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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北咸宁市的嘉鱼县，考察潘家湾镇的十里蔬菜长廊。
总书记心系乡村振兴，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振兴。”湖北嘉鱼县，地处长江中游南岸，总面积1019平方千米。
小县城也有大产业，蔬菜就是嘉鱼县的龙头产业。
“北有寿光，南有嘉鱼”，作为与山东寿光齐名的蔬菜大县，嘉鱼蔬菜产业规模宏大。
根据《嘉鱼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仅2022年全县蔬菜总产量达123万吨，占湖北全省蔬菜产量的3%。蔬菜的总产值高达43.8亿元，占嘉鱼当年GDP总量的13.3%。
但这些数据并不足以解答嘉鱼蔬菜产业的特殊之处。
新华社/图
蔬菜万亩成片 县域难得一见
嘉鱼蔬菜产业的第一个“撒手锏”，便是总书记考察的那条十里蔬菜长廊。
这条蔬菜长廊依长江而建，横跨嘉鱼县的三座村落，秋冬季以种植甘蓝（包菜）为主。绿油油的甘蓝从田埂的这一头直铺目力所及的天边，置身其中仿佛徜徉于一片碧绿海洋。
到了每年夏季，田地里则轮换种满了冬瓜与南瓜。由甘蓝、大白菜、南瓜、冬瓜组成的“两瓜两菜”，也成了嘉鱼蔬菜的主要产品。
种满甘蓝的田埂之间，还建了一个亭子，供劳作者休憩。亭子名为“振兴亭”，下方竖着介绍牌——“潘家湾镇蔬菜长廊长约10公里，面积2.7万亩，年产21万吨”。
朴实的介绍文字中，潜藏着嘉鱼县蔬菜产业的最大优势：规模巨大且集中连片的蔬菜产业带。
由于地处平原，平坦的地势为集约化提供了先天条件。比如云南的通海县，是中国较大的露天蔬菜生产基地，2022年通海县的蔬菜种植面积达29.7万亩。但受限于云南多山脉，其生产模式是分散在各个区域，而非嘉鱼县这样连片成群。
“原先我们这里的村民，水稻棉花都种过。”嘉鱼县潘家湾镇肖家洲村村支书蔡建红站在田埂上，回忆起“蔬菜长廊”的起源。“上个世纪80年代，村里最早有7户农家开始试种甘蓝，因为它收益高，一亩地可以多赚几千块钱。”
伴随改革开放，不少人外出打工，许多土地撂荒或者流转给其他村民。零散土地产量上不去，也不利于机械化作业。在政府引导与合作社带动下，大规模土地加速了成片有序流转，这就为嘉鱼甘蓝的集约化生产提供了土地条件，不少种植户的土地近百亩，有的单户土地面积甚至超过1000亩。
率先尝到种植甘蓝甜头的农民，很快就调动了其他村民种甘蓝的积极性。蔡建红形容当时的场景：“老百姓都发动起来了，你种我也种。就没有土地是撂荒的。”
从2012年起，嘉鱼政府每年安排近千万元专项资金，大力实施蔬菜标准园创建工程项目，建优质蔬菜板块基地。其建设标准为“千亩成块、万亩连片、优质高效”。
于是，在潘家湾镇一个沿江而建的蔬菜长廊，逐渐有了雏形。这种大规模集中连片的种植模式为嘉鱼的蔬菜产业，带来了独特的比较优势。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总结地方‘小田并大田’等经验，探索在农民自愿前提下，结合农田建设、土地整治逐步解决细碎化问题。”
集约化首先降低了生产成本，农户批量购买种子、化肥等农资的费用会更加便宜。其次是方便机械化作业，据蔡建红介绍，目前除了采摘（因为会损坏蔬菜），其他环节都已经实现了机械化。
嘉鱼四邑村村民熊成龙就感叹，以前种田都要自己扛着水桶去浇水，“那个时候我和我老婆两个人最多只能种个两三亩。没有抗旱的机械设备，这个菜都种不活，限制了种植规模。”
如今，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熊成龙，两个小时就可以浇灌好五六亩农田，这相当于半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集约化经营，也更利于农业新技术的交流与创新，这便是嘉鱼蔬菜产业的第二件“秘密武器”。
国产小种子 农民大实惠
与全国其他的甘蓝相比，嘉鱼的甘蓝从它还是种子的时候，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目前，嘉鱼蔬菜长廊种植的甘蓝，主要品种名为“思特丹”，占全县越冬甘蓝种子市场份额的七成以上。它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智远团队与湖北金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润农业”）联合研发的成果。
它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更成为长江流域越冬甘蓝的主栽品种。“2008年以前，国内90%的越冬甘蓝种子都要靠进口，”金润农业副总经理张建建说道，“外国要是不卖给我们，农民想种都没得种。”
从2013年开始，中国开始研发属于自己的越冬甘蓝种子，经过了5年的培育后，“思特丹”横空出世，改变了国内甘蓝种子依赖进口的困境。
据张建建介绍，“思特丹”甘蓝专门根据长江中游的气候培育，相较于传统甘蓝，采摘期更长。传统甘蓝一般于12月份成熟，采摘期到翌年元月打霜之后就基本结束了。“但是我们培育的‘思特丹’，采摘期最长可以延续到来年的2月份。”张建建介绍道。
采摘期的延长，使得嘉鱼蔬菜得以抢占冬季甘蓝市场，金润农业经过市场调查发现，每年1-2月，全国市面上并没有太多的甘蓝。“思特丹”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菜市场的“香饽饽”，仅时隔一年，思特丹的亩产值就突破万元。
