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良心和温情的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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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记忆》不只是历史记载的风霜雪雨
监狱人民警察桌案上的闲情雅致
她是每一位与监狱有关的事与人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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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监狱管理局局机关西办公楼和礼堂两处建筑见证了山东监狱工作的发展变迁，承载了广大监狱干警职工的深刻记忆。
新中国山东监狱事业的奠基者王健局长从事革命工作45年，其中监狱工作30年。作为第一代山东监狱警察的代表，关于他的创举、他的故事、他的传说，一直在山东监狱系统广为流传，经久不息。那些往事、那些史话、那些逸闻，一如他雷厉风行的性格、掷地有声的话语、光照历史的作为，在山东监狱的历史丰碑上，镌刻为一代传奇。一、烽火岁月
每一个战争年代使用化名的战士，都有一个不凡的人生。王健，原名周芬田、周立方，参加革命后使用化名“王健”。他，1910年9月出生在淄博市张店区大旦村的一个大户人家。周家可谓富甲一方，不仅有一定规模的土地，还经营着商铺、当铺、药铺、酒庄等生意。父亲有弟兄数十名，个个精明能干。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大家族的优势带动周家的生意风生水起、如日中天。王健很小就会认字、背古诗，进私塾读书后，表现出头脑灵活、聪慧过人的禀赋，再加上勤奋好学、说话办事有章有法，在一众同学中愈加出类拔萃。私塾先生每每激赏：孺子乃神童也！年龄稍大一点，王健开始涉猎更大的阅读范围。家藏的经典史书中，他独爱《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说岳全传》这类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类的书籍。侠义思想灌溉进他幼小的心田，成为他精神世界的营养。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他表现出勇于挺身而出助人为乐的特点。在同窗就读的私塾学伴中，那些家境贫困的同学，常常得到王健的救济和帮衬。虽然出身富贵家庭，对贫困人家，这个富家子弟却有一种悲悯情怀。1925年，王健高小毕业。时值辛亥革命后期，正是军阀四起、国家动乱之际，全国陷入民不聊生的境地。国家之大，已经无法安放一张宁静的书桌。学子们迷茫地寻找着各自的出路。奉系军阀张宗昌以“拥护共和”的名义，摇身变成山东省的督军，1926年2月在青岛建立起军事教导团，在全省招募学生。15岁的王健分析了形势，认为靠《四书五经》是难以安邦救国的，战火纷飞也难以保住家族企业。于是，他毅然投笔从戎，到军事教导队成为一名军校生。张宗昌组织的军事教导团，不过是一支储备兵源的新兵营。长官们军阀习气深重，入校的学生大多缺乏信仰和斗志。王健在教导团很快升任到学兵部副班长，但他看透军阀办学的意图后，毅然决然逃离这支兵痞队伍，离开青岛，回到淄博寻找新的出路。回到老家，父亲着意带他做生意。天性聪慧的他，一接手家传生意，很快便打理得井井有条。然而，这些并不能激起他人生的兴趣，他的心里，始终燃烧着一团火，一直在寻找着爆发的出口。救国必先救民，救民首选启智。1929年3月，王健决定投身教学，他动员族人腾出周家祠堂，在原来私学的基础上扩大办学规模，开始对身边的孩子传道授业解惑。随后，他邀请一些有识之士加盟进来，办起一座科目较全的村办学堂。以学堂为阵地，王健积极与社会进步人士接触，一边讨论时局，一边探求真理，渐渐开始参加进步活动。不久，他加入了农民协会，凭借出色的表现，很快被选为副主任委员。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大幕，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山村、平原、矿区。看到日本鬼子已经侵略到家门口，王健动员附近村民，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抵抗侵略，保家卫国。凭着王健等几名德高望重教师的影响力，村民们纷纷报名，于1937年11月很快拉起一支200多人、30多杆枪的武装队伍。地处山东腹地的淄博，丘陵与平原相映交错，城市与山村均衡分布，具有组织游击战的天然优势。但是，面对真枪实弹的血战，村民们还是有些发怵。王健清楚地看到，要想成为有战斗力的队伍，首先要过心理关。他深入到各家各户，陈述日本鬼子的惨无人道，让大家明白不拼命一定是死，拼上命还有一线生机，启发大家以日本鬼子血洗淄川区河东村的“河东惨案”为鉴，认清日本鬼子的嘴脸，果断拿起武器，投入战斗。被激励起斗志的队伍，战斗力很快得到提高。1938年正月十六日，王健的队伍正式打起“淄东抗日游击队”的旗帜。然而，他意识到，这种散兵游勇般的农民军队上战场对付装备精良的日本人，有些以卵击石，难成大事。打鬼子，需要正规的军队军纪军事策略，好汉难敌恶狼，独木难成树林。![]()
廖容标（1912-1979），江西省赣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红军连长、营长、独立团团长，参与领导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并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员。在当地被誉为“菩萨司令”。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公安部队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于是，他主动与共产党联系，终于在这年3月，得到时任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员廖容标的接见，在三台山接受整编，编为黑铁山起义部队领导下的23中队，王健任队长。1938年初，张店、淄川、博山先后被日军占领，敌人控制了胶济铁路和张博支线，意图把博山的煤炭、金属等战略物资运往各占领区，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针对日军的如意算盘，上级安排23中队的主要任务，就是破坏铁路，截断日军的物资运输线。王健带领23中队，首先研究如何用炸药炸毁铁路。农民出身的游击队员，一开始不懂炸药的使用方法。王健化装成煤矿工人，混入淄博煤矿做爆破工的工作。经过深入引导动员，许多爆破工偷出大批炸药供给游击队使用，还自发研究制作土炸弹。有的矿工干脆放弃煤矿工作，投身到游击队的爆破战斗中。游击队的爆破战术，搞得胶济、张博铁路频频中断，日军的运输计划连续落空。为把事情干得更彻底更漂亮，游击队还将卸掉的道轨搬离铁路附近，深埋进几里外的土层里，迫使鬼子的运输线陷入瘫痪，阴谋无法得逞。出色完成破坏铁路、截断运输任务的同时，王健还带领游击队员设计伏击敌人，与日军展开正面战斗。张博铁路上的漫泗桥是跨越杨家庄漫泗河的交通要道，王健带领战士炸毁桥梁后，引诱鬼子前来复修。游击队员等鬼子开着一辆装甲车进入包围圈后，立刻发起猛烈攻击。在炮火的掩护下，一名战士从一侧接近装甲车，纵身一跃，把一枚土炸弹投进装甲车，直听得一声沉闷的爆响后，鬼子的装甲车、机枪、6名日本鬼子全部报销。胶济铁路直通全国，其战略价值更加大于张博支线。王健接到在胶济铁路蛤蟆山附近炸毁铁轨的任务后，决定来一个路、车、人三赃俱获，狠狠打击日军的气焰。在蛤蟆山伏击战中，他指示战士们埋伏好，躲开鬼子的巡路检查，计算着火车驶来的时间，及时将铁轨搬至错位。终于，一列满载战略物资的火车驶近，战士们在一声巨响之后，看到脱轨的火车如同一头陷入泥潭的大象，扭动着身躯越陷越深，彻底失去了挣扎能力。游击队员迅速扑上去，将鬼子全员击毙，缴获了全部武器和运输物资。![]()
