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此有为身·人杰的自我修养》连载1

作者简介：曾任作战部队连、营主官和研究生队队长，先后在全军TOP1学府和TOP1研机构研究战争、琢磨打仗，荣立二、三等功各1次。

序言：正本清源待后人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薄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遇霜弥坚。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至今，凡中国人都难以规避内部政治环境和外部国际环境的深刻影响，越是别有襟怀者、欲建事功者越无法规避。一百八十多年来，不论哪一股时代洪流都不可逆、不可避地冲击涤荡着每个国人的身心，英雄豪杰殊为不易，黎民百姓更是不易，似无一人能置身于事外避隐，也无一人能不经砥砺而功成。

生存于这个时代，想做成点事的中国人仍要兼顾内外环境，有“三个主题词”是必然要直接面对的，一是“党的领导”、二是“大变局”、三是“干事创业”。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躬身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于人于己干一些益事、为国为民创一点事业。

一、“三个主题词”于国人的现实意义

第一个主题词：党的领导。在当今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对一切工作实施坚强有力的领导。党代表中国人民，牢牢掌控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方向和命运。每个国人日常面对的所有领域、所有层面、所有工作归根结底都由党的各级组织负责。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国人当下及未来的福祉。

第二个主题词：大变局。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世界范围呈现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趋向的重大态势。这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向。如疫情之危害、战争之风险、大国之较量、经济之波动等宏观具象，对微观的国人生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难以预判和规避。

第三个主题词：干事创业。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凡有血气、皆有争心。人既为万物之灵长，必为万物竞奋之表率。每个国人当有躬身入局之觉悟，务求通过必要的社会实践兼修内外，尽管人的实践能力确有强弱之别、实践效果必有高下之分，但是每个国人在社会实践中砥砺身心，于人于己尽量多干一些益事、为国为民尽力多创一点事业的人生奋斗主题恒常不变。

“三个主题词”之中，党的领导代表方向，大变局代表态势，干事创业代表实践。其中，政治方向作为内部条件，战略态势作为外部条件，此二者同为当今国人展开社会实践的前提条件。于当今国人而言，政治方向绝不能偏轨、战略态势绝不容忽视，企图脱离政治方向或无视战略态势的边界条件限制，自行其是地展开社会实践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蠢行。

于私而言，以身许国之志、修身齐家之行、一技傍身之能、生命体验之乐、生老病死之忧……凡此种种个人考量，绝不能脱离党的领导而任意施为；凭公而论，社会治理之法、生活守则之规、潜在战争之险、中华崛起之机、祖国统一之望……凡此桩桩家国要略，必须正视内外环境条件

共而论之，当今国人的生活质量、人生际遇乃至命运福祉都与“三个主题词”息息相关。也可以这样理解，“三个主题词”是每个国人欲有所作为、幸福生活而不能忽视的“重点词”，谁理解“三个主题词”通透，谁就活得明白，反之，谁违背谁就难有所成。

所以，明确方向、把握态势的社会实践是正确的，纵遇沟壑险阻仍为光明坦途；迷失方向、误判态势的社会实践是错误的，纵使天纵之才亦难大有作为。别有襟怀者当深明此理，务求自我设计与强国实践相统一，个人抱负与时代主题相适配。

二、洽合“三个主题词”的历史榜样

历史是人类最好的教科书，当今诸多新情况实为历史旧案例，优秀历史人物的解决方案、应对招法仍可为当今国人提供借鉴及助力。这是因为历史长河之波涛虽无有止息、奔涌向前，但所翻泛而起的人性浪花却每每相似，时光永动、人性恒常，人的存在让历史音画无休重映，人性使然让历史活剧反复重演。当今态势与百余年前的历史态势颇有相似之处……

在相似时、势、事近前，彼时彼刻的人杰实践对此时此刻的国人实践，必然存在一定借鉴意义。历史选择人杰，人杰点亮历史，别有襟怀者应善于以史为镜鉴，尤其善于从前辈英杰的事迹中汲取历史养分，揣度效仿先贤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自我设计和人生抉择颇有必要。

回溯百余年前，有三位人杰——1898年出生的彭德怀元帅、1907年出生的粟裕大将、1910年出生的邓华上将，身处内忧外患、战乱不休的巨变时局中，直面革命与反革命势力、侵略与反侵略力量的殊死较量，先后顺应时代潮流、遵从自我本心，做出了光明正确的人生抉择。

三位人杰的出身虽低微平凡，但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躬身入新、旧中国迭代之大变局，运用党的指导思想及军事理论展开革命实践，最终为百姓、为国家、为军队立下了旷世奇勋。

彭德怀是首位统军在国门之外击败外军联军的元帅，粟裕是首位统军专备“解放台湾之战”的大将，邓华是首位统军解放大型海岛的上将，三人指控大兵团经略关键方向、打赢关键战役，作为主战场上的主将雄姿英发、战功赫赫，无疑是中国军人乃至中国人之中最杰出的代表，无疑是洽合“三个主题词”的历史典范。其个体随党之发展而发展、随国之强大而强大成功案例，蕴藏着珍贵的思维方法、绽放了耀眼的思想光芒，足可为当今国人提供相似态势下的经验支撑。

