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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在位时曾三次讨伐高句丽,但不仅均以失败结束,更直接引发了统治的迅速崩溃。在先后击败了东突厥与吐谷浑之后,“天可汗”唐太宗也将下一个征讨目标锁定在了高句丽的身上。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隋唐两代都将高句丽这个“地方政权”视为眼中钉?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聊聊。据《山海经》《尚书大传》《管子》等史料中的记载,早在商周时期,居于朝鲜半岛的部落民就和中原王朝有所接触。
西汉元封四年(前107年),卫满朝鲜为汉朝所灭。次年,汉武帝在其故地上设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等四郡,史称“汉四郡”。始元五年(前82年),真番、临屯二郡被撤销,玄菟郡驻地北迁至今东北境内,朝鲜半岛北部统归乐浪郡管辖。“汉四郡”的变迁建昭二年(前37年),扶余人朱蒙在玄菟郡高句丽县境内建立了高句丽政权,初期定都于今辽宁桓仁境内的纥升骨城;元始三年(公元3年)迁都至今吉林吉安境内的国内城,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又迁至丸都城,同时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的羁縻藩属体制之内。三国时期,高句丽一度被曹魏所败,元气大伤。但在两晋时期,逐渐有了更深层次的发展。西晋永嘉五年(311)秋八月,高句丽截断了朝鲜半岛通往辽东的水陆通道;永嘉七年(313)冬十月,“侵乐浪郡,虏获男女二千余口;建兴二年(314)秋九月,“南侵带方郡”。截至5世纪初,高句丽几乎占领了玄菟与乐浪二郡的全部辖区,将辽水以东以及朝鲜半岛北部的大片土地纳入版图。北魏始光四年(427),高句丽迁都至朝鲜平壤,与南部的百济、新罗呈现出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巅峰时期的高句丽,东抵日本海,南部控制了汉江流域,西北跨过辽水,北部到辉发河、第二松花江流域。他们不仅多次击败百济与新罗两国,还先后兼并了一些北方的扶余和靺鞨部落,实力不容小觑。高句丽的地图隋朝建立(581)时,朝鲜半岛依然延续着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足鼎立”的格局。开皇元年(581)十二月,高句丽向隋朝遣使以示祝贺。
值得一提的是,隋朝不仅册封高句丽王高阳(平原王)以“高丽王”的王号,同时还授予了其“大将军”与“辽东郡公”的散官与爵位。
作为对比,百济王扶余昌(威德王)的王号、散官和爵位分别是“百济王”、“上开府仪同三司”和“带方郡公”;新罗王金真平(真平王)为“新罗王”、“上开府(上开府仪同三司)”与“乐浪郡公”。坦诚说,尽管三人的王号与爵位都是“平起平坐”的,但是散官的品级却有所不同。其中,授予高句丽的“大将军”是正三品,授予百济和新罗的“上开府仪同三司”是从三品。这就意味着,在隋朝的宗藩体系中,高句丽的地位要比两个南方邻国略高一些。隋朝与陈朝对峙示意图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三国鼎立的框架内,册封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衡作用。一方面,受制于中原王朝的制约,高句丽的南下政策几乎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由于百济和新罗受到了中原王朝的官方认可,使得高句丽的南部始终无法摆脱不稳定的局面。因此从开皇五年(585)以后,高句丽不仅与隋朝处于一种半断绝关系的状态,同时还频繁向南方的陈朝遣使朝贡。须知,这一时期的陈朝已经处于衰亡状态,为隋朝所灭只是时间问题。实际上,这一时期的高句丽不仅与陈朝取得了联系,甚至还组建了“(南)陈、高句丽、突厥”三方组成的“反隋”同盟。因为高句丽人很清楚,自己赖以崛起以及称霸东北亚的基础条件就是“中原王朝大分裂”。换言之,一旦中原王朝实现了大一统,下一个被讨伐的目标大概率就是自己。