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们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1939年到1940年间，在北平一些渴望投身抗日斗争的青年中，流传着一个有吸引力的神秘地点和人物:“西单舍饭寺25号刘先生”。这刘先生就是刘静君；25号就是刘静君的家——地下党的据点。
这是一所普通的民宅，按当时日伪统治的规矩，两扇红油漆大门上挂着“户主牌”，上面写着：“户主：李德平；职业：北京市新闻检查所所长”。这是刘静君丈夫的名字，但它不过是个掩护；宅院的真正主人是已和丈夫分居多年的刘静君。她带着三个女儿和感情极好的保姆李妈住在这里。刘静君当时是一位年近半百的知识妇女，在日伪统治的白色恐怖下，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她朴素端庄，热情奔放，被那些向往革命的青年视为知己。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她那不寻常的经历。
一
刘静君，1890年出生在苏北丰县的一个望族家庭，7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封建家族的桎梏和孤儿境遇，使她萌生了反抗精神。她渴望着享受和兄弟同样的待遇，反对缠足，强烈要求读书。一天晚上，她走到院中，脱口说出：“真是月光如水水如天啊!”被祖父听到，觉得这个孙女天资聪颖，便开始教她读书。
辛亥革命后，刘静君已不满足闺中学的经、史、子、书，要求走出家门去上学。20岁那年，刘静君以震惊全族的毅力，进入本地小学。她的才力，使老师感到无力教授。1914年，又同二弟一起离开家乡，刘静君考入南京女子师范。刘静君读书刻苦，学业优秀，关心国是，尤以国文出色。此时，著名学者胡小石在南京女师执教，对刘静君异常器重，每次批阅她的作文，总是圈圈点点，给予精彩的眉批和评语，还特地送她一个号：“维贞”。
1918年，刘静君在南京女师毕业。她的一位姑父李厚基当时任福建省督军，要聘她去做机要秘书。刘静君拒绝了这个“美差”，回到家乡毗邻的沛县担任女子小学教员，实践“教育教国”的抱负。
30岁那年，刘静君通过以文会友，自由恋爱，和激进报人李亚先(又名李德平)结婚。李在上海的报馆工作，刘静君也随之到了上海，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闸发她反帝、爱国，主张男女平等的思想。从现在所发现的1920年6月18日的上海《正报》，发表了刘静君《驳<时报>倩侠君<妇女剪发感言>》一文，文章写道：“现在自命人类的人都知道，全人类都应平等，谁也不敢说男子可作的事女子不许作……世界上唯有真理是我们的标准。不要说别的，就像现在到处讲演的杜威，他说，学生在学校出款有限，所以不能干涉学校的管理权。这话我们就不能承认他对……这就是我们服从真理的天性”这些思想敏锐、笔锋犀利的文章，曾引起不少进步青年的共鸣。刘清扬就是看到刘静君的文章后，与之成为深交的。
1920年秋，刘静君来到北京，进入“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据她后来写的片断回忆：“1920年秋季，国立北京大学‘开女禁’，开天辟地中国的大学许女人走进来，这就名叫‘开女禁’。那时不叫女学生说自己是北大的学生，只能作旁听生。”“我们女生的人数是屈指可数的，记忆里的几个人是韩恂华、程孝若、黄效英、杨寿璧、奚真、再就是后来作了革命先烈的张挹兰同志(和李大钊同志同时被捕牺牲)。黄效英是被男同学表扬的，因为她一学期没有和男同学说过话”“我那时在他们眼里可能看成是个野人，剪着男发，随便说话，土里土气。我只知道：我是人，我要作人，我要争人权!”从这点点滴滴，可以看出当时争取男女平等的艰难。
入北大不久，刘静君由张国焘等同学陪同，去拜望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待人真诚，使刘静君倍感亲切。以后刘静君又数次单独拜望聆教。大钊同志的思想、学问、道德、人品，使她推崇备至，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直到1957年，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记忆中的李守常先生》一文。
