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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记忆》不只是历史记载的风霜雪雨

监狱人民警察桌案上的闲情雅致

       她是每一位与监狱有关的事与人的前世今生 

【正  文】

王元增是一位在晚清、民国监狱史上留下深深印记的人物，现在逐渐为业内人士所关注，监狱学界理应给予关注研究。王元增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留下了诸多文献资料，包括2本家谱，19种期刊登载文章47篇，60种日报登载信息406篇，7种官方公报登载公文88篇，5部书籍，即著《日本监狱实务》1908年8月出版、编辑《北京监狱纪实》1913年7月出版、编辑《狱类汇编》1913年10月出版、编辑《京师第一监狱报告》1915年2月出版、著《监狱学》1924年4月出版，稿本1部，即1924年“中国监狱之沿革及现今之状况”，为研究王元增生平奠定了厚实的一手文献资料基础。以这些文献资料为基础，基本可以复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王元增的生平事迹。    

一、王元增的身世简况

（一）少年勤奋好学

王元增，祖籍山西太原，宋朝年间祖上搬迁到苏州，清朝乾隆年间迁到嘉定，1879年11月8日（清朝光绪五年农历十月初五日），出生于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的一个普通家庭里，字新之，排行第二，其兄王元培，其妹王元筠。其父王其康为元和县庠生，开私塾以教书谋生，喜好书法，兼善小篆、工刻私印，其母徐彩贞，躬亲操作，劳瘁不辞，毕尽母职，勤俭刻苦，虽家况拮据，犹令儿辈从师受读，俾无废学。王元增幼年时随父就读，11岁时其父去世，便入私塾，师从李燕侯先生读书学习。由于家庭贫穷，每当交不起学费时，李燕侯先生知道他是一位可造之才的人，因而也从不计较。

1895年王元增16岁时，一位亲戚在嘉定南翔镇古猗园内开设淞娄育才馆，便去该馆从事部分校务工作，并半工半读，借此机会学习英文、算数等课程。后来，育才馆由于经费支绌，办学不到2年就停办了，王元增只好回家坚持自修，常习八股文。1898年，湖南善化人瞿鸿禨阁学，视学来吴，访寻嘉定城名人后裔，王元增被拨入县学就读学习，不久戊戌政变发生，即致力于英文、算学的教学，所得悉充学费。同年，在嘉定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

（二）青年多次择业

1899年，王元增在嘉定城葛氏家教学。1901年，前往上海的一个学馆，一边从事教书工作，一边利用工作之余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不料暑假期间该学馆解散，只得回到嘉定在王氏家族从事教学。当时，恰逢嘉定城殷氏设立英文学堂，聘请逊约翰书院毕业的沈文懋为教师，王元增便在课余时间师从沈文懋先生学习英语，受益很大，并打算学习新科学和新技能。1902年王元增考入太仓电报学堂，毕业后被派往绍兴电报局工作。1903年奉调长沙电报局。从绍兴返回上海，打算去长沙工作时，恰逢从事北洋沿海测绘工作的原南翔淞娄育才馆教师朱稷臣正缺助手，于是便毅然决然跳槽，加盟朱稷臣的测绘团队。    

这是因为电报局的工作简单重复日复一日毫无新意，王元增觉得困守末艺且意不自得，于是辞去电报局工作，跟随朱稷臣先生北上，去山东、河北、天津一带海岸，测绘北洋沿海舆图，终日登山涉水，忍饥耐渴，有时露宿荒岛，有时权居颓庙。工作虽艰辛，但技术性强，沿途见多识广，王元增毫无怨言且很感兴趣，就这样度过了大约两年时间。1904年，测量到汉沽时，朱稷臣先生病逝，就此王元增不得不辞去测绘工作，返回南方就职于江苏镇江承志中学，担任地理教师。暑假后经人介绍，王元增来到上海在一所女子学校担任教师，这期间黄炎培先生正在该校从事教学工作，工作之余他们经常一起切磋交流。

