷琴成为文人雅士竞相收藏之珍宝，人人皆以藏有雷琴为傲。
故宫博物院中的“九霄环佩”，相传乃雷氏所斫，古朴沉厚，音色雄浑。另有一把雷琴现存于日本，名曰“金银平纹琴”，其上雕刻花鸟、金丝，尽显富丽堂皇。至宋代，社会风气变迁，文人雅士倾心平静淡远、古朴雅致之风，古琴的形制与风格亦生巨变，琴体删繁就简，装饰寥寥，尽显清瘦简约，而此时于琴底刻铭文之风兴起。
日本正仓院宝库金银平文琴
琴之式样，乃造琴人依凭自身审美趋向，借琴身之变异而展现并施展其艺术特色所成。故而，每一种琴式皆反映出斫琴师的独特审美及所处时代之背景，代表着造琴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与对自然的深切感悟。
琴之形制各异，往往也各具深意。伏羲式，相传为伏羲所创，其蕴含着天地和谐之韵，尽显自然之道的深邃与神秘。最为常见之仲尼式，凝聚着圣人造琴的无上智慧，承载着道德规范的庄重与肃穆。神农式，仿佛在诉说着农业社会的丰收盛景，象征着自然力量的雄浑与伟大。落霞式，形若落霞之绚烂，宛如自然美景与艺术之美交融共生。蕉叶式，宛如舒展的芭蕉叶，透露出自然界的蓬勃生机与繁荣昌盛。
无论何种形制，不仅外观典雅优美，其内涵更是意蕴深厚。弧形之面板仿若穹苍，平坦之底部恰似广袤大地，整体依凤身形而制，象征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琴之不同部位亦具特定象征之义，如岳山高耸，仿佛巍峨高山；雁足伫立，恰似天际星辰。
由此可见，琴之形制不单展现了古琴的多姿多彩与迷人魅力，更是将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根基，以及对自然、道德和艺术的不懈追求，诠释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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