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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考公
2023年2月，李贝作为优秀毕业生登上了学校的公众号——在这所位于广东二线城市的民办独立学院，能考上一所知名政法高校的硕士研究生，是非常难得的事情。李贝拿到这个结果的心情是释怀。她说，本科四年，她最大的目标就是摆脱“三本”这个“污点”。
李贝成长在南方一线城市，初中、高中都是是重点学校。但高三时，学校采取军事化管理，高压的学习环境下，她的心理和身体都出了问题，成绩滑落谷底。高考分数出来之后，妈妈替她选了这间民办本科，离家近，且名字听起来像一个公办的大学。
考研的目标从一入学就定下了，但具体往哪考，李贝还没有思路 ，身边的同学除了一两个打算考研的，其他都没有很明确的方向。学校提供的指导也很有限，只布置过一次线上的人格和职业测试，不过李贝觉得用处不大。大一下学期，学校因疫情转成网课，李贝记得，有大半年的时间，她听课时常走神，而且“不知道其他同学是什么情况”。
李贝说，法硕的选择也是源于一次偶然。李贝是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大二的一次英语阅读课上，老师随口提了一嘴，“把英语阅读的水平提上去，如果考研，英语考试就会比较的轻松”。这个老师还提到，自己当年在二本英语系读书时，就有几个室友跨考法律成功的。从那之后，李贝的目标就是跨考法学。“我觉得法律的行业壁垒是文科里面比较高的，需要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需要更加系统的知识学习，比语言类、管理类的壁垒更高。”李贝想象着自己拿着法学硕士的学位，入职律所成为律师，“光鲜亮丽”。
而且，除了政治、英语公共课外，法硕考民法、刑法、宪法、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法制史五门，都有现成的网课能自学，李贝对自己的自学能力有信心。她告诉本刊，法硕专业，非法本考生与法本学生是分开考的，所以大家都是同一起跑线，不存在本科学习的差距。
大三开学前的暑假，李贝已经开始在网上听课，每天学两三个小时。大三下学期，李贝每天花6到7个小时独自在图书馆背书，到了大四上学期，变成每天10个小时，会把学校的专业课翘掉。李贝记得一年内她至少把资料背了五六轮，一点也不敢松懈。
她发现，考研正在变得一年比一年难。大一时，她的目标还是一所北方综合性大学在南方的分校，但是短短两年，她注意到这间分校从冷门变成了热门，分数线已经飞涨到逼近本校的程度，她把目标换成了一所内陆高校，因为是“双非（非985、211）”，竞争略小一点。考研分数出来后，李贝是班上唯一一个“上岸”的。她查阅学校公示的名单，看到在近500人的外语学院，总共有30人左右考研成功。“如果这次没考上，我会二战。”
湖北一所民办本科英语专业学生胡菲在大学期间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考公。考试前，胡菲查过，以自己的学历和专业，能报名的本市公务员职位一共只有5个，“特别少”，但一个好的地方是“双盲”，也就是在笔试、面试阶段考官都不会知道考生的具体学校，也不会区别对待本科和硕士、博士。对于想要考公的三本生来讲，一个本科学历是他们最基本的考公门槛。
因为担心自己考不上，胡菲一手准备公务员省考，一边准备考教师编制。公务员省考的前两个月，胡菲每天早上7点多钟起床，走到市里的图书馆，学到下午6点闭馆，然后回家吃个饭，接着学到晚上11点。“每天学习强度特别大，准备省考遇到瓶颈了，感觉完蛋了，考不上了，我就拿出教师编的材料再学一下，我想两个我无论如何要考上一个。”最后胡菲以第三名的成绩踩线考上了街道办，排在她前面的，“一个是985的本硕博连读，一个是211的硕士。”胡菲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她是班上唯一一个一战上岸公务员考试的。“同班的另外5个考公的同学，现在还在考。湖北毕业两年之内都算应届，所以他们想要抓住应届的身份，再试试。
碰壁
考公是自己“最好的出路”，是胡菲在经历了几段实习之后得出的结论。本科的第四年，学校要求学生去实习。当时，胡菲已经拿到了高中教师资格证，考过了英语6级，想找老家小县城私立中小学、教育机构的英语教学实习岗，但发现招聘启事上要么无一例外写着“民办、专科勿扰”或者“只要211、985”。有一家教育机构愿意让胡菲去实习，但只能提供薪资很低的前台岗位，授课必须要是一本学生。胡菲把招聘软件上能投的岗位都投了，投出去100多份简历，回复她的岗位只有客服、保险销售和颜值主播这几种，在胡菲看来既不体面也无法维持生计。“我体验了几天销售，要往车窗上插名片，不停地打电话，然后被人一直骂，我觉得特别不好。”
