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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专家戴逸先生在发表于2002年3月20日的《盛世的沉沦——戴逸谈康雍乾历史》一文中，对“盛世”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盛世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而稳定的一个时期。盛世应该具备的条件是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等。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他在文章中指出，“从西汉文景之治到武帝昭宣之间约130年，从唐太宗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约120多年以及清代康雍乾三朝134年都能称得上盛世”。文章发表后不久，知名学者周思源先生马上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不仅在评论文章中认为“不应给予康雍乾三朝过高的评价”，还言辞激烈地表示，“康雍乾三朝彻底扼杀了民族精神”：在西方思想不断翻陈出新、各种学说竞相争鸣之际，中国在明代中后期稍稍活跃起来的思想文化界顿时变得万马齐喑，中国本来就受到压抑的创新精神至此彻底被扼杀。那么问题来了，历史上的“康乾盛世”，都呈现着什么样的特质？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戴逸（左）与周思源顺治元年（1644）十月初一，时年只有6岁的顺治在南郊天坛祭天并再次于皇极门（太和门）即皇帝位，并颁布登基诏书，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康熙元年（1662）六月，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父子及其眷属25人在云南昆明被清军杀害。至此，大陆归于一统。
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一举收复台湾。次年，清廷在台湾设一府三县，隶福建省，同时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在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有效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亲率3万大军讨伐漠北喀尔喀三部，后者“溃卒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在土谢图汗之弟，一世哲布尊丹巴罗桑丹贝坚赞的提议下，各部一致决定投附清朝。康熙三十年（1691），双方在多伦召开会盟。不久，各部“俱照四十九旗编为旗队，分左中右三路，设盟，实行盟旗制度”。至此，喀尔喀蒙古被纳入进了大清帝国的版图。![]()
多伦会盟主题绘作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大汗策旺阿拉布坦以“护教”为由，派遣堂兄大策凌敦多布领兵六千进军西藏，灭亡了和硕特汗国。次年，清军由青海入藏但惨遭失利。两年后，清朝再度出兵，将准噶尔军队尽数驱逐了出去。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后，清廷在西藏确立了具备“政教合一”性质的噶厦制度，全面明确了清廷与西藏地方之间的从属关系。雍正元年（1723），青海和硕特右翼首领罗卜藏丹津暗中遣使与准噶尔汗国约期作乱，但很快就被平定。次年，清廷设置西宁办事大臣。不久，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同时将甘肃凉州卫改为凉州府，增设武威县，改镇番卫、永昌卫、古浪所为县，不仅正式确立了对青海地区的直接统治，还为有效经营西藏和西域创造了有利条件。![]()
青海塔尔寺进入18世纪中叶，大清政局稳定、财政充裕、兵精粮足。作为对比，一度如日中天的准噶尔汗国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正值壮年且一直对“先朝数十年未竟之绪”耿耿于怀的乾隆决定摧毁准噶尔汗国。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军发兵5万，迅速攻克伊犁并俘获了末代准噶尔大汗达瓦齐。伴随着阿睦尔撒纳与大小和卓之乱的被平定，西域正式被纳入帝国版图。对此，乾隆无不得意地表示，“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根据“嘉庆志（1820）”所附《皇舆全图》显示，全盛时期的清朝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以东，接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与日本海；北抵戈尔诺阿尔泰、外兴安岭至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沙群岛曾母暗沙；西南到喜马拉雅山脉，陆地面积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更重要的是，此时的中国版图不仅“金瓯无缺，空前绝后”，领土主权还得到了西方各国的普遍认同。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嘉庆志所辑资料终断之年，当是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