图为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碑体由两支三八式步枪并立而成，顶端是一把白刃闪闪的刺刀造型。
据王健的子女介绍，新中国成立后，他最喜欢和家人聊的就是打鬼子的故事。从老人眉飞色舞所营造的气场里，孩子们总是看到当年那个血气方刚的战士，不知疲倦地在战场上与鬼子斗智斗勇、频繁周旋。因为满怀一腔热血，因为会打仗、爱打仗，所以总能打胜仗。屡战屡胜的威名，让王健在日军、国民党军队、土匪圈里成为共同关注的名人。日军明令重金悬赏，要买王健的头颅。国民党军队也暗暗打算，不惜一切办法把王健挖到自己麾下。土匪圈更是挖空心思，将委任状直接送给本人，希望为己所用。各方势力齐指王健，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时任伪村长的同胞弟弟也经不住国民党军队的纠缠，亲自找到哥哥希望反水投诚：一则国军权大势重，将来必定主宰中国，入主国军尚能保住全家财产。一人投诚全家受益，其为尽孝之举。二则选择国军，等于选择锦绣前程。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洋枪大炮才是取胜关键，利害关系摆在这里，希望胞兄明断。面对这些诱惑、纠缠，甚至胁迫，王健决绝且明确表示：共产党才是真打鬼子的，国民党靠不住！抗日救国乃是大孝。我既然走出家门了，别把我捆进家庭里。加入共产党我已经铁了心，这辈子跟定共产党了，其他事情不考虑！是的，选择了跟着共产党，就等于选择牺牲家庭利益，不计个人得失；就等于选择抛头颅洒热血、舍命往前冲。为了这份选择，为了这份信仰，王健在艰难的烽火岁月里，义无反顾地谋划着每一场战斗，全身心争取着每一场胜利。很难计算他参加过多少场战斗，也无法计算多少次从死亡边缘擦肩而过。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那些短兵相接的场面，那些记忆犹新的胜仗，激励他越战越勇，支撑他一往无前。赤胆忠诚谱凯歌，一腔热血化碧涛。他每一步的革命足迹，都坚实有力、掷地有声：1938年3月，任八路军四支队二十三中队队长；1938年9月，选调到山东军政干部学校学习，于11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3月，到山东抗大一分校学习；1940年11月至1942年2月，参加中共山东分局重点干部培训班学习；1941年3月至1944年3月，任莒县公安局局长；1944年4月至9月，参加滨海区党委的整风运动；1944年10月至1945年11月，任藏马县（今黄岛区境内）公安局局长；1945年12月至1946年4月，任滨海第二专区公安局局长；1946年5月至10月，任山东警官学校（驻地临沂）教研室主任；1946年10月至1949年9月，调任山东省公安总局科长，10月，任山东省公安厅人事处副处长。二、风雨奠基
1950年11月，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出《关于监狱、看守所和劳动改造队移转归公安部门领导的指示》。12月，全国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反运动”出现监狱里人数激增、食宿压力凸显、罪犯坐吃闲饭与监狱财力不足的矛盾。于是，1951年5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印发《关于组织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指出“大批应判处徒刑的罪犯，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山东省公安厅根据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决定由省、地、县三级办劳改队。据此，仅1951年5月到年底，全省共建省直劳改队3个、地市劳改队14个、县办劳改队127个。犯人和劳改单位的大量增加，需要配备具有相应能力的干部。作为省公安厅人事处副处长的王健，详细考察了全省公安干部的资质和特点，根据实际需要为领导提出了各劳改队配备干部的方案。越是艰苦的单位越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比如作为省第三劳改总队的潍北农场，因为省公安厅配备了思想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的孙鸿信任职一把手，才开始了在不毛之地开辟万亩良田的巨大工程，最终成就了山东监狱史上至今闻名的潍北农场。然而，为劳改队配备干部，却是省公安厅领导颇为为难的一件事。因为公安系统内部有一首流传很久的“歌谣”：“一等公安搞政工，官职再小有人听；二等公安搞内保，工作神秘像领导；三等公安搞经侦，物资供应能保证。……末等公安干劳改，条件艰苦没人摆。”所以，虽然劳改队的工作重要、责任重大，却常常一帅难求。1953年5月，王健主动请缨，辞去体面舒适、位高权重的省公安厅人事处副处长职务，出任省第二劳改总队政委。“二劳总”的前身是一座新中国成立前资本家遗弃的“裕丰砖瓦厂”。这个地处济南市南郊的蛮荒之地，只有几眼废弃的砖窑和几间破旧的平房，杂草丛生，瓦砾遍地，白天鹰飞兔跑，夜间狼嘶狐叫，一派荒凉凶险的景象。犯人和劳改干部的生活十分艰苦。犯人住草棚，干部住帐篷，一律睡地铺。虽然是劳改队，却没有围墙，没有电网，夜间主要靠几盏探照灯查看敌情。这样的关押条件与古代的画地为牢没什么区别。王健和时任“二劳总”支队长的蓝俊昌等一班人认真调研后得出结论：靠拨款建设不如靠自力更生，只有发展起来才能解决实际困难。于是，“二劳总”分成四个厂，分别是铁工厂、木工厂、砖瓦厂、鞋服厂，这些都是当时国计民生急需的生产生活物资，只要有产品不愁没销路。“二劳总”的党委要求大家发扬四种精神：不计困难、不怕苦累的艰苦创业精神；忠诚履职、积极作为的无私奉献精神；秉公执法、公道正派的齐心协力精神；自力更生、不等不靠的开拓奋进精神。“二劳总”的四种精神，就像劳动现场的一面面红旗，一下子唤醒了这片荒芜的土地，吹响了开拓进取的冲锋号，四个分厂由墙上的蓝图慢慢变成四个激情创业的战场。解放思想是破解一切困难的利器。在四大产业的推进过程中，屡屡遭遇发展中的困难，特别是技术瓶颈。王健启发大家，监狱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挖掘人才，使用人才，也是党的劳动改造政策的正确落实。在他的启发下，一批有技术专长的劳改犯被挖掘出来，用在了刀刃上。这些以技术表现展示思想改造的劳改犯积极投身劳动，破解技术难题，屡创劳动佳绩，以现实成果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改造政策是多么重要！注入了新理念和新技术的“二劳总”如虎添翼，四个分厂将自己的优势尽情发挥。最为突出的是改制后的济南生建机械厂和济南生建砖瓦厂。1958年3月，济南生建机械厂接到大炼钢铁的任务后，经过日夜奋战，创造出贝氏小转炉炼钢法，经过试火升温，炼出山东省第一炉酸性贝氏钢水。这一事件，在当年6月11日《大众日报》头版做了报道。济南生建机械厂炼钢的事迹，无疑成为山东劳改系统吹响“建设七座钢铁厂、三座机械厂、一座炼焦厂”号角的前奏，它的引领作用和先锋意义比那一炉钢水的意义更加重大。济南生建砖瓦厂的成就也光荣地载入了史册。据记载，山东工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山师附中、新华书店、山东省出版总社的建筑史都留下它参与建筑的足迹。1954年12月，工作卓著的王健，出任山东省公安厅劳改局副局长，由于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劳改局局长郭华常驻省厅，省局的工作实际由王健主持。