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汪东兴回京转达毛泽东的意见，三月八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建议。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进行筹备工作，主要有：成立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事宜；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由周恩来、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稿，集中讲当前政策和计划问题。

几天后，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讨论通过周恩来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以及《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等文件。政治局还商定在近期内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周恩来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毛泽东批准以上部署，林彪也表示赞同。

毛泽东与林彪

三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如期召开，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方案全部顺利通过。四月五日至七日，应金日成的邀请，周恩来安排好国内事务，准备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行前，邓颖超曾给他留下一个条子：“没有机会和你面谈，只好用书面提出”；“为了能够完成访问的任务，你务必争取在你行前和访问期间，掌握你的身体不要出现波动和变化”；“无论如何要下决心在繁忙工作中，要有稍事喘息的安排，要做最低标准的一点精力储备”。

周恩来阅后回复：“同意你的好建议，我当照办”。

或许是为了安慰妻子，周恩来才写下这几句话。实际上，不论行前还是出访期间，周恩来仍一如既往地奔波忙碌，甚至顾不上仔细修整一下他一向注重的仪表。一位当年目送周恩来离京赴朝的记者，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那天(四月五日)早晨在飞机场上，我发现总理面色灰白，连头发也没来得及理就匆匆登机而去。有位同志告诉我说，总理召集人开会，安排工作，忙了一整夜。

出访朝鲜回国后，周恩来又部署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四月十四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从发射场回京的钱学森的汇报，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进入发射位置。二十日，他向国防科工委提出：这次卫星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并要求有关工程技术人员“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地”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在检测中发现的问题都得到解决后，他向毛泽东写了报告。经毛泽东批准，四月二十四日晚，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准确地进入轨道。

在周恩来访朝前夕，毛泽东审阅了“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在四月三日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删去的“无用”和“引起别人反感”的话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毛泽东同志……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语言，几乎全是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随着“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毛泽东认为对他的个人崇拜应该“降温”了。

周恩来批示将毛泽东的批件先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林彪无疑也很快就见到了。但正在苏州休养的林彪，对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没有作一个字的“表态”。

过了一星期，林彪突然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用电话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国家主席，“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至于国家副主席，则可以不设。林彪还特别表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也传给了中央政治局。林彪“建议”的真正的目的其实是很清楚的。这就是：还应设国家主席，并由他来担任。

据林彪的秘书回忆，毛泽东听了林彪的“建议”之后，“笑了”，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毛泽东没有考虑让童必武以外的其他人当“国家主席”。

四月十二日，林彪传来电话记录的第二天，已访朝回京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建议”。会上，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对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来说，设不设国家主席，只是个形式问题；因为无论毛泽东是否担任国家主席，他的最高权威地位都是无可置疑、不可动摇的。当然，这件事最后还要报毛泽东来决定。

当中央政治局讨论情况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当天批道：“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随后，他又多次明确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但林彪仍继续坚持原来的主张。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和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已见。

同年五、六月间，周恩来一直陷于繁重的内政外交事务之中，包括处理因美军入侵柬埔寨和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轰炸而引起的印度支那紧张局势的有关事宜、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等。直到七月份，四届人大的筹备问题才重新提上日程。

七月十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修改宪法、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指示，并确定中共中央为此进行工作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到八月二十日，将基本完成四届人大有关文件的起草和其他各项准备工作；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七月十八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小组会上发言，谈修改宪法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提出：修改后的宪法要“突出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党是全国的核心力量”；“毛主席是全国武装部队的统帅，林副主席是副统帅”；“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在周恩来的通盘筹划下，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在按计划进行。这时，离原定召开九届二中全会的日期只有一个月时间了。

七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一场小小风波，打破了几个月的相对平静。事情是由一篇文章引起的。

为了纪念“八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题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社论。在二十七日讨论修改社论稿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时越来越接近林彪的陈伯达同张春桥为稿子中一处提法发生争执，陈伯达主张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中“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张春桥坚持不改。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最后表示，这件事“要请示主席”。

两天后，周恩来陪毛主席在上海会见外宾，趁机就这件事当面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这类应景文章，既然已经政治局讨论，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他还让汪东兴代他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四个字。第二天；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意见批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八月十三日，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张春桥和吴法宪再就宪法草案稿中有些提法发生争论。张春桥以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为依据，提议删去原草案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词句。吴法宪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后，吴法宪到陈伯达处详细谈了争吵情况，并且通过黄永胜报告了林彪。接着，他又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件事。

