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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无疑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综合引发的复杂政治事件。那么问题来了，谁最应该为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在俄罗斯学界，很多人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苏共中央（拓展阅读：一文概览：苏联兴衰的历史轨迹）。
比如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曾在二战中荣获红星勋章的战斗英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1922—2006）在《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一书中认为：“苏共的机关、整个苏共、包括党内的普通党员应对发生的灾难负主要责任。”![]()
亚·季诺维耶夫之墓因此，在1985—1991年期间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一直被视为“瓦解苏联”的罪魁祸首；由他主导推行的全方位体制改革，更是遭到了很多中俄学者的口诛笔伐。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为什么苏共中央的元老们要一致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最高领导人？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会大力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和外交新思维？他所推行的全方位体制改革，都存在着哪些致命缺陷？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峰会结束时发表讲话用发展的眼光看，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是“历史的必然”。原因很简单。进入80年代以后，苏联“老人政治”的弊端已经全面暴露了出来。因此，苏联人民渴望一个“更年轻的领导班子”来扭转这一困局。
在担任最高领导人之初，勃列日涅夫严格恪守着集体领导的原则。但在进入70年代以后，他不断加强个人权力，最终在1977年将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权力尽数揽入怀中。与此同时，一个极为稳定的特权阶层逐步形成了（拓展阅读：特权腐败，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特权阶层勃列日涅夫特别推崇从40年代末就一直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1902—1982）的一句名言——“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因此，在他担任最高领导人期间，苏共领导层的组成人员几乎处于长期的原封不动状态。资料显示：在苏共二十三大（1966）上，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占到了79.4%；在苏共二十五大（1976）上，除已经过世的中央委员之外，连任率高达90%，有的任期竟长达25年；在1978—1981年的两届州党代会期间，156名州委书记当中只有5名被更换。实际上，以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为首的多位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在自己的职位上寿终正寝的。![]()
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过度追求稳定的干部制度，为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因为缺乏权力的制约，特权阶层的子女们，只需凭借父辈们的权势就可以就读国内最好的大学，毕业后进入最优越的部门并走上显贵的权力岗位。特权阶层的出现，不仅严重损害了党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还制造了社会鸿沟，败坏了社会风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群众与特权阶层的距离越来越远，“普通民众通常以我们自居，并将特权者称之为他们。”![]()
苏联的“特殊商店”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去世。两天后，时年68岁的安德罗波夫（1914—1984）被选举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在政治领域，他将整顿纪律、改进党风作为突破口。从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包括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在内的苏共中央、政府部长和州党委第一书记以上的多达40余名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或渎职而被撤换；150个州级领导人中，47名被撤职。在经济领域，他主动开启了体制改革的尝试。比如推行农业集体和家庭承包制、在工业和建筑行业推广和完善承包作业队、工业部门给予管理人员更多的权力，放松中央政府机构的控制，努力寻找提高质量与效率的形式。得益于安德罗波夫的改革，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指标有所改善。1983年，苏联工业总产值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农业总产值增长了5%，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3.5%，职工和庄员的工资和劳动报酬均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市场供应也有了明显改善。遗憾的是，在进入70年代末以后，安德罗波夫就饱受高血压、糖尿病、心律不齐、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的折磨。进入1983年7月以后，他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大部分时间只能在一个乡间别墅工作，甚至一度起不了床。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因长期肾病而病逝，终年70岁。有评论文章分析认为，“如果安德罗波夫的身体状况更好一些，苏联可能会走上与我国相类似的改革道路。但是，由于健康原因，安德罗波夫没有能继续下去。”![]()
