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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真正的学校教育成了童话
第二部：火红的岁月
11、大风起兮云飞扬
13、磨灭不了的历史烙印
14、大上海速写
15、少男少女的曲折旅程
第二部：
火红的岁月
鲁司令和红星兵团
江苏/徐邦义
徐仪回到家里，大姑做的第一件事和王卓娅的母亲一样，把他里里外外的衣服全部用开水烫了一遍，然后把徐仪赶出去理发。
“照原样理吗？”理发员问。
很多天来，徐仪经常挠头，知道是虱子作怪，于是说：“剃光头！”
“串联刚回来吧？”理发员在徐仪头上扒拉了两下，“哎呦喂，一头的虮子，剃光头好。”说着三下五除二，把徐仪的头打理成一个“葫芦”。徐仪对着镜子，想到“秃驴”二字，噗呲一声笑了。从理发店回来，徐仪戴上“王胡子”送的军帽。
晚上吃饭时，一家人都在问徐仪参加大串联的经历，徐仪把一路经过都讲了一遍。
母亲听完后说：“这么说，你们除了见到毛主席，其它都是乱打误撞啊？好在没出什么事，不许再乱跑了！”
父亲说：“不能这么说吧，他们独自闯荡了一回，尤其是高港那一劫，也算锻炼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温室里的花朵经不了风霜。”
第二天一早，鲁大昊一头冲进徐仪家门：“你终于回来了，明天一早到红星兵团开会……”
红星兵团？徐仪一头雾水。
鲁大昊在赴京代表出发的那天就召集了十几个同学，从学校找来一面红旗，让“顾大嫂”用黄色油漆写上“红星兵团”四个大字，第二天申请了赴南京串联的汽车票，第三天下午就打着红旗来到省城南京，在那里疯玩了十来天。
到底是十几岁的孩子第一次离家，“呆丫头”和几个同学闹着要回家。鲁大昊恨铁不成钢，无奈地放弃了去北京、武汉、广州的宏伟计划，心有不甘地率队返程。
回到盐海，鲁大昊敏锐地发现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天天往外冒，而且因为观点相左，不断发生激烈辩论，甚至发生“武装斗争”。
鲁大昊被迅速发展“革命形势”刺激得坐立不安，于是立即通知一起串联的同学开会，计划创建一支独立的“革命造反组织”，名称就叫“红星兵团”。
经过鲁大昊一番奔走，没费多大周折“红星兵团”就获得“批准”。“红星兵团”置办了公章、制作了一面巨大的红旗，领来整开张的白纸、红纸各五令和一架手滚油印机。
鲁大昊撬开几间已经空置的学生宿舍作为“红星兵团”办公地点，分别挂上司令部、作战部、机要室、会议室等木牌。
一切就绪，鲁大昊没有急于召开成立大会，他在等徐仪回来。鲁大昊的想法很朴素，这次一定要亲自任命总是“抢风头”的徐仪做自己的副手。于是鲁大昊天天到徐仪家走一趟，终于在第五天见到了徐仪。
徐仪按约来到“红星兵团”会议室。鲁大昊已经端坐在课桌拼成的会议桌顶头，两边坐着十来个“兵团骨干”。“张二杆”、“呆丫头”、“顾大嫂”、“臧大扁”、“针尖子”、 “董金猴”、“王保长”都位列其中。
“徐仪，快来坐！”鲁大昊指指离他最近的空位。
人一旦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就真像个人物。鲁大昊煞有其事地从裤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纸，从中找出一张摊在面前。
“现在召开红星兵团成立大会。首先宣布红星兵团干部任命。红星兵团总司令由本人担任。”鲁大昊首先明确了自己的地位。
“在座的各位都是兵团的第一批骨干，都将担负起兵团的部分职责。徐仪任兵团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张宾、臧锡平、卢潮平分别任一、二、三支队司令，顾超任总司令部办公室、机要室主任，董玉钧任作战部主任。
有个问题我必须说明一下，臧锡平同学出生不好，这无法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他选择了革命道路，所以他也是我们的亲密战友……”
鲁大昊说话过程中擤了三次鼻涕，手指不再往屁股上抹，每次都掏出窝成一团的手绢擦一下。
