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大燕政权是一个过早的征服王朝?

文化   2025-01-07 12:00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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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为韩国女星裴秀智


在《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一书中,作者森安孝夫(1948—2024)提出一个令我们感到极为惊讶的观点。简单地说:

“安史之乱”不是“乱”,而是“征服王朝的先驱”,是“中央欧亚大陆骑马民族通过结合游牧社会军事力量与丝路贸易经济力量,试图将中原纳入势力范围的一种历史趋势”。
换言之,“安史之乱”是欧亚大陆变动的先兆,由安禄山建立的“大燕”政权是一个过早的“征服王朝“,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辨证地看待这一观点?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森安孝夫致民大教授耿世民的明信片

1

什么是“征服王朝”?

学界普遍认为,“征服王朝”的概念,最早是由美籍德裔学者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1896—1988)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中正式提出来的。

魏特夫认为,以契丹崛起(907)为节点,在这之后建立的辽、金、元、清等由非汉民族建立的王朝,均可视为“征服王朝”。
其中,以辽、元为主的亚型(为草原游牧民族所征服)在文化上属于“抵制的亚型”;以金朝为主的亚型(为农业民族所征服)在文化上属于“让步的亚型”;清朝可以视为是一个“过渡性王朝”。
长城
魏特夫同时指出,“征服王朝”对中原文化的接受有着一定的选择性。比如在政治组织架构上,统治阶层在主动采纳一些中原制度的基础上,也会掺入不少固有的制度因子。当然,在不同的“征服王朝”中,两种政治资源的优先级存在着一定差异。
除此之外,“征服王朝”还存在着一定的“拒绝汉化”的张力,以至于“反汉化”的趋势在部分时间段会占据绝对上风。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特别引进了人类学中的“涵化(acculturation)”概念予以说明:
所谓涵化,就是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双方,在接触后都有所改变,从而在相互调整中产生出第三文化。这种文化保留了某些原来的成分,而另一些成分则以新的面貌出现或完全消失。
通俗点说,与汉族相比,“征服王朝”的统治民族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因此统治阶层一直对汉人族群有着很强的防范心理,种族本位主义意识与表现也远比以北魏为代表的“渗透王朝”显著和深刻得多。
魏特夫(1896—1988),著有多部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著作
进入90年代以后,欧美学界对于“征服王朝论”的观点,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比如在出版于1994年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当中,主编傅海波和杜希德总结了上述朝代拥有的共同特征:
  • 统治阶层会借助军事优势,联合地方士大夫精英阶层,共同获取权力并确保权力的安全;

  • 建有多个首都并且在它们之间进行季节性迁移;

  • 在经济、法律、社会和政治方面区分不同族群的地位,领土跨越农业和畜牧业区域,使用多种宫廷语言,宫廷文化具有混合性;

  • 各种政府职位主要由非汉人担任,地方分封和议政制与中央集权和等级化的制度之间存在张力。

当然,该书也进一步指出,“将这些由(游牧)北人建立的国家,视为与定居汉人建立的稳定帝国完全不同的游牧帝国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建立这些国家的民族,从任何意义上讲,也都不是完全的游牧民族”。
由此可见,当下的主流学界对于“征服王朝”理论的认识,整体而言还是比较理性和温和的。
契丹文化浮雕

2

“非汉”人士的活跃与隐退

以内藤湖南和陈寅恪为首的众多学者认为,盛唐之所以拥有如此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和号召力,原因之一就是比较稳妥地解决了帝国境内的民族(ethnic group)问题。

