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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黑历史：英宗皇帝的北狩生涯

文化 2025-01-01 11:01 上海

自从公众号被拉闸以后，感觉流量有点欠火候。所以，还望诸君抽空帮忙点赞、转发、评论一下，感谢！

对于明朝而言，“土木之变”无疑是一段极其不光彩的“黑历史”。据说英宗朱祁镇被俘之后，也先一度兴奋地表示：“我每问天下求讨大元一统天下来，今得了大明皇帝到我每手里，你每头目怎么计较？”

值得一提的是，在官修的汉文史料中，英宗本人不仅得到了优待，甚至一度“感化”了不少蒙古贵族；但在蒙古文史料中，英宗过得极为狼狈，甚至一度沦为了奴仆。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段短暂的“交换”生涯中，英宗的日子究竟过得怎么样？为什么不同史料当中的记载，会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土木之变”主题画作

持什么是“土木之变”？

进入15世纪以后，漠北蒙古呈现出了复苏的迹象。尤其也先崛起以后，不仅频繁向明廷派遣贡使“请求赏赐”，而且“稍不餍，辄造衅端”，使得明朝君臣们颇为头疼。

考虑到北方边防日渐废弛，使用武力予以反击已不可能。鉴于此，明廷不得不允许开设马市以缓和矛盾。

1）太师也先的南下征程

值得一提的是，也先不仅频繁遣使入贡明朝请求赏赐，还多次向明廷提出了求亲的请求。根据史官刘定之所著《否泰录》中的记载，第一次“求亲”发生于正统十四年（1449）初：

也先求以去其子结姻于帝室，通使（指明朝使者）皆私许。也先进马为聘仪，朝廷不知也，答诏无许姻意。

大抵是出于活命的目的，对于也先提出的各种蛮横要求，赶赴漠北的明朝使臣可谓“索无不许”，其中就包括了宗室联姻。但当他们返回北京复命时，都不敢进行如实汇报。因此，对于也先提出的求亲请求，明朝君臣几乎一无所知，更无法给予什么反馈意见了。

蒙古国历史剧《群王时代》里的明朝使臣

见明廷一直没有给到明确答复，也先在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以对方“悔婚”和“减岁赐”为由，分兵四路大举南下。十一日，他的大军在今山西阳高县北的猫儿庄一带与明朝大同右参将吴浩狭路相逢，后者兵败身死。

战报传到北京后，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很快，英宗朱祁镇与群臣商议对策。就在此时，一直备受其宠幸的宦官王振提出了御驾亲征的提议。对此，吏部尚书王直以“秋署未退，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为由提出了反对意见。

遗憾的是，对于王直提出的合理建议，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英宗马上以“虏贼逆天悖恩，已犯边境，杀掠军民，边将累请兵救援，朕不得不亲率大兵以剿之”为由予以拒绝。十五日，他命皇弟朱祁钰留守京师，准备御驾亲征。

同日，也先的主力部队在位于今山西大同阳高县西北的阳和口击败了驰援的4万明军。大同总督宋瑛与总兵官朱冕战死，左参将都督石亨败还大同城内，监军太监郭敬因藏于草中而逃过一劫。面对气势汹汹的蒙古军队，驻防于大同以北的大小卫所的守军纷纷主动撤退，城堡接连失陷。

阳和卫的大致位置

2）英宗的“留学之路”

七月十六日，一支号称有五十万之众的大军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北京城。十九日，大军度过了居庸关。此时，一些随征的大臣请求停止前进，但志在必得的英宗并未予以理睬。

二十三日，大军抵达宣府。因为当天“风雨突至，边报益急”，越来越多的大臣提出了停止前进的建议，但统统被王振予以拒绝。二十八日，大军抵达阳和城南。尸横遍野的惨状，一度引发了明军将士的极度恐慌。

八月初一，朱祁镇抵达大同。次日，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劝王振说：“若行，正中虏计。”见局势对本方不利，王振也建议班师回朝，大同参将郭登等人建议大军绕到南面的紫荆关入京，以确保皇帝的安全，但被王振严词拒绝。

按照王振的计划，大军务必要路过他的蔚州故居“以光耀门楣”。不过，在行至半路时又后悔此行可能会践踏家乡庄稼，于是再度改道宣府。大军迂回周折，直到八月初十才返回宣府。

明蒙两军的行军路线图

在得知英宗的大队人马抵达宣府后，也先命弟弟伯颜帖木儿率领一支精锐部队提前在位于宣府东南、距离宣府60里的鸡鸣山设下埋伏。与此同时，他亲率的大军紧追而来，形成了对明军的夹击之势。