虽然他离开了曾经战斗过的“二劳总”，但正因为当年将其按产业优势一分为四、继而扩大为四个行业、按照各自优势做大做强的规划和设计，才成就了后来的济南省生建机械厂和砖瓦厂的赫赫成就。由蓝图变为现实的，除济南生建机械厂、砖瓦厂的产业成就，还有影响更加深远的罪犯改造理念。王健非常注重罪犯改造工作，劳动创造业绩，劳动改造新生，他引导犯人投身劳动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他坚持对照政策、区别对待，个别教育、攻心为上，兼顾历史、重在表现，法德并举、多管齐下，注重实际、劳动改造等管理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犯人的情绪极其稳定，行为表现良好。虽然当时的劳动改造项目，需要大面积、长时间的外役劳动，虽然警戒条件非常简陋、看押力量严重不足，却没有发生过一起犯人伺机逃跑事件。这一现象，至今都值得深思和研究。心中有远景，胸中才有大局。升任省局副局长的王健谋划着更大的发展。他发现，过去那种省、地市、县都办劳改队的局面过于混乱，下放到市甚至县的劳改队，管理混乱、纪律涣散、改造无章法，劳改生产也困难重重，产品粗劣、组织松散、亏损严重。这与国家机器的崇高形象极不匹配。说干就干，不能错过时机。经过一年多的布局调整与撤并，全省撤并部分地市、县级劳改队，组建起14所省属劳改单位。到1956年底，结束了原劳改单位布局混乱的局面。合理的布局结构，为劳改产业的统筹发展、潜力的充分发掘提供了有利条件。借鉴西方国家发展日盛的现代化大生产产业管理模式，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急需的产业结构，王健带领班子成员，确定了建立健全农业链和工业链两大产业链体系的决策。农业方面，从1958年起，相继撤销6个劳改农场，整合保留5个农场，同时跟进化肥生产、农机生产等配套产业，确保了农业的稳产、高产。仅1964年，农业总产值就实现599.6万元，这在当时是个令人瞩目的数据。工业方面，通过整合地市劳改队，形成以济南、青岛为龙头，辐射全省的劳改工业网络，确定了煤矿、铁矿、机械这一从采掘到冶炼再到制造加工的一条龙工业体系。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个维度考量，全省劳改单位的整合与撤并、农业链和工业链的规划设计，只是完成了劳改单位结构上的“治理体系”，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治理体系”之上的“治理能力”，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三、初创辉煌
在“以粮为纲”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劳改农场为国家农业作出突出贡献。随着农业的基本稳定，“以钢为纲”的工业，开始调整为国家发展的重点。1959年6月，山东省委作出“我省劳改单位，既要成为改造罪犯的专政机关，又要成为劳动、教育、科学研究三结合基地”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省公安厅劳改局成立了“山东省生建钢铁研究所”“山东省生建八三厂技术研究室”“山东省公安厅劳改局技术研究所”。报经厅党委同意，王健开始在劳改系统打造三个工程：钢铁工程、半导体工程、尼龙工程。济南生建机械厂炼出山东第一炉酸性贝氏钢的战绩鼓舞起山东劳改系统大炼钢铁的热潮，省公安厅指示劳改局“要在济南地区，建设一座年产生铁10万吨、钢8万吨的钢铁厂”！根据这一指示，于1958年3月确认在济南东郊建设一座占地面积91.4公顷的钢铁厂。钢铁厂对外称“山东省地方国营济南生建钢铁厂”，对内是“山东省第十五劳动改造管教队”。虽然当时的施工机械匮乏，只有车床一台、刨床一台，但在两名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边学习、边施工、边建设，采用先土法上马、再土洋并举的措施，于4月15日正式破土动工，历时107天，投资400万元，于7月22日建成1号55立方米的高炉。7月29日，炼出了第一炉铁水，保证了1958年超额完成全年钢铁计划。在总结1号55立方米高炉施工建设的基础上，10月19日，济南生建钢铁厂又开始建设2号55立方米高炉。历时50天的时间，比1号高炉缩短了一半多的工期，建成2号55立方米高炉。2号炉建成投产后，因高炉高产，获省“红旗炉”称号，当年生产生铁8370吨。另外，还建成机修车间和其他附属建筑，并开始100立方米高炉和炼钢车间的建设工程。1959年至1960年，济南生建钢铁厂相继建成两座100立方米高炉、3×2吨转炉、小型轧钢、无缝钢管、炼焦、水泥等车间，形成了年产生铁12万吨、钢8万吨、小型材2万吨、无缝钢管1万吨、焦炭9万吨的生产能力。1960年1月，济南生建钢铁厂2号55立方米高炉被评为“1959年度全国先进炉”。1964年，济南生建钢铁厂盈利140余万元。1965年，济南生建钢铁厂生产持续上升，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79%，利润增长76.3%。据司法部编纂的具有新中国监狱“史记”美誉的《新中国监狱工作50年》介绍：“山东省1958年建起七座钢铁厂、三座机械厂、一座炼焦厂，到年底形成全省66个工农业劳改单位的生产规模；济南生建机械厂不仅在1958年炼出全省第一炉酸性贝氏钢，还在1959年试制成功全国第一台1500公斤空气锤和全省最大的3500毫米卷扬机。现在的山东济南钢铁厂集团和莱芜钢铁集团两座大型骨干企业，就是在当时建立的济南生建钢铁厂和沂蒙生建钢铁厂等劳改企业合并的基础上组建和发展起来的。”在王健的心中，淄博遍地是铝矿、铁矿、煤矿等，只要勤于动脑，就能“挖地为宝”。他决定亲自到野外探矿寻宝，彻底解决矿石供应不足问题。![]()
淄博生建钢铁厂于1959年建成55立方米炼铁高炉
探矿可是件专业工作，没有专门人才等于白日做梦。他开动脑筋，将目光投向在押的劳改犯身上。在王健的心目中，评价罪犯改造得好，并不是说得好写得好，而是干得好才是真的好。经过筛选，他发现押在济南生建机械厂的无期徒刑犯张书勋是个探矿专业人才。他是大学地质系毕业，日伪时期跟随日本人做过地质勘探，捕前系金岭铁矿工程师。对启用犯人探矿，而且和劳改干部一道深入到荒无人烟的山岭内部，部分人员很有微词。但王健很自信，这不违背当时的劳改政策，不违背实际工作需要，不违背人性向善的事实。省内各大山岭的探矿工程开始了。他们白天一早出发，晚上很晚回家，赶路到哪就住在哪里的农舍。一次，几个探矿人每人背着30多斤的矿石刚要下山，突然下起瓢泼大雨，雨大路滑，张书勋一脚蹬空连人带石跌下山崖。王健二话没说，紧跟着冲了下去。天，很快黑透了，除了满山流水的声音，就是野兽的嚎叫。直到下半夜，帮助巡山的山民才找到两个遍体鳞伤的探矿人。王健看见来人，饥寒交困中的他几近休克，只说了一句“先把矿石找回来”，就再也说不出话了。探矿工作历时两年多，行程8万余里，最终确定十几个矿点，这些矿点为劳改生产项目的接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地处淄博王村的宝山储存着足有亿吨的焦宝石。焦宝石是生产半导体的矿石材料，具有极大的经济开发价值和国防战略意义。王健听到有关人员的探矿介绍，决定在这里组建山东省宝山劳动教养所和山东省生建八三厂，劳动项目就是采掘并冶炼焦宝石、生产耐火材料、研制半导体产品。烧制焦宝石、生产耐火材料的科技含量并不高，但研制半导体材料却是一件专业性极强的科研项目。显然，人才又成为能否突破的关键。其时，劳动教养所关押着一批各行业的精尖人才，是现成的可开发利用的人才库，但是，使用这些人的危险性又横亘在政治路线这道难以把握的标准那里。怎么办？王健思虑再三，决定站出来，力排众议，启用这批具有专业水平的劳教人员。被人信任的力量是无穷的。被启用的劳教人员受到领导的重托，如同加满油的高速汽车，立刻投入到科研工作中。