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荟萃】丁 忠|又到年味浓浓时

又到年味浓浓时

进入腊月，年也越来越近了。

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年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是众多节日中的大节，所以才会有“过大年”的说法，就连国家放假，都必须是最多天数的。尽管假期多达七天、八天，但人们依然不满足，嚷嚷着还得加长。甚至有些地方为了表示某个节日或者某个事物无比的重要，都会将其与“年”相比较，于是便有了“冬至大如年”或者“年例大过年”之类的说法。

有意思的是，“过年”这个节日到底是怎么来的，却是众说纷纭，至今没有一个最权威也最正确的说法。于是，一次与朋友闲聊时，我一本正经地胡诌道：大概这个“年”的来历，与古代的生产力低下和图腾崇拜有很大的关系吧。想一想，在远古时代因为生产力极其低下，每年寒冬腊月也就是最难熬的季节，尽管没有生育的限制，但也无法阻挡年老体弱的家人接连死去。为了抵御寒冷，也为了鼓励家人，家长们便会选择在某个日子，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一顿丰盛的美食，一家人团团圆圆坐在一起食用，并寄托一下对死去家庭成员的哀思。在寒冬即将过去，暖天就要来临的时候，人们为了相互关爱、相互帮助，还会提上一些食物去看望一下平时不与自己住在一起的亲人或者一同生产狩猎过的朋友。这些或许就是古人过年的雏形。而后随着生产力逐步发展，这种由最初的相互鼓励、相互探望的过年雏形，慢慢地发展成为了一个节日，其形式和内容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于这种说法，我没有去考证过，也没打算强迫别人去相信。再说这种事情也强迫不过来。但自打我记事起，这过年便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往往从腊月开始，各地便进入了准备过年的时期，有的家庭为了过好年，甚至还要提前准备一笔“过年基金”。在我小时候，父亲总是把他的钱放在卧室办公桌抽屉里的一只空的装过葡萄糖的药盒里，有时候会上锁，有时候他又会忘记上锁，但钥匙都是放在办公桌边上另外一个小抽屉里。见父亲开抽屉多了，我便会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地用钥匙打开抽屉，看一看父亲放在纸盒里的钱，10元、5元的居多，看完之后再偷偷地锁上，从未想过拿走里面的钱。看得多了，我发现每当快要过年的时候，父亲纸盒里的钱便要多了起来，这里面有给我们姐弟几个准备的压岁钱，也有准备买鸡鸭鱼肉等物资的钱，还有准备年底还年中所欠各位亲朋好友的款子。

除了准备一笔过年用的钱，各种过年吃的用的东西，母亲也都要算好日子来张罗，比如晒红薯干、晒香肠、晒腊肉，都必须抢着太阳好的时候，晒出来的，那才叫一个香。打鱼丝、做鱼丸，必须用家养的鱼。所以我们必须先去干塘，在提前一天放水之后，次日我和姐姐、弟弟几个一大早还要把鱼塘里放不出的水用戽斗把水戽干，等到鱼无处可藏时，我们就可以提着木桶去捡鱼了。鱼弄回家了，父亲只管把鱼杀死，然后把鱼肉分开，接下来剁鱼肉的活就留给姐姐和我了，他自己则跑去邻居家泡茶侃大山。开始我们还剁得可欢，“嘟嘟嘟嘟”地剁个不停，可渐渐地两只手发酸发疼，开始无力了。每隔一个多小时，父亲便会回来检查一番，可每次他总是说“不行不行，还没剁烂”，直剁到天都几乎全黑了，他才会略微有些满意得说“差不多了”，然后接过我们的刀再剁上几十分钟，鱼肉像泥一样，都有些粘刀了，才宣布可以了。做鱼丝时，主力还是父亲和母亲，我们只是打一打下手，看着蒸好香喷喷的鱼丝（其时还未切成丝），可馋了，几经央告，母亲偶尔会给些边角料让我尝尝。

