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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选择将如何影响世界」
编辑｜徐菁菁
美国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似乎不随政党的更迭而中止。国际上，美国的反全球化趋势越发明显，无论是关乎移民还是贸易。如果把时间拨回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无疑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向，但即便是回顾拜登在任的四年，美国也没有再像过去那样拥抱全球化：尽管民主党在理论上更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但在实际政策上，受制于国内右翼压力，拜登政府也采取了更具防御性的姿态，比如保留一定的边境管控，以及延续贸易上的“美国优先主义”。
这一切跟特朗普所代表的右翼势力崛起不无关系。过去10年，曾经受益于罗斯福新政、坚定支持民主党的1000多万白人蓝领，有超过六成已经转而变成共和党的铁杆支持者，与反征税、反福利、反工会的富裕选民站在了同一条阵线上。这一前所未有的结盟，正在深刻地改变美国的政治版图。
对于白人蓝领的右转，学界有一种经济学的解释：在拥抱全球化浪潮的过去40年，美国社会逐渐分化出了“赢家”和“输家”。城市地区发展迅速，高科技、金融、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吸引了大量人才和资源。而在乡村，传统的制造业和小农则日益式微，导致乡村白人蓝领阶层面临失业、薪资停滞和社区凋敝的困境。这一阶层的失落和对政治精英的不信任，使他们倾向支持反精英、反全球化的特朗普。
这就是故事的全貌吗？如果经济解释就是全部，那么解决了经济问题，是否就化解了冲突和敌意？社会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荣休教授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是美国知名社会学家。早在特朗普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的前几年，她就注意到，在落寞工业乡镇，保守派正在崛起。她认为，驱动政治选择的并非单纯的理性，而是一个基于认知、情感和文化的“深层故事”（deep story）。
今年，霍赫希尔德的新书《被偷走的自豪：失落、羞耻与右翼的崛起》（Stolen Pride: Loss, Shame,and the Rise of the Right）在美国出版，这项田野调查从2017年持续到2023年，聚焦位于肯塔基州东部的第五选区。这次大选中，特朗普选择的竞选搭档是詹姆斯·戴维·万斯（James David Vance）。他那本畅销的自传《乡下人的悲歌》，曾被视作解释特朗普崛起的作品。而万斯的家乡肯塔基杰克逊（Jackson）镇，离霍赫希尔德研究的派克维尔（Pikeville）只有两小时车程。
霍赫希尔德采访了市长、州长、警察、教师，也采访了企业主、牧师、囚犯、电工、管道工、道路工人和草坪工人，一共80人，她跟每个人进行了至少6次、持续数小时的访谈。除了在现场探访，她也在新冠疫情期间和当地人保持线上视频交流。
霍赫希尔德的结论是：世代以“靠自己”为荣的工人，在失去工作之后备感耻辱，他们不愿向政府伸手要救济金，也不愿被归类为懒惰的“垃圾白人”，他们需要一份有尊严的工作，更渴望被外界理解。特朗普准确地抓住了这两种需要，获得了支持。
大选投票开始前的一周，当霍赫希尔德坐在她伯克利的家里和我聊起在肯塔基的见闻，我能从她提起的一个个姓名里，感受到她与当地建立的非常个人化的联结。这种联结并不常见。从身份标签来看，霍赫希尔德属于典型的民主党精英，一个居住在最“蓝”（支持民主党）的州、任教于美国最左派大学的教授。在肯塔基，这种身份也偶尔会在自我介绍的场合引发沉默。肯塔基的男人会说：“外界对我们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乡下人有很多刻板印象。”霍赫希尔德则微笑着回应：“我知道人们对来自加州伯克利的人也有很多刻板印象。”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霍赫希尔德表示：“很多人说，没必要听特朗普在说什么，他太老了，喋喋不休，夸夸其谈，根本就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要表达。但是，这些来自乡村地区的蓝领阶层有。在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看似情绪化的政治沟通背后，我们能找到一种逻辑。我的研究，就是为了听见两边的声音，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对话，让他们听见其他更好的、真正能解决问题的答案。”