他们拿出看家本领，夜以继日，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半导体产品的实验中。然而，研制单晶硅和晶体管，都因资料不够、设备不精、缺乏样品等问题陷入僵局，迟迟不能见效。面对缺乏资料，王健从省科技馆搞来一套前苏联的无线电杂志，又派人到中科院半导体所、四机部十三所联系，最终实现资料共享。面对设备不精，大家立足改良现有设备，不断提高室内恒温、空气无尘等参数指标水平，力求设备标准达标。面对缺乏样品，王健找到时任省委书记谭启龙，要到已经收藏起来的那部日产收音机，专门用于拆解分析半导体成分。无数次实验，无数次失败，无数次再实验再失败，从单晶硅到晶体管，经历过无数次失败，终于，在1962年，二极管研制成功。1964年，已经能生产大功率、小功率、高频、低频等各种半导体元件。1965年，利用研制的硅晶管，试制了7台半导体收音机，填补了我国半导体领域的空白。在半导体技术研发成功的基础上，科研团队将目标定位到下一个更大项目：硅碳棒（管）。硅碳棒在国外广泛应用到冶金、机械、电子、纺织等行业，而中国非常缺乏，如果依靠进口，不仅价格昂贵而且会时刻被卡脖子。国家工业要实现大发展，必须有自己的硅碳棒。王健鼓励时任劳教所所长、八三厂厂长李中一，“国家使命就是我们的责任”。他们从上海买回一根断裂的硅碳棒进行研制，按照科学杂志上介绍的工艺，边学习、边模仿、边实验，最终试制成功了硅碳棒的初级产品“碳化硅”。硅碳棒的生产需要极严苛的设备条件，不仅需要高压的成型模具，硅碳棒中间发热体的极限温度要求在1500度，两端则不超过600度。经过一年半的实验，终于试制成功。到1965年，已经可以批量生产，当年利润达2000万元。1966年，朱德委员长在济南市南郊宾馆亲自听取了李中一关于科研情况的汇报。![]()
为表彰山东生建八三厂技术研究室，中共中央、国务院赠送了火箭模型
“山东省公安厅劳改局技术研究所”的主要科研任务是当时十分短缺的尼龙。尼龙丝编织的网兜，结实、便宜又方便。尼龙丝袜更是值得炫耀的流行饰品。而且，生产尼龙排出的废水中，含有氨的成分，是农民浇地施肥的理想肥料。接到攻关尼龙的任务后，科研人员日夜奋战，经过数次攻关，终于在1961年攻关成功，研制成功出了“尼龙”产品。同年12月，“尼龙”开始批量生产，这是山东省进行尼龙生产的第一厂家。在事业发展的道路上，王健越来越认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一个系统要有大发展，必须有自己的人才培养基地。于是，经过做大量的工作，报经省委批准，于1958年8月14日决定建立“山东省生建工业专科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五年制专科，这是全国劳改、劳教系统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类学校。在王健亲自调度、斡旋、关心下，学校很快配齐了领导班子，并在教学规划、师资队伍、科研管理等方面作出规划。生建工业学校的办学做法很快引起其他行业部门的关注，省教育厅委托时任校长孙明之起草《全日制中等专业学校工作条例》，并总结办学经验50条，印发全省后，作为全省同等学校学习的样板。1959年王健任职山东省公安厅劳改局局长后，全省劳改工作发展初现辉煌。劳改企业的业态进入良性发展轨道，产业结构呈现出百花齐放、齐头并进的可喜局面：济南钢铁、沂蒙钢铁、莱芜钢铁以及青岛、烟台、昌潍、淄博、济南、泰安、聊城、菏泽、德州、临沂的劳改机械等，实现从矿产到冶炼、从钢铁到机械、从零部件到整机生产的体系化产业链，形成“胶济一条线”的机械工业盛景；潍北、五一、六四、六一、东新农场和滕县生建化肥厂将劳改农业不断做大做强；宝山、北墅、薛城、湖田、埠村的焦宝石、石墨、煤矿展现出多矿并举的局面；少年犯管教所、劳改局中心医院、生建工业学校则显示着全省劳改事业的系统思维和长远谋划。然而，1966年9月1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公安机关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干部大会上，煽动“砸烂公、检、法”。1966年底，山东省劳改局机关成立群众造反组织。1967年1月，群众“造反”组织夺取省劳改局党政大权，成立“革命造反总部”，掌管劳改局的工作。1968年2月，省劳改局实行军事管制。山东省劳改局撤销了，省属劳改单位全部移交给有关部门。省监狱、五一、潍北、六四、东新、淄博、泰安、聊城、菏泽、德州、临沂等11个监狱、劳改队移交给所在地区管理；青岛、北墅、昌潍、薛城4个劳改队以及济南合成纤维研究所、滕县生建化肥厂、宝山劳教所、济南工业学校等8个单位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少年犯管教所、郭店劳动教养矿山开采队、梁家庄劳改队、砚池山劳改队等4个单位移交给济南市革委会；六一农场移交给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湖田、埠村两个劳改队移交给山东省煤炭局；沂蒙劳改队、劳改局中心医院移交给莱芜钢铁工程指挥部；烟台劳改队移交给烟台地区革命委员会。四、重整河山
“文革”期间的劳改队，特别是下放、分散到地方后，出现了极其混乱的局面。犯人不懂规矩，不守纪律，罪犯管理如放群羊。工人与犯人界限不清，是非不辨，互相称兄道弟。劳改队内盗严重，国家资产受到严重损失。面对如此混乱局面，1971年9月，军管人员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希望采取一些措施，控制一下不利局面。这项调研的任务，落到在家等待分配工作的王健身上。王健和其他两名干部，以对工作高度负责的责任感，一竿子插到最基层，青岛、昌潍、埠村等劳改队的现场，劳改犯和管理工作人员中间，成为他们摸透下情的重点。调研工作自然是深刻且求实的，但在那个不敢说真话的年代，如何汇报调研结果却十分纠结。如果汇报的是满眼问题，说明劳改队的军管非常糟糕，军管干部一定不高兴。如果避重就轻，不谈或少谈问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则过不去。在这样的时刻，王健的党性再一次支撑他站了起来，他坚持“宁可再一次被打倒，也要讲真话”。果然，王健作出的实事求是的调研报告，受到军管领导的严厉批评。他们大发雷霆，表示这是否定当前的大好形势，是阶级立场出了问题，是看问题的方法过于偏激。事实胜于雄辩，水落自然石出。那些了解劳改队实际情况的人员，暗地里佩服王健的求实精神和敢于亮剑的勇气。作为国家机器的劳改单位混乱局面毕竟不能长久。1972年4月，中共山东省委根据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决定恢复省劳改局，结束军管状况。王健被重新任命为省劳改局局长。面对遍体鳞伤的劳改工作局面，王健首先要做的，就是拨乱反正、重整河山、重新布局。首先，他根据劳改单位的性质和承担的使命，分析认为，作为国家机器的劳改队，不能分散到各市甚至各县管理。劳改队不是企业，分散管理必然导致执法标准不一、罪犯改造混乱等不利局面，这有损于国家政权的威严和强大。结合上级指示，他决定，省局恢复后的第一步棋，就是将各劳改队收归省属。于是，省监狱、聊城、潍北、惠民、德州、泰安、临沂、菏泽、北墅、淄博、济宁、东新等12个单位，陆续收归省劳改局领导。随后，进行了全省范围的一系列新建、接管、移交、改制。王健出手的第二步棋，便是全省大范围、高深度、浸入式的实地调研。经过深入调研，他看到经过“文革”的干部队伍急需思想整顿，罪犯改造工作也应逐项理顺，劳改企业更是一盘散沙。但是，这时的国家形势尚未稳定，人们的思想还处于摇摆状态。纵然有一股移掉太行、王屋二山的气概，也需要根据形势顺势而为。从上层释放的一系列信号中，王健认识到，国家将会进入一个蓄势起飞时代。纵观国际市场，汽车交通业将是这个起飞阶段的标志性行业，因为重工、轻工、电子以及门类更细的机械、橡胶、纺织、玻璃等各行业技术，都在汽车身上集大成了。汽车交通，将是未来工业腾飞的第一个风口。发展交通业的机会，于1972年11月突然来了。