“思特丹”甘蓝的种植面积也从最初的几百亩扩展到几十万亩的规模。在整个长江流域它的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成为越冬包菜的主栽品种。
对于农民而言，甘蓝种子的国产化，还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大幅降低。
在2008年以前，农民一亩地的种子成本大概在400多元，而国产种子只需要一百来块钱，张建建表示“光买种子的费用，农民就节约了2/3，产量还提高了20%。”
2020年底，农业农村部发布第四批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嘉鱼甘蓝成功入选。
现在驱车行驶在嘉鱼潘家湾镇的街道上，能看到一幅巨大的彩画：农民托举着新鲜的包菜，喜庆的红色大字写道“欢迎来到中国甘蓝之乡”。
走产研紧密结合之路，利用科技实现兴农助农，正是嘉鱼蔬菜迅猛发展的关键因素。
除了培育甘蓝种子，嘉鱼县还成立了蔬菜产业技术研究院，和中国农科院、湖北省农科院、华中农业大学建立深度合作关系，让科研人员给种植户提供技能培训。
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嘉鱼县设施蔬菜“百人指导&千人培训”农技提升培训等各类培训累计达120人次。
有趣的是，当地农业龙头企业的研究员，往往充当了农民与农业专家之间的“转换器”——龙头企业的技术员从农科院的专家学习新技术，再免费教给农民。
“农科院的科研人员毕竟时间有限，一些专业术语农民也不懂。比方说一些专门的农业药品，就算和农民讲了，农民可能也听不懂。如果我们也搞不懂，就集中发给专家，这样的效率比较高。”
张建建接着说道：“最关键的是农民听得懂，可能也不一定按专家说的做，所以我们就要进行一些‘本土化’的翻译，方便农民理解。比方说对于包菜的口感，市场要求越来越鲜，但农民最关心的就是包菜好不好种。”
三千“包菜经纪人” 甘蓝没熟就卖光
“现在种甘蓝，我们不用愁销路。”
当被问及现在种甘蓝和过去最大的不同时，农户熊成龙毫不犹豫地这样说道。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吴毅在《小镇喧嚣》中，曾提到了一则故事：他调研的小镇政府想大力发展藠头产业，但有些村民们因为担心藠头卖不出去，生产积极性普遍不高。
这个故事是许多菜农们心理的真实写照。由于蔬菜行业容易受到市场行情的影响，农民播种的时候可能处于蔬菜行情的波峰期，结果等到蔬菜成熟，价格却来到了波谷期，这样就会出现“菜贱伤农”的情况。
熊成龙也曾经遇到过蔬菜销路不好的光景，最终他在自留地种的蔬菜，全部烂在了田地里。
对于嘉鱼县而言，集约化的蔬菜土地与产研结合带来的降本增产，已经为本地的蔬菜产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何保证蔬菜的销路，就成了重中之重。
为此，嘉鱼县成立了专门的蔬菜营销协会，来帮助农民解决销路问题。
在潘家湾的蔬菜长廊，嘉鱼县农业技术员刘朝辉指着田地里一眼望不到头的甘蓝说：“再过二十天，这些甘蓝才完全成熟，但它们现在却已经全部都卖出去了。”
蔬菜营销协会被刘朝辉戏称为“包菜经纪人”，它们与农户签订协议，以一定的价格“买断”种植出来的甘蓝。
对于甘蓝种植户而言，种包菜就成了一件旱涝保收的事情。即使甘蓝成熟后，市场行情价不好，也不再需要菜农承担损失。
截至目前，嘉鱼县一共成立了蔬菜营销协会6个，蔬菜家庭农场和蔬菜专业合作组织144个，蔬菜营销服务组织80多个，蔬菜营销服务队伍达到3000多人，在全国200多个大中城市建立了蔬菜销售窗口，与22个省级大型农贸市场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据刘朝辉介绍，等到甘蓝收获的季节，来运送包菜的车辆络绎不绝。
他表示“早上从田间地头收下来的包菜，一个半小时后就可以出现在武汉的白沙洲菜市场。”数据显示，仅2021年嘉鱼销往武汉的蔬菜就有约18万吨，是武汉人民名副其实的“菜篮子”。
长江日报 /图
除了供应国内，嘉鱼的蔬菜已经出口至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韩国泡菜都有用我们嘉鱼县种的大白菜。”
稳定的蔬菜销路带来了本地农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数据显示，嘉鱼蔬菜产业推行“公司+合作社+农户”生产模式，带动周边1.7万农民人均增收1.6万元。
像熊成龙这样的农户，据他自己介绍，一亩甘蓝地的平均收益可以达到3000元，加上打工的收益，57岁的他一年收入可以超过10万元。
拓宽销售主体，是完善嘉鱼蔬菜产业链的一部分。如今，从农产品的加工、蔬菜销售到餐饮文化旅游，嘉鱼的蔬菜产业已经形成了一条横跨三产的产业链。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嘉鱼县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87家，市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34家。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发展综合产值达到30亿元，带动农民年增收5000元。
习近平总书记在离开潘家湾镇四邑村时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振兴，首先是要发展富民产业。
嘉鱼蔬菜产业的迅猛发展，正在为当地农民增收谱写新时代的“致富经”。
文/九派新闻记者付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