比如森安孝夫就指出,“由多民族(ethnic group)形成的唐朝,一直对于汉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采取着兼容并蓄的世界主义、国际性、开放性的文化汇通,这是区别于宋、明等中原王朝的重要特征。”
坦诚说,当不同民族(ethnic group)之间达成较为平等的关系时,不仅可以焕发出无穷无尽的社会活力,还能充分增强综合国力,进而影响至东亚周边诸国。
不过话说回来,当一批目不识丁的“非汉”武将被宰相李林甫(683—753)任命为守备边境的最高长官——节度使时,一个不安的种子就此埋下。
开元盛世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危机
我国学界普遍认为,“安史之乱”(755—763)不仅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经此一役,帝国不仅失去了西域,本土也陷入到了长期割据的局面。对此,白鸟库吉(1865—1942)甚至认为,“汉民族衰败的运势,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纵观“安史之乱”的整个过程,非常多的“非汉”人士登上了历史舞台。
首先,身为反叛一方的安禄山是“杂种胡人(粟特+突厥)”,史思明是突厥人,麾下官兵大多也是以“曳落河”为首的“非汉”人士出身。
其次,唐军序列中不仅有哥舒翰(突骑施人)、高仙芝(高句丽人)以及仆固怀恩(铁勒人)等众多“非汉”将军指挥作战,还有大量来自回鹘、西域乃至黑衣大食(阿拉伯)等地的士兵跟随他们冲锋陷阵。
另外,因为西部防务空虚,吐蕃趁机占领了陇右与河西的大片地区,还多次攻入都城长安,并在8世纪末一度攻克了北庭与安西两大都护府(拓展阅读:吐蕃的“唐朝印象”:中原汉人在西藏的魔幻漂流(修订版))。
由此可见,“安史之乱”在很大程度上为这些“非汉”人士的能量释放提供了一个广大的空间。
安史之乱示意图
微妙的是,彻底为“安史之乱”画上句号的仆固怀恩,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物质赏赐和评价,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怀疑。
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他与回鹘的关系过密,因为他的女儿嫁给了回鹘的牟羽可汗;有人认为是他在追剿史朝义(史思明之子)的残余势力的过程中,安抚并大肆收编了主动归降的叛军部属。
在与回鹘和吐蕃取得联系后,自觉走投无路的仆固怀恩在大本营——宁夏灵武引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等人种合计十万余人,向中央政权发起了挑战。只不过,他在进军长安的途中暴病而死,所部也被郭子仪迅速击败。
不过话说回来,吐蕃却在这一期间再度逼近长安近郊,给城中居民造成了极大恐慌。
吐蕃武士形象
最终,汉人出身的郭子仪成为了唐朝最有实力的军事将领。用杉山正名的话说,“这个曾经提供反攻安禄山据点、一直拥戴肃宗至代宗、德宗等唐室血统的军阀首领,成为了实际的独裁者。”
结合这段史实看,我们可以感受到唐朝决心抑制过度活跃的“非汉”民族,重新建立以汉人为主轴体制的心理倾向。于是,儒家思想与汉文化的地位水涨船高,昔日的大唐帝国“也从一个自己筹措调配军事力量的武力国家,逐渐转变成了一个用金钱来购买和平的财政国家。” 
鉴于此,无论是魏特夫还是森安孝夫,都没有将一度带有“世界帝国”特质的唐朝视为一个“与辽、金、元、清等一样的征服王朝”。
9世纪是唐朝藩镇

3

安史之乱:游牧民族崛起的前夜?

进入10世纪以后,欧亚大陆上陆续出现了辽(契丹)、西夏、带有沙陀元素的北方政权(后唐/后晋/后汉)、河西与高昌回鹘政权、喀喇汗王朝以及更遥远的伽色尼王国、塞尔柱帝国等国家。