开皇九年(589),陈朝为隋朝所灭,中国的南北方在分裂三百年之后再次实现了统一。面对如此对己不利的局面,高句丽人再怎么心不甘情不愿,也只得主动修复与隋朝的关系。开皇十一年(591)正月,高句丽王高元遣使入贡,并得到了隋朝的“宽恕”。完成大一统的隋朝疆域尽管双方关系看上去日趋稳定,但历史告诉我们,高句丽似乎从未对隋朝表现出真正意义上的“恭顺”。比如在开皇十八年(598)年初,高句丽联合靺鞨部进犯了了辽水以西之地。尽管这次军事行动很快就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但却让隋文帝大为光火。
很快,他任命第五子汉王杨谅和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领水陆大军合计30万,发动了旨在讨伐高句丽的辽西之役。坦诚说,这次出兵是非常唐突的。根据《资治通鉴》所载,杨谅的大军从临渝关出发后,“值水潦,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由周罗睺率领的水军在行军途中“遭风,船多飘没”,最终隋军只收获了“师还,死者十八九”的惨淡结局。那么问题来了,高句丽为什么要联合靺鞨人来侵犯隋朝边境呢?所谓靺鞨,泛指世居于白山黑水之间的以渔猎为主业的土著民族,当时共分为粟末、伯咄、安车骨、佛涅、号室、黑水与白山等七部。一方面,粟末和白山二部与高句丽接壤,双方往来密切,利益趋于一致;另一方面,靺鞨诸部的西侧正是与之有着各种联系的东突厥汗国。倘若隋朝真的将东突厥置于羁縻制度之下甚至直接兼并,那么对于高句丽和靺鞨而言,都是非常危险的。原因很简单,这将意味着自己会成为下一个被隋朝征服的对象。可以推测,高句丽之所以联合靺鞨侵袭辽河以西之地,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一种示威。靺鞨七部分布图对于高句丽人的小心思,隋朝当然心知肚明。按照惯例,隋朝应该派遣使者赴高句丽提出质询,如果有必要的话再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但现实情况是,隋朝不仅没有这样做,还让毫无实战经验的杨谅来担任总指挥。不得不说,这一操作实在是有点小瞧高句丽了。尽管他任命尚书左仆射高熲为汉王长史,旨在辅佐杨谅,协调各军行动,但高颎本人并不赞成这次出兵。讽刺的是,这次失败竟然居然成为了隋炀帝清算高颎的重要理由之一。日本历史学家气贺泽保规认为,伴随着这次远征的结束,“隋朝开始从重视内政的关中本位主义向企图成为东亚盟主的对外扩张路线的转换,而隋炀帝的一连串的政策,就是建立在这条路线的延长线上”。
大业七年(611),隋炀帝以高句丽王“不遵臣礼”为由,下诏征讨高句丽,同时命令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以供使用。为了迅速完工,“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四”。大业八年(612)正月,隋军官兵于幽州集结,总兵力达到了令人发指的一百一十三万,号称二百万。倘若加上后勤保障部队,动员总人数已经超过了三百万人。据史料记载,光是全军出动完毕就足足花费了四十天之久。根据《隋书》中的记载,此次征讨将兵分三路,左右两路军再分十二路,每路军马在完成既定的作战目标后,最终在平壤会师。另外,大将来护儿率领水军从海上进攻,突袭平壤。但是,这次规模庞大的远征,让隋炀帝付出了惨重代价。根据《资治通鉴》当中的记载,宇文述等九支军队渡过辽河时“凡三十万五千,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隋朝首次讨伐高句丽示意图尽管遭遇惨痛势力,隋炀帝依然没有死心。他在次年四月再度整顿军队,组织新兵种“骁果”取府兵而代之,进攻辽东。可是,正当久攻新城不下之时,杨素之子杨玄感于六月在位于今河南境内的黎阳树起了叛旗。不得已,他只得火速撤军并镇压杨玄感叛乱。第三次远征高句丽发生于大业十年(614),据说隋炀帝将出兵之事交付朝议,数日间竟然无人敢说话。在这次对高句丽之战中,逃亡的隋军士兵络绎不绝,而高句丽方面长期陷于战事,国力极度消耗,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于是,在高句丽王高元主动提出求和请降后,隋炀帝乘势找了个台阶,将军队撤了出来。