皇朝舆图（《嘉庆重修一统志》，上海涵芬楼景印清史馆藏进呈写本）总而言之，经过康雍乾三代帝王的苦心经营，18世纪的大清帝国呈现着这样的特质：首先，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权威秩序被进一步强化，地方割据势力不复存在，吏治相对清明。其次，秉承“怀之以德，违之以兵”的原则，清廷采取了灵活的文武政教治理策略，有效稳固了满与汉、蒙、藏等民族的一体化政治关系。第三，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士人依托于科举体制内能够获得权力的满足，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人口增长，农民生活相对自足。![]()
乾隆御笔“京县郊南亲劳军”碑文拓片（正面）毫无疑问，清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国家之一。因此，北京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具国际性意义的都市之一，也是东方世界的交流中心。一方面，周边的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吕宋、暹罗、缅甸、汶莱等国以及东南亚、中亚、西亚诸国保持着与清朝的传统往来关系，而且还是与欧洲各国交往最为频繁的东方帝都。另一方面，同期的巴黎、伦敦、莫斯科、罗马等欧洲城市相比，北京在城市规模、人口数量、财富积聚、文化含量等方面依然保持着明显优势。由此可见，基于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国力强大等维度看，康雍乾三代帝王所做的工作还是值得肯定的。![]()
《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觐见中国大皇帝记》（伦敦，1669）封面插图中的康熙皇帝尽管18世纪的大清帝国正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但是，正如法国教士杜赫德（1674—1743）在《中华帝国志》中所说的那样：
这个世界上最富强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说来非常贫乏。她虽然地域辽阔，土壤肥沃，也不过勉强可以维持居民的生计。大胆的说一句，他们需要再大一倍的国土才能安居乐业。另一位法国教士马若瑟也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写给友人郭弼恩的信中指出：我们不能像责备欧洲多数穷人那样，责备中国穷人游手好闲。因为这些不幸者的辛苦，超出了人们一切想象。一个中国人整天双手翻地，而且往往在水深及膝的水田里劳动，但晚上若能就着淡而无味的清水汤吃一小碗饭便是幸事，这便是他的日常生活。18世纪末跟随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的主计员约翰·巴罗在观察后认为，“中国农民生活状况的低下，关键在于中国人均土地面积的不足”。![]()
码头市场，刊印年代1843年，出自《图解中华帝国——社会建筑风俗》在古代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一直是衡量民众生活水平的核心指标。清朝学者洪亮吉（1746—1809）认为，“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维持最基本的温饱水平，人均耕地面积至少要达到4亩。康雍时代的全国耕地总面积一直有着一定程度的增加，人口数量的增长反倒较为平缓。数据显示，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总耕地面积为 784.37万公顷，人均耕地面积为7.61亩；雍正十二年（1734）年的耕地总面积为820.35公顷，人均耕地面积为7.5亩。但在进入乾隆年间后，人口数量直线上升。乾隆六年（1741）时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1亿，乾隆五十七年（1792）时更是飙升至3亿；作为对比，耕地总面积居然呈现出了停滞乃至些许下降状态，这就使得人均耕地面积显著减少。