后来，通过学校老师的介绍，胡菲找到了一份在校友的跨境电商公司实习的机会，职位是英语主播，把国内生产的小商品推销给欧美、东南亚的客户，每个月实习工资2000元左右。胡菲去做了半年。“卖那些货品不用露脸，但要不停地说，一天大概要播6个小时，下班了之后还要处理客户的邮件，遇到每月一次的大促，要从下午2点左右直播到第二天凌晨5点，一个星期只休一天半，特别累。”在直播公司，胡菲被安排跟另外9名来自其他学校的实习生同住一间出租公寓，这也让胡菲了解到学历跟薪酬的强绑定。尽管工作内容都是直播，“我们比专科也就多几百块，但一本的工资是我们的三倍。”胡菲意识到，自己的学历，在就业市场上很难得到认可。
一系列的尝试后，胡菲觉得，学校提供的教学，确实无法为自己找工作提供所需的能力。“我们大学里面的课程，除了特别核心的几门，其他都特别水，比如商务英语、英语口译这些课，PPT上面的日期是零几年的，都比我的年纪大了，教材特别落伍，现实中用不上。”在这种环境下，很多学生都不听课了，埋头看手机。“到了大二那年，学校为了杜绝上课玩手机，还搞了一个手机袋，让我们课前把手机交上去，而且上课还有督导来巡查。这只是让去上课的人稍微变多了一点，但还是没人听课。”考公成功后，很多人问胡菲，为什么作为三本学生，却在考公上胜过了很多一本的本科生甚至硕博生？胡菲有一种解释，“对我来说，考上公务员就是我最好的一条路，那些一本、博士，他们还有很多路可以选。”
《大考》剧照
曾就读于陕西一间民办本科高校的楚洋在学校的教学上有跟胡菲类似的感受。他觉得自己上的这所民办学校，跟他高中时想象的大学有很大出入，学校不为学生提供额外的就业辅导和社会实践机会。“我从电视剧里看到的大学生活是参加社团活动、上下课骑自行车赶课、谈恋爱，但我们学校会严格要求早读、晚自习，甚至还规定了校内男女生不能并排走，每天上课要佩戴校徽，没有社团活动，参加的活动都只是为了给学校拍公众号。跟高中唯一的区别，就是能让你带手机。”等到临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楚洋的投递方向是人力资源，因为觉得“曾经做过班干部，可能会有一点优势，别的也想不到干什么。”真到了面试，他才发现人力资源跟他想象的不一样，“需要社会关系，这我没有。”
楚洋对一个老师说过的话印象很深，“民办本科，甚至还不如一些好的公办大专。你们拿这个破学历出去怎么找工作？”大四开学的那个9月，毕业的压力第一次变得具象——学校图书馆的两层楼突然一下子都坐满了人，桌面上堆放着考研教材。楚洋也去翻过，但是觉得太难了，毫无把握。毕业之后，他去到了一家售卖考研教材的公司做运营，每个月工资3000多，作为外地人，他必须额外做家教才能挣够生活费。
夹缝中的三本
楚洋一直为自己的学历自卑。有一次，他跟着别的学校的朋友参加爬山活动，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楚洋沉默了。“大家都说我是什么什么大学的，有师范大学的，有外国语大学的，我真的不好意思说。”楚洋觉得，一旦说了自己是“某某学院”，就等于暴露了民办二本的身份，他猜测“人家很多话题就不会去跟你聊了，因为他知道你这样的人接触不到”。这种印象来自于自己学校经常被“排除在外”的经验。“我会关注一些公众号，在上面看到学术类或者娱乐类的竞赛，向导员打听能不能参与，回答经常是不能，因为我们学校没有被邀请。我甚至会想，我们学校为什么这样？”
根据教育部官网发布的2024年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我国目前有民办本科院校388所，占全国本科学校总数的三成（29.66%）。2023年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民办普通、职业本专科在校生共有994.38万人，比上年增加69.49万人。庞大的民办本科学生群体居于本科层级的底端，被就业市场边缘化，在一些职业场景下，甚至没有公办大专有竞争力，而且民办本科的学费通常都要一两万甚至三四万一年，对于一些经济困难的家庭来说更是负担很大。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上三本？很多人发出这个疑问。
楚洋是从职高考上的现在学校。对他来讲，上本科象征着成功，哪怕是民办本科。楚洋说，自己的那所职高“很乱，学生会在学校里打架、把老师气哭，有校园霸凌，好像各种坏孩子的品质都能看见”。全年级300多人，上本科线的只有几十个，楚洋考了全级第四。楚洋的家族里没有大学生，父母、亲戚一直期望楚洋能上大学。父母经营一家珠宝店，早出晚归，很少有时间陪楚洋，收入则很看市场行情，不稳定。在楚洋理想中，上了本科意味着毕业后坐在办公室，每天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有稳定的收入。
《忽而今夏》剧照