对此,森安孝夫指出,“从公元前1000年前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骑马游牧民族,终于在进入10世纪以后,陆续找到了用少数人来对拥有众多农耕民和都市民人口的地区实施稳定统治的方法”。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理解“稳定统治的方法”?对此,森安孝夫认为,相应的举措包含并不局限于“军事统治制度、税制、人才选拔制度、商业以及信息网络、文字的导入、文书行政、都市建设等方面”;至于“支撑这些的最大的基础”,是“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以及基于丝绸之路的财富积累”。
丝绸之路示意图
鉴于此,森安孝夫得出了这样一个推论:
爆发于8世纪中叶的安史之乱 可以视为与10世纪前后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动向联动的事件。换句话说,安史之乱是整个10世纪欧亚大陆变动的先兆。原因很简单,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安史叛军还是唐军的中坚力量,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中央欧亚的游牧骑兵。
鉴于此,他进一步指出:
安史势力成为征服王朝的基本条件似乎已经充分具备,然而最终安史势力却因未能争取回鹘成为自己的盟友,结果在军事上遭遇失败。如果安史之乱成功的话,那么可能会成为安史王朝。然而遗憾的是,在8世纪时条件尚未成熟。因此,安史之乱可谓是一个“过早的征服王朝。
一言概之,在森安孝夫看来,“就中央欧亚史的脉络而言,安史之乱虽然仍不具备作为征服王朝的成熟条件,却深刻体现了辽、金、元、清等征服王朝的发展轨迹。”
传为唐李思训(或李昭道)所绘《明皇幸蜀图》
实际上,森安孝夫在阅读回鹘文史料的过程中发现,曾经三次帮助唐军平叛的回鹘,也一度产生了入主中原的打算。
比如在安史之乱彻底平息的广德元年(763)八月,即仆固怀恩发动叛乱初期,牟羽可汗就打算与吐蕃联手予以协助。只不过,随着仆固怀恩的病死,回鹘迅速与吐蕃决裂并再度与唐朝达成了联合。
可即便如此,牟羽可汗并没有放弃侵略唐朝的想法。大历十三年(778),牟羽可汗令堂兄顿莫贺达干率兵南下,劫掠了山西太原周边的广大地区,获得了数万头羊和马匹。
回鹘汗国盛期在黠戛斯地区(今俄罗斯)的夏宫
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李豫去世,其长子李适即位。不久,他接受了身边的粟特人的建议,计划以举国之力南下。森安孝夫判断,“如果这一计划实现的话,唐朝很可能会就此灭亡”。
只不过,他的这一“远大计划”,却因顿莫贺达干等人的政变而不了了之。
对于叛变的起因,森安孝夫认为,可能是“因为他推行的诸如允许摩尼教正式在回鹘传播、自己也改信摩尼教、优待与摩尼教徒表里一体的粟特人等改革政策”,遭遇到了回鹘上层贵族的全面反对所招致的后果。
其结果就是,牟羽可汗以及身边的粟特人共计约两千人被就地诛杀,唐朝也算是逃过了一劫。
《牟羽可汗入教记(回鹘文)》残片

4

“轮流坐庄”的光与影

对于唐朝的“后半生”,有学者将之视为“巨龙走向衰亡的进程”。天祐四年(907),军阀朱温强迫哀帝禅位。昔日灿烂无比的大唐王朝,居然被一个从叛军投降来的暴发户断了香火。

纵观10—13世纪的中国,王朝分立,政治格局极为复杂。
916年,契丹迭剌部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947年,他的次子耶律德光在灭亡后晋之后,于汴京(今河南开封)登基,改国号为“大辽”,雄踞北方。960年,后周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在亲信将领们的拥戴下“拥立为帝”,建立北宋政权。
志在统一北方的北宋,多次挑起与辽朝的军事冲突。尽管双方互有胜负,但北宋在总体上处于劣势。1005年初,双方签订澶渊之盟,约为“兄弟之国”,就此奠定了近百年的和平局面。
当然,“中国”境内的政权,可不止有辽、宋两家。
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在西北地区建立了西夏政权,一度给北宋造成了很大困扰;在更西方,有高昌回鹘和喀喇汗王朝;西南方有吐蕃诸部,吐蕃的东南方还有大理国。
辽与北宋对峙时期的中国
1115年,本为辽朝藩属的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25年,灭亡辽朝;1127年,灭亡北宋。1130年,南宋高宗赵构主动向金朝献降表称臣。此时,雄踞中原的金朝无疑是“中国版图”中的最强力量。
除此之外,金朝的正北方是为蒙古诸部,西方为西辽王朝,西南方为吐蕃诸部,南方分别有南宋和大理等地方政权。
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杉山正名认为,“在超地域世界的动态中,轮流坐庄已渐成气候,迎接更大变动的门扉就要开启,时代已极具可变性。”
金与南宋时期的中国

5

尾声:重归大一统

1206年,完成了蒙古草原统一的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至此,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

1271年底,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一句,立国号为 “大元”。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中取胜。至此,南宋灭亡,元朝正式实现了自唐朝以来的大一统。
元朝,真正的“世界帝国”
在忽必烈的苦心经营下,大陆和海岸两条路线终于实现了连接,进而形成了环绕欧亚大陆和非洲北部及东海岸的交通体系。截至他的统治末期,大元帝国的势力范围达到了顶点,真正成为了一个陆海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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