数据显示，乾隆十八年（1753）的人均耕地面积跌至3.69亩，开始低于4亩的警戒线，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时跌至2.45亩，等到嘉庆十七年（1812）时已经跌至2.18亩。![]()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当然，我国学界也普遍认为，清朝官方统计的耕地数据是收取赋税的计量单位，大大低于真实的耕地面积。原因既有客观的技术手段上的，也有主观的为了少交赋税而瞒报，还有小块耕地不计或少报的。有学者认为，收税地亩数约合真实耕地总面积的1／3略多一点。结合我查到的文献看，清代中国的真实耕地总面积的峰值应该在16亿亩左右，最大值不会超过20亿亩。不过话说回来，考虑到小农经济体制的天然局限性、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以及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侵袭，清代中国的农业只能保证民众维持在一个“不出现大规模饥荒”的水准，与我们心目中的“盛世”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其结果就是，很多中国民众因为吃不饱而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比如约翰·巴罗发现：在中国普通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皮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的确，他们天生就身体瘦小，满面倦容，很少有人在面颊上显出健康的红润。他还注意到，“吃了没”不仅是普通民众见面打招呼的日常用语，还有着一定的祝愿之意。对此，他颇为无奈地表示，“中国老百姓希望能够享受的最大乐趣，就是吃饱饭”。![]()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在“民穷”的大背景下，民众的着装、居所等条件都普遍较差。约翰·巴罗在游历了直隶、山东、江南、浙江、江西等五省之后，对各省的农民生计进行了比较。在他看来，直隶农民的生活最为艰苦：他们的房屋矮小破烂，土地耕作很差。他们的房屋是四面泥墙，屋顶铺芦苇、稻草或高梁杆，房屋外一般都是土墙围绕，或者说结实的高梁杆篱笆屋内用草席分成两间，每间墙上开一个小孔通风和进光线。百姓大多穿蓝棉衣、棉裤，戴草帽，穿草鞋。他们的寝具是芦苇席或竹席，枕头是个圆木头，铺的是皮革，或者用大尾羊毛制成的毡毯，但不是纺织而成，而是像制帽子一样打压出来，有时用填塞毛发或稻草的床垫。![]()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主要用具是两三个罐子几个最粗糙的浴盆，一口大铁锅、一口煎锅，一个可挪动的炉子。桌椅是不需要的，男女都席地而坐。他们就这样围着大铁锅，吃饭时每人手拿一个盆。面黄肌瘦足以说明缺乏营养。食物主要是米饭、栗或其他谷物，加点葱蒜，有时作为享受用哈喇油炒菜，油是各种植物榨出的，如芝麻。各种鱼都缺少，穷人吃得起的不过是猪肉和米饭。到了冬天，农民缺乏燃料和衣服，甚至无庇护所，据说，成千上万的人会被冻死饿死，所以他们会卖儿卖女。一言概之，人口膨胀、人地矛盾等所衍生出的“民穷”问题已经在18世纪末的清代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充分暴露了出来。![]()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众所周知，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一直都是制约古代中国深层次发展的重要因素。
根据朝鲜《李朝实录》中的记载，进入18世纪以后，康熙的儿子们不仅大肆“受贿鬻官”，还不断向京城外的富裕人家勒索钱财，“占夺田园人畜”，倘若“人或不与，则侵虐万端，必夺乃已”。截至嘉庆即位之初，卖官鬻爵的收入加起来已经高达1.2亿两白银。乾隆时期，凡是官员犯有某些过失或存在渎职行为乃至乾隆本人认为其存在“过错”，相关的涉事人员必须向皇帝“自行议罪”并缴纳罚银或赎罪银，以换取宽恕或豁免。涉事官员上交的“赎罪银”少则三万两，多则二十万两。这些款项通常会直接上交至内务府广储司库，成为了皇家私囊。![]()
西洋版画中的避暑山庄鉴于此，乾隆本人的生活一直以极端奢侈著称。马戛尔尼就认为，“在房屋建筑、室内陈设、饮食、珍玩等方面，中国皇帝的挥霍与享乐程度，为欧洲社会上层所不能及”。当使团成员们进入承德避暑山庄后，对里面珍藏的“欧洲之玩物以及音乐、唱歌之器”深感震惊，对此，马戛尔尼“心有余悸”地表示：吾所携之礼物，若与此宫中原有之物相较，必如孺子之见猛夫，战栗而自匠其首也。（然而）华官复言：此处收藏之物若与寝宫中所藏妇女用品较，或与圆明园中专藏欧洲物品之宫殿较，犹相差万万。吾直不知中国帝王之富力，何以雄厚至此也。在这样一个“无官不贪”的帝国境内，精于生财之道各级官员们迅速将这些负担很快转嫁给了治下的老百姓。统治阶层勒索盘剥，手段之多，花样之繁，数量之巨，在历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进入18世纪后半叶，官场腐败现象已经极为严重，数额动辄上万，甚至多至数十万。