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中国人就离不开对“官”的迷恋，大概没有人不想做官的。那么历朝历代，主要都是怎么来选官，什么人能当官呢？老猫就以本文简单科普一下。军事系统官员的选拔乃至掌管后宫的女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夏商周时期，选拔官员依靠的主要是世袭制度，这一制度又紧密围绕着宗法制度。担任王室或者各诸侯国官员的，基本都是当地最高统治者指派的宗族内部的贵族，以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方式进行宗族内部的官职世袭。也就是说，你爹当的是什么官，你要是嫡长子的话，就继承什么官。西周时期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分封制，天子、诸侯、卿、士逐级受封，嫡长子续承，但这时候也有了乡举制度，《周礼·地官司徒》就记载： 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
也就是说西周时期会以三年为单位，乡老、乡大夫以及各级官吏会将贤能者的名单和事迹上报给国王，国王拜受以后还会做记录。
以世袭制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好就好在社会稳定，大家推算起来祖宗要么是一家人，要么一起打过仗，算了也就不闹了。不过坏处就是官位都是继承来的，很多都是没有才能的士大夫子弟，阻碍了社会整体的发展。到了西周末年，有实力的诸侯们论血缘，都隔了几百年了，早不知道谁是侄儿谁是舅了，周天子的话也就当放屁了，社会也进入了春秋战国的动荡期。春秋以及战国前期，各诸侯国的官员选拔主要还是采用的世袭制度，世家子弟唱独角戏，虽然贵族们也会招募来自寒族的“门客”，但很多就是真正的“鸡鸣狗盗”之徒，不成气候。 随着战国时期诸侯攻伐规模的越来越大，即使是大国，如果国力不盛，也有被灭国的风险。各国都有人意识到了世袭制是提升国力的“绊脚石”，于是涌现出来很多“变法者”，如魏国的李悝（kuī）、燕国的乐毅、齐国的邹忌、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等。每个国家变法的细则都有不同，但都有废止世袭贵族特权的说法，说明有识之士们早看世家贵族这些“吸血鬼”们不爽了。其中辅佐秦孝公的商鞅更进一步，制定了“二十级军功爵位制”，规定凡行伍中人，不论出身门第，一律按照其所立军功的大小接受赏赐；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军官)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公士”，获赏田一顷、宅一处和仆人一个；斩获敌人数量、职位越高，则赏赐越高。军功爵制虽然帮助秦国的军力快速地提升，可也带来了远超其他国家的屠杀。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这种只看军功，缺少社会礼仪与人文传承的制度，在助推秦国的迅速覆亡上也狠狠使了把力。怎样才能既打破世家子弟对官职的垄断，又能抑制军功贵族的做大呢？两汉时期开始“回归周礼”，采用了察举制+征辟制的官员选拔制度。察举制最初以“乡举里选”为依据，注重舆论对某位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后来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选举分为常科和特科，前者是每年举荐，即举孝廉，后者是临时特招，如刘璋的父亲刘焉就是汉文帝时期“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而被推举上来的。虽然普通人也很难被“察举”，但确实也是一介平民最快能够当官的方法了。察举制是靠下面人“举”，征辟制则是靠上面人主动去“征”。皇帝和有一定职权的官员都可以征辟，被征辟的对象无需考核即可成为官僚，比如凿壁借光的匡衡，就是靠征辟当的官。无论是察举还是征辟，都是靠一个人的德行来选拔的。可空头白脸的，统治者怎么知道一个人的德行如何呢？这就要靠其他人的评价了。所以两汉直到魏晋时期，人们都很看重有一定地位的人对自己的评价，比如曹操就跪着求着甚至威胁名士许劭评价自己：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已为门阀士族所操纵和利用。加上中国那么大，郡县那么多，皇帝怎么知道推举上来的人是真的有才还是无才呢？于是魏文帝曹丕采纳尚书令陈群的意见，制定了“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的选拔方式是：由各州郡分别推选“大中正”一人，其必须为在中央任职官员且德名俱高者，大中正再产生“小中正”。并且中央还会分发人才调查表，在该表中将人才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此表由各地大小中正将所选之人填入，品评的内容主要是门第和行状，即家庭背景以及德行才能。 在初期，九品中正制将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有利于加强中央的权力，可一个人到底是上等还是下等，才能很难看出来，出身倒是写在了家谱上。于是门阀大族还是掌控了官僚选拔，他们将施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引导，或者干脆试图推翻皇帝的统治，“王敦之乱”、“桓玄之乱”等门阀大族引起的叛乱贯穿了东晋王朝的始终。显然，单靠人来选拔官员，无论开始时规则制定的多么严密，当一个个的人形成利益团体后，官员的选拔又会集中到少部分人手里，最终爽了门阀，苦了皇帝。隋文帝杨坚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到了他儿子隋炀帝杨广时，始建进士科，科举制这在正式地确立了下来。唐朝继承和完善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唐朝的科举分为两种，即常举和制举。常举便是“常贡之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科举考试，时间和科目较为固定；制举又称制科、大科、特科，是皇帝为选拔特殊人才而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不定、时间不定，属于特殊选拔考试。 唐代科举考试设科繁多，不同时期前后总计不下几十种科目。其中常设的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武周时期，首创武举和殿试。考生通过后也只是获得做官的机会，还要得到吏部审核通过才行。总体来讲唐朝的科举比较粗犷，形式上比较随意。两宋的科举比唐朝有了进一步发展：将考试分为乡试、省试、殿试三级，严格化科举考试程序；举人通过殿试才算合格，录取权由皇帝直接掌握；考生试卷上的姓名、籍贯密封，防止考官舞弊等。 宋朝成绩公布即将试卷焚毁，因此保存至今最早的是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分为四级，即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只要通过了乡试，那便是举人，极大概率就可以直接当官了，就与“民”完全不是一个阶级了，难怪范进中举了不仅自己喜大普奔，村里的乡绅、屠户都要主动上来献殷勤。明朝为了严厉控制士人的思想，科举试卷仅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命题，而且只准用程、朱理学的观点，不许发挥个人见解；答卷的文体，有严格的规定，分八个部分，这就是“八股文”的来历。 八股取士制度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但是也不必过于强调其危害，毕竟治理天下，最终还是皇帝老儿说了算。至于到了清末面对洋人们的坚船利炮，八股也好，八百股也好，只要还是封建社会那一套，就断然没有取胜的可能。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当然没过几年，连清政府也没有了，历史进入了现代教育的时代。[1] 徐泱泱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沿革及其历史逻辑 《炎黄地理》 2023年7期[2] 郭强 《中国古代选举制度》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