十七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宪法修改草案最后定稿。会前，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天才”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上同张春桥等作“斗争”。周恩来也对会议将发生“激烈争论”有所准备。出乎意料的是，张春桥等人在会上一言不发，宪法草案稿被顺利通过。

林彪暗中嘱咐黄永胜、吴法宪：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发生这两起“文字”之争。在“文字”争论背后的事实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宗派势力之间长期掩盖着的对权力争夺的矛盾，到这时终于由暗斗转入明争。

周恩来（右）与毛泽东在一起

一九七〇年秋，江西庐山。群峦叠翠，雾海苍茫。

八月二十日前后，位于庐山北面十几公里的九江机场格外繁忙，马达昼夜轰鸣，一架架飞机在这里频繁起落。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将于八月下旬在庐山开幕。这是建国后召开的第三次“庐山会议”，到会的共二百五十三人。

八月二十日下午，在接待完两批外宾之后，周恩来登上飞机，直飞九江机场。傍晚时分，抵达庐山。周恩来是最后一个上庐山的中央领导人，他住在当年马歇尔曾下榻的一幢小楼里。

二十二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在他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全会会期、日程、分组等事。谈到设国家主席问题时，会上除毛泽东外，几名常委都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康生、陈伯达、林彪也先后表示应设国家主席，并主张由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这是毛泽东自一九七〇年春以来第四次表明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毛泽东还似乎有所指地告诫说：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毛泽东再次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表明态度，不能不引起周恩来的重视。然而，对毛泽东已经多次表明态度的“国家主席”问题，在常委会上仍没有取得一致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同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情况有关。

对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反映上来的讨论结果，康生作过这样的说明：“根据广大群众的热切愿望，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就不要。最后到底怎么样；请毛主席定。”“因为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起草的时候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有违主席的意见。所以，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矛盾当中。”

几个月来始终固执已见的林彪的态度也产生着影响。事情很明显，既然毛泽东坚决表示不当国家主席，如果决定设国家主席，极有可能由林彪来担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便暗含着不赞成林彪当国家主席的意思。而林彪在坚持设国家主席时，又打着主张由毛泽东担当这个职务的旗号，有意回避了自己同这一职务的关系。这就使本来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化了。实际上，在庐山会议前，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的说法已开始在林彪周围的人中间暗中传递，而且似有“来头”。

但他们在背地里所搞的许多活动，周恩来并不知道。因此，庐山会议上即将出现的这场风波，对他是突然袭来的。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

接着，林彪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又说，“我们说毛主席是个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林彪还重复了许多他过去称颂毛泽东的那些话。而这些话，正是毛泽东审改文章时多次删去的。

为了准备开幕会上这个讲话，林彪事前写好讲稿。但发言的事，他到临开会前才突然提出来。在林彪讲话时，坐在台上的毛泽东显得有些不耐烦，周恩来也露出焦急的神态。陈伯达却听得很“认真”。

对多数与会者来说，这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一个出席全会的人回忆：“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林彪在发言

林彪讲完后，康生发言，表示对林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他提出：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这一章就不设了。”

原定作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周恩来，没有在开幕式上发言。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这时，吴法宪提出：全会各小组应该学习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可以再听一遍林彪的讲话录音。江青、张春桥等没有表态。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报告了毛泽东。

这天夜里，根据林彪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吴法宪搞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关于“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送交会议秘书处打印。这件事，毛泽东、周恩来都不知道。

从八月二十四日下午起，全会各组开始讨论林彪的讲话。在统一布置下，陈伯达(华北组)、吴法宪(西南组)、叶群(中南组)、李作鹏(中南组)、邱会作(西北组)等人按照事前商量好的口径，同时发难，带头宣讲“天才”问题，吹捧林彪的讲话，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同时，暗示有人在“反对”毛主席。六个组中，华北组最为激烈，陈伯达在会上说：“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这些富有煽动性的发言，蒙蔽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人。

周恩来参加了东北组的讨论。他在发言中也肯定了林彪的讲话，提出：要勿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要夹着尾巴做人，知错就改，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但周恩来没有提到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更没有暗示“揪人”。这天晚上，当他得知陈伯达整理的“语录”后，感到情况已很不正常，立刻命令将“语录”稿及印件全部封存。

