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看!快看!”众人大声惊呼起来。
顺着众人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条硕大的红鲤鱼正在趸船和打捞船的夹缝中,奋力地左右摆动着尾巴,使出全身的力气顶着涛涛江水逆流而上,但它始终没能游出夹缝。
突然,它尾巴“啪”地一拍水面,猛地向上一跃,似乎想跳上夹板,终因高度不够,一头栽入江水中,再也不见了踪影……
“别再打捞了!你爸现身红花鱼(乡人对鲤鱼的俗称)通知你,他走了。”众人劝我。
父亲就这样走了。我们打捞了三天,都没有打捞到他的遗体。
一听到父亲开船在镇江市谏壁的江面上失江的噩耗,我们一家立即从老家赶来,请了江警江面巡视,雇了打捞队打捞,在《镇江日报》登了寻尸启事,都没有任何回音。
父亲怎么就这样毫无征兆地走了!连遗体都没能找到。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顺着脸颊无声地流淌着……
我的叔祖父早年因革命耽误了成家,父亲是两房一子。
父亲出生时,祖父特地化了十斤黄豆,恳请村上的私塾先生给父亲起了名字,学名“爱心”,乳名“满意”,取“爱在心上,心满意足”之意。不过父亲成年后,可能不满足于自己仅有“爱心”,他把名字中的“心”改成了“新”,新生活的“新”。
父亲小时候的具体事情,我听人说的很少。我只知道我父亲他十六岁就没有了父亲,和我祖母相依为命。
祖母真的做到了“爱在心上”,对父亲宠爱有加,父亲上学时不用功,弄鱼有一套,老是逃课去掏螃蟹,摸河蚌,抠长鱼……每次都是提着满篮的鱼虾湿漉漉地回来。我长大后,祖母就曾亲口对我说过:“你爸呀,他就是一条不识字的鱼精!”
父亲虽然没有上过几年学,但是,他心灵手巧,木匠、瓦匠的活都会做,后来还自己学会了修理机器;他头脑灵活,是我们村第一个弄大船的。土地承包后,外面形势一片大好,父亲借了高利贷,买了一条8吨的木船,到扬州镇江一带装砂石。
木船没有机械动力,行船只能靠人工。空载的时候,船上没有货,船身轻,父亲摇摇橹就行。但是,重载的时候,船身重。
父亲为了一趟多装点货,每次都把船装得足了不能再足,直到船帮上走水为止。此时单靠摇橹是不行的,船行得特别慢,几乎看不见向前。父亲就叫母亲在船尾把舵,自己拿起纤绳,跳上岸,沿着河边拉纤。
父亲弓着腰,肩上背着绷得笔直的纤绳,身子大幅度前倾,一只脚前脚掌奋力蹬着地面,另一只脚先是努力地向前跨出,然后用前脚掌使劲地勾住地面,就像一颗岌岌要倒的老柳树,又像一个时刻准备起步奔跑的运动员。
父亲就这样拖着满载的货船,一步、一步地丈量着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苦楚。船在纤绳的牵引下紧贴着水面滑行,船头在平静的河面上写下一个大大的“人” 字,远远望去,宛如一条鱼在水上缓缓地向前游着。
待到船到码头,父亲搭好跳板上岸,在码头上找出一块空地,然后从船头拿起担子,一担一担地从船舱里把沙子或石子挑上岸,堆成长方体。
堆货是个技术活,要尽量把货堆得扁平些、蓬松些。堆得太高,砂石自身重量沉,会把高度压低。而且,人往砂石堆上挑砂石,太费力事小,脚也会把砂石踩陷下去。量不出理想的高度,就不可能卖上一个好价钱。
一船货,父亲一个人通常要挑上一整天。从船舱挑上船头,从船头挑到岸上,再从岸上挑上货堆,路程不算远,但是太费力、太费神,要挑过三段跳板,一段悬空的跳板,两段陡峭的跳板。
最难的是挑到最后,货落在舱底,人挑着重担要从陡峭的一晃一晃的跳板上移上去,必须胆大、心细、脚稳,稍不留神,一脚踩空,就会摔得鼻青脸肿。刚弄船那会,父亲因为肩上担子没有担平,摔过几次。
夏天,我上船过暑假,亲眼见过父亲挑担。挑担前,父亲把一条白手巾搭上肩头,留着护肩、擦汗。挑不了几担,父亲就大汗淋漓,像刚从河里爬上岸一般,浑身抹毛鱼似的。
天气太热,父亲的白背心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到晚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盐霜,如同水面荡漾的波纹。挑结束,父亲浑身无力,瘫坐在船尾休息。
父亲哪里吃过这样的苦呀!小时候,祖母从没有舍得让他这样做过。但是,父亲是个会苦中作乐的人。有段时间,他总是自己打趣地问我:“你看,爸像不像一条搁浅的鳑鲏呀?”水乡人喜欢拿鱼作比较,但我感觉不像,鳑鲏扁扁的短短的,父亲虽然略显瘦,可他身材高大。
父亲拉纤、挑担,右边肩头起初磨出了水泡,后来长成了一个肉瘤,有馒头大小,红红的,发亮。晚上,母亲打来一盆热水,用一条新毛巾浸湿,拧干,趁热给父亲敷着。
每次看到这里,我就差点哭出声来,在心里不只一次的问我自己。世上有三苦,行船打铁磨豆腐。父亲,怎么选择这么苦的行业?不做不行吗?