三次远征高句丽的失败不仅缩短了隋朝的寿命,也将其东亚扩张路线的破产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全国各地烽烟四起的叛乱声中,已经完全束手无策的隋炀帝只能龟缩于江都(扬州),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光。不夸张地说,“中原王朝用一个朝代灭亡的代价,同时让高句丽失去了成为东北亚霸主的最好机会”。于是,重整东亚秩序的历史使命留给下一个王朝来解决。隋朝三征高句丽示意图隋唐易代后,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国都表达了与唐朝“交好”的殷切期望。比如高句丽分别于武德二年(619)和四年遣使朝贡。作为对前者“恭顺”态度的反馈,唐高祖李渊不仅于武德七年(624)派道士回访高句丽,还向高句丽王赠送了老子画像。
值得一提的是,唐高祖除了在诏书中表达友好之外,还希望对方能让当年在征高句丽战争中滞留的本国军民返回故土。对此,高句丽表示同意,很快就遣还了一万多名隋朝遗民。不过话说回来,绝大多数文臣武将们纷纷向唐高祖表示,高句丽这个国家居心叵测,必须尽快将之铲除。一些人甚至警告说,倘若不收复“汉四郡故地”,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只会被进一步削弱。实际上,半岛三国之所以与唐朝主动交好,本身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即都希望唐朝能够帮助自己“统一半岛”。武德九年(626),新罗和百济的使者先后向唐朝表示,高句丽“恶意阻断了入唐的道路”,使他们难以前来朝贡,还强烈谴责高句丽骚扰两国边境,希望唐朝出面为自己讨回公道。很快,唐朝遣使至高句丽提出质询,对方不仅迅速承认了“错误”,并保证今后永不再犯。但不管怎么说,唐朝与半岛三国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一方面,国家刚刚完成统一,休养生息与恢复民生是重中之重;另一方面,与高句丽相比,北方的东突厥汗国更加凶悍,也是需要尽快解决掉的可怕对手。唐朝初期的东亚局势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诏征讨东突厥汗国。九月,“突厥俟斤九人率三千来降”;“拔也古、仆骨、同罗、奚酋长并率众来降”;十一月,唐军从东到西分五路出兵,全面进击东突厥汗国。
次年二月,李靖大破颉利可汗大军于阴山;三月,颉利可汗被俘,东突厥汗国宣告灭亡,同时被尊为“天可汗”。截至贞观十四年(640),唐朝先后击败了薛延陀、吐谷浑、高昌等北方和西域诸国,正无限接近成为整个东亚乃至中亚大陆的主导者。伴随着西域局势的日趋稳定,此时摆在“天可汗”面前的唯一对手只剩下曾经直接让隋朝统治崩溃的“东北小霸王”高句丽了。太宗巅峰时期的唐朝疆域资料显示,唐太宗曾以收集隋军阵亡官兵遗骸为名,派兵前往位于今辽宁境内的辽东城。除了收敛尸骨之外,唐军还尽数拆毁了高句丽使用隋军将士的骸骨堆建的“京观”。高句丽荣留王得知后惊恐万分,赶忙命人沿从东北的扶余城到西南海岸(位于今辽宁营口)的边境线修筑长城。与此同时,唐朝开启了搜集高句丽军事情报的工作。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任命曾负责接待高句丽世子的兵部职方郎中陈大德出使高句丽。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对高句丽的人文地理等情况进行实地侦察。但到此为止,唐太宗依然没有对高句丽用兵,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当时的中原地区依然没有从过往频繁的战乱中恢复元气;其次,他希望高句丽因内乱而元气大伤后再动武,旨在减少不必要的损耗。唐太宗的机会,终于在贞观十六年(642)出现了。就在这一年,骄横跋扈的权臣渊盖苏文在杀死了与自己关系紧张的荣留王后,擅自拥立荣留王的侄子宝藏王为王,同时开始了其冷酷的独断专制。与此同时,他开启了针对与唐朝关系密切的新罗的军事行动。尽管唐朝一再警告高句丽迅速罢兵休战,但对方声称,“在从新罗的手中收回所有的失地之前,自己绝不退兵”。