二十五日，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在全会上印发。简报中写道：大家听了陈伯达等的发言，知道了党内竟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整个会议的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各组中都谈到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中午，已十分惊慌的张春桥、姚文元由江青带着，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在全会上竟出现这种背着毛泽东而显然有统一布置的“揪人”行动，使毛泽东感到事态已十分严重。

下午三时，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前，毛泽东先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逐一谈话。随后，他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毛泽东严历批评陈伯达等人在小组会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提出应该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各小组组长回去后，马上向全体人员传达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的决定。

毛泽东的指示，给了正在得意的林彪一伙当头一棒。林彪立刻私下传话：告诉他们，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再提“天才”了。但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法宪等检讨时，林彪却暗中向吴法宪打气：“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更直截了当地说：“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扯到他们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在小组会休会的几天里，周恩来连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频繁地找人谈话(包括林彪在内)，敦促陈伯达、吴法宪等检讨。

二十九日，林彪被迫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伯达、吴法宪等的检讨。周恩来在会上说：从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毛主席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作初步的检讨。周恩来强调：毛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是一贯的，这就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因此，大家要下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

会上，陈伯达、吴法宪等先后作了检讨，但他们的检讨“很不像样子”。当晚，周恩来仍约国家计委的几个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起草情况的汇报。据当年参加汇报的陈先回忆：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期间，按照周总理的指示，顾明、金熙英和我带着“四五”计划纲要的文件乘飞机到达庐山。此时，正值陈伯达事发，周总理夜以继日地找人谈话，每天只睡几小时，甚至通宵达旦地工作。一天晚上，总理开完政治局会议，已是午夜十二点了，他满面倦容，仍坚持听了我们关于“四五”计划文件的汇报，并作了指示。

这种非常的超负荷的工作状态，终于把已经七十二岁，带病工作的周恩来累倒了。

一天早饭后，已经连续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的周恩来，在去参加一次重要会议的路上突然昏倒在地。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才渐渐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警卫员的床上。他又蓦然站起，坚持赶赴会场，参加会议。为了防止再发生意外，有关部门不得不派医护人员携带氧气瓶守候在周恩来工作地点旁边，随时准备抢救。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上，写下《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判陈伯达，指出：这份称“天才”的材料，“欺骗了不少同志”。“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他可配合得很好，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关于“天才”问题，毛泽东提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揭露和批判，也是对林彪一伙宗派活动的沉重打击和严厉警告。在批陈时，毛泽东并没有涉及林彪，对林彪仍采取某些保护措施。

《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会后，各组开始转入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几天里，周恩来先后参加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小组的讨论，他在发言中说：《我的一点意见》，是毛主席考虑了三天之后才写出来的；陈伯达在中央核心内部长期不合作，他的问题迟早要暴露的。

这时，全会已难以再按原定计划进行讨论了。九月四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各组组长会议，商量全会的会期问题。周恩来提出，明天闭会太仓促了，以后天(六日)结束为宜。

四、五两日，周恩来继续不分昼夜地工作，找人谈话，修改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以及全会公报等文件。因为劳累过度，导致心脏出现异常，从五日凌晨开始吸氧。

九月六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全会公报，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周恩来在闭幕式上发言，提出：要好好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首先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加强团结，要严于律已，宽于责人，但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妥协，不能让步。又说，革命、生产、战备都不能松懈，要认真抓到底，为明年开始的“四五”计划打下好的基础。闭幕会上，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九月十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公报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幕，于九月六日胜利闭幕。”“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烈讨论。”“全会认为，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全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

尽管公报引人注目地公布了要召开四届人大，但是，由于庐山会议上暴露出来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因此，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已被搁置起来了。

出席庐山会议的吴德回忆九月十九日毛泽东从庐山回到北京时一次谈话的情景：

“我被通知同纪登奎、陈先瑞、吴忠到丰台车站去，等候毛主席与我们谈话。我们到丰台时，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达。毛主席在火车上与我们谈了话，汪东兴也参加了。整个谈话内容，总的意思基本上是《我的一点意见》上的内容。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一点是说共产党要搞唯物论，不能搞唯心论；另一点是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庐山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开始采取措施纠正文化宣传领域包括对外工作中某些“左”的倾向。

会议一结束，周恩来还没有下山，便指示邮政部门：今后在邮票上不许再印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了。他对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和有关负责人说：在外事部门，还要继续批判极左思潮。对驻外使馆内部还热衷搞极左的人，要调回国内学习。今后，可以派一些在五七干校劳动过、精神面貌好的干部在外任职。