自豪、羞耻与结盟
阿莉·霍赫希尔德：经济解释是不够的。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工业污染区做研究的时候，我就发现，人们并不总是做出看上去对他们最有利的选择。那里的居民因为石化工厂排放的有毒化学物质，饱受健康问题困扰，尽管如此，他们许多人还是拒绝了政府的环境保护措施，包括对工厂加强监管。他们觉得，“大政府”总是站在外人、那些城市里的环保活动家的角度想问题，而不是为他们这些当地工人阶级考虑的。这样的选择，并非单单基于政策带来的物质，而是跟人们如何看待政府的角色、自己社区的价值观有关。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总结过几种不同类型的政治领袖。一种是理性的、科层制度内产生的领袖，比如乔·拜登。拜登说：“你们不用看我这个人，就看看我做了哪些事，比如我推动了一个更好的法案，能帮大家减轻通货膨胀，我为之自豪，我相信选民会为此投票给我。”这是我们过往熟悉的一种领袖。
但是对于正在下坠中的白人蓝领来说，他们对这套说法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没有在这种政治宣讲中感受到被看见、被听见。他们转而投奔一个完全不同的领袖，一个魅力型（charismatic）的领袖，加入到一种信仰的团体中。我的研究就是要解释这种转变的原因。蓝领白人会支持特朗普，并不仅仅是因为政策，还有对特朗普情感上的认同。
阿莉·霍赫希尔德：肯塔基第五选区是全美国白人占比最高的、第二贫穷的选区。上世纪90年代中，这里被认为在政治上比较中立，在90年代，这一地区有三分之二的选民支持民主党。但在过去两次选举中，他们有80%投票给了特朗普。
我认为当地的故事，实际上是我们全国的故事的一个缩影。肯塔基第五选区在美国中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那里风景非常壮美，曾是有名的煤矿产区。过去，煤矿让肯塔基的男人们找到了工作、摆脱贫穷，并且获得自豪感，不过今天的情况是，这些工作几乎已经消失殆尽，随之而来的是“阿片危机”，不断蔓延的吸毒成瘾、酗酒和自杀问题。这些现象，属于乡村蓝领白人男性在经历的一系列“绝望之病”的一部分。好消息没有了，坏消息不断出现。2017年，一场由外地的新纳粹分子、三K党成员组织的白人至上主义游行在肯塔基第五选区爆发。我把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称作一场“完美风暴”（a perfect storm）。
阿莉·霍赫希尔德：那些外地的新纳粹分子、三K党成员和其他极端分子以为他们会在派克维尔获得白人的响应。他们想向当地人传递一个信息：“我们懂你的失落感，我们要帮你把属于白人的自豪夺回来。”
但他们所推崇的自豪感，跟当地人所需要和认同的那种根本就不一样。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口号是“白人才是建国者”，“白人比少数族群更优秀”，而本地人不喜欢也不相信这些观念。“美国国家选举研究”做过一个调查，在蓝领阶层的白人当中，只有三分之一认为“白人”在自己的身份认同中很重要。所以当我在当地做采访的时候，有人甚至会问我：“你干吗要关心这场游行呢？”他们对这些种族主义思想不感兴趣。
在对种族的本质的理解上，大多数人其实抱着平等的看法。一个当地人告诉我，他认为贫穷的白人和黑人没什么区别，但是，他却不能公开这样说，因为这会让他变成自由派标签的“种族主义者”——在自由派话语中，白人只能是“特权阶层”。这让他特别难以接受，感觉自己才是受困于种族主义的一方，已经一贫如洗了，还要额外背上道德的指责。
是的，在过去，白人蓝领只能找到两种叙事，一种是白人从一无所有到有所成就的中产阶级叙事，一种则是关于黑人的种族主义受害者叙事。如果一个人又白又穷，他会面对来自外界和自己内心的质问，“你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懒还是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出现了，他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叙事，肯定了白人蓝领的弱势处境。而这正是人们需要的。