以后王元增考取公派留日学生，在1906年春东渡日本，留学日本警监学校专修监狱学，参见《晚清监狱学者王元增留学日本期间的学习经历》。

二、晚清时期的职业生涯

（一）回国调查太仓州监狱遭遇尴尬

1908年5月底，王元增在浦和监狱实习结束，本拟赴千叶县，适逢暑假期间，于是回国，打算用二个月时间，从太仓州属着手，调查本国监狱。按照国际通例，监狱参观者须有学术研究、其他正当理由，典狱得调查其个人身份情况并容许。调查国内监狱，一为学术研究，二为改良计划，理由正当，他便决意先见州尊，调查其监狱，再请其写四份介绍信，以便带赴镇洋、嘉定、宝山、崇明四县，以为这样便无程序障碍了。但转念一想，自己区区一个毕业留学生，担心不能使州尊相信，以致不能达到调查监狱的目的，于是在6月11日亲赴太仓，拜见负责教育工作的蒋伯贤先生，陈述宗旨，请其介绍于州尊，恰巧先生有信致州尊，即于该信内将王元增所托之事附入送去。这样虽做到了程序正当，但在6月12日遭遇了诸多尴尬，自思日本监狱尚令调查十分满足，而本国监狱反如此之难，真是所料不及，意外诸多。    

其一，上班时间极晚。12日午前8时30分，王元增持一蒋一余名片两枚，西装徒步，走进衙门大堂，阒然无人，便直进宅门。见门旁有烫水烟管者，便问：“门房何在？”回答说：“有何事？”王元增说：“欲见大人。”回答说：“大人午后三时方起。”王元增感到非常奇怪，担心他误说，又仔细反问道：“大人三时以前不见客乎？抑须至三时起床乎？”回答说：“三时方起床，无论洋学堂、洋学生，皆须于该时接见。”王元增无奈，只得返回寓所，如期复往。在他看来，凡文明各国官吏皆每日至午前八时到衙门办公，回国后亲身遭遇了办公时间的落后。

其二，调查不能多问。调查内容包括各犯人贫富、教育、出生、职业、婚姻、罪名、宗教，作为研究监狱学的资料，把日本司法省监狱统计表例呈给州尊看。结果却是，州尊极其为难，“各种案件已经长远，兄弟都有前任交下来的，现在无从查考。”“刑房亦不晓得。”“案件尚在，如有上宪的公事，那没有法子，只好调查。”言外之意，王元增非奉上宪之命，不能调查。“刑房不晓得，且现在风气未开，即明日参观监狱时，亦只能看看罢了。如欲调查一切，弄出事来，兄弟不能担责任。”王元增回答说：“放心，决不多问。”结果，最终没能进入太仓监狱调查。

其三，耳闻触目惊心。几经周折，只是耳闻了守监者之友李某的口述。监狱内的传达室，放着鸦片和烟具，传达者吸食鸦片。女犯上镣的部位奇特无比，女监牢有谋杀亲夫的女犯一名，年近四十，正洗衣，衣服如常人，惟裤裆内有脚镣，行路时铿然有声，因脚上钉镣不雅观，故如此。看监牢者为州尊的仆人，在看监牢人中地位最高，与女监牢为邻，获利颇丰，由于近来获利颇微，便辞去。囚人管理松弛，小天井内，囚人在阴凉处，围坐斗牌，手不钉铐，惟脚仍钉镣。监牢秽浊潮湿，內监的牢房内，臭气触鼻，潮湿不堪立足，囚铺离地不到一尺。龙头或称当大灶，是囚人的头目，一般由资格最老且凶悍有能力者充当，逍遥法外，生活优越，床铺离地稍高且挂蚊帐，铺上有鸦片、烟具。凡新入监者皆被多方敲索，由龙头、牢头禁子（即禁班）及守监之官仆三方分配，犯人之穷者则令其烹饪。龙头，不仅开押店，而且常在狱中嫖宿。    