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和直接指导下，刘静君参加创办进步团体“曙光社”，和王统照、郑振铎、耿济之等社员共事，还积极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曙光》杂志撰稿，并结识了翟秋白、周恩来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这时刘静君发表的文章，已较前进了一大步，明确提出妇女独立和解放的问题，思想开始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当时正是中共建党初期，张国焘曾向刘静君募集经费。刘静君把自己仅有的贵重物品，如俄国毛毯、金手表等，都交给张去典质。对于朝鲜、越南等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她也寄以同情和帮助。朝鲜共产党党员焦山和他的哥哥福山就在刘静君家住过。一些朝鲜同志来刘静君家接头和开会，刘静君总是热诚接待，并在经济上尽力支援，彼此亲热地以姐弟相称。
1921年《曙光》杂志停刊，刘静君陪丈夫李亚先到河南就任项城县县长。项城本是个非常穷困的地方，但因为是袁世凯的老家，在袁登上“洪宪”帝位后，便从三等县升格为一等县，沉重的赋税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刘静君到那里不久即说服丈夫抛开个人名利、地位，为民请命，将一等县又降回三等县。
这段时间，李亚先政治上、生活上日趋沉沦，夫妻间的感情也随之淡薄。1925年李亚先离任回北京时，竟暗中娶了个姨太太。这对刘静君虽然是个打击，但她坚持一贯的立场，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人，毅然和李亚先决裂，另立家庭。
1926年，刘静君应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之聘，任该校园文教员，刘静君带着子女也随之搬到香山。熊希龄器重刘静君的才学、人品，要资送她去美国留学，并愿意为她抚养儿女。然而，革命的理想和祟高的事业吸引着刘静君，熊希龄的感情被她谢辞了。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刘静君经郭隆真、张蚰岩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静君入党以后，刘静君家成了党的据点。当时的“西郊联席会”就是在她家召开的。刘静君视党内同志如亲人，以自己微薄的薪水接待着同志们。保姆常常要做十几个人的饭，有时担心地对刘静君说：“刘先生，你有多少钱能供这么多人吃饭?”每当这种时候，刘静君总是开导她，给她讲革命道理。
那时刘静君家住香山买卖街48号，在地僻人稀的香山脚下，家里人来人往，极易引起敌人的注意。每当有同志来家，刘静君就叫保姆带着儿女到门口玩耍，提防着那些穿大褂的便衣侦探。刘静君也随时准备着被捕和牺牲。
刘静君对子侄的教育抓得很紧。娘家侄子刘文卓(后改名刘导生)14岁来到姑姑家，准备升高中。刘静君把他交给共产党员胡玉昇培养，使他逐步接受共产主义，16岁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以后又入了党。不仅如此，刘静君对每一个来找她的子侄，都尽力把他们拉向革命。
刘静君 1890-1971 1940年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换上八路军军装时所照，时年五十岁。
二
“四·一二”事变后，李大钊同志被杀害，北方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刘静君和党失掉了联系。但是，她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斗争精神，继续为党工作。
这时，国民党奠都南京，北京改名北平。蒋介石一面屠杀革命者，一面搞了一些收买人心的“新政”。刘静君的一些同学、朋友处在分化中。有的加入国民党，有的到南京成了新贵。有人劝她加入国民党，还有人劝她报名投考女县长。刘静君对蒋介石仇恨至极，丝亳不为所动，继续留在香山作一名穷教员。
1929年，刘静君的一个朋友任北平市政府社会局长，聘请她担任妇女救济院院长。这样，刘家又搬回城里。