面对以逸待劳的蒙古官兵，明军顿时阵脚大乱，死伤惨重。其中，负责断后的“达官”吴克忠与兄弟吴克勤双双战死。见情况紧急，英宗又命成国公朱勇以及另一位“达官”薛绶率军三万前往支援，结果全军覆没。

见既定目标已经达成，埋伏于鸡鸣山的伯颜帖木儿采用诱敌深入的策略，在八月十三日将一行人骗到了位于今河北怀来东南的土木堡。十四日，当大军准备启程开往怀来时，发现已经被也先的人马团团包围。

土木堡的大致位置

十五日，双方展开了终极决战。对于这场战斗，跟随英宗亲征的郎中李贤在《天顺日录》中如是写道：

寇（瓦剌）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

战事结束后，英宗朱祁镇惨遭俘虏，王振死于乱军之中，几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随军出征的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堃、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以及侍郎了铭、王永和等合计50多名重臣死于非命，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与礼部左侍郎杨善等少数几人侥幸逃出，这便是历史上的“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发生后，原本担任监国的朱祁钰受命登基，改元景泰元年，同时遥尊被俘的朱祁镇为太上皇。

哭哭啼啼的明朝君臣

3）也先的小心思

有趣的是，在俘虏了英宗以后，也先依然想与之结亲。据《明实录》记载，在土木之变爆发后的第十四天，镇守大同的广宁伯刘安向朝廷汇报了英宗的口谕——“也先欲将其妹与我结姻，送我回京，仍正大位。”

除此之外，不仅《否泰录》中出现了“尝欲以其妹事太上，不从，乃止。以此深服圣德”一句，就连《明史》中也出现了“也先欲以妹进上皇，上皇却之，益敬服，时时杀羊马置酒为寿，稽首行君臣礼”的记录。

《大明风华》中被俘的朱祁镇与也先的妹妹其木格

一言概之，“也先嫁妹”一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在他看来，被俘的英宗有着很高的利用和战略价值。

原因很简单，倘若双方结为姻亲，不仅互市贸易得到了显著促进，还能得到金银细软、绫罗绸缎、五谷食物等当地严重缺乏的物产以及更加爱先进的生产技术，甚至可能激发明廷内部的混乱。只不过，对于前者的主动“示好”，英宗都选择了婉拒。

也正因如此，也先的大军在攻打北京城的军事行动中表现出了极大克制。就像《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所评价的那样：

也先不是成吉思汗，瓦剌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构成相当于13世纪初期蒙古人的那种威胁。蒙古人的真正利益不是领土征服，而是维持与中华帝国的紧密和有利的经济关系，他们的领袖也先也很清楚这一事实。

也先（？—1455），第二十八代蒙古大汗

除此之外，也先之所以“点到为止”，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颇具野心的正统大汗脱脱不花一直都是其最难缠的对手。

宣德八年（1433），他的父亲脱欢拥立尚未成年的脱脱不花即位。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同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其为妻。

脱欢死后，也先一直与脱脱不花保持着“君臣异处，常不相见”的状态。简单地说，二人各自统治着自己的部众，驻牧于蒙古高原的东西两处；遇有大事时以会盟形式开会，商议协调对内对外事务。不甘心充当傀儡的脱脱不花，一直想尽各种办法充实自己的力量。

进入15世纪40年代，羽翼渐丰的他联合兀良哈三卫相继征服了居于嫩江、黑龙江与松花江流域的东海女真各部，“收了大小人口约有四五万，内精壮约有两万一千”，有效拓展了自己的牧地，扩充了军事人口。另外，他还以“大元皇帝”的名义遣使朝鲜，要求对方称臣纳贡。

蒙古国《群王时代》中的脱脱不花

总而言之，尽管脱脱不花的实力与也先相比存在着一定差距，但已经成为了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更何况，他早就对这个飞扬跋扈的妹夫深感不满。这就意味着，无论是攻克北京还是入主中原，都不符合也先的根本利益。

先不说攻打北京本身就是对自身实力的重大消耗，倘若真的攻克了北京城，反倒是给脱脱不花做了嫁衣——他不仅是蒙古大汗，还成为了“中国皇帝”。因此，也先在俘虏英宗以后，并未一鼓作气继续大举南下，而是将主要精力用在了打扫战场，搜集武器和攫取财富上面。