（二）早期工作以及与国际监狱会议失之交臂

王元增回国在京师也未谋得职业，当时在日本的晚清保皇派与革命派对留学生的争夺异常激烈，尤其是1907年7月6日发生了徐锡麟在巡警学堂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事件，清廷因担心日本留学生受到革命派的洗脑，所以对回国的日本留学生并不十分信任且持提防态度，甚至还一度派人跟踪。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即刻找到合适的工作，后经同乡介绍，王元增于1908年9月15日从北京到达奉天地方检察厅任职，深受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许世英的赏识，此间参观了奉天习艺所。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八月）江苏嘉定教育会出版王元增著《日本监狱实务》。1909年，法部筹备建筑京师模范监狱，奉戴文诚尚书函召，王元增入都被咨询狱政，旋即返奉，当时以不得一见欧西先进各国监狱为憾。

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第八次万国监狱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晚清政府特派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徐谦、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许世英为代表参会。王元增获悉后认为机不可失，向许世英提出自费同行一起考察欧洲监狱的请求。许世英同意了他的请求并给予大力支持，吩咐奉天审判厅给他借支薪水，为其欧洲之行提供力所能及的最大方便。由此，王元增遂贷费请假随行，游历考察俄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等诸国监狱，目睹了这些国家当时不同风格的监狱建筑及其设施，仔细研究了这些国家的监狱制度，并且作了详细记录。通过这次考察国外监狱，他深刻领悟了晚清狱制与西方先进国家狱制的差距，更加认识到了晚清狱制的腐朽黑暗，更加坚定了将来从事监狱学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的信心和决心。    

遗憾的是，到了英国伦敦的时候，他携带的差旅费花销殆尽，已无钱自费购买船票随团乘船渡洋前往美国华盛顿继续考察监狱和参加第八次万国监狱会议了，不得不向许世英借钱购买回国船票，乘坐日本“春日丸”号邮船，怅然返回奉天。错失了参加国际监狱会议并与世界诸多监狱学家监狱实务者探讨监狱理论与实践的良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遗憾的大事。回国后仍供原职，不久厅署失火，他所作的考察日记笔录全部烧毁。很快，王元增报名参加了补行省奉省法官考试，取列第一，升任检察官。在奉省工作期间，王元增被选为安埠禁烟会评议员。

1911年10月，湖北武昌爆发起义，震撼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身在奉省的王元增非常关注家乡的情况，在嘉定及其附近的上海、苏州、太仓等相继光复后，便辞职返回南方。江苏都督程德全闻讯，就委派王元增担任江苏省地检厅检察官，任职不足２个月时间，又调去筹办太仓地检厅，同时升任太仓地检厅检察长。鉴于当时政局不稳，新旧体制交替，各派力量盘根错节，地方多故，人事复杂，办事困难，事不可违，于是王元增辞去公职，转而从事律师职业。

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监狱职业生涯    

（一）主持北京监狱的筹建工作

1912年民国纪元，王元增与黄允之等人组织中国同盟会嘉定分部以推进革命。民国北京政府接手继续进行晚清未尽的监狱改良事业，1912年8月13 日司法部发布部令，京师模范监狱早已竣工，亟应成立，派留学日本监狱学毕业，前署奉天地方检察厅检察官王元增筹办，并且进一步指出了监狱改良的重要性、中央监狱的重要地位以及对王元增的殷切希望。改良司法，监狱为其一端，狱制不良，无论法律如何美备，审判如何公允，均不能收执行之良效。中央监狱，既系列邦之观听，尤为各省之楷模。该员既有专门之学，且复在日本东京监狱实地练习，并赴欧洲考察各国监狱，学识经验二者兼备，务须将一切进行办法妥为规划，以期早日开办，本总长寄予厚望。1912年8月17日司法部发布部令，指示筹办员王元增，京师模范监狱改称北京监狱。其理由主要是考虑到，京师模范监狱定名之初，本因中央为各省楷模，故冠以模范字样，与各省省城之监狱称为某某省模范监狱意义相同；然而，监狱学理日积而日新，建筑方法也愈进而愈善，此时若以模范称名，既不足以规将来，且似嫌其赘复。