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启动了亲征高句丽之役。掐指一算,距离隋朝第三次讨伐高句丽,已经过去了31年。对于讨伐高句丽的动机,唐太宗表示,“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雪君父之耻耳”。据说,各地民众在得知唐军要讨伐高句丽后颇为振奋,一度流传出了“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的说法。“天可汗”李世民主题绘作只不过,尽管唐军取得了多次大胜,但却在小小的安市城(辽宁海城境内)下吃尽了苦头。实际上,这与高句丽的“山城”布局息息相关。山城的布局与普通的城郭截然不同,这里没有居住区与官府衙门,只有适合军队驻扎的砌有火炕的半地下石头建筑、贮藏生活必需品的地窖以及与水源相通的深坑。数座较小的山城环绕、拱卫着一座主山城,构成了一个山地军事城堡群。在和平时期,高句丽人通常都会住在城中;一旦爆发战争,当地军民就全部退至山城内自卫。唐军于六月下旬便抵至安市城下,但直到九月中旬也没有将之顺利攻克。尽管随行的江夏王李道宗一再建议“主动放弃安市城,直接进军平壤”,但被唐太宗一票否决。鉴于当时的辽南地区在八月份就已入冬,天气日趋寒冷;再加上唐军的物资、粮草供给也出现了问题。不得已,唐太宗不得不决定全线撤军。唐军进攻安市城示意图在班师之前,他命唐军在安市城前列队通过,向对方最后一次展示了军威,同时将从高句丽三城掳掠的七万百姓迁往中原(大部分都被贩卖为奴)。安市城大门紧闭,城主向唐军队列鞠躬道别;唐太宗感慨于城内军民的坚韧顽强,特意留下了一百匹丝绢,以示嘉奖。唐军撤退时,已是十月下旬。士兵在穿越辽泽时又遭到了暴风雪袭击,数千名士兵和八成战马死于归途,其余人侥幸回到营州。贞观二十年(646)三月,大军回到京师。值得一提的是,在唐太宗与李道宗复盘征高句丽的谈话中,后者再次提到了直接攻打平壤的建议。对此,久经沙场的太宗尴尬地表示,“当时匆匆,吾不忆也。”壁画中的高句丽骑兵尽管高句丽人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但也元气大伤。可不管怎么说,这种举国上下拒不投降的精神足以说明一件事——这个边陲“小国”绝不是个谁都可以任意拿捏的软柿子。
在经过短暂调整后,唐太宗在贞观二十(645)至二十一年间两次发兵讨伐高句丽。值得一提的是,他吸取了第一次功败垂成的教训,主动改变了战略,即以局部战争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削弱高句丽的国力。原因很简单,高句丽的山城固然易守难攻,但因为战火的摧残,该国的耕地已经荒废,大批存粮或被唐军缴获或被焚烧殆尽,再加上连年大旱,举国上下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一旦)千里萧条,则(高句丽)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唐朝)可不战而取矣”。敦煌壁画中的唐军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驾崩。依照他的遗愿,攻打高句丽的计划被暂时搁置了下来。可即便如此,高宗治下的唐朝依然对朝鲜半岛虎视眈眈。以显庆五年(660)与新罗联手灭亡百济为开端,唐朝对高句丽的用兵几乎就从未间断过。乾封元年(666),掌握高句丽最高权力的渊男生、渊男建、渊男产三兄弟(三者均为渊盖苏文之子)发生内斗,高句丽政局日趋不稳。见时机成熟,唐高宗旋即以“调停高句丽内政”为由,派遣已年过七旬的老将军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全线进攻高句丽。唐军“逢城必攻,围城打援,屡战屡胜”,最终在总章元年(668)九月控制了平壤。至此,高句丽被画上了休止符。数据显示,光是隋唐两朝发动的针对高句丽的大规模战争,前后加起来就已经达到了近十余次。高句丽灭亡后,唐朝采取了两种举措。首先,迁徙以王族成员为首的大量高句丽人至江淮以南的广大地区;其次,除了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之外,还在高句丽故地实施羁縻统治,设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委任旧高句丽系统的人员来进行管理。