就拿和珅来说，贪污所得不计其数，以至于连嘉庆也不住感叹，“似此贪酷营私，实从来罕见罕闻”。另外，集团腐败的趋势也变得愈演愈烈了起来。比如甘肃省各级官员串通一气，谎报灾情，贪污赈灾款项，结果仅被处死的贪官就达22人，“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乾隆皇帝六十大寿宴群叟，刊印年代1788年更何况，到了18世纪末，“满汉矛盾”也出现了愈演愈烈之势。马夏尔尼在观察中发现：各省的总督、军队的将官、国家的大臣，几乎全是鞑靼人（满人）。至于真正具体的工作以及吃力的部门，主要由中国人（汉人）负责，因为他们比鞑靼人受到了更合格的教育，更有常识，更耐心。鞑靼的权力增长，他们就减少对汉人的依赖，现在各部首脑都是鞑靼人，大臣也都是鞑靼人，有权有势的官位都由鞑靼人充任。他在行至密云行宫歇息时，在此驻防的满族统领送来慰问。尽管他“举止动作颇彬彬有礼，有君子人气概且极有见解”，但是“殊傲慢自大”，以至于同级的直隶通州协副将王文雄“惶恐不敢就坐”。对此，马戛尔尼止不住感慨，“鞑靼官员之气焰，必有令中国官员不寒面栗者在也”。后来，时任天津道道员的汉族官员乔人杰对马戛尔尼的译员表示：鞑靼与华人之不能融合，将来贵使觐见时自能见之。乾隆皇帝鞑靼也，鞑靼不信华人，只信鞑靼。故国家无论何事，有华人办之，必有鞑靼掣其肘。![]()
乾隆借鉴马戛尔尼使团成员斯当东之子小斯当东马嘎尔尼还注意到，“中国人每当私下聚会时，鞑靼人的霸道和皇帝的偏心就成了共同话题，也是一直讨论的内容”：各省都有不满分子组成的秘密会社，而政府虽严加防范，他们仍设法逃避监控，时时举行秘密聚会，重温过去的荣耀和独立，策划近期的行动，密谋复仇。须知，在传统的“天下中国”秩序中，农村依靠宗法制度来维持乡间秩序。有清一代，由于统治阶层一直对汉族实行严酷的统治，后者只能通过建立秘密结社来反抗。由此可见，以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为代表的秘密社会盛行成为18 —19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实为当时满汉矛盾的一大反映。一般来说，秘密社会的兴起是在皇权衰弱，对地方和士绅的控制力削弱的王朝末期。而清朝在其鼎盛的乾隆时期就已出现，说明汉族反抗满族统治者的情绪从未稍减。总而言之，备受歧视与压抑之苦的汉族各阶层人众的不满情绪的愈演愈烈以及高级官僚集团的塌方式贪腐，不仅使得国家机器运转逐渐失灵，还让人民生活更为贫困化，社会矛盾与官民关系更为尖锐。![]()
大臣跪拜乾隆皇帝，刊印年代1840年众所周知，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分为三种政体，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其中：
共和政体一般只适宜版图极小的古代城邦国家，如今已成为历史陈迹；
专制政体的目的是安定，但安定绝不是太平，而是敌人即将占领的那些城市的缄默；
现实可行的理想政体是君主政体，其中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是最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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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论法的精神》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一直将古代中国视为专制国家，还对其为何会成为“专制国家”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首先，在他的政治体理论当中，“小型国家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家宜于由君主治理，大帝国宜于由专制君主治理”。其结果就是，“以中国幅员之辽阔，政体必为专制无疑”。其次，孟德斯鸠认为，“君主政体除了必须设有以约束君主的基本法之外，还必须有介乎君主和平民之间的中间体——贵族阶层，由他们在议会当中起到主导作用”。不过话说回来，“中国既无欧洲式的贵族，更无任何形式的议会，当然只能列为专制政体”。![]()