任命宣读完毕，大家热烈鼓掌，鲁大昊“很有风度地”微笑着扫视全场。掌声平息，鲁大昊毫无过渡地挂上一脸严肃，抓起另外几张稿纸，十分认真地开始作报告。
“我们红星兵团是一个革命的红色组织。我们担负着神圣使命。我们的最高统帅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的任务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括号，包括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富反坏右和形形色色反党反人民的阶级敌人，括号。
近期，我们将制定行动计划，以实际行动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你死我活的、触及灵魂的革命运动！”
鲁大昊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挥动手臂的姿势，一看就是模仿薛卫东，但不自然、不到位。听到他把稿子上的括号都念出来，徐仪差点忍不住笑出来。
“臧大扁”小声对徐仪说：“他说的这些，除了‘红星兵团’四个字，全是从人家‘赤卫队’的《成立宣言》上抄来的。”
后面鲁大昊说了些什么，徐仪没心思听，对“副总司令”头衔没有拒绝，但打心底里没当回事。
鲁大昊率领“红星兵团”积极参与各种“革命行动”，比如批斗会、示威游行和各种声势浩大的造反派集会，忙得不亦乐乎。但“鲁总司令”并不满足，他要为“红星兵团”策划了一次独立的、有影响革命行动。
经过“认真深入”的研究和“慎重敏锐”的策划，鲁司令决定对串场河西岸的莲花庵进行一次完全彻底的冲击。
行动前鲁大昊说明了行动的内容、目的和意义。
“我们的任务，是扫除这个隐藏在串场河西岸农村的尼姑庵；我们的目的不仅是铲除封建毒瘤，更重要的是要发现她们打着宗教的幌子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这次行动要一炮打响，让‘红星兵团’一战成名……”
莲花庵只有两排破瓦房，住着七个尼姑。鲁大昊搜遍了每个角落，除了尼姑们以娟秀小楷抄录的《金刚经》《大藏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佛顶首楞严神咒》，没找到任何“反革命”实据。
鲁大昊一声令下，砸碎了莲花庵大大小小的佛像，点燃了那些抄录的佛经。一个年轻的尼姑哭着要夺回日夜抄录的佛经，被一个老尼姑阻止，并小声劝告：“只要人在，还可以再抄……”
最后，鲁大昊对七个年龄参差的尼姑进行了训话，勒令她们从今以后参加所在地生产队劳动，不得进行封建迷信活动。
回到“司令部”，鲁大昊让“臧大扁”拟了一份《红星报》“号外”，让“顾大嫂”在钢板上刻出蜡纸，连晚用掉一令红纸，印出几大摞“号外”。第二天一早，鲁大昊亲自带队，在主要街道张贴、发放“号外”，宣传“红星兵团”的赫赫战果。
鲁大昊兴奋地说：“我要让盐海的革命群众都知道我的‘红星兵团’！”
鲁大昊满怀豪情进一步谋划更宏伟目标时，红星兵团发生了“重大事件”。
“王保长”一早赶到司令部，急匆匆向鲁大昊报告：“司令，昨晚听我爸爸说‘张二杆’和‘董金猴’昨天下午被他们派出所抓起来了！”
王怀军的爸爸是派出所副所长。
“怎么会？为什么？”鲁大昊十分震惊。
“王保长”根据听来的情况和自己的分析叙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董金猴”的父亲是地区职工学校校长，母亲在乡下老家，平时父亲很少管“董金猴”。
“红星兵团”成立之前，“董金猴”几次从父亲单位偷偷推出公家的自行车，和“张二杆”在学校操场学骑车。没几天二人就学会了，可“董金猴”因此遭人告状，被父亲一顿好打。
“董金猴”再不敢动用父亲单位的车，可刚刚学会骑车的两个小家伙瘾很大，怎么办？“张二杆”发挥聪明才智，用粗铁丝弯成“S”型钩子，一头挂在腰带上，看到临时停放的自行车，就用另一头钩住自行车大杠抬起后轮，若无其事地推到没人的地方，用螺丝刀捅开车锁。
二人在自行车上前后轮换，忘情地欢呼兜风，过瘾之后把自行车随地一扔。昨天二人故伎重演，被派出所蹲守人员抓了个现行。
“一个是支队长，一个是作战部主任，一定要设法营救！走，召集大家到会议室，群策群力，商量营救方案。”
徐仪觉得鲁大昊像江湖好汉，挺讲义气。