阿莉·霍赫希尔德：当我们关注物质经济的时候，常常忽略有一种“自豪经济”同样重要。对于肯塔基州东部的人来说，工作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身份认同和自尊心的来源。尽管煤矿厂的工作辛苦，甚至有生命危险，但它收入不错，而且为这个国家的电力供应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一个非常光荣的职业。当肯塔基的工人后代们向我描述起父辈的形象时，那些父辈们总是强壮、自豪、勇敢，什么都能自己搞定，不怕苦不怕累。煤矿开采给人们带来了自豪感，在“自豪经济”的梯子上，他们是站得比较高的。
正因如此，一旦煤炭工作突然消失，矿工的后代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跌落，还有这种自豪感的崩塌。而政府给的补贴金不但不能弥补这种缺失，还带来羞耻感。一个矿工的儿子告诉我：“我爸宁愿砍掉自己的胳膊，也不会向山姆大叔（美国的拟人化）伸手要经济援助的。”
阿莉·霍赫希尔德：乡村的底色是个人主义——个人奋斗决定成败。已经有很多项调查研究的数据都表明，在红州（倾向于共和党）和乡村，大部分人会认为成败是个人之举，而在蓝州（倾向民主党）和城市，大部分人更倾向于从大环境找原因。社会科学家在印度观察农民自杀现象时，也有发现类似的个人主义文化。我认为这种存在于乡村的个人主义有普遍性，与乡村的生活方式有关，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关系不大。
阿莉·霍赫希尔德：举个例子，比如我遇到的埃里克斯（Alex），90年代之前，他做过刷墙工、打印机维修工、电梯维修工，但90年代，这种工作不好找了，他也没钱读大学，就开了一家小文身店，但是亏光了。他没办法养活家庭，又离婚了。虽说就业机会减少本身是他无法控制的，但他还是觉得这一切主要是自己的错，不赖政府。
但是，他也不想让政府来帮他的忙，而且对政府只有坏印象，因为他觉得那些应政府要求买的保险，对他来说一点用都没有，而政府征税，只会把企业吓跑。比起政府，他的希望更多寄托在能提供工作的企业上，有了工作一切才会好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一个貌似很矛盾的情况：这些看起来最需要政府帮助的人，并不喜欢政府插手他们的生活。
阿莉·霍赫希尔德：我在当地听到的一种声音是，人们感觉两党都未必能帮他们走出困境。但是，在白人蓝领男性看来，面前有两个“恶霸”可以选：一个是“坏恶霸”，也就是民主党的领袖，他朝黑人、移民、难民和受过教育的女性招手，让这些盟友插队到白人蓝领男性的前面；另一个是“好恶霸”，也就是特朗普，他至少看到了他们，非常强硬地站出来为他们说话，而且，他足够强大到能推开那个“坏恶霸”，不让人“插队”。
阿莉·霍赫希尔德：特朗普很会利用和点燃乡村的羞耻感。从2015年特朗普登上政治舞台，准备竞选总统，直到今天，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种行为模式，我叫它“反羞辱仪式”。
这个仪式分几步走：第一步，特朗普公开发表一些挑衅言论，引起关注，比如声称墨西哥移民带来了毒品和犯罪；第二步，特朗普被主流媒体和地位显赫的民主党政客抵制、公开羞辱；第三步，特朗普将自己定位和包装成受害者，“看看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我替你们挡子弹”“就让他们骂我吧”；第四步，特朗普反击那些羞辱他的人，指责他们诽谤、打压言论自由，把他们告上法庭，完成报复。
对于一直被大城市精英瞧不起、被骂“垃圾”“种族主义者”的白人蓝领来说，他们对特朗普这种被群起而攻之的处境很能感同身受，也很认同特朗普这种强硬的反击。通过他日常的受害者言论，特朗普将情感的指针从“失落”拨到了“被偷走”的位置：好的工作被偷走了，矿区的荣光被偷走了，就像他的2020年总统竞选胜利也是被“偷走”的。
在最初，特朗普还未出现时，人们为失业、没钱而自责，觉得自己没能为家庭带来什么，都是自己的错。当特朗普出现后，他带来了一个新的说法，新的可以责怪的对象。特朗普的反击成功，也能让感到羞耻的人们得到宣泄。
2019年8月24日，肯塔基州坎伯兰（Cumberland），失业的煤矿工人和家属以及社会活动人士封锁了通往煤矿区的铁路，阻止最后一批煤矿运出，以向破产倒闭的煤矿公司讨薪
出路难寻