《大明风华》中的也先和他的大军

第二，以于谦为首的主战派臣僚们，不仅在第一时间拥立皇弟朱祁钰为新君，还打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旗号，率领军民奋起反抗。

一方面，这就使得自己的劝诱与要挟等政治手腕以及攻城略地等军事行动，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另一方面，战争不仅没有给蒙古民众们带来什么切实利益，还造成了大量的人畜伤亡。

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军队的厌战情绪日益高涨，连素有也先“左膀右臂”之称的阿剌知院也对亲信完者脱欢坦言：“凡我下人，皆欲讲和。如朝廷不信，留我一人为质。”

最终，也先不仅主动提出了休战，还主动将朱祁镇送还明朝。对此，清初学者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一书中如是评价道：

英宗之得归，燕都之不陷，不但于少保（于谦）之功，亦因也先谋图普花（脱脱不花），思结好于中国。精神之注射，在彼不在此也。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著名政治家

不同文献中的“英宗北狩”

坦诚说，“北狩”的惨淡经历，不仅改变了朱祁镇本人的人生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明朝的外交策略和发展进程。

1）关于“英宗北狩”的几种记录

对于这段“黑历史”的记录，史官们大多只能依赖当事人的记述。这里所说的当事人，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主要是出使蒙古并亲眼见证了“北狩”部分历史片段的明朝使臣所撰写的笔记，比如使臣李实撰写的《北使录》以及杨善撰写的《奉使录》。

第二类，主要是与朱祁镇朝夕相伴，几乎亲眼目睹了其整个“北狩”进程的官员所撰写的笔记，比如锦衣卫校尉袁彬著有《北征事迹》和蒙古裔锦衣卫指挥使哈铭著有《正统临戎录》。

第三类是蒙古文史料。尽管当时的蒙古人尚没有“修史”的传统，但作为最值得传颂的史实之一，这段历史一直以诗歌和传说等形式流传了下来，并在成书于明末清初的《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等蒙古文史料当中被生动地记录了下来。

《大明风华》中被俘的朱祁镇

基于上述三类文献当中的描述，我们可以将“英宗北狩”的历史简单汇总为两个版本。

版本一：英宗虽然被俘，但帝王气度不失，蒙古贵族们普遍对他毕恭毕敬，这种论述主要出自袁彬与杨善二人的笔记当中。

根据袁彬的回忆，朱祁镇被俘后，“虏众累谋欲害”，但“当夜风雨大作，雷电震死马匹”，雨停后又有“赤光罩定御帐”，一度惊得也先“叩头致敬”。从这以后，蒙古人一直对英宗尊敬有加，不敢再有冒犯之心。

因此在蒙古军队的北返途中，朱祁镇一直深受优待。不仅也先本人“每日进诸般熟野味”，他的弟弟伯颜帖木儿也频繁“宰羊迎上（英宗）”。

返回老营以后，也先依然经常设筵席款待英宗，并且“先奉上酒”，其他首领更是“跪奉上酒”；即便是普通牧民在见到英宗之后，也会“皆于马上叩头，随路进野味并奶子”。

杨善的记述与袁彬大同小异，比如“太上在虏营，未尝屈尊，也先间见，必致敬曰：我人臣也，何与天子抗礼哉”；因为蒙古首领普遍“深服圣德”，以至于他返回北京时“虏人亦不忍别”。

《大明风华》中被俘的朱祁镇

版本二：英宗“北狩”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惨淡的，这种论述主要出自李实与哈铭的记录当中。

在也先主动提出议和以后，李实被任命为出使蒙古交涉的使者。他在抵达也先的大营失八儿秃（今河北沽源县境内）后，与朱祁镇有过短暂的见面。

对于朱祁镇的个人起居，他在《北使录》中指出，“上所居者围帐布帏，席地而寝，牛车一辆，马一匹，以为移营之具。也先每五日进牛羊各一只以为上食，殊无米菜。”

在二人见面的过程中，朱祁镇不仅主动提出了索要衣物和粮食的请求，更在临别之际“再三叮咛迎复之事，惟恐来迟”。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特别嘱托李实转告景泰帝，“也先要者非要土地，惟要蟒龙织金彩段等物，可着早赍来。”由此可见，朱祁镇不仅生活窘迫，还一直渴望“早日还朝”，全然没有袁彬和杨善所描述的英雄气概。