鲁大昊在“司令部”会议室把情况复述一遍，然后咋咋呼呼地说：
“徐仪，你是副司令，又是参谋长，想办法营救是你的责任，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他们救出来……”鲁大昊急切地望着徐仪。
徐仪认为这个草包想不出什么主意，沉默片刻说：“他们既没有把自行车弄坏，也没有偷回家，就是骑骑，应该不算盗窃。鲁司令，你看是不是这样，我们‘红星兵团’好歹是个革命组织，开个介绍信，你去找派出所领导，要求把他们带回来进行批斗教育……”
“好！好主意！”鲁大昊激动地一拍巴掌，不小心鼻孔冒出个大泡泡，赶紧用手指撸了一下，情急中忘了掏手绢，习惯性地往屁股上一抹。
“顾大嫂”用一手漂亮的仿宋体写了一张“介绍信”，在落款处盖上“红星兵团”的公章。几个人一起像模像样一脸庄重地往派出所走去。
自行车屡屡失窃，不断有单位报案。当时自行车像五十年后满街疯跑的汽车，是大宗商品。盐海公安部门将其作为“大案要案”，指定案件多发地段派出所限期破案。
派出所所长是两次给徐仪上户口的陈秀。她召集全所干警分析案情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失窃的自行车都能找回，而且基本完好，民警们一致认为作案者不以占有为目的。
至于作案动机，有的认为是阶级敌人故意制造混乱，有的认为是被公安机关处罚过、又不思悔改的坏分子采取的报复挑衅行为……
“都有道理，目前抓紧破案，人抓到了什么都清楚了。” 陈秀干练地布置任务，“白天大家分头到几个案发地点蹲守，晚上就不用了，自行车都回单位了。”
令人意外的是蹲守当天下午就见成效了。副所长老王推着两个十几岁的男孩回到派出所，用浓重的四川话说道：“所长，人赃俱获，案子破喽！”
陈秀哭笑不得，上面定调的“大案要案”，没想到就抓了两个半大的孩子。
副所长老王一拍桌子，“红星兵团”的“支队司令”和“作战部主任”就吓得索索发抖，原原本本作了交代。作案动机是为骑车过瘾，作案九次或十次。陈秀面对只有三四行字的问讯笔录，苦笑着对老王说：“结案吧，通知孩子家长到所里来一趟。”
两位家长一到派出所就被陈所长毫不留情地训斥了一通。“张二杆”的母亲是地委组织部的科长，与“董金猴”的父亲相互认识，二人羞愧难当。
“张二杆”的母亲问陈所长：“不会给孩子留下犯罪记录吧？”
“不会，他们没有构成犯罪。但为了让两个孩子长长记性，今晚让他们在派出所过一夜。明天上午十点，你们来领人。没意见吧？”
两位家长忙不迭地向陈秀点头道谢。
第二天上午，鲁司令怀揣“介绍信”走到派出所院门口，正碰上所长把“红星兵团”的“支队司令”和“作战部主任”交给家长。
“张二杆”母亲用指头在儿子头上不停地戳：“下次再进派出所，没人领你出来……”
“董金猴”父亲揪着儿子的耳朵：“你不记打是吧？这里是派出所，回去好好给你松松骨头……”
跟在鲁大昊身后的“臧大扁”直吐舌头，拉着徐仪往外走。
“徐仪！”陈秀认出徐仪，“你来这里干嘛？”
“他们两个是我同学，正好路过，进来看看。”
“你可不要学他们胡作非为啊。”
“不会、不会。陈阿姨再见。”徐仪说完一溜烟跑了。
鲁司令在去派出所的路上，一直在想象自己如何有理有据地和所长对话、所长如何恭恭敬敬地和自己握手告别，事后因为“营救”壮举大家从此如何对自己俯首称臣……
多风光啊！没想到一切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回去的路上，鲁司令气恼地撕碎“介绍信”，扬花似地抛向身后。
“自行车事件”在校园不胫而走，其他“革命组织”都听说了，鲁大昊多次遭人冷嘲热讽。
“赤卫队”司令，一个高三年级的高材生，特意来到“红星兵团”，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带有侮辱性地对鲁大昊说：“红星兵团？什么狗屁组织！鸡鸣狗盗、乌合之众！干脆解散投奔我们赤卫队，省得丢人现眼！”
鲁大昊受到很大打击，萎靡不振。
这时，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像炸开一颗“精神原子弹”，威力无比的“冲击波”借助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贺电和《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的助推，一夜之间波及祖国大地。全国各地各造反组织欢欣鼓舞、蠢蠢欲动。