1912年8月20日，司法部许总长又指示王元增“帮办部务”，由此王元增得以有机会参与部务，直接起草了有关的监狱法规和规章制度。1912年8月27日，部令派王元增署理佥事并充监狱司第二科主任；令下之日，北京监狱开办经费尚未领得，所有筹办事宜，一时不能进行，暂在部办事，至9月7日由司法部向财政部领到万元，王元增才开始着手筹划。1912年10月7日部令，监狱开办在即，监狱官制未定以前，司法部派王元增暂办北京监狱典狱长事务，由司法部领到华字二十一号铜宝印信一颗，文曰北京监狱之印，即于10月7日启用，并定于10月10日起接收人犯。1912年10月16日，北京监狱筹办两月初具规模，典狱长王元增向司法部呈报启用印信暨接收人犯日期的公文。1912年11月9日，《司法部部令》正式任命王元增为北京监狱典狱长，1912年11月11日国务总理赵秉钧以签发盖有袁世凯大总统印的《政府公报》正式公布。    

民国初期，监狱积弊众多，非但轻罪、重罪待遇每失其宜，亦尝力求改革，但各省如待质、自新、候审、习艺等所名目纷歧，事权淆混，无非蹈常袭故，未能悉去旧污。民国初基，首期统一，分年筹备，咸与维新。然非正厥名称，则凡区域之调查，经费之预算，终恐难于着手适用。有鉴于此，1913年7月7日司法部发布《训令》第二百八十号，特拟定《划一监狱看守所名称办法》；1913年8 月28日司法部发布训令第三百六十八号，规定了新的监狱名称所用印章的制式，以昭划一。鉴于王元增在北京监狱的工作成绩突出，1913年12月30日，被授予五等嘉禾章。1914年1月，王元增再次获得五等嘉禾章的嘉奖。1914年9月4日，司法部发令指出，监狱为执行刑罚之地，其作用不外惩戒与感化两端，我国教育既未普及，监狱亦未改良，要当劝惩互施，方可收执行之效，京师地方设有监狱三处，惟北京监狱较为完善，肯定了王元增主政北京监狱的工作。1913年7月北京监狱印刷出版王元增编《北京监狱纪实》，1913年10月北京监狱印刷出版王元增编辑《狱类汇编》。

（二）就任京师第一监狱典狱长

1914年9月29日，司法部将北京监狱改称京师第一监狱；1914年10月1日，司法部呈请任命王元增为京师第一监狱典狱长，获得大总统策令批准。京师第一监狱典狱长王元增，前经比照中央行政官官等法叙列四等月支四等三级俸。按照当时的情况，王元增每月工资115元。王元增担任京师第一监狱典狱长期间，极为重视监狱管理人才的培养工作，1914年12月制定了《京师第一监狱练习细则七条》，1915年2月京师第一监狱印刷出版王元增编辑《京师第一监狱报告》，1915年6月修正了《京师第一监狱练习员规则》。  

他在京师模范监狱里开办监狱培训班，亲自撰写《监狱规则讲义》并授课，为全国监狱界培养了不少监狱管理人才。王元增倡行并实践监狱行刑教育感化思想，废止了京师第一监狱上刑具折磨犯人的制度，大力组织犯人从事劳动活动和开展宗教教会和文化教育。在以后的监狱出品展览会中，展出了犯人的劳动产品，据其子王文召讲，犯人制作的地毯还获得了巴拿马博览会金奖。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15年7月29日王元增获得四等嘉禾章，1915年8月16日被奉给勋章。