是月，公安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七次劳改工作会议，会上，公安部针对公安干警交通设备不足、作战能力欠佳的现状，提出在系统内研制警用摩托车的任务。制造警用摩托车，是那种“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事情，销路自然不用愁，专供公安系统，更是倍加荣光的事情。这种好事，北京方面更属意皇城根边的某省，但是该省劳改局并没有思想准备。在会的王健立刻看准这个机会，立刻提出可以交给山东制造。山东劳改系统的机械加工实力众所周知，王健办事的魄力在全国也是名声很响。公安部有关领导一合计，拍板决定将警用摩托车的研制任务交给山东。接到任务的王健，如同挂上快速挡位的越野汽车，风驰电掣般行动起来。回到山东，他立刻找来泰安劳改队支队长李学斌，像战争年代部署突击任务般，制定了一系列战术，集中优势力量攻城拔寨。没有厂房就盖，没有设备就买，没有技术员由省局统调，没有图纸就到国内知名厂家学习。都是一穷二白，却必须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既然接了瓷器活，就要有金刚钻。李学斌带队到江西洪都、湖南株洲等多个厂家学习观摩，软磨硬泡搞到有关技术资料和图纸，又由省局从全省劳改系统调来机械制造的精英，组织各路人马投入到图纸设计、工艺设计、工程设计及机械安装、外购配件等一系列工作中。1974年元旦，距公安部动议研制摩托车的时间不过一年，由泰安劳改支队试制成功、注册商标为“泰山750”、经过试跑和专家鉴定合格，崭新的5台警用摩托车已经开进山东省劳改局大院。公安部面对这一高速高效的壮举，不得不佩服山东人办事的速度和敢于担当、勇挑重担的精神。威武气派的新型摩托车一时成为众所关注的风景，大家恍然感到，历史的脚步将因为交通工具的更新，跨进一个更为快捷的时代。![]()
1974年元旦，泰安劳改支队试制成功“泰山750”警用摩托车
样车试制成功后，摩托车很快进入批量生产阶段。为确保这个金字招牌在山东劳改系统越擦越亮，1975年起，王健调度全省11所劳改队上马相应的摩托车配件，有关单位立刻投入大会战。1975年，“泰山750”（后改为“山东750”）生产500辆，1976年生产540辆，1977年生产800辆。之后，每年均以68%的速度递增。“山东750”在公安部大院甫一亮相，立刻引起公安部消防局的关注。他们在悄悄筹划一个计划，打算选择一个省份上马消防车装配项目，为全国的消防队装配先进的8吨黄河泡沫灭火车。这个似有似无的信息，却是又一次商机，王健岂能错过。于是，他派人前往北京，拜访了公安部消防局局长。这次拜访，当然是有备而来。原本对消防车技术一知半解的技术人员，通过几天的恶补，已经将消防车的有关知识基本摸透。所以，当双方坐到桌上谈论消防车技术参数时，我方如数家珍，俨然一个消防车领域的专家，连消防局长都感到吃惊，山东还没有上马消防车，相关的参数已经达到理想标准。1975年10月，项目很快被批准了。王健将消防车装配的地点定位在济南市党家庄的原天津采石场。按照当年战场上攻占山头的作风，王健首先选出得力干将，然后逐个分工、责任到人，号令按时取占山头。仍然是“边建设、边生产”的攻坚模式，一张白纸上的“济南生建消防车装配厂”从五间席棚开始了创业。他们搭建起5个作业席台，购置了手锤、扳钳、电焊设备、切割机等工具，按照图纸自制模具。用这些工具制作了水箱、电子箱、车门等装配件，安装到购置的黄河大卡车底盘上。再边摸索边实践，很快制造出喷枪。1976年3月底，经过昼夜奋战，仅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济南生建消防车装配厂提前2个月完成装配出三台消防车的任务。试验现场，三台喷枪将近30米高的泡沫喷向空中。碧蓝的天空中，犹如三条银白的巨龙冲天而起，试验现场一片欢呼。5月，消防车已可以实现批量生产。次年，根据产业结构调整计划，济南生建消防车装配厂改为摩托车生产。消防车项目移至临沂劳改支队。按照王健的规划，摩托车生产只是他汽车交通规划的一个开始。因为在他的心中，始终有个梦，那就是山东劳改系统要合力生产自主品牌的汽车，实现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汽车梦”。但是，随着国内非劳改单位汽车业的逐步上马，劳改企业在科技领域的局限性显现出来。王健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发展规划，理智终止了对汽车制造业的规划。王健认为：罪犯在农场劳动太分散，管理难度大。搞科技产品的技术水平又不够，而煤炭采掘业具有两大天然优势：一是地下封闭的空间，有利于犯人防逃；二是国家发展需要大量能源，煤炭既是能源又是煤化工原料。劳改企业应进入煤炭采掘领域。循着这个思路，王健安排人员对煤矿开采专家、物资、资质等一一筹备，于1975年7月，获批了鲁西南的第一座劳改煤矿——山东省七五生建煤矿。七五生建煤矿原系撂荒三年的一个地方煤矿，因为管理不善，虽然已破土动工三年，但并没有进展，是个典型的基础薄弱、管理混乱、处处险情的烂摊子。劳改系统的煤矿专家都集中在“文革”后刚刚收回的湖田劳改支队，这里有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从事煤矿井下工作的老矿工张建堂，有1961年华东矿业学院毕业的老牌大学生刘孟东，还有煤矿各工种的一干技术人员。很快，原湖田劳改支队的一干技术人员和其他劳改队的部分人员组建起进军劳改煤矿的“七五人”。他们发扬技术引进和自力更生的精神，一边借助社会力量加大专业技术和专业设备的引进，一边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自制许多矿井工具和设备。“七五人”克服资金不足、技术不足、人才不足等重重困难，不分昼夜赶进度，全体人员齐上阵，终于在1978年6月完成了主矿井安装，然后建成回风系统，切出一个采煤工作面，预备投产出煤。若干年后，刘孟东在其回忆文章中写道：“1977到1978年，是我一生中最累的时候，每天从井下上来，靴子里都能倒出汗水，整个人感觉虚脱一样。岂止是我，七五矿的战友们都在拼命，每个人的精力体力几乎都到了极限。”就是这样的拼搏精神，就是这样的竭尽全力，七五生建煤矿才以奇迹般的速度天天推进。1978年国庆节前夕，按照省局预想的时间，七五矿开始出新煤。王健局长看到七五生建煤矿送到省局报喜的煤块，似乎看到干警们在井下挥汗如雨的现场，他感慨万千，安排人立刻给七五矿发去贺电，对矿党委给予表彰。1978年，七五矿当年产煤2.3万吨，1979年产23万吨，仅仅15个月的利润，基本与建矿投资金额持平。继七五生建煤矿之后，省局再接再厉，连续开采了三河口、岱庄等煤矿。劳改煤矿在微山周边形成一片，为山东劳改煤矿形成“鲁南一大片”的盛景奠定了基础。五、再创辉煌
“文革”后的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旗帜高高飘扬，王健觉得可以在干部队伍整顿和劳改工作方针方面动手了。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他再次派出若干调研组，深入到全省各劳改单位的基层摸情况、进现场。这些调研，虽然没有营造多么大的声势，也没搞成堆积如山的方案，却是真正的“四不两直”，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调研的对象涵盖各类人员，既有最基层的劳改干部，也有最普通的在押犯人。而且，调研的形式并非蹲在会议室里听座谈会，而是和基层警察跟班执勤，同吃同住同劳动，促膝谈心，个别谈话。这种调研方式，的确能听到真实声音。和调研大军一同出动的，正是年逾花甲的王健局长。他深入到警察的工作岗位、宿舍甚至家中，和各年龄段的警察聊天、拉家常，以获取第一手资料。他还到罪犯劳动、生活现场，和犯人单独谈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在调研中，某干部认为，犯人改造就是别让他闲着，冬天没活干，可以挖了东坑填西坑，再挖出西坑填东坑。