《坤舆万国全图》第三，对于古代中国而言，“纵然有了基本法和贵族接触，倘若没有三权分立制度以权力约束权力，握有权力的君主必然会滥用权力，使得君主政体迅速蜕变为专制政体”。须知，古代中国的皇帝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权于一身，绝无三权分立可言。首先，君主集宗教与世俗大权于一身，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没有法律或规章的约束，全凭个人意志行事，为所欲为，动辄以大逆不敬之罪或“子罪坐父”为名目，随意处置臣僚与百姓，草菅人命。任何事情都可拿来作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其次，人民必须对皇帝绝对服从，毫无半点的自由可言，荣是不存在的。刑罚之酷烈也是可见的，炮烙、凌迟等酷刑无其不有，而且一人犯禁，全家受连，甚至株连五族，使人民处于极度的恐怖之中。![]()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周思源先生认为，“极端专制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如果不是残酷的进行思想迫害，那么在思想活跃的情况下，闭关锁国、重农轻商、轻视科学等问题都不难发现、改进从而得以迎刃而解。”众所周知，文字狱几乎与康雍乾三朝相始终。对此，《中国文祸史》作者、复旦大学教授胡奇光指出，“清朝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一方面，清朝统治阶层利用文字狱等极端手段，钳制言论，禁锢思想，扼杀汉族士大夫的遗民情绪以及反清思想；另一方面，清廷开四库全书馆，修撰《四库全书》，同时搜集、整理、编纂历代典籍，网罗汉族知识精英，点缀其“盛世”的门面。其结果就是，汉学的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考证之类学问尽管得以助长，但启蒙思想火花渐趋泯灭；作为对比，同一时期的以法国为首的西方知识精英们掀起启蒙运动，开始寻找向近代转型的突破口。![]()
《四库全书》封面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古代中国的专制制度能够存在这么长的时间？对此，戴逸先生认为与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体制息息相关：众多分散的小农必须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使之整合，分散的农民必须由集权的君主才能够统摄，君主的专制集权正好和小农的高度分散互为依存。权力的集中是被统治者过分分散，软弱，既不能自行解决日常矛盾，又无力抗拒统治者压迫的结果。再加上中国地域广大, 有农业民族，也有众多的游牧民族，要把各地区各民族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理念、行为协调整合起来，必须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力中心。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专制君主政体产生的必然性，并长期得以延续的原因。一种政治制度的长期存在不决定于某个统治者的意志和愿望, 而决定于客观现实。一言概之，“一种政治制度的长期存在不决定于某个统治者的意志和愿望, 而决定于客观现实。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造成的，是长期历史积累的原因，不是某个人的严重失误造成的，任何英雄豪杰都没有回天之力来扭转落后的大趋势。”毫不客气地说，古代中国的专制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
马嘎尔尼使团随行画师笔下的乾隆总而言之，截至18世纪末，大清帝国依然保持着繁荣与强大。但是，这种繁荣和强大与西欧国家已不相同。原因很简单，当时的西欧发达国家开始迈入资本主义，而清代中国依然处在落后停滞的专制体制当中。
当然，西欧国家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本质上都是长期历史演变（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大革命等）的结果。作为对比，作为与愚昧落后抗衡的新兴力量的启蒙思想与科学技术，必然会遭遇到古代中国的统治阶层的极力排斥。换言之，只有到了启蒙思想与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制衡力量，社会科学意识空前增强的当下，才能打开中国的近代化之路。![]()
初雪后的紫禁城进入18世纪以后，清朝的统治阶层们日渐发觉，西方对自身的安全构成似乎形成了严重威胁。于是，清廷的对外政策从嘉庆年间开始出现急转，清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日渐疏远。伴随着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维系统治的国家机器，就像一支疲于奔命的消防大队，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应付扑灭各地起义的烈火当中。对于18世纪后半叶西方世界的革命性变化，统治阶层几乎一无所知。最终，他们不得不吞下连续战败以及割地赔款的苦果，痛苦地走上一条被动的且几乎不可能成功的“自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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