这一年秋天召开的全国外贸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询间：出口商品包装上是否还有毛主席语录？这样到处印毛主席的话是不严肃的，是对毛主席不尊重。前几年讲这种话是泼冷水，现在应该讲了。什么事情搞极端了总是走向反面。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对庐山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作了初步调查，批评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

九月下旬，周恩来建议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想通后，应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写出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并说，这样做“对党对已都极有利”。

在空军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人把作“讲用报告”的年仅二十五岁的林立果(林彪的儿子，这时已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吹捧为“超天才”。周恩来得知后，派杨德中找吴法宪，批评道：为什么要把林立果说成是“超天才”？这种说法不对，不能这样搞。周恩来也向黄永胜谈了自己的看法。

十月初，金日成来华作内部访问。六日邓颖超给周恩来留下条子：“后天八号东邻的贵宾就要到京了。在今明两日内你要储备一点精力以迎接新的任务。因此，希望你的节目不要安排得太紧了为宜！如何，请你善自掌握。”十多天后，周恩来同他的美国老朋友斯诺谈到：“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为睡得少，所以使我健康减弱了，近四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近七十三了。”

十月中旬，对庐山一事抓住不放的毛泽东先后就吴法宪、叶群二人的检讨作出批示，严厉批评他们和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在庐山会议上“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泽东还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但林彪在这种情况下仍始终不作自我批评；黄永胜等在检讨中也一字不提林彪。这年五月间由林立果、周宇驰秘密组建并得到林彪接见的空军司令部“调研小组”，在这时改名为“联合舰队”，叶群还亲自为它的骨干成员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称呼代号。这一切表明：庐山出现的那场斗争，正在悄悄地朝着更复杂、更严峻的局面发展。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和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一个月后，毛泽东对北京军区所辖第三十八军党委关于揭发批判陈伯达的报告作出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当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批示。同一天，他又主持讨论葛洲坝工程的设计，认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这个工程是可行的。这个计划经毛泽东批准后，在同月三十日正式开工。

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列席会议的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批示的内容。在对周恩来书面报告的批示中，毛泽东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北京军区批陈会议(通常称为华北会议)，实际上是要借此敦促他们作出检讨。

华北会议从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到第二年(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军区所属各单位及北京、天津、河北党政军领导干部共计四百三十余人。一月九日起，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批陈整风座谈会的一百四十多名高级将领也参加华北会议。会议进行当中，对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李雪峰和郑维山作了不适当的、过火的批判。

周恩来曾试图纠正这种偏向，提出：对北京军区仍应一分为二，在经过“认真的批评”之后，“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否则，定性在先，非打成‘三反’不可，那就不会实事求是”。他还针对江青在会上牵强附会、随意点名的情况，批评说：“这样点名未经讨论，恐不恰当”。他经过毛泽东同意，阻止会议印发和播放江青的讲话。而参加会议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华北会议并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结果。

林彪与叶群

华北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同他的美国老朋友斯诺又作了一次长谈。当斯诺问到中国共产党的现状时,毛泽东表示，党目前“不怎么样”，并且感慨地说：“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毛泽东还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风靡全国的“四个伟大”的提法(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表示 “讨嫌”。人所共知，这“四个伟大”，是林彪提出并作过题词的。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华北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找出“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所发的两份文件，内容都是有关毛泽东批评、制止宣扬个人崇拜的，并在其中陶铸签发的一件报告上批道：“此件不因人废言，因为是主席的指示，中央批准的，必须严格执行”。又在原报告中所写“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即‘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等)。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照主席的指示办”一处批注：“照毛主席思想，主要不是谦逊，而是不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无止境的，永远不能说’顶峰’，说‘最高最活’。”周恩来在这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对党的历史，林彪、江青等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也一直在恣意歪曲。一九六七年十月，经江青提议，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起草一个“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提纲”，企图以此来取代中共党史。几个月后，经林彪、江青双方认可的“提纲”里，只突出毛泽东、林彪、江青三个人。对南昌起义，只提到并不是起义领导人的林彪，而不提周恩来、朱德等。提纲把江青吹嘘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叶群说：这样写是为了树立“三个正确路线的代表”。对这样一个“提纲”，周恩来始终没有作任何表示。毛泽东看了之后，认为根本不能用，并且批评了江青。最后，“提纲”只得不了了之。