第二天,父亲踏个自行车到预制厂,把收方的师傅驮过来量方。
一到码头,父亲都会笑呵呵地给师傅塞上一包“大前门”。师傅一般也会假意客气一番:“不用,不用。”父亲便陪着笑脸,小声说到:“抽着玩的。”那声音,估计也只有他自己能听到。边说边把烟塞进了师傅的裤口袋里。
有时候,量方的师傅也会拿个乔,说临时有事,等会儿自己来。
父亲就叫母亲去菜场买两个五毛钱一个的熏烧鹅头,那时候熏烧鹅头没有人吃,说是鹅头,其实还带着长长的鹅颈项,啃起来也是有滋有味的。
再买两条马国鱼回来红烧,那鱼体形狭长,头和体背部呈蓝黑色,身子滚圆的,几乎没有一根丝卡,母亲放了辣椒,烧得麻乎乎的,很是好吃。
最后,再拍根鲜嫩的黄瓜,炒盘迸脆的花生。量完方,父亲挽留住师傅,一起坐在船阁上喝起“大麦烧”来。就这样,父亲在“您随意,我干了”,多次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后,竟和师傅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父亲弄船平时是不回家的,只有过春节的时候,才会回来。每次回来,船往村前的码头上一靠,村子里的老老少少都聚到河边看新鲜。
父亲把船锚甩上岸,岸边的乡亲就牵起来锚好。父亲随即大步跨上岸,从口袋里掏出“大前门”,“大爷、二叔、三兄弟……”一边叫着,一边把香烟一根一根地地递到对方手上。
父亲是个农民,但他一点也没有那种老实巴交的农民模样,他没有那布满皱纹的黝黑的脸,也没有那干裂的松树皮似的手。父亲一米八几的个子,一头乌黑的头发,微微自然卷起,笔挺的浅蓝色中山装里边衬着一件白领子,精神又帅气。
这打扮,在那个年代封闭的乡村里,绝对是凤毛麟角。这形象,至今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爱新呀!还是你游得动呀!”
“你搞得好呀!不像我们,就是个‘没脚蟹’!”
乡亲们恭维着,好像是盼到了凯旋归来的将军!
那时候,我常盼父亲回家。但,父亲真回家了,我又怕父亲回家。父亲一回家,就会邀上一桌子人吃饭喝酒。父亲喝酒只要喝多了,就会发酒疯。
父亲发起酒疯来,不是哭自己苦,自己爸爸走的早;就是哭自己没有争气,没有好好上学;要不就是哭我,数落我像他一样学习不用工……
记得有一次,我考试考砸了,父亲那天喝酒又喝多了,满脸酒气,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我打了一盆水,好心端过去给父亲洗脸。没想到父亲一个巴掌打在我的后脑勺上,骂道:“给我洗脸,我倒要你管了?自己是什么样子!你好好洗洗,洗不干净,就把这水喝了!”
母亲含着眼泪劝我:“你爸爸喝多了,你不要怪他!他太苦了!”说完,又叹口气,自言自语起来:“就是个武酒疯。要是文酒疯,喝醉了就睡觉多好!”
三年后,我考上了师范。接到录取通知书,我写信告诉父亲。父亲立即把船停下来,陪我到兴化体检。见到我,父亲摸着我的头说:“终于出了个有墨水的人了。老师好呀!哪家不尊重老师?只要户口转了,哪怕扫大街、掏粪坑都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我毕业工作了,有政策说可以买到定量户口。一万块钱,一个定量户口。那时一个月工资才二三佰元,买个户口也是不小的支出。看到真有不少人抢着去买,再回想回想父亲说的话,感觉还是有点道理的。
说来也奇怪,自从我考上了师范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打过我。即使偶尔喝醉了,也只是傻笑,要不就是口齿不清地嘟囔着:“鲤鱼跳农门!鲤鱼跳农门了!”
再后来,父亲的生意顺风顺水,越做越大。两年后,换了一条20吨的水泥船,按上了挂浆机,告别了摇橹拉纤的生活;五年后,换成了100吨的水泥船,按上了舱机,扳上了方向盘……
父亲每年春节回来,乡亲们仍旧热情地跑到河边迎接,父亲仍旧笑嘻嘻地不停地分烟,乡亲们也仍旧不停嘴地夸奖:
“爱新,水花打得越来越大了!”
行船走马三分命。没想到,父亲竟然真的出事了!有目击者告诉我,看到船下沉,父亲跑进船舱,估计是船舱里有钱,进船舱拿钱。不过,再也没有能够出来。
舱里有钱?怎么就不想想,船入水,这么大的压强,人还能出来吗?这个简单的常识,怎么就不知道呢?想到这里,面对涛涛江水,我嚎啕大哭:“我的好父亲哎!你这是要钱不要命啊……”
办完父亲的丧事,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是,这二十多年来,我每次回到老家,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庄,乡亲们都会主动和我谈及我的父亲。村里的老一辈人还是不相信父亲真的死了,不相信父亲当年没有游上岸。
“爱新!爱新怎么会淹死?”
“他就是个鱼精,水性好着呢!”
“据说,有人还在上海望见过他呢……”
每每听到这些,我的眼睛总会再一次模糊起来。朦胧中,我仿佛又看到了那条奋力一跃的红花鱼,又看到了我敬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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