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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强城时代’。”
这是不久前发布的《中国大城强城指数(第2版)报告》所提出的论断。
这份强城指数，深圳、上海、北京、杭州、广州、南京、武汉、苏州、宁波、无锡，位列前十。
这样的位次与城市GDP排名并不重合，也从侧面说明了大城(经济体量大)未必是强城。
以GDP总量看，中西部有三座城市入列前十，分别是重庆、成都、武汉。换成强城指数，武汉就成了前十名里中西部“独苗”。
《中国大城强城指数(第2版)报告》指出：中国大城强城指数是对城市GDP排行榜的一个补充和完善，一如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是对各国GDP排名的补充和完善一样。
这份报告由上海交通大学深圳行业研究院、中国发展研究院联合编撰。
报告课题组首席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深圳行业研究院研究员陈宪介绍：
中国大城强城指数的价值是，在人们普遍关注城市经济总量的同时，聚焦城市经济的效率、实力和潜力，以及民生状况，为政界、业界和学界提供一个观察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窗口”。
相较两年前的第1版报告，第2版在评价指标上做了优化调整。武汉的表现，不仅比两年前进步两位，位列全国第7，也高于GDP排名(第9)。
同在中西部，GDP全国第5的重庆，强城排名第23；GDP全国第7的成都，强城排名第14；GDP全国第16的郑州，强城排名第29。
对此陈宪表示：“这次强城指数，武汉表现优异，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武汉每项指标都比较均衡。”
“均衡”，也为过去很多城市“一心求大”之外，提供了另一重思考。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大国大城》作者陆铭表示：
“‘大’是有必要的，是符合规模经济发展规律的。但‘大’如何评判，是人口集聚程度，还是城市扩张的面积？是所有城市‘齐步走’，还是依据自身基础差异化发展？做‘大’的方式是不是每个地方都建设新城、建新的产业园？”
近年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一直强调“大城市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更利于发展”的陆铭，对“大”的模式进行了反思。
他在《强城时代》一书中写道：“今天这个阶段，如果城市片面求大，不改进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那‘大’就没有竞争力、带动性与可持续性。”
从强城的区域分布来看，长三角、大湾区依旧出色，中西部却出现了分化，具体表现为中部优于西部。
整个西部不仅成都、重庆排名偏后，西安表现也比较平淡。中部虽然郑州落后，但武汉（第7）、长沙（第11）、合肥（第13）位次均相当靠前。
武汉、长沙、合肥，也是整个中西部强城TOP 3。
“武汉综合指标最强，但合肥和长沙进步幅度更大。特别是合肥，已经培育出令各地艳羡不已的产业——‘芯屏汽合，集终生智’。”陈宪强调。
城市间你追我赶，武汉片刻不能松懈。
对于众人羡慕并推崇的“合肥模式”，陆铭有不同看法。
他认为：历史上，合肥偶然“接纳”中国科技大学，为其提供了人才储备；地理上，合肥地处长三角城市群，接受了大量产业转移。基于以上分析，难以将合肥的成功推广到地方政府推进创新的一般情况，因地制宜才是地方政府推进创新的普适策略。
具体到武汉身上，“未来城市发展无外乎好大学+好产业，合肥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好大学，武汉完全不缺，科教资源比合肥更丰富。好产业，事实上武汉近年也依托自身科教资源培育了一批新兴企业，只是这需要一个过程，不妨再给武汉一点时间。”
陈宪进一步补充：
“如果说美中不足，是武汉缺乏创新型的‘链主’企业，事实上整个中西部城市都比较缺这样的大企业。
深圳科创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围绕华为这样的企业，吸引了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集聚，逐步形成成熟的创新生态‘雨林’。”
中科大只有一个，深圳也只有一个，陆铭认为因地制宜很重要。
最典型的是宁波，此番首次入列强城前十。
宁波没有丰富的科教资源，但制造业基础较为完备。虽然起点是传统制造业，但宁波近年以大规模设备更新为契机，鼓励中小企业运用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研发设计、采购供应、仓储管理、生产制造、售后服务等生产经营环节实施数字化改造。
稳扎稳打之下，宁波成功培育出一批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的专精特新“小巨人”。
截至目前，宁波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352家，居全国城市第5位；国家级重点“小巨人”66家，居全国城市第3位。
武汉的科教资源比合肥更丰富，产业基础也不输宁波。武汉的创新之路，完全可以基于大学+产业来一个All in。
而且相比于合肥、宁波甚至深圳，武汉还有一个独门优势——区位。
大众认知中，中部城市几乎都具备良好的区位优势，是为“祖国立交桥”。高铁时代，武汉和郑州一直为谁是“天元”争得难舍难分。
武汉超“米字型”枢纽蓝图更宏大，但从已建成和城市通达度来说，郑州略胜一筹。