据一九六七年随毛泽东南巡的杨成武回忆，当毛泽东得知有人不赞成以“八一”作建军节，而提出应该改为九月九日也就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日子，造反派还要砸掉北京军事博物馆楼顶上的军徽时，毛泽东生气地说：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在前，是全国性的；秋收暴动在后，是地区性的。“八一”建军节是一九三三年中央苏维埃政府作的决定。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这件事不能变。

和毛泽东一样，周恩来认为，讲历史首先是真实。他从对外宣传入手，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的大量不实事求是、不尊重历史、强加于人的偏向。

一九七一年二月，周恩来从外交部《外事活动简报》上看到：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在江西井冈山参观时，对那里的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这两段史实提出意见，认为这样讲外国人难以理解。周恩来立刻把《简报》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阅后批道：“第四条(即加西亚反映意见)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以后，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又批评对外宣传特别是对党的历史和领导人宣传中存在的偏向。指出：对这些不正视历史、不实事求是的宣传，要当场给予纠正，并承认错误，应该有这个勇气。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议：现在韶山已经开放接待外宾，是不是也应该把林副主席家乡湖北黄冈的林家大湾作为参观点进行宣传？周恩来回答得十分巧妙。他说：“我看这件事不忙决定。不请示林副主席就办，林副主席知道了要批评。但是，湖北的同志应该把黄冈那个地方的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把林家大湾各方面的工作做好。总之，现在不必马上布置展览，没有中央批准，还不能做这件事。”

这段时间内，周恩来还花了不少精力来抓国民经济的发展。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草拟的批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报告的批示。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一九七一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第四个五年计划设想。周恩来对《会议纪要》作了多次修改，加写道：“一切领导机关，切不可对下面提一些脱离实际的口号和要求。对于那些爱讲假话的人，要敢于批评抵制，不能把反对说假话、顶歪风，看成是‘泼冷水’。”

二月十五日，他接见来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在讲话中指出：一九七〇年最后完成的指标，大多数超过原来计划，也有一部分没有完成。农业除粮、棉外，其他经济作物完成不够好；粮食虽然增产，但还赶不上一九五七年按人口平均的数字。工业也是如此。他强调：大中型基建项目不能上得太多，今后每年上的项目最多不要超过一千一百项，否则，搞很多反不如搞少点更快。所以，订计划、定指标，要实事求是，看是否合乎实际，是否能做到。他还郑重地提出：最近统计人口全国已达九点七亿。要控制人口，必须提倡晚婚和节育。还要搞好综合利用，解决“三废”污染，发展轻工产品，抓好产品质量。会议纪要和主要计划指标，在三月下旬正式下发。

极端繁重的工作，使周恩来依然置自己的病体于不顾，通宵达旦地工作。他的工作量是惊人的。三月三日晚，邓颖超给他留的条子写道：“你从昨天下午六时起床，到今天晚上十二时睡的话，就达三十小时”“万望你不可大意才是!!这是出于全局，为了大局的忠言虽知逆耳，迫于责任，不得不写数行给你。你应善自为之。”

在批评林彪等人错误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仍本着团结、教育的方针，要求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能够“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周恩来还几次在政治局会议上联系自己历史上所犯错误的教训，以严于责己的态度来引导黄永胜等人认真检讨。

然而，林彪从九届二中全会后却一直称“病”不出，既不批陈，更不作检讨，反而一步步走上同党和人民敌对的绝路。一九七一年三月初，他在苏州用南唐后主李煜词中“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的句子来警告林立果等不能“束手待毙”。

于是，林立果等在上海秘密制定出一份反革命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他们已准备像赌徒那样孤注一掷，使用暴力手段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三月底，林立果等初步确定出实施的指挥系统和人员分工。

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偕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将在最近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问题。随周恩来前去的李德生回忆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毛泽东、周恩来都全然不知林彪一伙正在紧锣密鼓地暗中进行的阴谋活动。

三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周恩来等在北藏河的林彪住处连续两天同林彪谈话。林在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自庐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很高兴，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谈话中林彪对自己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要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回到北京，周恩来带着黄永胜等六人一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完后，对林彪的态度十分不满，当场指着黄永胜等严厉批评道：“你们已到了悬崖的边沿了！现在是跳下去、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四月十一日，毛泽东把吴法宪、叶群两人重写的检讨批转周恩来，告诉他：“我已看过可以了。”由于两人的检讨这时仍只字不提林彪的问题，毛泽东实际上已不再对他们抱有什么希望。

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九十九人到会。这次会议，主要是批评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批陈不力，也听了他们的检讨。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在会议结束时作总结发言，指出：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他们之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

林彪对开了半个月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极为恼怒。这年“五一”节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烟火的林彪满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讲话，连招呼也不打。他在城楼上坐了几分钟，便不辞而别，以致新闻纪录片上也来不及留下他的影子!