最难能可贵的是，彭德怀元帅、粟裕大将、邓华上将不但战功赫赫且人品端正、个性鲜明，一生之中从未行奴颜媚上、熟软圆滑之丑事，职业生涯尽展为国为民、淡泊名利之风采，共产党员的风骨、大国战将的神韵、民族英雄的本真得以完整完美地凸显。

三、心念“三个主题词”以继人杰遗泽

1958年前后，彭德怀元帅、粟裕大将、邓华上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或免职挂甲、或脱离战位、或退役下放，此后近二十年间，关于三位人杰的英名难传颂、文字难流通、品行难定论、经验难共享，致使三位人杰洽合“三个主题词”的奋斗人生鲜为人知，其破解主要矛盾、解决要害问题的思维方法后继乏力，其饱含军事辩证法的军事指导艺术亦几近失传。

军事是一门极重实践的学科，生死实践出真知，血火洗礼出真功。彭德怀元帅、粟裕大将、邓华上将的真知真功，是在胜或可生、败则必亡的极端态势下，是在以命相博、有我无敌的惨烈厮杀中，是在生死与共、患难相依的战斗团队里，是在风餐露宿、尸横遍野的恶劣环境中浴血打磨而成的，是通过历史实践检验的高端认知能力。三人“善于驾驭大团队、运用大体系破解生死大问题”之血凝绝艺所承载的德、功、言不朽，且试与王阳明、曾国藩二位封建王朝贤哲相较而论之。

传言梁启超曾有评语，“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一个是孔子，另一个是王阳明，半个是曾国藩”，此评价几成后世公论。诚然，王、曾二人确为封建王朝集军事、政治、学术之大成者，在中外产生相当广泛的影响。但毛主席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结合明、清两朝历史理解“地主阶级”的伦理属性，王、曾二人为捍卫封建王朝统治，凭“内战”平叛建其军功、为维护君权言其宗旨、以人臣之道彰其私德，纵使事功冠绝当时、权谋远迈群伦，亦难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枷锁，其真实本领确未登峰造极。

首论反抗外敌侵略之军功。彭德怀、粟裕、邓华三人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反侵略战争中，均曾坐镇主要战略区担当军事主将，统兵抗击日寇、挫灭美军，是不折不扣的“外战”英豪，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立国将帅，是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敬仰的民族英雄。但此项“外战”功勋，王、曾二人皆不具有，即使依据封建王朝的军功评价标准而论，“夫封爵之典，论功有六：曰开国，曰靖难，曰御胡，曰平番，曰征蛮，曰擒反”，显然“开国”功勋乃诸功之冠，远胜“平番”“征蛮”与“擒反”，故王、曾二人之军功确有所不及。

次论军事思想之高下。彭德怀、粟裕、邓华三人分别留下了《彭德怀自述》、《粟裕回忆录》、《邓华文献与遗著》，以及大量关于打仗的经典论著、经验总结和战时电文，这些文字宝库承载着辩证的军事观和丰富的方法论，其先进性和科学性远胜封建军事思想。当年，蒋介石奉王、曾二人思想为圭臬，将《曾胡治兵语录》定为黄埔军校教材指导国军实践，将王、曾言论融入国军官方意识形态用以教化部署，结果黄埔诸将在国共决战中纷纷败北、屡屡阵亡，蒋介石本人最终亦退居台湾阳明山（台湾时期，蒋介石为纪念王阳明将官邸所在地草山改称阳明山）。虽然国军战败因素众多，但此例足可证明，在思想与思想的直接碰撞中，国军将领所运用的王、曾思想不能获胜，在与新中国开国元勋的较量中完败。