徐仪听到“一月风暴”消息，眼前立即清晰出现从吴淞口回望大上海的画面：城市轮廓似乎在上下沉浮，岌岌可危。
鲁大昊听到“一月风暴”消息，缓过神来，满脸充血。他要重振“红星兵团”雄风，其实过去也未见得有什么雄风。当他四处召集部下时，发现客观情况很不乐观。
“张二杆”和“董金猴”被控制在家里；徐仪毫无激情，只知道拉他那破琴。更令“鲁司令”无奈的是，已经“罢官”在家的父亲一边说“管不了外面，还管不了你小兔崽子”，一边拎着他的耳朵，强制性地把他带回山东老家过年。
“夺权”风潮在全国蔓延时，“鲁司令”正跟在老家的屠夫屁股后面，饶有兴趣地看他一次次把尖刀从猪脖子下方捅向心脏。
几个月后，鲁大昊才得以重返盐海。那时黄花菜已经凉透了，盐海的地、县、镇三级党政大权，所有学校的领导权，早已是别人手中的“桃子”。
鲁大昊愤愤地认为，冥顽不化的封建家长断送了他的远大革命前程，真该把他们拉出来批斗！
那年七月十六日，不甘寂寞的“鲁司令”再次挥舞“红星兵团”大旗，领着“张二杆”、“董金猴”、“针尖子”、“呆丫头”来到城北串场河东岸，和大批造反组织一起，以“横渡串场河”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
鲁大昊望着对岸曾经被他“横扫”的莲花庵，一个猛子扎进串场河，再也没有露头……
“红星兵团”随着总司令一起夭折了。“顾大嫂”作为办公室和机要室主任，把司令部的公章、大旗、油印机和剩下的纸张分批扛回家保管起来。
“鲁司令”死都没悟出一个道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哪里是一群毛孩子随便扯面大旗就成为主流的？那不过是个幼稚的幻象，“红星兵团”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
那段时间，徐仪闭门不出，对着上海外滩买来的《小提琴名曲》苦练，啃下了《叙事曲》《沉思》《小夜曲》《G弦上的咏叹调》……
一天，徐仪练琴时，听见大姑和一个陌生女子谈话，便过去看看。女子脸色惨白，头上裹一条看不出颜色的三角巾，穿着很不合体的对襟蓝褂子，见到徐仪，双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大哥啊，她是我们老家出家的尼姑。尼姑庵被砸了，她天天被几个二流子批斗。哪是什么批斗？就是糟践人呐。”
徐仪想起“红星兵团”曾经冲击的莲花庵和那几个尼姑。
“她得了重病，想趁最后时光化缘去南京灵谷寺拜谒玄奘大师的顶骨舍利。唉，这世道礼佛也不得安生……”说着，大姑转身在自己的箱子底掏出二十元钱放到尼姑手中。
“施主不必给我这么多，我这身子不知哪天就倒下了，走一天是一天，若不能走到灵谷寺，那是缘分未到。施主今后有缘拜谒玄奘大师舍利，替我念几句阿弥陀佛，也算了却贫尼的夙愿。”
“这点钱你拿着，走不动就坐车。菩萨会保佑你的。”
尼姑摇摇头，拿出一本《金刚经》，双手捧着送给大姑，然后摘下头巾，合掌躬身。大姑目送她步履蹒跚地离去，回头对徐仪说：“大哥啊，这事不能让你老子知道，他不信佛……”
父亲不信佛，但他有自己信仰的主义。红卫兵不信佛，可他们信仰什么？徐仪陷入迷茫之中。
1、《人民作家》简介
2、投稿指南
6、最新！关于申领《人民作家》作者、朗诵者个人文化名片的通知
作者简介
文/徐邦义
徐邦义，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江苏建湖人。一九六八年初中毕业，随即“上山下乡”，成为“知青”；一九七一年进入煤矿当矿工，后经推荐学习地质专业，毕业后任地质技术员；一九七九年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在镇江中学、镇江师范任教；一九九三年起从事纪检监察和人民政协相关工作。现已退休。曾在《人民作家》上连载长篇纪实文学《新四军》（点击标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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