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历史与民族 

远在两千多年以前，西域便和中国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的很多文献。如《书经》的《禹贡》，《庄子》的《天地》，《至乐》、《山木》等篇，《山海经》的《海内东经》，《行书纪年》，《逸周书》的《王会解》，《穆天子传》和《 楚辞》的《招魂》、《天回》中都有关于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社会以及和中原地区往来等记载。

《穆天子传》中记述周穆王西游会见西王母的传说，穆天子曾经赠送给西王母丝绢、铜器、贝币。西域所产的美玉已被黄河流域人们所称道。《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述对周成王的朝见和贡献的“四方”中，有康（今俄罗斯境内的巴尔喀什湖东南及伊犁河流域），大夏（阿姆河南北）。
这些传说反映了西域的氏族部落和中原王朝的密切联系。

罗布淖尔地区的原始社会墓葬中，曾发现过一种用海菊贝壳制成的随葬珠饰。这种海菊贝壳只产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它在新疆出土，说明在很早时期西域已和东南沿海发生了联系。

考古资料表明，西域的大部分地区是畜牧和狩猎地区，但在塔里木盆地的几个绿洲、伊犁河谷和巴里坤、哈密、吐鲁番等地已有农业文化遗迹。《汉书•西域传》所记的“土著”各族部落，根据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的注，解释为“城郭国”者，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行国”者，是从事畜牧生产的部落。

在战国、秦、西汉时期，匈奴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奴隶制军事政权。在战国时，它经常袭击秦国、赵国和燕国的北部，掠夺人民和财产。到西汉初年，它又勾结旧贵族复辟势力的代表韩王信、代王陈豨、燕王卢绾，支持他们反叛；到西汉景帝时（公元前157年）又和分裂势力的代表吴王、楚王、赵王相勾结，是西汉的严重威胁。这期间匈奴向西逼迫月氏（读如：肉支）和乌孙西迁。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就是居住在今甘肃省的河西走廊，遭受匈奴攻击，被赶到我国伊犁河流域，再迁到锡尔河流域和阿姆河流域。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也是遭受匈奴攻击，被赶到伊犁河流域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地方、伊塞克湖一带及楚河上流。还有，居住在今新疆北部，当时的游牧民族之一的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月氏、乌孙和塞种，都是原住中国甘肃一带，遭到匈奴的攻击才西迁到中亚的。匈奴统治了西城的几十个部落，对西域人民进行残暴的压迫和剥削。公元前96年。匈奴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向当地征收繁重賦税，视西域各族人民如同“僮仆”。综上所述，可见匈奴的奴隶制统治，严重地破坏了西北边疆，并且威胁西汉政权的统治。打击匈奴的进犯，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符合各族人民愿望的。

汉武帝刘彻为了反击匈奴，先后两次派张骞通西域，联系大月氏和乌孙都是为了夹击匈奴。自公元前121年至公元前36年，共九十五年，彻底地打败了匈奴。公元前53年，由于匈奴奴隶主贵族内部的战乱，南匈奴降汉，其辖地全部统一于中国的版图，北匈奴远遁。西汉在反击匈奴的自卫战争过程中，西域各族人民是站在西汉中央政府的一边，共同抗击匈奴的奴隶主。公元前90年，楼兰、危须、尉犁等六个地区和部落，曾出兵助汉反击匈奴；公元前71年乌孙曾出兵五万和汉军联合作战，东西夹击匈奴；公元前60年，渠犁、龟兹的军队曾和郑吉一起接受匈奴日逐王的投降。广大的西域各族人民就是在反击匈奴的斗争中，加强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

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立都护府，推行汉朝的政令，西域自此成为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域都护府的最高长官，是都护。西域都护，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郡太守，是地方的最高一级行政长官。西汉派往西域任都护的，并且“加街” 为骑都尉。《汉书》记裁西汉一代历任西域骑都尉、西域都护者共有十八人。首任都护郑吉，在反击匈奴、统一西域上，是有过贡献的。

郑吉之后，继任者为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和李崇等，文献上还记载有这些人的事迹。都护“李崇之印”，早已在新疆沙雅裕勒都司巴克一带发现。

东汉基本上承袭西汉旧制，在公元74年，仍设西域都护府。任都护著名的有陈睦、班超、任尚、段禧等人。

西域都护下设副都尉、丞、司马、侯、千人，分别管理西域的军事和行政事务。现今新疆拜城东二百里明布拉克山上，有1884年发现的“龟兹刻石”。刻石是东汉桓帝永寿四年（公元158年）刻的，记述“行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凿断天山，由山南越山北，通向伊犁、巴尔喀什糊的道路。刘平国是龟兹人，龟兹部落联盟中一个部落的酋长，是个奴隶主，“刻石”上记有“家徒秦人”（即汉人奴隶），“左将军”是东汉政府加的官衔，此人已汉化，有汉姓汉名。