《大明风华》中被俘的朱祁镇

与袁彬一样同为朱祁镇“北狩”见证者的哈铭，其记录与前者可谓大相径庭。据他在《正统临戎录》中的记载：

在也先的军队转战各地的过程中，不会骑马的朱祁镇一路被兵士驱赶，可谓备尝艰辛。在抵达蒙古老营之后，连身边的衣物都被人掠走了。气恼不已的朱祁镇不断要求哈铭前去交涉，但哈铭以“如虎口夺食一般”为由予以拒绝。

尽管伯颜帖木儿的妻子一度亲自出面“将家人分散缎子等物一一追出，并送至圣驾前”，但很快就被周围人等抢了个精光。临近冬天，哈铭硬着头皮“与伯颜帖木儿讨车一辆、骆驼一只”，算是勉强有了遮蔽之处。

在这种窘迫的大环境下，英宗的情绪非常不稳定，动辄就让哈铭去央求也先等人“着方便说送我每回去罢”。

在哈铭的记录中，朱祁镇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优待与尊重；面对前来探视的也先和伯颜帖木儿二人，他表现得唯唯诺诺，完全失去了一代帝王的应有的气概。

《大明风华》中被俘的朱祁镇与伯颜帖木儿

与前两类文献相比，成书相对较晚的蒙古文史料当中的描述，多多少少被赋予了一定程度的神话色彩。

据《蒙古黄金史》中的记载，被俘虏的英宗本人不仅“砍也砍不动”，“扔在了水里，浮着不沉”。鉴于此，也先与众首领们共同决定不杀英宗，而是将其改名为“秃小厮”，发配在永谢布的额森·撒米尔家中做使役。

《蒙古源流》中的记载，也与前者大差不差，“初，额森（也先）汗擒获大明正统汗，有阿萨特之阿里玛丞相将女摩罗给与正统汗，命名察罕秀萨（白小厮）于家中使役”。

简言之，朱祁镇不仅与一位蒙古女子成了亲，甚至还生下了孩子。对此，知名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1914—2009）认为，蒙古人或许会对明英宗“致礼甚恭”，但也犯不上过分苛待。因此，两本蒙古文史料中的记录，多多少少存在恶意夸大之嫌。

《大明风华》中被俘的朱祁镇

2）官修史书中的“英宗北狩”

景泰元年（1450）八月，朱祁镇被也先遣返回了北京。结束了一年“北狩”生涯的他，一直被软禁于南宫。景泰年间，官方既没有组织编纂正统年间的史书，也没有特意弥补“北狩”记录的缺失。

时光荏苒，到了景泰八年（1457）正月初，痛失爱子的朱祁钰突然得了一场重病。就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武清侯石亨与重臣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人秘密策划，迎请英宗复辟，并得到了孙太后的授权。

十六日，他们发动了旨在邀请朱祁镇复位的“夺门之变”，二十一日，朱祁镇正式复皇帝位，改元天顺。

《大明风华》中夺位成功的英宗

天顺八年（1464）二月，朱祁镇因病去世。几天后，他的长子朱见深即位，并在次年改元成化。不久，他任命孙继宗为监修官，李贤、陈文、彭时为总裁官，负责编纂《英宗实录》。成化三年（1467）八月，《英宗实录》修撰完成。

对于各位史官而言，如何书写“英宗北狩”这段黑历史，成为了摆在眼前的亟需解决的问题。

在今天看来，袁彬、哈铭、李实、杨善等人的记录都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现实情况是，袁彬撰写的《北征事迹》被率先送交史馆，成为了《英宗实录》记录“北狩”的最主要信源。

对此，监修官孙继宗如是解释道，“英宗皇帝车驾北征、往还事迹，有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袁彬一向随侍，必能详知，何无令其开写”。作为对比，同样拥有“北狩”经历并在朝为官的哈铭的记录被刻意忽略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袁彬的记录一直在竭力粉饰和遮掩英宗的黑历史，非常符合“为尊者讳”的要求与官方的期许；其次，与哈铭相比，袁彬的地位更高，被全面采信也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大明风华》中被俘的朱祁镇

不得不说，袁彬的后半生可谓风生水起。在朱祁镇复辟的第三日，就被擢升为锦衣卫指挥佥事，不久晋升指挥使，执掌锦衣卫。

天顺三年（1459），他得到了英宗赐婚，迎娶隰川王的次女为妻，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国戚。尽管他一度“调南京锦衣卫带俸闲住”，但在英宗去世后又重掌锦衣卫，再度成为了朝中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

与前者相比，哈铭的职业生涯就相对暗淡了很多。虽然他也在天顺元年（1457）被提拔为指挥佥事，并改汉姓为杨，但很快就失去了宠信，以至于长期在外充任通事（翻译官）一职，直到成化二十三年（1487）才被授予指挥使一职，最终死在了任上。