但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和上海交通大学深圳行业研究院新出版的《创新之城：谁在引领强城时代》有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区位条件对城市创新和企业发展的影响更加突出，但如何衡量城市区位条件，上交大研究团队有不同看法：
如果两地相隔较远，但人员、信息往来频繁，经济关联度高，也不影响创新要素集聚和企业发展；如果两地很近，但往来不便，也会产生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而影响创新。所以单纯从地理位置考察城市并不能反映全貌。
因此，团队选择了各城市到北京、上海、深圳的铁路交通时间，对科创企业而言，人才和信息流通至关重要。北上深是三大证券交易所所在地，另一方面也是国内风险投资活跃度最高的三座城市。这样计算有助于真实而准确反映城市区位对创新的影响。
数据表明，武汉、上海、杭州是交通便捷度前三，武汉再次成为中西部“唯一”。
上海虽然偏东，但上海到自己用时几乎为0，京沪高铁又压缩了去北京的时间。杭州同理。武汉则是因为到北上深都很方便，且随着未来沿江高铁开通，武汉到上海的时间有望进一步压缩。
研究结果表明，各城市到北上深的用时，与城市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数量和市值，科创板上市公司的数量和市值，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与估值，呈现高度的相关性。
“实际上，武汉的区位优势还没完全发挥出来。接下来武汉如何利用好区位优势，撬动更多科技创新，应该成为武汉努力的方向。”陈宪表示。
大家言科技创新必称硅谷。
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硅谷为代表的空间形态（在城市郊区大兴科技园和产业园），成为城市发展科技的主流。
硅谷模式确实可以复制，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Gen)杂志评选的《美国十大生物制药集群》榜中，波士顿已经连续4年击败硅谷，位居榜首。
如果说硅谷是依托斯坦福大学孵化出科创生态，波士顿就是依托哈佛和MIT，沿128公路形成128科创走廊，然后逐渐扩散成“洋葱圈”形态的创新结构。
近年长三角谋划的G60科创走廊，大湾区打造的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武汉培育的光谷科创大走廊，多少都有些波士顿128科创走廊的影子。
仔细梳理硅谷与波士顿的城市空间，底层逻辑其实都是美国城市低密度+分散化+汽车出行的模式。
但美国城市没有局限于此。2014年6月，美国市长会议主席Kevin Johnson，在第82届市长会议上提出了城市3.0概念——拥有更多的科技产品与城市智能服务，是创新创业和科技的集聚中心。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在其《硅巷:纽约市创新生态系统的框架及其公共政策考量》白皮书中指出：技术，不是作为创新的驱动力出现的；技术，只是创新参与者利用的工具。因此，大都市只有赢得人才争夺战的胜利，才能迎来科技创新的未来。
“硅巷(Silicon Alley)”这一概念最早于1995年被纽约提出，与旧金山“硅谷”相对应。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纽约意识到以金融产业为支柱对于城市发展的不稳定性，希冀将纽约打造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之都”。
于是亚马逊、苹果、谷歌、Facebook纷纷将总部、第二总部或区域总部搬来纽约。
纽约凭什么让这些科技巨头“说走就走”呢？硅巷最吸引企业的，恰恰是抓住了科技人才的需求，构建了“打造场景-吸引人才-发展科技”的路径。
其中，吸引人才是核心，发展科技是目的，打造场景是手段。
陆铭将这种科创集聚与城市发展的新趋势，概括为城市的“向心性”。“向心性”三要素为城市密度、创新和消费。
城市密度带来规模效益；创新诞生无数新经济，创造无数新场景，让城市更好玩；消费丰富代表了综合品质较高的众多服务业的集聚。以上种种构成了一个综合维度的城市竞争力。
陆铭强调：创新离不开人与人不断交流新的想法。城市中的多元化场景，以咖啡馆为代表的第三空间会方便人们差异化信息和文化的碰撞。西雅图是美国重要的科技城市，同时也是星巴克的发源地，这不是偶然。
被誉为咖啡馆界“苹果”的蓝瓶子咖啡，创始于加州奥克兰；Peet's Coffee第一家店开在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两者都属于旧金山湾区。
在硅谷的鼓舞下，中国光谷经过30多年悉心培育，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研制基地、全国最大的光器件研发生产基地、国内最大的激光产业基地。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至全国169个国家级高新区第一，成为全国10家重点建设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之一。
如今逐渐流行的硅巷模式，又为武汉打开了一扇窗户。
这几年武汉以独特的城市景观，烟火缭绕的生活氛围，众多美食与美景，成为网红城市以及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未来武汉能否更好地完成城市更新，发挥丰富的场景优势，吸引并留住更多人才，打造出自己的“硅巷”，与光谷相得益彰？
文/肖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