王健对这种罪犯改造的低级认识十分震惊。还有一次调研中，遇到一个违反监规的犯人被席子卷起来，倒放进坑里。王健当即愤怒地批评并纠正了这种做法。这些事情，虽然只是个别现象，但经历“文革”破坏的基层劳改工作状况，已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各路参加调研的队伍，带回一系列丰富而真实的一线信息。根据这些信息，王健开始谋划整顿干部队伍、调整改造政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了。他首选的是干部队伍整顿。因为“文革”中干部队伍派性斗争流毒严重，泛“阶级斗争为纲”的遗风不散，必然导致干部不将精力投入到研究工作中，而是琢磨拉帮结派整人，这些问题，正是队伍“乱”的根源。帮派斗争形势下，经常出现今天“东风压倒西风”，明天是“西风压倒东风”，因此，有些人干脆当起“墙头草”，或者两耳不闻窗外事，这类干部并不在少数，此为干部“软”的根源。“文革”后期，押犯结构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三多一少”的押犯结构要求干部采取新的罪犯改造方法，但是，某些老革命以大老粗、没文化自居，不以为耻，反而理直气壮地摆老资格，年轻干部不服气，此为队伍“散”的根源。王健谋局的第二步棋，则是犯人改造政策和路径。“文革”后期的押犯类型呈“三多一少”特点：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多、刑事犯多、年轻罪犯多，反革命犯、政治犯减少。这些犯人既有破坏性大、难管教的一面，也有可塑性强、能接受教育挽救的一面。押犯结构和罪犯表现表明，监狱工作的主要矛盾，已由以前的敌我矛盾，转变为人民内部矛盾。如果重复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改造方法，照搬阶级斗争为纲、把一切罪犯当敌人的老办法，已经无济于事，也与国际、国家、社会发展形势不符。监狱工作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调整思路、采取新举措。以上两步棋，是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扭转劳改工作的关键命门。于是，王健安排全省选拔部分优秀中青年干部，在刚刚恢复建制的“工校”举办了两期学习班，重点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讨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纠正劳改工作中“左”倾思想，思考如何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管理能力，分析面对新犯情如何积极应对等问题。两期学习班，在全省劳改系统发挥了引领工作方向、认清形势任务、发现后备人才等一系列作用。结业后，借着贯彻中共中央（1975）13号文件的机会，于1975年6月，在珍珠泉礼堂召开了全省劳改单位负责人会议。这个会议在山东监狱史上具有典型的拨乱反正意义，因为会议的内容具有举旗定向的作用，又是劳改干部翘首已久的，所以史称“珍珠泉会议”。会议以整顿和改善干部队伍思想、作风、能力为主要目标，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派性斗争，批判了干部队伍中乱软散现象，从“定规矩”、正方向的角度，强调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在这个会议上，也对全省劳改单位领导班子进行了大规模调整，真正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方式配强了班子。同时，会议在强调干部思想整顿的同时，要求不断加强组织纪律性，坚决贯彻“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改工作方针。珍珠泉会议解决了干部问题后，他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犯人改造身上。根据调研素材，他认为，对待犯人不能再采取“运动方式为主，以斗为主，以压服为主”的方法，应该关心、感化、教育、挽救他们。其时，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吕剑光在一次研究青少年犯罪的会议说：“对青少年罪犯，要像父母对待患了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老师对待学生那样，做耐心细致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这段话像初春的一缕阳光，一下子照进阴霾重重地天空。许多劳改干部突然醒悟，罪犯也是人呀，为什么不能像孩子、像病人、像学生呢！对“臭劳改”再“踏上一只脚”的时代，确实应该调整了！省局调研组在昌潍劳改支队捕捉到一组信息：该支队管教一线的同志，面对新时期押犯变化，提出许多行之有效的管教经验。有的总结了“十抓十变”。有的提出了“三气”：遇到顶撞不生气；有了反复不泄气；改造他们有勇气。有的提炼出“五要五不要”：要查清每个犯人顽固的原因和顽固史，不要一概而论；要以理服人，不要简单压服；要坚持两点论，对顽固危险分子也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成不变；要“冷处理”，不要“热加工”；要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不要“单打一”。还有要秉持“五心”：诚心、耐心、信心、用心、热心。基层干部的创新实践，引起王健等局领导的极大关注，最终，省局将昌潍做法浓缩为“三心（诚心、耐心、细心）”“三像”教育改造理念，要求全省推广。“三心”“三像”带着富有时代气息的改造理念，在山东劳改单位播种发芽、开花结果，潍坊、北墅、潍北等单位频频出现感动社会的改造案例。劳改工作开始实现与社会接轨，劳改犯人真正感受到社会并没有抛弃他们。倾注了社会关爱的改造理念，并不能取代劳改队的严格管理。王健局长深知教育的复杂性，何况戴罪之人，“惩罚与改造”一项也不能少。因此，他主张从犯人入狱的那天起就要把“规矩”挺在前面，事事按规矩，处处有章法，才能实现行为养成，才能改造成功。按照这个思路，他倡导执行规范罪犯行为的《日准则》，让犯人每日每时行为，都纳入规则。像铸件的模具一样，经过火与血的冶炼，罪犯将摈弃旧习，百炼定型。山东劳改系统通过整顿干部队伍、通过改进犯人改造理念等系列工作，全省劳改工作的面貌和干部精气神有了质的提高。这种变化，自然引起公安部领导的高度关注，公安部多次到山东调研，对山东倡导的“三心”“三像”等理念，给予高度评价。人的思想就像一道闸门，一旦打开，就会发现还有更多的能量和价值不菲的宝藏。“三心”“三像”的理念，像一股被困太久的劲风，一经放飞，在荒芜已久的教育改造园地迅速蓬勃成长。这股风气尚在势头顶峰，在昌潍劳改支队又发现了另一个新事物：1975年夏天，昌潍劳改支队三大队为了培养车床操作工，自发办起了车工培训讲座。五大队为了让罪犯能写家信，自行开办了家信学习班。八大队因老残、文盲罪犯多，自发办起了识字班。虽然地点都在监舍的院子里，设备只有一块木制支架黑板，教员中有干部也有能者为师的罪犯，但深受罪犯的欢迎，自愿参加学习的罪犯越来越多。时任教育科长刘汉兴发现了这件事后，及时向支队领导作了汇报。领导非常重视，在教育时间和教学用品上给予大力支持，并号召其他大队因地制宜，多方位开展各种教学活动。随着办学成果的显现以及对罪犯改造所起到的明显作用，支队领导又提出在办学正规化、课堂化上做文章。经过深入研究和实际调查，报经王健局长同意，决定兴建教学大楼，成立“育新学校”。1980年开工建设，1981年9月正式启用，这是全国监狱的第一所“育新学校”教学大楼。![]()
山东省潍坊育新学校开学典礼