刘静君到任后发现，救济院这个打着“慈善”招牌的机构简直是座监狱，被收养的妇女遭受着非人的待遇。刘静君以院长身份破除陋规，取消夜间上锁，建立请假制度，改善伙食，购置娱乐设施，让她们排演节目开“同乐会”。还办起学校，让青少年妇女学文化，并亲自上堂讲课。对一些被收养的妓女，刘静君亲自帮她们择偶，使之走上正常的生活道路。然而，刘静君的这些做法却遭到上司和同僚们的嫉恨、疑惧，她在任不到一年就被免职了。临走时，院中妇女痛哭挽留。几年以后，刘静君怀着愤懑的心情，以“乐山”的笔名，在《平报》副刊上发表《穷人耶?罪人?!》的文章，揭露妇女救济院的黑暗。
回城里后，刘静君经常去看望、照顾李大钊同志的遗属，尊敬地称大钊同志的夫人为“师母”。大钊同志被害后，反动当局惧怕他和党在人民中的巨大影响，不许出殡埋葬遗体。直到1933年，才在社会舆论和名流学者的斗争下允许祭灵出殡。4月下旬，在浙寺设灵堂公祭。刘静君满怀革命激情，铺开大幅白布，亲手书写了一篇悲壮的挽词。那些天，刘静君异常忙碌劳累，每天都去陪伴和安慰过分悲痛的李夫人。出殡那天，刘静君陪李夫人坐在马车里，沿途布满荷枪实弹的军、警、宪。送殡群众高呼口号，唱国际歌，形成一次大示威；反动当局也来了一次大逮捕。灵柩送到香山万安公墓后，反动当局不许在墓前立碑。刘静君力主必须立碑，为此发生争执。最后不得不将碑埋入地下。晚上刘静君回到家里，讲起这些事还非常愤慨。
不久，大钊同志的夫人也去世了。刘静君主动承担起照顾四个孤儿的责任。当时，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校方每月发给大钊同志遗属抚恤金50元。刘静君把她的一个族嫂找来帮助四个孩子管家。当时大钊同志的大女儿李星华在中法大学读书，二女儿李炎华在中学读书。星期天，姐妹二人常带着两个弟弟到刘静君家来玩，亲切地称刘静君“刘大姐”。以后，李星华感到维持一个家庭困难，决定解散。刘静君帮她把两个弟弟送入免费食宿的香山慈幼院，又同刘清扬设法将李炎华送入也是免费食宿的通县女师。刘静君还在《平扳》副刊发表文章《送守常先生二子入香山慈幼院有感》，呼吁社会舆论关心先烈的后代。
1935年到1936年，为了谋生，刘静君到山东省政府任职员。这期间，经老朋友，冯玉祥的秘书长熊观民引荐，她专程赴泰山拜会隐居在那里的冯玉祥将军。刘静君赞佩冯玉祥将军和共产党合作，领导察绥抗日同盟军同日本帝国主义英勇作战，与冯谈得很投机。后来，她接受在北大听课时的老师梁漱溟先生的邀请，到山东邹平县梁先生主持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任教。她教的班是从山东12个县的女师毕业生中抽调来此受训的。当时正值抗日救亡的高潮，刘静君利用一切机会向学生灌输抗日救亡思想。1936年夏天，大表哥刘导生邀我们兄妹三人从北平到邹平度假，刘静君特意组织了一个报告会，让大表哥(当时任北京大学中共支部书记和“民先”总部秘书长)向同学们介绍“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对于这些活动，粱先生不但未予干涉，还手持佛珠到刘静君的宿舍看望刘的儿女。
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和刘静君共同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朋友们纷纷离开北平。娘家侄儿刘导生也受华北各界救国会的指派，到天津负责平、津两市向后方转移的任务。刘静君再次和党员们失掉联系。
1938年初，刘家搬到西单舍饭寺25号。起初，“户主牌”用的是刘静君的名字。一天，刘静君大女儿在大门洞拾到一个折叠成“卍”字形的信方。打开一看，是用拉丁化新文字拼写的信，大意是提醒刘静君注意隐蔽，最好躲避一下。显然，这是党组织关怀刘静君，给她打招呼。是走还是留?刘家进行了讨论。结果还是决定留下来，等着刘导生来信，继续找党。为了隐蔽，刘静君把大门上的“户主牌”换成前夫李德来的名字和职务，她生平第一次以“李太太”的身份接待外人，还在住室挂上梵文佛教吉祥“符”语，据说日本人“信佛”，见到“符”就下跪，这也可以起到掩护作用。
1939年4—5月间，刘家收到从山东某县一个商店寄来的信。发信人署名“侄，道升”，内容是说现在买卖作得很好，想接姑母和表弟妹们去住住，要刘家去济南等着，有人接。刘静君断定这是侄子刘导生来的信，就立即写回信告诉他，他们10天内就到济南。
刘静君带着两个女儿匆匆到了济南，住在刘静君的一位好友王姨家。王姨曾是刘静君的同事，被丈夫遗弃，没有女儿，大概为了寻求精神寄托，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家住一座舒适的花园洋房，房主人是王姨的好友，也是天主教徒。这样一来，刘静君就成了她们传教的对象。为了工作需要，刘静君每天跟着她们作祷告，还被这二位热心的教徒拉到教堂，接受了由德国牧师主持的洗礼。