中央批陈整风会议结束后，过了两个多月相对“平静”的日子。

七月初，林彪、叶群离开北京回北戴河。前往送行的吴法宪也觉得：“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

几乎就在林彪离京的同时，七月九日中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抵达北京。当晚，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听取周恩来和才到总参谋部工作不久的熊向晖关于基辛格访华一事的汇报。正式汇报前，毛泽东先向熊向晖了解总参谋部批陈整风的情况。当他得知黄永胜等在总参谋部严密封锁庐山会议真相，并扣压了中央下发的他们几个人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后，立刻断定：“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在回去的路上。周恩来叮嘱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周恩来已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将要来临。十天前，他对来访的日本客人讲了一句话“疾风知劲草”。过了一个月，他陪同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访问，需要离开北京四天。行前，他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我，或告(王)海容转告。”

八月十二日，从广州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去见毛泽东，请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毛泽东提出可以在国庆节后。当天晚上，周恩来立刻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两天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各地巡视。经过庐山会议以来的批陈整风运动，他已从大量揭发材料中觉察出林彪等的所作所为十分可疑。他决定去南方一些省，边调查、边“吹风”，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在半个多月里，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长沙、南昌等地，同沿途各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讲述党内路线斗争历史，揭露和批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企图分裂党的一系列活动。谈话中也涉及到林彪。陪同毛泽东南巡的汪东兴回忆说：“当时，我意识到毛主席的这些谈话，是要帮助一些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提高对一九七〇年发生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争取团结和尽力挽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的人，其中也想挽救林彪和黄永胜等人。

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偕黄永胜、张春桥等再次前往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周恩来告诉林彪：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现正逐步就绪。

九月三日，在南方陪同毛泽东巡视的汪东兴，把经毛泽东亲自阅改过的由他和华国锋追记的毛泽东沿途谈话专送周恩来。四日在北京的周恩来收到这些谈话记录。

两天后，陪同外宾来到武汉的李作鹏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口中得知毛泽东在这里的谈话内容，他立刻形成三点“印象”：庐山会议的事情还没有完，上纲比过去更高了，矛头似乎指向林彪。一直把自己的命运同林彪联系在一起的李作鹏、黄永胜，连忙把这些情况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

九月五日、六日，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决心铤而走险，作出一个丧心病狂的决定：把毛泽东杀害在巡视途中，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八日，林彪亲笔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分别向“联合舰队”成员下达谋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并指派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为“第一线指挥”。

林立果等准备用来谋害毛泽东的手段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0”火箭筒击毁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毁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硕放铁路桥；派飞机轰炸专列，或炸毁专列停车处旁的油库；派王维国(在上海的空四军政治委员)趁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这个行动方案，林立果曾报告给林彪和叶群。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林立果等还研究了“北线”计划，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准备消灭的对象包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也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

林彪乘坐的飞机坠毁现场

这时的周恩来，仍在北京有条不紊地领导着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从九月六日起，他每天都在人民大会堂里主持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十日，在对报告稿又作了一次修改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诉他：已写出初稿，拟从十一日起，由政治局确定几名成员以十天时间改好送审。信中还就国庆节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补选几名中央委员等事作了请示。毛泽东阅后批道：“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显然，毛泽东对中央的人事调整已有所考虑。

十日中午，对林彪一伙已有警觉的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随即离沪北上一路不停，直驶北京。十二日午后，专列抵达北京。当汪东兴将毛泽东回京的消息报告周恩来时，因为事情变化得很突然，周恩来问汪东兴：“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策划的谋害计划无法实现，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立果赶紧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他们安排了几架飞往广州的飞机，其中一架“三叉戟”是林彪的专机，在十二日傍晚秘密调到山海关机场，供林彪一家使用。