再论军事实践之经验。经验多寡决定造诣深浅，彭德怀、粟裕、邓华三人能征惯战，顶立前沿之久、指挥部众之多、转战地域之广确在王、曾二人之上。彭德怀自1919年任湘军班长到1958年卸任中国国防部长，任内39载长期置身火线、转战国内国外，在上井冈山、浴血长征、经略华北、保卫陕北、解放西北、鏖战半岛等各个历史重大关头，直接指挥过我党所有“山头”部队打胜仗，堪称一人生涯、半部军史，更于抗美援朝之战中统领逾百万志愿军将士打出国门、打出国威。粟裕自1927年任班长参加南昌起义到1950年负责备战攻台，23载驰骋沙场、未下征鞍，如算到1958年卸任总参谋长，即31年赴汤蹈火、筚路维艰，期间转战闽浙赣皖苏沪鲁豫8省，真可谓“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尤其在国共淮海决战中，粟裕直接指挥华东野战军17个纵队等部队共42万人，歼灭敌军1个“剿总”前进指挥部、4个兵团、18个军共44.3万余人，为彻底消灭长江以北国军主力作出了重大贡献，更于“解放台湾之战”中统领近百万大军直面台海、枕戈待旦。邓华自1928年任连党代表到 1959年撤销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职务，31载皆在一线领兵打仗备战，指挥部队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更全程参与抗美援朝之战，以第一助手身份辅佐彭德怀指挥大兵团抗强，是志愿军第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阳明自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任巡抚到正德十四年（1519年）八月武宗亲征，及嘉靖六年（1527年）五月征广西思恩、田州到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止乱，在一线指挥作战时间仅有4年。期间取得的军事成就主要有三，两次剿匪平息民变，一次平藩俘虏宁王，此三仗强度较低，作战地幅亦较为有限，其中最为后世称赞的是平定“宸濠之乱”，据《明史》本传记载，此役王阳明直接指挥的部队实为8万人。曾国藩自咸丰三年（1853年）组建湘军到同治五年（1866年）剿捻不利，直接指挥作战时间仅为13年，且战场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重镇，麾下湘军组建时仅1.7万余人，至功破金陵后裁军“撤的两万人，留的尚三万”，可见其所属嫡系湘军亦不过5万人左右。

最后论中国军人之品行。彭德怀、粟裕、邓华三人的个人品德与政治品质高度融合、铸为一体，彰显于自觉的组织纪律性时，身先士卒、一身清白、不搞特殊，崇尚普通一兵、沧海一粟的布衣本色，凭刻苦自持的律己意识垂范部队，深深扎根兵之中，时时体恤兵之忧，要求部署做到的自己一定首先做到，带出一批能吃苦、会打仗的精兵强将，在战争中提擘三军如一人，打得国军群雄束手、外军战战兢兢。彰显于极致的军事责任心时，急赴前沿、勇于负责、渴望胜利，越到生死攸关的危机时刻越无私无畏、大智大勇，横刀立马阵前、斗胆直陈妙策、数挑千钧重担，将兵杀敌向来当仁不让，战机若现敢于犯上谏言，总是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不愧为战时摒弃一切私心杂念，只对行使作战指挥权争胜充满兴趣的名将楷模。彰显于高尚的道德情操时，信仰坚定、光明磊落、淡泊名利，敢于为理想、人民、胜利牺牲奉献一切，凡遇打仗之事必实事求是、呕心沥血，凡遇名利之事必不计得失、辞位让贤，纵使身居高位仍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这种每每党有难、军遇险时都挺身而出的革命观，唯实不唯上、唯公不唯私的无畏精神，在“人”字上下足功夫的军人风骨，是封建王朝的任何将领都不能企及的。封建军人多存一人得势、鸡犬升天的私欲，少有为民服务、为民鼓呼的公心；多行热心功名、力争荣显的手段，少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操守；多见左右逢源、相互倾轧的权谋，少持信仰真理、坚持原则的诤谏，更勿论敢为天下苍生、家国公事挑战皇权，王、曾二人也不例外。

总而言之，尽管王阳明、曾国藩二位封建贤哲的德、功、言确有可敬可取可悟之处，但绝非空前绝后、高不可及，究其实质并不如彭德怀元帅、粟裕大将、邓华上将事迹的现实指导意义强。

这是因为，在政治上，中国不再是封建帝王一人治下的中国，而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上，中国不再是在闭关锁国的封建中国，而是参与全球发展融合、大国博弈较量的开放中国；在实践上，中国人的成功不再是成为封建朝廷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而是将人的禀赋最大地发挥出来，于人于己、为国为民多做点益事。遥望1919年，“五四运动”于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爆发，许多有识之士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实现了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历史的车轮已向前奔驰了一百多年，当今“许多有识之士”难道仍欲倒车去尊奉封建人物为偶像？执念成为“封建式圣人”的迷梦何日方醒？

当今国人应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意识，与其认定王、曾二人是“成功学”的标志性人物，叹服其赫赫事功、崇拜其机变权谋，将其言行视为争名逐利的终南捷径而倾力参悟，将其权谋视为纵横官场的必备利器而详加揣度，偏执陷于并无因果关系的功利迷途中缘木求鱼。不如与时俱进，正视彭德怀元帅、粟裕大将、邓华上将的真正历史地位和真实历史经验，效仿三位人杰洽合“三个主题词”的践行之法，由盲从封建人物言行回归理性继承元勋绝学，一步一个脚印地在煌煌正道上打磨本领、洗炼魂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名将是悲哀的，有自己的名将却不去珍惜效仿是不智的。本书旨从彭德怀元帅、粟裕大将、邓华上将洽合“三个主题词”的生涯中采撷几朵小花，捧献给那些不甘平庸、向往卓越的广大读者，特别是那些当下正在进行自我设计并奋力实践以期实现个人价值的读者。

汪洋之水，何患人淘？道本共有，谁可独珍？

将帅遗泽，久覆微尘，今略拂拭，万丈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