在济南住了些日子，已经过了约定的期限，仍不见有人来接，刘静君只好带儿女返回北平。全国解放后才知道，当时刘导生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担任《大众日报》社社长，曾委派到敌占区采购纸张油墨的同志带刘静君及儿女到根据地去，可惜这位同志进入敌区后被捕了。
四
回到北平后，刘静君继续等待着，寻找着党的关系。
1939年夏天，刘静君的好友刘道纯对她说，保定女师的一位校医，准备暑假到北平来和家人团聚，请刘静君把南屋借给她住。刘静君对刘道纯非常信任，便答应了。
大约在8月间，刘道纯介绍的那位年轻妇女，带着一个叫葵子的3岁小女孩住进刘家。过了几天，来了一位陌生男子，30岁模样，穿一身普通的长衫、西裤。刘家人正打量间，葵子已跑过去叫“爸爸”。葵子的爸爸不爱讲话，进出都有点神秘。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从哪来?为了解开这个谜，刘静君多次找他交谈，终于取得他的信任。原来他是从大青山根据地来的，姓王。刘静君无限欣喜，找到党组织有希望了。大王来去匆匆，住几天就走了。但他给刘静君留下了和党联系的线索。
9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刘静君按照大王的嘱咐，带着女儿到北海去“玩”。那时北海公园的游人少，五龙亭中间的大亭子——龙泽亭四周有古典的门窗，里面是茶座。刘静君按照大王事先说好的标志，领着儿女直走进亭子，寻找接头人。按约定应是一个男人在茶座看报，桌上放一顶呢帽，现在却看不见。正迟疑间，一个男人走过来向刘静君打招呼：“刘先生！”刘静君也像遇到老朋友似的同他寒喧起来，然后走出五龙亭，沿湖边走着，谈着。这个人就是肖克领导的平西挺进军宣传部部长杨春甫，抗战前在平、津、保一带作地下工作，那时就知道北平妇女文化界的“二刘”(刘清扬、刘静君)。原来大王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将情况向组织汇报后，组织决定在刘家设据点，派他来和刘静君接关系。
这时，刘静君前夫李德平改变了职务，任伪“豫州和平救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常住开封。他暗中与西安国民党方面取得联系，为之收集情报。杨春甫提出，可以利用这个关系，让刘静君的儿子李惕生（与李德平所生）打入大后方工作。不幸的是，李惕生刚到西安，就因“思想左倾”被捕，后因查不到罪证被释放。李惕生返回开封不久，李德平又事发被捕，李惕生也一起下狱。李德平经受酷刑，没有口供，最后惨死于日军狱中。李惕生则于1940年初取保释放，跑回北平。和党接上关系后，刘静君每天都在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奔忙着。
为根据地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是一项重要任务，数量大，要的又急，既困难又危险。刘静君一心想着根据地的需要，每次都不顾一切地去完成，还经常乘人力车拉回成箱的药品，亲自送到郊区指定地点，交给根据地来的接收人员。
输送进步青年到根据地去，是刘静君的又一重要任务。刘静君接触的青年很多，他们的情况和觉悟各不相同。有的以前就是“民先”队员，现在积极要求到根据地去；有的虽然思想进步，但还没有决心抛弃舒适的生活去参加艰苦的斗争；有的原来不问政治，没有什么觉悟，只想谋求生活出路；等等。刘静君对那些决心投身抗战的，想尽办法帮助他们出走；对处在十字路口或没有觉悟的，就循循善诱，把他们拉向革命。这样，刘静君的名字和他们家的地址就在进步青年中传开了。找刘静君帮助出走，要求给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女一中的学生还织了大批毛衣送到刘家，要求转给八路军。
五
这年的9月中、下旬，刘导生的朋友黄绍岩突然来到姑姑家。她曾参加发行党的地下刊物《北方红旗》，本是刘家常客，地下党被破坏后，同刘家中断了联系。她这次突然出现，必有不寻常的原因。