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一涛长期研究民办教育，他告诉本刊，家长对本科学历的推崇使得民办高校依然生源充足。“民办高校，只要是本科，目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咱们国家家长首先是想孩子读本科，读不上再读高职，所以说民办高职早有一些倒闭、招不到学生的情况了，但是民办本科高校这种现象并不普遍，最多就是个别民办本科高校报到率可能会低。”
王一涛说，民办本科高校近些年其实处于尴尬的处境，主要是定位不明确。“根据教育部的分类，我们国家一共有三种高校，一种叫研究型高校，以‘双一流’高校为代表，侧重理论研究，一种叫做职业技能型，就是高职高专类院校，培养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夹在两者之间的叫应用型高校，一些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很明确，特色很明显，但是也有一些应用型高校的目标不清、特色不明，一方面在课程安排、教学方法、师资力量、教学评价等方面希望模仿研究型高校，但是并不具备研究型高校的资源，另一方面，这些学校又似乎不屑于借鉴职业技能型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方面做得不够扎实，所以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不高，毕业生就业困难。”王一涛提到，我国应用型高校有600多所，其中约400所是民办本科高校。
王一涛说，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相比，办学上的主要劣势是缺少政府经费拨款。“高校办学主要看经费，一个学校经费多寡，基本上就决定了教学水平高低。但是民办本科高校几乎所有经费都来自于学费，政府拨款很少，还有很多省份出于降低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的考虑，对民办本科的学费有所限制，比如河南省民办本科高校学费在1.5万左右，而隔壁省份陕西省民办本科高校的学费在2.5万左右，学费差距主要是政府的限价政策导致的。”王一涛说，单纯依赖学费来运作的民办高校，容易出现经费紧张，进而教师待遇差、教师吸引力低等问题，而公办学校获得的政府拨款充足，因此整体上教学质量都超过民办学校。
为解决这个问题，王一涛提到，2016年，国家提出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制度，将民办高校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在这个制度设想下，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拿到类似公办学校的政府拨款，以此提高教学水平。“但是8年过去，多数省份民办高校分类管理进展缓慢，因为分类管理的难度大大超过了预期。”王一涛说，按照目前某些省份的做法，现有民办学校要选择为非营利性的话，举办方需要舍弃一部分控制权和管理权，相当于把学校“捐出去”，很多举办方就犹豫了。“这只是一个困难，实操上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难处。”
不过，好的民办本科依然存在。在民办高校中，王一涛比较认可校企结合的范例。“学校由谁来办，对学校的发展好坏有直接影响。一些行业龙头的企业有较高的治理能力和充足资金，不仅给本企业培养人才，还给行业培养人才，专业设置和产业链高度对接，实践实训方面也做得非常好。”除此之外，王一涛认为，民办高校需要把专业教育情境化，“比如光是学市场营销理论是不够的，还需要掌握营销对象的相关知识，光学新闻理论是不够的，还要掌握新闻报道对象的相关知识。因为成本比较低，不少民办高校以文科专业居多，文科专业如何去转型，民办高校可能应该认真考虑。”
辞职考研的楚洋，今年考上了陕西一所公办一本，开学刚满两个月，他对新学校的评价是，“这才是我最早上高中时想象的大学的样子”。“充斥着社交活动和各种讲座，你在学校里看到每一个人都不是一般人，你的老师可能是专业的开创者，同学都是从很好的学校过来的，大家聊的都是参加过什么比赛，去哪当过志愿者，我都没有接触过，但我会试图去了解，他们也不会歧视我。”至于再过3年，研究生毕业之后，会找到怎样的工作，楚洋还没有仔细考虑，“我想的是，如果民办本科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是2%，硕士能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是4%，我都应该考一考。”
（李贝、胡菲、楚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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