最终,朝鲜半岛上只剩下了一个坚持奉行“亲唐”路线的新罗。双方议定,大同江与平壤以南为新罗疆域,以北为唐朝疆域。伴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日趋稳定,一堆严峻的课题摆在了新罗面前,里面包含并不局限于“如何排除或直接甩掉唐朝积极推进的羁縻统治制度,如何收复过去的百济与高句丽的领地”等。最终,新罗做出了以下策略:首先,推举旧高句丽王室成员安胜(安舜)为高句丽王;其次,在与安东都护府寻求对抗的同时,寻找时机侵吞百济故地。资料显示,新罗人于咸亨元年(670)先后夺取八十二城,又在次年攻陷了百济故都泗沘城。新罗的军事行动迅速惹怒了唐朝。咸亨五年(674),唐高宗委派曾参与过征讨百济的刘仁轨为统帅,率领大军开赴新罗境内,同时利用靺鞨以水军从新罗的后边形成夹击之势。见唐军来者不善,新罗文武王法敏不得不硬着头皮向唐朝遣使表示谢罪。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唐朝不仅非常爽快地给予了谅解,并很快就撤回了远征军。究其原因,无外乎有两点。首先,大军长途跋涉,十分疲惫,并无太强战意;其次,此时正值武后当政时期,治国重点已经转移到了内政方面。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三大结论。第一,这一时期的唐朝,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痴迷”于对外征讨;第二,新罗的对外扩张以及恢复领土的意识与决心,已变得极为强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下,唐朝于上元三年(676)二月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北迁至辽东城(辽宁辽阳市),后又让原来设置在百济故地中心区域的熊津都督府北迁至建安城(辽宁盖州市)。这就意味着,唐朝意欲将整个朝鲜半岛的实际统治权交给新罗。当然,新罗的领域绝不是原来的朝鲜半岛三国面积之和,因为高句丽故地的北半部分即我国东北的南半部已经接受唐朝统辖。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唐朝在这一地区建立起据点,然而与之对应的统治只是停留在点的层面。一言概之,当时并不存在一个能从整体上控制这一片辽阔区域的势力。其结果就是,渤海国应运而生。渤海的建国,最早可以追溯至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当时,乘着营州附近爆发契丹人李尽忠和孙万荣的叛乱之机,被强制移民到当地的高句丽遗民和靺鞨部落民在据称是粟末靺鞨首领乞乞仲象和乞四比羽两人的率领下,一路逃亡至东边故地。回到东方以后,他们企图与居于东北的高句丽系统与靺鞨系统势力汇合,但没过多久就被唐军击溃。但是,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重新集结将残众集结了起来并击败了唐军,并将据点迁徙至位于今吉林境内的东牟山一带。武周圣历元年(698),大祚荣建立地方政权“震国(振国)”。自此以后,他脚踏实地地整顿内部,致力于奠定自己的统治基础,大力团结境内的高句丽系统与靺鞨系统的民众,促使“震国”的存在为周边国家所认知。玄宗先天二年(713),大祚荣利用接受唐朝邀请的机会,在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往长安,并取得了“渤海郡王”的封号。通过此举,“震国”顺利加入到了唐朝的朝贡体系内,换取了统治东北的事实。实际上,所谓“渤海国”之称也始于此时。到此为止,朝鲜半岛上有了统一的新罗,东北出现了渤海国,并且分别确定了各自的范围。他们虽然也有过短时间和唐朝对立的时期,然而从八世纪中叶以后就大致保持了稳定局面。另外,还有不少新罗人移居至山东境内,双方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一直持续到唐末。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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