这天晚上，周恩来照常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内，四周的玻璃窗都紧闭着，拉上深色帷幕。朝东靠广场方向的窗户旁边，放着一排长方形会议桌，上面铺着白色桌布。周恩来背朝着广场方向，全神贯注地主持讨论。这时，天安门广场上为国庆游行进行队列操练的红卫兵仍未散去，高音喇叭播放的乐曲隐约可闻。二十二时许，工作人员请周恩来去接电话。大约半小时后，周恩来回到会场讨论继续进行。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又出去接电话，这次，他很久没有回来。

周恩来所接的第一个电话是张耀祠打来的。他报告：驻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获悉林彪等人打算离开北戴河出走，准备去哪里还不知道。这是林彪女儿林立衡报告的。周恩来立刻指示警卫部队继续观察。随时报告。从第一个电话里，周恩来了解到有一架专机正停候在山海关机场。他马上把正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的吴法宪找来，要他立即查明这架飞机的情况。

周恩来是在人民大会堂东厅的一个房间里，处理来自北戴河方面的问题的。这时，福建厅的会议实际上已经中止。从周恩来急匆匆的步履和异常严峻的表情上，参加讨论的人都隐隐感觉到发生了一件“紧急的重大事件”。

在证实山海关机场确有一架专机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向叶群询问，并且提出打算到北戴河来见林彪。这时已是深夜二十三时三十分。

因为周恩来紧紧地追查停留山海关的飞机的情况，林彪等感觉阴谋已经败露，南逃厂州的计划恐难以实现，便决计向北叛逃国外。二十三时四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在慌乱中钻入一辆“红旗”高级防弹车，冲过警卫部队的阻拦，高速驶往山海关机场。到机场后，他们匆忙登机，在副驾驶员、领航员、报务员都没有上机的情况下，下令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此时已是九月十三日零时三十二分。

周恩来在“三叉戟”起飞后不久便接到了报告。在这以前，他作过这架飞机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的指令。但李作鹏却有意篡改了这个命令。

对林彪等突然乘机逃走的意图，当时还不清楚。对他们的全部阴谋计划，一时也并不了解。周恩来命令李德生坐镇空军司令部，监视飞机动向；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空军司令部，以便从各方面掌握情况。同时，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周恩来还请调度员用无线电向这架飞机呼叫，要林彪等飞回来，告诉他们：不论飞机在何处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

在空军司令部的李德生通过专线电话不断将林彪所乘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情况向周恩来报告。当飞机飞临中蒙边境时，李德生向周恩来请示处理办法。周恩来回答他：已请示了毛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林彪叛逃后，周恩来于1972年4月指示人民日报起草并亲自修改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

一个月后，周恩来在广州回答为什么不把林彪座机击落时说：他是副统帅，打下来我怎么向人民交待？只好打开雷达监视飞机的行动，直到飞机飞出国境，才算是真相大白。

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座机飞越中蒙边界上空。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用力按下手中的话筒，气愤地说出两个字：“叛徒!”

面对如此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研究部署各种应变措施。

从十三日清晨到当天下午，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十一个大军区和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通报林彪外逃情况。他使用的是经过斟酌的语言：“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

周恩来还将李先念、华国锋等分别派到京西宾馆、海军司令部和总后勤部主持工作，以便随时掌握并报告情况。

他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道，抓紧研究和提出因林彪事件可能引起的对外交涉及所需的应对方案。

周恩来还同其他领导人一起，拟定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并对北京地区的军队部署、京郊各机场的军管以及机动兵力的安排等作了布置。

十三日上午，在周恩来直接指挥下，北京地区空军将林彪党羽周宇驰、于新野等劫持的一架直升飞机迫降在京郊怀柔县境内，从飞机上缴获了林彪一伙阴谋政变的大量罪证。

为了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严重情况，周恩来的考虑和部署是十分周密的。到九月十四日下午，各项必要的工作才部署完毕，七十三岁的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里已连续工作达五十多小时。疲惫已极的周恩来刚休息一会儿，便接到来自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特急报告，得到林彪一伙机毁人亡的确切消息。异常的兴奋，立刻驱走了周恩来的困乏。他连声说道：“摔死了！摔死了!”随即亲自到毛泽东处报告这一消息。

飞机坠毁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乘坐的飞机飞临蒙古境内温都尔汗时，因油料将要用完，飞机上又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不得不强行迫降，机身因擦地而爆炸起火，机上人员全部摔出，焚烧致死。

九月二十四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会议，宣布对十天来一直拒不交待问题、反而加紧烧毁材料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实行隔离审查。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也先后被捕归案。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

不久，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逐级传达到全党全国，正式宜布：“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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