阿莉·霍赫希尔德：在煤矿兴盛的时代，男性是家庭里的核心，女性要低一等。在家庭聚会、圣诞节和感恩节时，男人们总是先坐在男人的餐桌上，女人们先为男人们服务，才坐在旁边的桌子上。不过当家里的男性矿工受伤或去世，女性就扛起独自抚养大家庭的任务。
如今，肯塔基的乡村有不少年轻女性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她们的声音还在边缘。她们卡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两党都没有能很好地回应她们的诉求。民主党没有看见乡村女性的阶级处境，而共和党没有看见乡村女性的性别处境。在一个家庭中，你能看到不同性别之间的张力，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见统一。
阿莉·霍赫希尔德：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叫詹姆斯（James）的当地人，他告诉我特朗普在他的四年任期内并没有给阿巴拉契亚地区带来任何改变。“他承诺煤炭行业会复苏，但煤炭行业反而继续下滑。他承诺会带来新的好工作，但这些工作也没有出现。他确实给我们减了税，但我们这里是全国第二贫困的国会选区，减税对我们没有帮助。”
政府报告也印证了他的说法。从2015年开始，特朗普公开承诺要“让煤炭产业回归”，但在他担任总统期间，肯塔基的煤矿工作从2016年的6460个减少到了2020年的3911个。反倒是拜登2021年上任后，由于俄乌冲突导致的天然气价格飙升，美国的煤矿工作岗位回升了一点。另外，在特朗普任内，当地人的工资和福利还略微下降了，小时工的平均时薪没变，还是22美元，但附加福利下降了0.2%，制造业平均总时薪也下降了4%。
所以，面对这些真实的问题，特朗普并没有给这些人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尽管他的确给了人们情感上的安慰。
阿莉·霍赫希尔德：民主党近年来对一些社会议题的态度，特别是性别议题，是让当地一些保守居民感觉到抵触的。从性少数群体进入主流、女性对男性的性骚扰指控，到“黑人的命也是命”中出现的抢劫事件、非法移民，这些新闻对于在保守社区、本身就面对经济下行和毒品带来的混乱的人们来说，冲击了传统的道德观，增加了多重的不确定感。他们觉得民主党在默许或者支持这些混乱。
阿莉·霍赫希尔德：先说说肯塔基。这是一个红州，但民主党议员安迪·贝谢尔（Andy Beshear）在肯塔基的北部和西部获得了很多支持他的民众，2019年成了州长。2023年他宣布政府投资275亿美元来扩大就业，提供8400个就业岗位。但最终能实现多少还不明确，在派克县（Pike）新建的工业园，还有很多地块空着。另一方面，贝谢尔是一个谦卑而温和的人，没有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宣称自己比当地的乡村居民懂得多，新冠疫情的时候，他对人们实话实说，“我没见过这种状况，但我会竭尽所能”。他让当地选民感到他能理解他们、看到他们。
但民主党总体而言有一个身份政治的问题。身份政治对民主党来说是有用的，但它也把这个党派对社会阶级和跨种族阶级团结的关注挤出去了。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白人蓝领男性，以及许多女性，都无法在党内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认为民主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须变得更开放。
阿莉·霍赫希尔德：要把那些离开了这个国家的工厂整个又搬回乡村，确实是很难的。乡村的人口正在流失，年轻人另寻出路，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
肯塔基第五选区有点像是美国国内的一个墨西哥——年轻的、受过教育的人出走务工，而年迈体弱者留下，更加增添了本地的羞耻感。人们挂在嘴边的话是，“你选择离开，还是留下？”每个年轻人都会被家里的长辈问到这样的问题。
我认为一部分机会可能来自互联网，它让人们即便留在山区也能远程工作。另外，美国各地也出现了一种反向的趋势，虽然不强烈，但一些人正在从城市迁回农村。这是因为城市的住房成本昂贵，而人们想追求乡村生活并在那儿抚养孩子。这种城乡汇合的趋势，可能会给政治创造新的化学反应。
阿莉·霍赫希尔德：如果没法弥合这个鸿沟，意味着人们将继续投奔危险的魅力型领袖，灾难性的后果将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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