没想到干部整顿和劳改政策调整的能量如此之大！王健为昌潍劳改支队频频创造出新经验、新做法而欢欣鼓舞。他表示，基层监狱就应该办成既改造人又造就人的大学校，犯人的改造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思想转变了，就能干的活多，就能为国家做更大贡献。1981年8月18日至9月9日，全国监狱史上具有相当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的第八次劳改工作会议（史称“八劳”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劳改工作，肯定了成绩，总结了经验，确定了转折时期的工作任务，研究了劳改工作方针、体制机制、业务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问题。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受时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委托到会讲话，他赞扬劳改工作干部是“攀登十八盘的勇士”“真正的灵魂工程师”“无名英雄”。全国“八劳”会议的召开，鼓舞起全国劳改干部的信心和职业荣誉感，山东的与会代表当然也信心百倍。回到济南，王健局长立即向省委作出汇报，传达会议精神，对如何贯彻会议提出建议。为开好贯彻全国“八劳”会议的本省“十劳”会议，王健局长要求省局班子成员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解决干部的思想认识和实际困难，实现正本清源，开拓进取。一是通过回顾和总结我省劳改工作的成绩和经验，解决干部对‘文革’前17年工作的评价问题，增加自豪感；二是通过对押犯新情况、新问题的分析，正确认识改造对象的变化，解决干部思想僵化问题，自觉调整监管改造方法；三是学习会议文件，紧密结合实际，解决干警的政策思想问题，纠‘左’防‘右’，正确认识和执行劳改工作方针政策；四是通过会议贯彻，借助中央有关文件规定，解决好干部家属子女的户口等现实问题，解除干警的后顾之忧”。会议筹备十分慎重，为了更充分、更扎实，省局决定延期召开。1982年2月2日至13日，全省“十劳”会议在局机关礼堂召开。会议日程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共三天，学习“八劳”会议文件；第二阶段共六天，由王健局长代表劳改局党委作工作报告，请省委高克亭书记讲话，大会交流；第三阶段共两天，会议总结，由郭宏毅厅长讲话，研究、部署会议贯彻意见。这次会议的规模较往届会议适当扩大，除了省公安厅、省劳改局的领导及有关处室人员、基层劳改单位支队长外，还有基层劳改单位的大队长、中队长代表参加。省直有关单位的领导、新闻媒体及代表300余人也参加了会议。全国“八劳”会议和山东“十劳”会议的召开，彻底扭转了劳改工作的局面。这个会议，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精神，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劳改工作，肯定了成绩，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确定了新时期劳改工作任务，提出了加强劳改工作的措施。通过这个会议，提高了劳改干部的政治荣誉感和职业自豪感，明确了今后劳改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解决劳改干部长期盼望的一系列待遇问题。此前引起全国关注的潍坊劳改支队（1981年1月前称昌潍劳改支队）办“特殊学校”的做法，完全符合全国“八劳”会议精神。1982年10月，公安部在潍坊召开全国监狱办学现场会，肯定并在全国推广潍坊的做法。12月29日，省局将学校正式命名为“潍坊育新学校”，时任潍坊市教育局长郑华为名誉校长。1983年6月，公安部决定为潍坊劳改支队荣记集体一等功。这个集体一等功，是公安部首次为一个基层劳改队荣记一等功，加上“三心”“三像”改造理念的山东实践在全国广为推广，山东劳改系统俨然成为一个总能出经验的宝地。这一切，标志着山东劳改事业再创辉煌。六、为民情怀
王健掷地有声的办事能力是出了名的，他雷厉风行的烈火脾气也是出了名的。但这团烈火里，不仅有办事的霹雳速度，更有为民服务、温暖他人的情怀和担当。早期的劳改干部群体，大部分来自地方干部和军转干部，而这些干部的家庭大部分来自农村，每一个农村家属的负担很容易影响劳改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王健看在眼里，时刻思考如何帮助广大干部解决家庭的实际困难。终于有一次，在参观大庆油田时，当别人沉浸在油田磅礴气势里的时候，王健却将注意力投向大庆人的福利待遇上。他了解到油田工人的家属可以享受半费医疗政策，心想，同样是国企员工，劳改干部也应该享受这样的待遇。于是，回到济南，他亲自出马，找省卫生厅领导，陈述劳改系统的特殊性，介绍劳改干部的不容易，终于赢得省卫生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将全省劳改干部的直系亲属纳入半费公用医疗范围。这一制度，解救了许多家庭的困难，特别是多子女家庭的就医问题。当时，邮电、铁路等行业有自己的职业服装，但劳改干部没有警服，只能着便服执勤。有些干部因家庭困难经常穿着破衣烂衫。一次，一位干部因穿得过于破烂，在进办公区时被武警拦下，被误认为是正在服刑的犯人。这个事件引起许多困难家庭干部的伤感，传到王健那里，他为自己的队伍感到心酸。于是，他将情况上报省委，要求国家为劳改干部配备区别服，一是利于在岗执勤，二是改变警察形象。在王健的积极争取下，劳改干部终于穿上了职业服装。心里惦记群众，满眼看到的都是群众的安康和疾苦。在一次赴南方考察中，王健走到哪里都要了解当地劳改干部的生活福利政策和待遇项目以及批复程序，他发现南方省份之所以发展迅速，而且群众安居乐业，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是生活福利项目多、标准高、自主权大。在这样高质量的生活保障条件下，广大劳改干部轻装上阵，没有理由不全身心投入工作。回到山东，他把看到的情况一件件变成积极争取的目标，一点一点为这个系统的成员争取政策。他发现许多行业存在系统内招收子女就业问题，而劳改单位没有这样的政策。经过深入研究国家文件，发现有招工政策的行业都是些特殊行业，比如远洋捕捞、矿山井下、边远艰苦等行业。他想，劳改单位就有煤矿、农场，不也是矿山井下吗！劳改单位远离县城，甚至远离村庄，孤零零居住在荒郊野外，不也是艰苦边远吗！按照这个标准，王健立刻安排人员向煤炭部门呈报专题报告，同时找省领导争取政策。经过多次攻关，最终，劳改系统争取到了家属子女的招工政策。根据这个政策，一大批农村户口的子女被招收为煤矿或农场工人，一下子解决了许多家庭的后顾之忧。![]()
王健局长（中）到基层指导工作