《英宗实录》内页

至于李实和杨善二人的命运，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

在朱祁镇“梅开二度”之后，他马上以“（李实）作《北使录》多妄谬夸大之言”为由，罢免了李实的官职，并扬言“子孙永不叙”。后来，他又以“乡民诉其暴横妄诞”为由“下锦衣卫狱”。直到宪宗即位后，他才得以平冤昭雪，并逐渐恢复了应有的地位与名誉。

反观杨善，不仅长期官居高位，更因全程参加了南宫复辟而被敕封为“兴济伯”。尽管他在后来遭到了石亨等人的排挤，但仍“皇上眷顾甚隆”，富贵终老。

其结果就是，李实和杨善二人的著述尽管都已刊刻于世，但史官们在具体的采编环节依然“厚此薄彼”。

一方面，《英宗实录》当中只记载了李实出发和复命的时间节点以及明朝向蒙古传达的文书原文。对于《北使录》当中重点叙述的塞外见闻、二人的对话以及李实参与的各种活动，几乎只字未提。

另一方面，尽管史官们普遍认为杨善“素无学术，为人外若柔和，中实阴忮，凡事之可以利己自便者，不顾义理，无不为之”，但在《英宗实录》中，不仅详细记录了他出使蒙古的过程，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与也先的对话，既彰显了他出色的“外交”能力，又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蒙古对英宗的尊敬。

《英宗实录》内页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袁彬和杨善对这段历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饰”，但似乎依然不能完全满足官方的要求。为了拔高英宗的帝王形象，编纂者在袁彬与杨善记录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修改或增补。

就拿英宗的“火光神迹”来说：

袁彬原文：“也先并达子每夜见上所御帐房上火起，隐隐若黄龙交腾其上。也先欲以妹进，上竟却之。”

实录增改：“时虏每夜见上皇御帐火光隐隐，若黄龙交腾其上，大惊异。也先数以妹进，上皇固却之，益大敬服，而奉还车驾之心渐固矣。”

二者的差异主要有两点。第一，《英宗实录》增加了蒙古一众人等“大惊异”的心理描写；第二，对于“以妹进”一事，将“欲以”改为“数以”，不仅表现出了也先“大敬服”的心理，还烘托了英宗的帝王形象，还为后续的恭送英宗回朝做好了铺垫。

除此之外，《英宗实录》当中还新增了几位亲历者均未提及，但非常符合官方要求的记录。比如土木之战结束以后，“也先闻车驾来，惊愕未信，及见，致礼甚恭”；英宗抵达漠北后，“知院妻宰羊出迎，捧杯跪进”。

在今天看来，上述描写不仅弱化了英宗被俘的狼狈之状，还塑造了他备受尊崇的形象。

《大明风华》中被俘的朱祁镇

值得一提的是，哈铭和李实著述当中有损英宗形象的描述，不仅被《英宗实录》的编修者有意忽略，也遭到了后世文人的删改。就拿成书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的《虚庵李公奉使录》来说，较之景泰年间的初刻本，内容发生了较大改动。

比如在初刻本当中李实目睹的“围帐布帏，席地而寝”的场景，责备英宗“王振一宦官尔，因何宠之太过，终被倾危国家，以致今日蒙尘之祸”的话语以及“腥羶满腹非天禄，野草为居异帝乡”等诗句，均被尽数删去。

总而言之，身陷敌营的英宗不仅一直“谈笑自若，神采毅然”，坚信“我命在天”，还得到了蒙古各阶层的尊崇，一下子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人物。

明英宗画像

尾声

用发展的眼光看，“梅开二度”的英宗朱祁镇显然靠谱了不少。就像他对首辅李贤所说的那样，“吾早晨拜天、拜祖毕，视朝。既罢，进膳后阅奏章。易决者，即批出，有可议，送先生处参决”，可以说非常勤奋。

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不仅提拔了李贤和王翱等贤臣，还平定了石曹之乱，对外有效改善了与蒙古的关系，对内致力于发展民生。除此之外，他主动释放了被幽禁宫中长达五十余年的建文帝幼子、“建庶人”朱文圭，恢复了宣德朝胡皇后的名誉，废除了帝王死后殉葬嫔妃的体制，展现出了更为温情的一面。

言至于此，让我不禁再度想到了那句耳熟能详的“老生常谈”——我们能看到历史，本质上都是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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