（三）身先士卒制止囚犯暴乱身受重伤

1917年6月14日，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5000“辫子兵”，借“调停”之名，进驻北京，上演了12天的复辟闹剧，史称“张勋复辟”或“溥仪复辟”，对京师第一监狱囚犯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诸多囚犯情绪波动，群囚希邀大赦未成，心怀绝望；另一方面，看守多半旗籍，亦志向不坚。虽多方劝导，严为防范，而卒起8月10日之变。藤竹工场7名囚犯持作业器械，杀害看守，夺门而出。王元增接到报警，奋身抵御，受刀伤八处，晕厥复苏强起，将紧要公文收藏，乃赴工场弹压，血流如注，衣服尽赤。据其子讲，鲜血浸透制服，他将这件血衣拍了照片以示纪念和警觉。而全部囚人以爱戴之深，均守法不动，争相救护，或夺凶囚器械，或把守大门，或持斧斤以备抵御，或闭工场门以防骚扰，或穷相扶掖裹伤敷药，涕泣看护，依依不去。囚犯暴乱越狱平定后，王元增自请罢斥，没有得到批准，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社会公众更加钦敬王元增，而且更加赞叹感化主义效力的强大。当时有舆论劝说应使用刑具，王元增回答说：“桎梏犯人，是以畜类待之，尚安能望其改过迁善哉？设有不虞，当以身殉吾志，不易也。至是其亦可以觇平日之抱负矣。”    

王元增身体康复后，仍依初志力图猛进，扩充独居房，作为累进制的基础，并开自新路以利交通，筑官舍以居官吏。凡此工作，悉用囚人劳力，不求外助，复力谋德育、智育之增进，延请宗教家来监讲演，建置图书室，发行旬刊，增设音乐，苟有利于囚人者，无不为之。而于作业尤锐意经营，三次在中央公园（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全国监狱出品展览会，售出成品，日以千计，中外观者群相嘉许，而自视常歆然焉。1918年1月11日，部令派王元增筹备建筑看守所事宜。1918年10月13日，大总令给予王元增三等嘉禾章，以示嘉奖。1919年10月23日，授予王元增四等宝光嘉禾章。1920年7月17日，王元增官等提升至一级，即四等一级俸。

（四）收回俄国中东铁路监狱，俄犯移押京师第一监狱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影响最大。1919年7月25日，苏俄发布《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放弃沙俄时代和我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1920年9月27日，再次发布《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1920年10月，为收回俄国在我国东北的领事裁判权，北京民国政府司法部特设改组俄国法院委员会，王元增被任命为委员之一。1920年11月3日，王元增亲赴哈尔滨考察俄国监狱情况，鉴于俄国监狱的诸多问题，提出了将该监狱犯人移押京师第一监狱的建议并获得批准。1922年2月6日，王元增赴沪公干，专门前往公共租界西牢即提篮桥监狱，参观牢内所设之各工场、饭室、浴室、卧室，看到犯人工作尤为认真，极为赞许牢内一切设备和管理方法。1922年3月9日，法部正式下文，京师第一监狱收押俄犯，据当时的英文报纸报道，收押的俄犯有数百名，对于收回领事裁判权意义重大，标志着中国监狱文明进步得到了国际认同。1923年3月9日，王元增被授予二等嘉禾章。    

（五）潜心研究并辞职

1924年4月京师第一监狱印刷出版王元增著《监狱学》，同年完成英文稿本“中国监狱之沿革及现今之状况”。1924年11月14日，王元增再次修改《京师第一监狱练习员规则》或称《京师第一监狱狱务实习规则》。1925年，他奉派会办京兆监狱改良事宜，以事权不一，辞去专理本职，闲暇时搜集东西各国监狱新事例，加以研究并试验，并将心得笔之于书，外省监狱争相效仿，相继被京师司法讲习所、朝阳大学、国立政法各大学聘为监狱学教授，而且司法部派送的监狱练习员先后不下500余人也都获得了他亲自讲授之益，这对于监狱改良事业的实行及宣传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26年底前后，王元增便留下辞职申请书，返回家乡嘉定，实质上结束了在北京民国政府时期的监狱职业生涯。他关心家乡的教育，当选为黄允之等所创办的嘉定普通学校的校董之一，参加了1927年2月9、10日举行的嘉定普通学校成立五周年纪念会，参加了1927年7月31日召开的校董会。1927年11月17日，已主动离职京师第一监狱典狱长的王元增提交的辞职申请，获得照准，从此在程序上也结束了在北京民国政府时期的监狱职业生涯。