如果说以上解决的只是生活问题，在王健心里，劳改干部的政治待遇更是需要解决的首位问题。政治地位提高了，劳改干部的精神面貌才能焕发出来，工作热情才能激发出来，工作实绩才能创造出来。1981年的全国“八劳”会议，旗帜鲜明地规定了解决劳改干部的编制和配备比例、家属农转非、着装、调配、离退休退职、抚恤等享受公安干警同等待遇等一系列实质性政策。这些政策，无疑给全国劳改工作送来强劲的东风。但是，各省落实国家政策的力度是不同的，这主要看省劳改局领导的推动强度。面对这样的机遇，王健自然是冲锋在前，他决不允许上下一般粗地传达会议精神，而是以山东劳改发展为己任，逐条逐项让国家政策在山东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国家有文件，省里有落实，按说一切事情都能顺理成章地落地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以下两件事可见一斑：第一件事，是劳改干部家属子女“农转非”问题。由于其他公安干警家属子女还没有落实“农转非”，所以在研究政策落实会议上，省公安厅某些领导不同意办理。他们的意见是，即便办，也应该公安和劳改一块办，不能先劳改后公安。王健得到这个消息后，找到省公安厅厅长和分管的省委副书记，均遭到推诿。因为交涉不成，王健心里很不宁静，他只好寻找新的机遇促成此事。直到遇到一个私人机会见到了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当面向部长汇报工作后，才得以让部长出面催办。如此，劳改干部办理家属“农转非”的问题才得到实质性落实。第二件事，是劳改支队干部的职级问题。在一次重大会议的小组讨论阶段，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支队长问列席会议的省公安厅某副厅长“劳改支队的支队长是什么级别？”这位副厅长信口道“是科长级！”参加小组讨论的支队长们立刻炸了锅，纷纷质问这位副厅长。许多支队长以前是省公安厅、检察院的处长，因为劳改工作需要改任劳改支队支队长，怎么被降为“科长”了？但这位副厅长不了解实情，又固执己见，现场与几位老革命吵了起来。王健及时赶到，诚恳地劝导这位副厅长“大家说得有根有据，咱们还是耐心听听大家的意见吧！”为了避免进一步的误解，也为了及时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复。王健找到有关文件，向上级作出汇报后得到认可，转回来再向大家宣布“‘文革’前劳改队的干部都是省府按照县团级任命的，省长都签发了任命状，‘文革’后只是一个重新认定问题，省领导很重视劳改干部的职级认定，大家尽管放心”。于是，这个问题得以明了，大家不再为职级待遇问题而心情沉重了。“既治坡也治窝”是王健处理工作与生活的基本原则。他严格要求大家的工作质量，也关心大家的生活质量，包括干部的办公环境、食宿条件。根据他的要求，省局机关大院种了许多名贵花木，木瓜、玉兰、棕榈等南方树种早早来这里落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引入的热带植物，立刻给这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北方院落增添了旖旎的南国风光，苹果、梧桐、海棠、银杏、雪松等北方树种更是品种各异，茁壮成长，为紧张肃穆的办公环境增添了一份勃勃绿意。身居果木飘香的园林深处，人们在心旷神怡的环境里愉快地工作着、生活着。凡是熟悉局机关大院的人员都疑惑，非常规整的机关大院，却有一棵臭椿独立院中。且不说花期的臭椿总能散发出刺鼻的味道，就是那特立独行的位置，也有些影响着大院的交通便利。但是，这棵树的生命，恰恰因为王健局长的一句话留下了性命。据说，省监狱局从徐家花园2号搬到历山路时，工作人员对这棵长在院子中央的臭椿是留是砍颇为踌躇，王健局长看着这棵不按常规出牌仿佛有些青春叛逆的小树，对大家说，“它比咱到这儿的时间早呀！”于是，这棵臭椿得以幸存。对这棵来自大自然的树木的态度，足见王健局长浑身的英雄气之间，却是一腔慈悲情怀。时至今日，这棵大树没有辜负曾经的知遇，不论病虫灾害，还是铁石土壤，依然挺拔傲立，幸运得继续着自己的命运。省局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劳改局院内有一座风格华美的礼堂，这是当年大家蜂拥来看电影的热门打卡地。各个省直机关都知道省劳改局的福利多、项目全，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极其令人艳羡的待遇。这一切的名气和待遇，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辉煌。而这些辉煌，都与王健局长为大家争取到的惠民政策、从优待警措施息息相关。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他给全省劳改干部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大家在政策的阳光里，慢慢找到家的归属感，找到职业的荣誉感，找到为国贡献的使命感，逐步从“末等公安干劳改”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一个立体的人，自然有他个性的另一面。大家在赞誉王健局长站位高、有远见、能力强、能吃苦、工作拼命、生活节俭、廉洁自律等若干优点的同时，也会谈到他一旦发现有人犯了错误立刻严肃处理、下放基层的铁面做法。这种果敢决绝的方式，大概是他历经战争生死抉择、艰苦创业抢抓机遇、奋力坚守监狱事业不敢放松的性格惯性使然。作为一个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老革命，我们能苛求他必须做一个圣人吗？！王健局长于1983年离休，于1992年6月14日与世长辞，享年83岁。虽然他工作到75周岁，但他的风格始终像年轻人那样，雷厉风行，果敢坚决。关于他的工作与生活的传说，一如他的作风，爱憎分明，掷地有声。回忆山东监狱丰富灿烂的历史，目睹省局大院里王健时代留下的一草一木，每一个热爱山东监狱的人，无不感怀山东监狱事业的奠基者在创造辉煌伟业的同时，还留给监狱警察温馨的家园和无限关爱。在历史老人厚重的怀抱里，我们感受着前人的激励和鼓舞，也享受着长者的呵护和温暖。附 记
撰写王健局长的人物故事，之于我，是一次真诚的拜访，也是一次无畏的冒险。说是拜访，是因为山东监狱的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奠基者的王健局长久负盛名。一个后来者去撰写前辈的故事，当然是一次真诚的拜访。而且，这次拜访，意义重大，因为从写作中我看到：一个与旧家庭决裂，自发拉起队伍，带着队伍投身革命的传奇人物，他当年清晰而坚定的信仰，应该得到后人的敬重！一个投身监狱工作后，克服重重困难，“文革”前就带领监狱工作谋好发展大局，而且各项工作初现辉煌，他的事迹，应该得到后人的敬重！一个在“文革”中虽经磨难仍百折不挠，“文革”后对形势看得清，对任务定得准，抓工作有思路有办法有勇气，在很短的时间内带领山东监狱再创辉煌，他的贡献，应该得到后人的敬重！一个有情怀、有担当、有作为，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给基层带来福祉，给事业奠定基础，他的所作所为，应该得到后人的敬重！说是冒险，是因为王健局长的事迹太多，但档案资料中大多是些宏观记录，缺乏适合阅读的故事情节，所以文章能写生动颇有难度。而且，对于一个真实且大家熟悉的人物，有的读者习惯用读档案的标准读人物故事，必然会有标准上的差距。说到底，这篇文章是一件纪实文学。众所周知，档案材料和纪实文学之间，是两个类型的叙事，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这次撰写算作一次文字上的冒险。好在我从省档案馆、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监狱局的档案里，查到了许多框架性的内容，而且，王健局长的家人非常友好，给我提供了一些直接资料，还有，几位相熟的老领导老同事也谈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结合《山东监狱史纲》的历史脉络，最终得以成文。遗憾的是，我到省局工作后，对王健局长同时代的王鹏、林基盛等副局长都曾见过，对王健局长的老伴陈建华也印象很深，唯独没见过王健局长，这影响了我的主观判断。总之，这篇文章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人物传记，所以，即使画像画得不精准，也不影响主人公的整体形象。在此，真诚感谢王健局长的家人！感谢为这篇文章提供帮助的领导和同志们！
作者：刘春峰，原系山东省监狱管理局劳动改造处处长，现为山东省历山监狱二级警务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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