安德罗波夫丧礼在安德罗波夫去世4天后的2月13日，一直有着“老好人”之称，但已年过七旬的契尔年科（1911—1985）在被推举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了自十月革命后就任苏共最高领导职务年事最高的人。资料显示，契尔年科基本延续了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推行的政治与经济政策，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苏联政局的稳定。当然，也有学者分析认为，“他的当选具有一定的过渡性质。”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因病逝世，享年73岁。需要指出的是，在他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时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70岁。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频繁更迭，让苏共中央的领导人们逐渐意识到，“必须从年轻者中遴选最高国家领导人。”在葛罗米柯（1909—1989）等元老举荐下，一直主管农业、经济、教育、意识形态和外交事务，时年54岁的“二号人物”戈尔巴乔夫（1931—2022）被推举为新的国家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左）与葛罗米柯对于苏共元老们的良苦用心，戈尔巴乔夫本人可谓心知肚明。对此，他曾在公开场合心潮澎湃地表示：“那个体制（老人政治）本身已经濒临死亡，那个凝滞的老人血液已经不再具有生命力。我了解赋予我的是什么样的责任重担，这对我乃是最大的精神负担。”需要指出的是，安德罗波夫在担任最高领导人期间，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倘若苏联不进行改革，这个体制将面临灭顶之灾。”原因很简单，“当时的苏联，已经处于严重的经济、社会、精神道德和政治危机之中。政权的威信下降，广大人民与相当一部分精英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变得愈发强烈。”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在上台后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改革，“被很多人视为期盼已久的事情。”换言之，当时的苏联各界一致认为，“改革是一种生存需要，没有别的办法能使国家摆脱这种魔圈。”![]()
赫鲁晓夫面对波涛汹涌的民意，刚刚登上权力顶峰的戈尔巴乔夫自然想“大干一场”。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如是写道：“在我被推到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子上时，就已注定我别无选择，因为整个国家正期待改革的到来。实际上，即便我不担任最高领导人，另外一个担任这个职务的人也会推动类似的改革。”实际上，即便苏联解体以后，戈尔巴乔夫依然坚定地认为，“改革并不是1985年上台执政的那些人一时心血来潮的发明，这一需求具有客观的性质”：“因为在当时，我们发现，从历史的角度我们输掉了。通过布尔维克模式，我们实质上将苏联和俄国都排除在了普遍文明过程之外。因此，没有人将改革的想法悄悄塞给我们，它诞生于那个体制、那个党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改革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发明，他是表达了社会的需要。”只是谁都不曾料到，这场由戈尔巴乔夫主导的“全方位改革”，不仅没有让苏联重现生机，更显著加速了这个红色帝国的崩溃进程。![]()
伴随着红旗的降落，苏联成为了历史前面提到，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改革的主题就已基本拟定完成，“安德罗波夫已经开了个头，契尔年科也没有表示反对。”简言之，“受任于危难之间”的他是改革的实际操盘者。
我国学界认为，这场由戈尔巴乔夫主导推动的“艰难但充满了雄心壮志”的经济改革，是以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策为蓝本，在充分借鉴并吸取了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展开的。1985年4月24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方针要求，“截至20世纪末，苏联的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要翻一番”。经过推算，要想顺利达成这一目标，苏联的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至少要保持在4.7%以上。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标，戈尔巴乔夫认为，“国家需要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要优先发展机床、仪表、电子、机电等工业部门”。与此同时，他提出了“两大必须完成的任务”，即“尽快赶上西方国家”与“在追赶西方国家时，要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戈尔巴乔夫同年9月，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指出，“国家应该扩大利用隐藏的后备资源，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能力”，里面囊括了实行企业多班工作制度、加强生产纪律、进行社会主义生产竞赛、采用合理化建议、提高产品质量等内容。1986年2月，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颁布了《苏联1986—1990年及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该方针要求，“在经过15年的发展以后，苏联的经济潜力规模将相当于苏维埃政权各个时期的总和。届时，苏联人民的生活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在不断重申“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是最高战略方针”的同时，还提出了“必须对苏联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意见。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系统规划，这场带有“加速化”意味的经济改革，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成果，还引发了新一轮的经济危机。不久，“国家出现了极为严峻的通货膨胀，居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群众性罢工成为了经常性、普遍性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民众无法相信现有政权能够顺利地完成改革任务。”![]()
寒冷冬日里的街头小贩 1989按照常理，当经济改革面临困境时，国家领导阶层应该在认真复盘并充分总结教训的基础之上，尽快找出问题的症结，做出行之有效的应对举措，旨在将改革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不过，碰了一鼻子灰的戈尔巴乔夫开始偏执地认为，“改革之所以出师不利，是因为旧的政治体制起到了阻碍作用。”因此，在召开于1988年6月的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他不仅将“政治改革”提上了官方日程，还以“政治改革促进经济改革”为由，着重强调了民主化、公开性与舆论多元化的重要性。他在会议中指出，“为了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性，苏联应该彻底恢复列宁时代的公开性原则、社会监督、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政府要打破批评禁区，鼓励报刊、电视和广播，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表批评意见。其次，政府应该废止报刊保密与检查制度，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让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旨在恢复人们所经历过的一切历史的本来面目。![]()