四、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监狱职业生涯

（一）官至监狱司司长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7年5月2日，江苏省政府宣布正式成立，下设司法厅，经厅长陈和铣电招，王元增就职江苏省政府司法厅监狱科工作。1927年8月9日，江苏省政府召开三十二次政务会议，陈和铣委员提议，王元增担任司法厅监狱科科长，获得批准”。不久便转到中央政府任职，1927年10月7日，王元增被任命为“司法部下属科长”。1927年12月22日，司法部长王宠惠呈请任命王元增为国民政府司法部监狱司第一科科长。担任监狱司科长的王元增关注家乡监狱建设，嘉定县监狱自典狱长缪友刚整顿后，改善不少，但房屋均属旧式，未能尽善，遂与马县长、金伯琴及缪狱长发起成立募捐委员会，募款五万元，以另建新式监狱，至1929年3月22日募得万元。1929年7月13日，王元增视察江苏省无锡、武进、丹阳、镇江、江都、高邮、宝应、淮安、淮阴监所，建议“看守所每县宜各建一处”。1929年8月14日，奉派调查江南各县看守所，认为“本邑监狱房屋狭小、空气不足，其他各县亦难免无同样情事，故须设法改良，以惠狱囚。”1930年5月14日，调查苏州各监所情形，提出了整顿办法。    

1932年3月7日，王元增被任命为司法部监狱司司长，全家就住在老虎桥监狱里的一间房子里。王元增虽升任司法行政部监狱司司长，但始终保持自己的本色。他性直率意，有不可即形辞色然，过后辄不省记。善于居坐静思，不事酬应，不尚粉饰，严取予重，无公事从不去部长办公室。自己极为俭约，而对于先人手泽之装池刊印以及族宗子弟辈学费的资助则毫不吝惜。他养育了五个子女，三男两女，王文绍是最后一个孩子，生于1944年。王元增全身心关注自己的工作和子女教育，没有购置地产房产，而是用比较丰厚的工资购买了书籍和资助了家族后代留洋读书，可惜这些书在一次火灾中化为灰烬。

（二）视察监所和督建新监

王元增就任监狱司司长，工作范围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管理一个监狱、一个科室转变为管理指导全国的监狱工作，工作平台高了，工作范围广了，从1932年7月25日至1937年6月26日，在近5年的时间里，恪尽职守，到全国各地视察监狱，积极筹划新建建设并督建新监，力尽所能，推动监狱工作的发展。1932年8月14日，身为法部监狱司长的王元增，接受《国民导报》记者采访时讲，拟在上海建筑一较大监狱，以作容纳租界内人犯，因为上海租界内监狱已有人满之患，二天后即赴沪杭各地，考察监狱行政状况，新监址已勘定沪北新泾桥附近，约地一百五十余亩。此外，规划的新监狱还有山东泰安第七监狱、将第五监狱改建为少年监以重教育训练，江苏镇江新监、无锡新监、徐海新监等。    

1932年，考察沪杭各地监狱，专门视察嘉定县监狱，视察山东省的监狱。1933年，视察沿山东津浦路所经各县监狱，视察上海曹河泾等三处监狱，视察江北各县监狱并明确指出东海监狱尤须积极改革，视察山东省的鲁南、曲阜、邹县、滋阳、济南、滕县、章邱、济宁、禹城、平原、德县监狱并指出多不合新制需要重建，视察上海各监狱和漕河泾监狱旁的扩充监房工程，视察浙江杭州、宁波、诸暨、萧山、义乌、兰溪等县监所，视察青浦、嘉定、常熟、昆山县监狱及方桥看守所，视察镇江监狱并制定改建无锡武进两县旧监计划，视察江苏省高邮、淮阴、淮安、东台、泰兴等县监所。