公元前48年开始，西汉政府又在西域设置了戊己校尉，专管屯田事务。
西汉政府对西域的管辖，除了直接派去地方官员以外，主要是依靠当地各部族首领。他们要将子弟送往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这是西汉的时候，到东汉时是送到洛阳，充当“质子”，要提供反击匈奴的兵马、粮草，按规定贡献方物。两汉的中央政府对这些首领加以委任，成为两汉政府在西域的地方官员。文献载明；西汉时“自驿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候、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东汉时也是如此，只是文献上没有记明人数。
考古材料，也有印证。汉时颁发给龟兹部落酋长的印“汉归义羌长”，发现在新疆的龟兹古城遗址中。

西域都护府治，西汉时在乌垒城，原为轮台辖地（现新疆轮台县城东策特尔），东汉时先后迁至龟兹（现库车县）、焉耆（现新疆焉耆）、疏勒（现新疆喀什）。
汉代西域都护府管辖西北边疆的范围，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康居、大月氏、安息、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 就是说原有五十五个部落或地区，其中有五十个属于西域都护管辖。这五十个分布在天山以南的有二十二个，天山以北包括乌孙在内有十六个，葱岭及其以西的有十二个。而西部的疆界，是乌孙、大
宛和葱岭各部。

乌孙的面积是很大的。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伊塞克湖周围和楚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据《汉书•西域传》下记载：“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汉武帝时，张骞到乌孙，曾以乌孙为中心，分遣人员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闻及诸旁国。” 乌孙受西域都护管辖，一直为汉朝中央政府所重视，汉昭帝时，曾遣击败匈奴的校尉常惠“将三校屯赤谷（今伊塞克湖东南岸），” 其“大昆弥”、“小昆弥”（乌孙内部分治于大、小头领。昆弥，头领的意思），“皆赐印绶。” 昆弥的承袭，均需经过西域都护的选定。“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皆由汉“赐金印紫绶。”乌孙的昆弥，是“亲倚都护”的。

大宛在今费尔干纳盆地。《史记》《大宛传》记载：“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张骞通西域，首先得到大宛的支持，“为发导驿”，就是派向导和翻译，送到康居的。大宛受西域都护管辖，“遣子入待，质于汉”，“岁献天马。”

西域都护府管辖的葱岭各部，在《汉书•西域传》中可查到的，除大宛外，还有十一处，即皮山、乌秅、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难兜、休循、桃槐、捐毒。均位于今帕米尔高原。

综上所述，根据汉朝西域都护府所管辖的西部疆域及有效地行使主权，都可以明确地说明：远在两千年以前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都是中国的领土。

中原的生产技术传到西域很多。例如，西域“自（大）宛以西，……不知铸铁器，”汉朝官员和迁到西域的汉人“教铸作它兵器。” 可见冶金和铸造技术，是由中原传来的。又如，大宛原是不会穿井的。“（大）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宛城中新得秦人（即汉人），知穿井。” 以后，更由大宛推广到乌孙。西汉军队在西域屯田，也使用过地下相通联的穿井术。新疆的考古工作者，曾在沙雅县发现称为汉人渠的长达二百华里的汉代古渠。由于先进的生产技术在西域的推广，大大地促进了西域社会生产的发展。

不仅如此，中原的建筑、衣着、奏乐以及封建的“礼仪”，都给西域以很大的影响，大大地推动西域和中原文化的融合。当然，封建的“礼仪”是统治西域各族人民的精神工具。

两汉时期，有不少西域人来到中原。西域许多特产移植中原，成为中原人民生活上不可缺乏的东西。例如葡萄，原是大宛特产。苜蓿也是大宛传来的。其他如核桃、黄瓜、蒜等，也都是从西域传来的。“不是张骞通西域，安能佳种自西来。”出土的两汉石雕，如山东嘉祥县武氏祠的一对石狮子，四川雅安县的石狮，陕西霍去病墓前的石马，山东两城山画象石的骆驼、象，以及其他汉画象石上的“吐火施鞭”，西域的舞蹈，都生动真实地反映了西域和中原的经济文化的关系，也反映了对中原艺术的影响。汉代中原的乐器和歌曲，也同样掺加了西域的成分。

西汉统一了西域，使中国和西方的联系日渐密切起来。张骞通西域以后，出使西方外国的使者，相望于道。

天山南道和天山北道是中西陆路交通的两条大道。
南道沿昆仑山北坡西行，越过葱岭南行，可以到大秦（东罗马）。大批的货物从这条道路运往西方。由于主要货物是丝织物，所以这条道路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丝路”。
欧洲的许多记载，都讲述中国的丝绸，说“人工巧妙达到极点。” 中国是“绢之古国”。
北道沿天山南坡西行，越过葱岭北部，通过西西伯利亚（汉时的奄蔡），再通向大秦。奄蔡及其东北各地产貂皮，大量貂皮向东运来，沿途贩卖。所以这条道路也称为“毛皮路”。毛皮和毛织品是这条道路上的主要货物。

两汉统一西域，加强了中国和西方的联系，对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有过很大的贡献。

【本文选自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沙俄侵华史简编》197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