戈尔巴乔夫另外，戈尔巴乔夫还认为，“倘若没有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苏联很难有效推行“经济生活方式与政治体制的全方位改革”。基于此，他不仅提出了“放弃美苏冷战与美国意识形态的对立，宣布实行全人类价值”的“外交新思维”政策，并将之释为“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即承认人类的生存”的外交原则。1987年11月，由戈尔巴乔夫亲自撰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正式出版发行。他在书中指出，“苏联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最充分地展现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12月，他主动访问华盛顿，并与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史上第一份《核裁军条约》。![]()
签署《核裁军条约》的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对于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外交新思维”，戈尔巴乔夫的批评者认为，“这是一种单边政策，不符合苏联国家利益，只投合了西方世界的利益。”原因很简单，“这一政策固然使苏联从曾被卷入世界各地的冲突、参加耗费财力的军备竞赛而造成的沉重压力下解脱出来，为改革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但是，苏联不仅没有得到西方国家承诺的物质援助，反而陷入进了丧失国家利益的泥淖。”或许连戈尔巴乔夫本人都没有预料到，这场由他本人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让国家迅速走上了崩溃边缘。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提出，苏联要实行“无限制的民主”。很快，他对苏共的领导机构进行了重组，苏共中央下设的23个部被撤销。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局会议越来越少，甚至数月不召开一次会议。坦诚说，这种旨在削弱执政党地位的分权制衡机制，已经让苏共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局势的掌控能力。不久，一批所谓的独立民间组织应运而生，他们不仅呼吁“取消苏联国家司法和执法机关”，还提出了“有权参加和推举代表进入苏维埃”的政治要求，公开主张国家应该实行多党制。![]()
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民众1989年5月，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根据修改后的新宪法，千百万苏联民众得以在电视机旁全程观看正常会议。只不过，大家看到的除了一片混乱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反苏和反共宣传。1990年2月，“民主纲领派”的叶利钦（1931―2007）在苏共中央全会中明确指出，“苏联共产党必须从坚持一党制的党，过渡成为一个允许多党制，并准备在政党和社会组织法的基础上同其他政党共同行动的党。”对于叶利钦提出的暴论，戈尔巴乔不仅表达出了明显的同意态度，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会取消宪法第6条中关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规定。一个月后，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其中，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在新宪法中，“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及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一句，被调整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至此，自十月革命以来长达73年的苏共执政的法理根基，几乎被彻底摧毁了。![]()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众所周知，苏联共产党不仅是“唯一拥有全联盟范围组织规模的、与国家同生同在、包揽着国家几乎一切大小事务、官僚习气十足”的强大政治力量，也是维系国家统一的强有力纽带。简言之，苏共的决议一直都是国家的最高律令。面对执政党被“降格”为“按民主作风组织起来的左派力量的政党”的局面，很多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信仰瞬间坍塌了。于是，大量苏共党员主动退党，一些党员愤怒地撕毁或烧掉了自己的党证。资料显示，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290多万党员声明退出党组织，留在党内的党员也大都对党失去了信任。在1989年，苏联最大的汽车制造厂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内尚有9000多名党员，截至1991年1月时只剩下了1600余人，另外还有300多人明确拒绝缴纳党费。![]()
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制造的坦克可即便如此，戈尔巴乔夫不仅不为所动，还自信满满地表示“不必像魔鬼怕神香那样害怕多党制”。因此，他在新宪法中特意增设了“苏联总统”一章，旨在“将党与国家分开”。于是，他也成为了苏联历史上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总统。对于80年代末的苏联现状，英国《独立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共产主义信念彻底破灭》文章指出：“苏共正在经历一种缓慢而痛苦的死亡过程，戈尔巴乔夫正在设法通过放弃马列主义的中心原则，来说服共产党员放弃初衷和开具正式死亡证。”![]()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进入90年代后，苏联财政状况持续恶化，经济呈现出了负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与1990年相比，国民收入在1991年下降了11%，工业产值下降了8%，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00%；在1200多种消费品中，一度出现了面包、食盐和火柴等近1150种商品的短缺情况。面对内忧外患的惨淡局面，戈尔巴乔夫依然继续推进私有化改革。1991年4月，自由派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与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共同制定了传说中的“哈佛计划”。这个计划的思路很简单，即“在西方的援助下，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换言之，就是“强调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反对国家调控、主张私有制并反对公有制。”![]()
