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进入1967年1月，全国形势纷纷，军队中的动静也越来越大。全军文化运动组长是开国中将刘志坚，半年以来四处救火搞得筋疲力尽，却仍不能令以旗手、老夫子为代表的中央文化小组满意，遂被撤掉了职务。之后旗手提议，由徐帅接任全军文化运动组长，得到主席的批准，并由杨代总长通知了徐帅。
要说徐帅是我军有数的军事家，也是红四方面军“山头”的代表，其能征善战的威名军内外皆知。但因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加上延安时期患上比较严重的胸膜炎和偏头痛，迁延不愈，解放战争中未能重现红军时期的雄风，只在较偏的山西战场指挥几万地方部队发展出来野战军作战。建国后，徐帅还是身体不佳，长期养病，当了几年挂名的总参谋长，实际没去上任，在新委中先后分管过空军防空军、战略研究和民兵工作，角色都不算很重要。运动来临，徐帅突然被赋予重任去领导全军文化的革命工作，这让他毫无思想准备。然而正如周公所说的，沧海横流，因势利导，我们都要经受住革命的考验。徐帅知势不可违，便郑重接下新的任命，并全身心投入进去。
在1967年1、2月间，身体仍然不佳的徐帅经常钉在办公室里，守着两部红机子（后来又增加了两部），上承中央和军委、中央文化小组的指示，向下发布各种命令，并回答来自各方面的问题。“四大”汹汹，干部群众都要革命，但军队是纪律单位，负有保家卫国的职责，不能乱来，这成为了运动造成的巨大矛盾。徐帅一方面要推进军队运动，一方面要保持军内基本的稳定，还要接见大批军内外人员进行解释澄清，才一个多月时间，把老元帅累得旧病频繁发作，医生护士随时要跟在身边照顾，他是靠着高度的使命感支撑工作。然而，两个突发事件，让他的组长职务干不下去了。
一个是“京西事件”。1月19日，在京西军委驻地开碰头会，因为总政萧主任的事情激化了矛盾，旗手、老夫子和代表林总的叶主任站到一起批萧主任，旗手甚至动议撤掉萧主任由徐帅来管总政。群众组织闻风而动，立即抄了萧主任的家，萧主任连夜跑到西山叶帅那里避难。次日京西继续开会，萧主任被揪令叶帅发了怒，拍桌子拍断了右手掌骨。徐帅也发了火，把茶杯拍到地上。后果马上显现，走漏萧主任消息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被带走要“烧而焦了”。徐帅知道这样搞下去不行，打电话给顶头上司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总，可林总一直不回应。没招了徐帅亲自到毛家湾求见，经过和林总面谈后达成一致，然后又一同去向主席汇报，请出了稳定军队的“军委八条”。这件事情徐帅的表现令林总和旗手方面都不甚满意，但总算没有扩大。
另一个就没这么便宜了，就是著名的“二月事件”。2月8日开始，周公两次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把还坚持工作的几位老帅、副总和中央文化小组一干人召集到一起，原定议题本为研究“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始后，老帅和副总们就将一肚子火发向中央文化小组的人，形势很快控制不住了。叶帅、谭老板、李先念、余秋里等人先后发言，痛斥现下搞乱的做法。当老夫子发言指控刘志坚抗战中被日军俘虏过，是“叛徒”的时候，徐帅也坐不住了。抗初期徐帅到冀南根据地领导过一段时间，刘志坚是他的部下，刘被俘又怎么被营救出来的过程徐帅很清楚，现在说刘是“叛徒”，岂不是联系到徐帅“识人不明”？他气愤地站起来批驳，和老夫子争论起来。后来让事情不可收拾的是陈老总，他怒斥当下搞乱的人，并联系历史谈了延安整风中的一些人和事，借古喻今，义愤填膺。中央文化小组的人在会上顶不住老干部发火，狼狈不堪，会下赶快去打小报告，以至引发了主席的雷霆震怒，下令召开生活会痛批。陈老总、谭老板两个发言最犀利的老干部被批得三荤六素，只能老老实实进行检查。
徐帅也没躲过去，成了陈谭之后的第三人。按说徐帅没有前二位那么出风头，在二月发言中也是较克制的，怎么会被殃及池鱼呢？这里的关键就是林总做了馅子。他听了旗手和王秀才的汇报，摸到了上边的意图，于是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徐不能代表解放军。这话很厉害。运动就是更换人事，我不满意的，你要怎么样？后边的发展就顺理成章了，徐帅被解除全军文化运动组长职务，再次一边赋闲一边作检查了。旗手原来想火中取栗，不料搞得过头底牌被扣了。这一回合得利最大的倒是林总，领导全军文化工作的重任，他可以交给更信任的手下了，而非是一个资历上和自己平起平坐的老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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