原来，她应好友何怡平的恳求，利用暑假回了一趟吉林老家，参与了何恰平为丈夫赫智莹(后改名赫洵)越狱的秘密谋划。赫是刘导生在北平师大附中读书时的同学，“赤色互济会”会员，1933年入党。北平的党组织被破坏后，他们夫妇先后回到哈尔滨。赫于1938年被捕，敌人拿不到口供，判了他15年徒刑。赫在狱中结识了老共产党员于树功，经过他们的教育争取，青年狱医赵绍先决定带领他们越狱逃走。但是，越狱后到哪里去?赫首先想到了刘静君。为此，何怡平特请黄绍岩来北平同刘静君商量。不久得知，赫等三人已越狱成功，伪“满洲国”正在通缉他们。
情况紧急，刘静君当即向杨春甫汇报，杨答应送他们到平西根据地去。刘家马上准备迎接这批不寻常的客人。
几天以后，黄绍岩来找刘静君，说赵绍先已到北平，并给她写了信。刘静君立即让女儿李慎拿着黄绍岩给赵绍先的信，到舍饭寺东口外的万有客栈把赵接到家里。赵绍先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很容易引起怀疑，住在刘家不安全，刘静君便把他安顿在西便门外一个开大粪场的朋友家里。
当时西便门外还是一片农村景象，粪场老板是个没有文化的土财主。这个地方虽然安全，但赵的书生形象和老板的家庭太不相称，住长了也会引入注意。刘静君又把赵转移到香山一个朋友的住宅里。香山交通不便，刘静君往返困难，经与杨春甫、黄绍岩商量，又把赵转移到西单舍饭寺东头的花园饭店。这是个庭院式高级饭店，经常住着一些日本官员，中国人很少去住。赵西服革履，又会一口日语，住在这卫倒安全些。过了几天，赵绍先由组织护送，去了平西根据地。
10月下旬的一天，刘静君大女儿李琪放学回家走进客室，沙发上坐着一个架黑边眼镜的男子。李琪正在打量，刘静君笑着说：“你们互相看看，还认得出来不?”还没等大女儿开口，对方已经发话：“是小琪吧?”李琪猛然忆起：“是赫哥!”赫智莹被关了一年多监狱，受了种种酷刑，加上越狱后由关外到北平，辗转躲藏，已是身心交瘁，变了模样。刘静君留他在家中调养，他的经历也要经过组织审查。这样，他每天深夜写一部分自述，次日由李琪转交杨春甫。几天后，审查完毕，杨春甫才同赫见面。11月，由杨春甫安排，赫智莹和黄绍岩一同去了平西根据地。接着，杨春甫也回到平西挺进军。党组织改派大黄和刘静君联系。
六
1939年底，大黄通知刘静君日内可以送几个人去根据地。刘静君决定让女儿李琪和李慎同另外两个女孩子一起走。这是继赵、赫之后，刘静君介绍出走的第一批人员。1939年12月24日下午，大黄带李琪和李慎到西单商场去和地下交通员郇宇见面。第二天清早，刘静君把她们4人送到舍饭寺东口外的“大北”面包房门前，目送她们登上了开往西直门的公共汽车。
女儿们走后，刘静君继续忙着秘密工作。由于没有了帮手，常要亲自到一些青年家中通知出走的时间。这样，“西单舍反寺25号刘先生”的名声越传越远。女一中、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全同刘静君有了联系。据有人统计，那一时期，经刘静君介绍出走的青年达80人之多。
过了旧年，何怡平带着婆母、三个孩子，以及赵绍先的妻子来到北平。赵的妻子被送往平西根据地，何则不久被捕，死在狱中。加之刘夫李德平在开封被捕，这时，刘静君的处境极其险恶。
1940年5月，组织决定刘静君撤离北平去根据地。刘静君仅用了两天时间准备行装，第三天就带着从开封回来的哥哥和小表弟刘源奔向根据地。这年，刘静君整整50周岁。
到平西后，刘静君被分配到涞水县民族革命中学工作。其子女和侄子则在千里外的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刘静君摒除儿女之情，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1941年，组织调她到晋察冀边区的腹地——北岳区，她被选为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1944年，刘静君到了延安。在一次小型宴会上，她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毛主席风趣地向她打招呼：“我知道你，你是丰、沛子弟，汉高祖的后代。”刘静君也幽默地回答：“我可不要他，他是封建帝王，我是平民百姓。”在座者都笑了。
1948年，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刘静君重新入党，没有候补期。
经过8年抗战和4年解放战争，北平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刘静君也回到这战斗过多年的古城。1971年逝世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