苏联解体后，很多国有矿山被寡头据为己有讽刺的是，这样的“改革”，不仅没有改善普通百姓的生活现状，反倒是肥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因为在1991年的上万名莫斯科大富翁中，大部分都是原来的党政干部。或许，这也是76.7%的高层领导干部认为“国家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所在。苏联解体后不久，有关机构曾做了一个以“苏共究竟代表了谁”为题的调查。数据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阶级的只有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到了11%，代表了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到了85%。不客气的说，正是这些身居高位并捞足了个人经济利益的“共产党员”，彻底“革了苏联的命”。![]()
90年代的俄罗斯青年坦诚说，无论是带有“加速化”意味的经济改革，还是提倡民主化、公开性和外交新思维乃至修改宪法的举措，都不是脑子一热的产物。展开来说：
经济改革的本质，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倡导公开性与民主化的初衷，是“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和填补历史空白点”；
提出“外交新思维”的目的，是为改革赢得更加宽松的国际舆论环境；
修改宪法的举措，也是想通过弥补客观存在的法理漏洞，有效舒缓客观存在的民族矛盾。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主导的改革，最终以失败收场？有学者认为，改革之所以会失败，与其个人的成长经历，接受的改革思想的启迪不完整、对苏联历史和国情的认识存在偏差，所处的历史时代和苏联体制等情况，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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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的戈尔巴乔夫倘若将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模式”视作集权政治的产物，那么“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模式”，尽管存在一定的改良气息，但“斯大林模式”本身的结构框架与内核依然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戈尔巴乔夫出生于1931年，二战结束时年满14岁。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他22岁，赫鲁晓夫下台时33岁。简言之，他亲身亲历了苏联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斯大林模式”的逐步形成与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就意味着，他对斯大林模式客观存在的弊端（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什么是“乌克兰大饥荒”？），有着更为清晰与深刻的认识。对此，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为了下定决心进行改革，就必须经历我所经历过的生活，必须目睹我所目睹的一切。必须来自一个经历过集体化和1937年大清洗悲剧的家庭，必须上莫斯科大学——她应该用黑体字标出。”![]()
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在俄罗斯，有人将赫鲁晓夫称为苏联的“改革之父”。原因很简单，他不仅将国内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推向了高潮，还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需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毕竟是斯大林时代培养出来的高级干部。因此，他几乎不可能全面挣脱斯大林思想理论与苏联体制框架的桎梏。另外，受限于个人能力的制约，改革进程中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操之过急、朝令夕改的现象随处可见。更令人感到唏嘘的是，赫鲁晓夫尽管一度将“反对斯大林”的斗争推向了高潮，但很快就成为了一个新的斯大林。一言概之，苏联的最高领导阶层尽管都知道改革的重要性，但都难以挣脱对特权的迷恋。这既是“斯大林模式”留下的残存，更是人性的必然。![]()
苏共二十大会场可即便如此，一直以“苏共二十大产儿”自居的戈尔巴乔夫，依然在回忆录中对赫鲁晓夫给予了高度评价：“赫鲁晓夫推动的解冻改革，不仅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也是苏联朝向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简言之，对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一代领导班子而言，赫鲁晓夫的改革思想与实践经验能够给到的启迪是不成熟的。换言之，即便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也很难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苏联烙印”。因此，急躁冒进情绪始终支配着他们，渴望一步到位或一次性地抖落历史包袱“轻装前进”的心理，造成了改革进程中的盲动。这种带有“推倒重来”意味的改革，不仅不符合苏联国情，还致使改革失误不断，最终让国家迈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1991年8月22日，戈尔巴乔夫在八月政变失败后首次出席新闻发布会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一篇由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撰写、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读者来信。她在信中尖锐地指出：“社会上涌动的一股股所谓反思历史的思潮，实则是主张全盘西化的逆流。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使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她还认为，苏联舆论界存在着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比如“国内外敌对势力支持的各种非正式组织，在当下变得空前活跃；很多民主派与改革派人士，在各种媒体和研讨会上拼命鼓吹西方议会制和多党制，全盘否定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恶毒攻击苏联历史与社会主义制度。”![]()
尼娜·安德列耶娃与《我不能放弃原则》全文来信发表后，不仅在苏联全境引发了广泛讨论，还被一些州的报刊全文转载。不过，戈尔巴乔夫认为，“这封信的背后是有人在指使的，是反对改革势力的信条和行动纲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同年4月，《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的反击文章。该文作者不仅将《我不能放弃原则》定性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还称安德烈耶娃是“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和党的权贵代表”。一时间，各种攻击和谩骂苏共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章纷纷出笼，国家舆论变得一片乌烟瘴气。不久，《真理报》《共产党人》《经济报》等机关刊物的编辑部均经历了一场“大换血”，很多有着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媒体人被以“莫须有”的原因解职。![]()