1934年，考察潼西汽车路沿线等地监狱，考察陇海路各地监所，并商洽监犯筑路问题，视察肖县新旧监狱，视察徐州监狱并指示改建狱门南向以重卫生，视察东海新旧监所并以新监所原定计划办公室与囚犯室距离太近彼此可闻谈话声殊多未便而面饬县府变更原定计划，视察陕西各县监狱，视察徐州、兖州、济南、郑州等地监狱。视察镇江武进等县监所，视察无锡监狱及看守所，视察上海奉贤监狱及看守所。视察赴陕西各县监狱，接洽监犯筑路事项；视察郑县司法，印象均佳。    

1935年，视察位于上海的第二特区监狱、特二法院。视察无锡各县监狱设施计，视察视察镇江地方法院看守所及镇江监狱。视察徐海各县监狱，目睹监狱狭小，人犯拥挤，不合卫生，计划建造新监。1936年，沿京沪线视察各地司法，视察苏州高等、地方两法院及监狱、看守所，视察上海法医研究所及蒲淞区新监狱工程、高二分院及特一区地方法院、高三分院及特二区地方法院和监狱，视察江苏第二监狱卽漕河泾监狱、上海地方法院和看守所，视察无锡地方法院，视察镇江高五分院、地方法院及监狱看守所等。主持上海特区第二监狱落成典礼仪式，法部派监狱司长王元增亲莅主持，该监典狱长前已委定苏克友，苏氏曾留学美国，专考监狱学，学识丰富，法部特遴其试行最新之监狱管理法，以为全国模范。1937年，视察长兴、吴兴县法院、监狱，视察浙江高院、地方法院、看守所、监狱，视察绍兴、金华、鄞县等监狱、看守所，视察位于宁波的浙江第二监狱。

（三）相关兼职工作

除了担任监狱司司长之外，王元增还有与此相关的诸多兼职。按照惯例，王元增就任监狱司司长，自然成为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1932年7月25日，司法行政部组监狱官审査会，考核现任狱官成绩，指派监狱司长王元增任总务司长。1932年10月6日，被函聘为司法部狱务研究所及监狱员训练所教员，继续从事监狱人才培养工作。1934年4月12日，考试院增设王元增为首都普通考试典试委员。1933年4月21日，被指令为临时普通考试典狱官考试典试委员。1935年2月1日，被司法行政部派定为监狱官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1935年5月17日，司法行政部组建法权研究委员会，被指令为委员。1935年9月20日，中华法学会举行成立大会，被选定为候补理事。1935年10月25日，司法行政部设立出版委员会，发行《现代法学》期刊，王元增被指令为委员。1936年3月11日，被司法部指令担任指纹调查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11月21日，被聘为首都普通考试典就委员。    

王元增思想进步，在抗日战争之前，曾营救过多名地下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动员自己的下一代投奔盐城的新四军。抗日战争时期，王元增全家随国民党政府迁移到了陪都重庆，当时司法行政部房间失火烧毁了他自己撰写的不少研究资料。在重庆期间，应朝阳大学严景耀的邀请，王元增前去讲授监狱学课程。1944年王元增退休，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搬回南京。在1948年底1949年初，在渡江战役之前，从南京搬迁到上海嘉定居住。上海解放前夕，他没有前往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王元增加入了中国革命国民党。1963年12月29日 ，王元增在上海逝世，享年84岁。

王元增的一生与中国社会大变革融为一体，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大政权时代。他勤奋好学，善于思考，抓住机遇，先后从事教书、电报、测绘工作，留学日本专攻监狱学，通过职业选择，最终学以致用，把监狱工作作为毕生事业，把自己的学识才智贡献给了监狱理论与实践，留下了诸多具有监狱学意义的可圈可点之处，值得后人学习缅怀。

《监狱学者王元增的身世及职业生涯》，载《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    

作者简介：

王志亮（1962-），男，山西左云人，广州商学院法学院教授、刑事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研究方向：监狱学和法制史。

王运红（1968-），男，河南夏邑人，淮南师范学院法学院院长，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监狱学、犯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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