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中南屋2024年「日本核能调研项目」的学员Robin。
作为一名理科方向的学生，我曾有幸参加过几次高中生科研项目，在大学实验室里，在老师、师兄和师姐的指导下开展研究性工作。最初，我都会仔细观察并追问自己，做科研的目的是为了发表论文、顺利毕业，还是应该真正投入地去思索某项研究如何对社会产生正向影响与价值。过程中，我越来越相信科研的起点应该是发现一个需要被解决、真正有价值的问题。那么，如何将自己感兴趣的学科方向，与对世界的关心和责任之间建立桥梁、找到合适的探索路径，是一个曾经困扰我的问题。
随后，我看到了中南屋的核污水调研项目。能源一直是我感兴趣的方向，而能源的生产与应用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值得探究的课题之一。自日本政府2021年宣布将在两年内开始核污水排海之后，核能与核污水一直都是人们讨论的热点。
于是，我参加了这个项目，想去实地了解核能，以及核能的利用造成的危害究竟给这里的民众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在为期7天的实地调研中，我采访了许多人，有普通的日本民众，有核事故的受害者，有政府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有民间反核组织的成员......令我深受触动的是，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身上，我看到了一种“为了崇高却又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带着坚定的努力、无望的执着、与清醒的疼痛。
放射线测定室（Asunaro Lab），一家位于东京的民间组织。他们主要开展了两个方面工作：为儿童提供安心户外活动的机会，为儿童提供放心安全的食物。
在户外活动方面，放射线测定室于2012年8月15号开始组织 “福岛儿童游乐保养项目“。在食物方面，组织会持续向孩子们提供组织果园种植的无农药农作物，以延续保养项目对孩子们健康的帮助，保障他们的食品的安全。
自第一届“福岛儿童游乐保养项目”至今，放射线测定实验室共组织了20届保养活动，为大约230名受福岛事故影响的儿童免费提供了游玩场地以及无农药农作物。
▲与放射线测定室的成员
安斋教授今年84岁，曾是东京大学核工程的首批学生之一。多年来，他从事核辐射防护与核电政策相关研究。
上个世纪70年代，他因为公开批评日本政府的核政策而被取消研究经费，甚至被东京大学开除，在申请其他岗位时遇到了许多阻碍，甚至受到了电力公司持续的监视与骚扰。
▲与安斋教授
“当时我是东京大学医学院放射卫生系的助理讲师，东京大学是一所国立大学。我是一名国家公务员，却批评了国家核政策。”安斋教授在“如何看待核电站事故?-带着对下一代的歉意和期待-”一文中这样写道。
自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安斋教授尽其所能将日本原子能政策和福岛核电站事故相关的一系列复杂背景和问题传达给给日本年轻人，同时传播尽可能去除因核电站扩散的放射性物质以创造安全的生存环境的知识和方法。
2021年3月11日，安斋教授作为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与已故宝镜寺住持早川笃雄在福岛县双叶郡开设了和平博物馆，旨在向国内外传递无核、和平的声音。
明智礼華，福岛核事故的受害者之一。她的家在事故发生时离福岛第一核电站有38公里，在核电站事故后，她们一家选择了自助避难。但是，日本政府规定，只有居住在以核电站为中心30公里内的地区的居民能够得到资金等补助，明智一家不在政府划定的补助范围内。
▲明智礼華
她的家人深受甲状腺癌的影响。明智礼華从2013年开始与日本政府打官司，希望日本政府承认核电站泄漏是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的责任，并免费为避难者提供住房以及健康检查。
但是，自2011年起，包括明智礼華在内超过12000名福岛受害者在不同地区针对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提起的30起诉讼均被最高裁判所驳回。
许多人的经历告诉我们，核事故受害者与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之间，是一场无解的难题。一方面，国家出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军事力量的角度，必须发展核能，不去倾听阻碍者的声音。另一方面，深受其害的民众又如此弱势、呼声有限，螳臂不能当车，野草无法停下前进的车轮。
实地项目的第一天，带队的黄老师告诉我们，他曾听到一位日本青年人评价日本民间反核组织为“他们失败了（they failed）”。
起初，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但是经过这7天的调研，我发现我同意这句话，却又不认可这句话。
同意的地方在于，我看到的几乎所有的反核机构和个人的努力，似乎都是杯水车薪。
放射线测定室的创立者是四位已经80多岁的老人。他们想要构建无核社会，但面临着资金与影响力的缺乏，还有可以预想到的后继无人的场面；
安斋教授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反核运动，但从结果上看，好像没能改变什么——核能在日本继续发展，和平博物馆也门庭冷清；
明智礼華与其他核事故受害者与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打了十余年的官司，至今无一胜诉......
这些摆在面前的现实案例让我看到，在现行的体制下，他们的努力注定是徒劳。我看不到任何这些个人与组织反核成功的可能，“无核社会”也只是空中楼阁。
▲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爆炸
但是，我不认可“They failed”这句话的地方在于，结果并不是判断成败的唯一标准。
鲁迅先生在《呐喊》的自序里写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于反核机构而言，能够存在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实已然达成了目标之一。发声本身就是一种让更多听到自己的观点的方式。而只要能影响到哪怕一个人，他们所追求的理想便不会被抹灭。
我看到，无论是放射线测定室、安斋教授、还是明智礼華，他们都用自己最大的努力让社会上的人们听到自己观点。在他们发声的那一刻，他们已经成功了。而无论是参与测定室夏令营项目的孩子、或是在台下听安斋教授反核演讲的学生，还是311基金会帮助到的每一位核事故受害者，他们都是未来的火种，都可能会将这份守护公正、构建无核社会的希望延续下去。
在我们采访安斋教授的的过程中，一位同学问他，您后悔吗？
他其实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保持沉默，支持核能，而这条路能让作为东大核工程毕业生的他在那个核能高速发展的年代名利双收。但是他选择的是另一条路，一条充满困苦与艰难的道路，要承担被整个学术界孤立、只能在寿司店给学生讲课的代价的道路。
安斋教授的答复是，“我不后悔，我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
他知道自己的努力改变不了政府的决策，改变不了大多数日本年轻人的观念。但是，他依旧不放弃，去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坚持认为这件事能够带来真正“光明的未来”。
我想在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上前行的安斋教授，还有每一位正在苦苦坚持的人们，都足矣以“伟大”称之。
在调研的最后几天，我们也完成了一篇为希望支持核电站事故受害者上诉的公益行动文章（点击这里查看详情）。
虽然，我知道这篇文章很难从宏观上改变些什么。即使我们能够帮助一位上诉者负担上诉费用，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那似乎已经注定的失败结果。但是，我依然坚定地认为这件事是应该做的，因为它是正确的。
只要能够为一位上诉者提供帮助，便是在帮助延续希望与火种。
唯努力不死，唯希望长存。
对我而言，这次调研也帮助我实现了最初的心愿：找到科技与人类社会之间彼此连接的通路。民间反核运动属于从社会学角度推动核能问题的解决，科技工作者同样更应该从技术进步与改进的角度推动问题根本的解决。基于核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事实，从科学视角的最优解是找到更加清洁、安全、同时能够商业化的能源。
不管这一解决方案看起来多么荒诞且不可实现，有意义的事皆值得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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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Robin
中南屋2024日本项目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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