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雅科夫列夫（1923—2005），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着“谜一样的仇恨”进入1989年之后，针对斯大林的批判，逐渐升级为了针对十月革命、列宁主义乃至列宁本人的否定和批判。一些文章甚至认为，“斯大林是恶魔，列宁是无赖，苏共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与此同时，批评者们几乎一致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是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另外，很多一直以“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自居的知识分子们，一下子成为了反对极权主义的“斗士”。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波波夫，一直以抨击“苏共官僚机构”和主张“彻底否定苏联旧体制”而闻名。1990年4月，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市委书记兼莫斯科市长，一度赢得了“俄罗斯的民主之父”的美誉。尽管并非所有的苏联知识分子，都站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多年精心培养的一大批思想精英，几乎在一夜之间掉转了枪口，成为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 当各种媒体将党的领袖形象抹得漆黑一团，当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将这些谎言和谬论误认为真理以后，再也没有人会主动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主动”了。![]()
1991年8月23日，在议会会议期间，叶利钦（右）在戈尔巴乔夫阅读一份文件时向他做手势众所周知，俄罗斯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扩张史”。因此，全盘继承沙俄衣钵的苏联，必须有效解决客观存在的民族问题。列宁时代，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通过本土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各民族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进入斯大林时代以后，民族矛盾被强势压了下来。因此，无论是斯大林本人还是“后斯大林时代”的其他领导人，均不承认苏联境内存在民族问题和民族纠纷。![]()
斯大林但不管怎么说，民族问题就是客观存在的。1978年4月，在得知格鲁吉亚取消了宪法中“以格鲁吉亚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条目后，数千人来到了党部的门前游行示威，最终成功迫使当局取消了这一规定。很快，以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为首的各加盟国境内，均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拓展阅读：全面俄化的语言政策，真的能让苏联变得“牢不可破”吗？）对于苏联的民族政策，俄罗斯学者鲍里索夫深刻地指出，“在苏联，民族自治的纲领从未贯彻实行，苏联国内没有能够保障民族文化和语言发展的正常条件，一些民族处于丧失民族特性的境地。”![]()
上世纪60年代的苏联儿童戈尔巴乔夫在上台之初，坚定认为“苏联境内不存在民族问题”。但就在1986年，哈萨克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冲突事件。可即便如此，他依然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表示：“我们公正地说，我们的民族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短时间内民族冲突事件的接连爆发，让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对“已经基本解决完成”的民族问题予以一定重视。伴随着调研的深入，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到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中央需要各加盟国境内的本土政治精英的支持，但他们大多数都反对改革；另一方面，改革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由本土知识精英组成的民主团体足够的发言权，但在这些人的身上存在着令中央颇为忌惮的民族主义情结。那么问题来了，两方势力究竟选择哪一方？在戈尔巴乔夫的反复斟酌下，他不顾本土政治精英的强烈反对，率先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推行了改革，即“撤销一批当地领导人的职务，让当地的知识分子们取而代之。”![]()
撒马尔罕俯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乌克兰等地，弥散着较为强烈的“去俄化”情绪（拓展阅读：理性讨论：为什么乌兹别克斯坦大力推行“去俄化”？）。作为对比，俄罗斯人也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他们认为，“俄罗斯文化遗产在逐渐消失，国家制度无法给予核心民族以基本的安全感。”面对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幻想通过新版本的《联盟条约》来修复民族裂痕。因此，他递交的三版《联盟条约》草案，做出的让步一次比一次多，不仅将“新国家”的国体设定为“邦联”而不是“联邦”，甚至删去了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字样，旨在突出各加盟国的“主权”。![]()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一职坦诚说，戈尔巴乔夫推动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和脱离实际的急于求成的因子。可以说，这种“双脚离地”意味的改革，只会加剧国家局势的动荡，最终让国家迈向了解体的深渊。
但我们想说的是，将“苏联解体”的锅尽数丢给戈尔巴乔夫一个人，是极其不公平的。苏联之所以会议解体收场，是其国家体制，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制度僵化的结果，也是苏联历史各阶段累积矛盾总爆发的结果。至于“无限制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只不过是加速苏联人民抛弃这种僵化体制的催化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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