接下来就是好几天炸馃子，诸如状元红、瓦角丁、江米条、三角酥、麻圆，冻米糖，等等，父母亲每样都会炸一些，然后用油纸袋装好扎紧，高高地挂在仓库的房梁上，防鼠偷吃，也防我们姐弟几个。有时候我觉得父亲简直就是一个神奇的人。平时他基本不进厨房炒菜做饭，但是每到年底要油炸馃子的时候，他又像一名经验丰富的厨师一样，炸出来的馃子有模有样，好吃极了，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学来的那些本事。

准备好上面这些物资之后，就差不多到了过小年的时候了。在我的家乡，过小年没有什么特别风俗，但是母亲常常会把厨房灶前贴了一整年的灶神像请下来，换上新的灶神像，名曰“祭灶神”。在我们那里，灶神也被称作“灶角奶奶”。灶神像上面“上天奏善事，回宫降吉祥”那十个字我是印象极深，只是起初我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据说小年过后，“灶角奶奶”得回天上住一阵子，便常常趁着偷瞄母亲放在灶台上香喷喷的烧片肉的时候，幻想着哪天我能不能在厨房偶遇上从天上飞回来的“灶角奶奶”，想必她一定是一个慈祥的老奶奶吧？

等了很多年，慈祥的“灶角奶奶”我是从来没有等上，但黄元米果是必须要打的。打黄元米果在我们家也是一件极为隆重的事情，头一天父亲便要跟周边的邻居打好招呼，让他们第二天过来帮忙，尤其是团大馃的人，必须是极能耐受热气的人才行，周边邻居只有三、四个人能有这种本事，所以他们也特别受欢迎。到了打米果的那一天，父母亲都起得特别早，先把大禾米煮个七八成熟，再上色，然后再倒入大饭甑里直至蒸熟，最后三、四个人抬到祠堂的一个石臼里，众人齐心协力打，打烂之后再做成一个一个的椭圆饼状，凉干即成了。再后来，有了机器打米果之后，就省去很多人工了。黄元米果在我的家乡是极好吃的一种食品，无论是做菜、做主食都可以，可炸可煮，可煎可炒，可可焖炖，可与青菜搭配，也可与猪肉搭配，可以作为零食自己享用，也可以作为礼品送亲朋好友，简直是一款百搭的食品。如果到过年还吃不完，还可用刨子刨成片，晒干收藏起来，来年再拿出来吃，仍然很好吃。

黄元米果打好之后，一转眼就到除夕了。在我的家乡，过除夕也就是过大年，而且是过早年。也就是说早晨这一餐即是正餐，可不像城里人吃包子馒头面条之类的对付过，而是极为丰盛，鸡鸭鱼肉齐全，长命菜（芥菜）、富贵菜（芹菜）具备，多达十多道菜，人也必须到齐，叫作过团圆年。过大年的时候，夫妻叔伯兄弟之间，哪怕平时闹矛盾，这时候也必须放下芥蒂，和和气气过个年，互道过年的祝福。这一天我们除了吃饭，还可以放肆地玩，放鞭炮，追玩打闹，从各个胡同窜来窜去，绝没有哪家大人会呵斥谩骂我们的，顶多笑瞇瞇地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全，别撞着树了，别碰到墙了，别掉到水沟里了。

可惜，过年总是很短，快乐的日子也很短，就像我们每个人的童年也都很短一样。

随着我们求学、参加工作、成家，姐弟几个也从此天各一方——姐姐随姐夫在广东南雄定居了，弟弟去苏州发展了。后来父亲去世，我也前往温州谋生，我们一家再无过过团圆年。就连小妹在大学毕业后也远嫁陕西延安了。我们一家团圆就变得更难了。

2011年，由于妻子女儿思乡心切，我辞去了温州的工作，一家三口再次回到赣州。再后来，弟弟的事业发展受挫。我见他整日愁眉不展，便劝他索兴不如回到赣州来，不曾想他竟听从了我的建议，放弃了苏州经营了十多年的事业，回到赣州重新开始创业。从此，我们一家团聚的日子又开始多了起来。

2019年7月，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我的家乡高歌猛进，家乡的土坯房被推了，我们叔伯兄弟几个经过商议，决定重新建设新房。弟弟自告奋勇提出请人绘制规划图纸。一年多后，六栋崭新的楼房并排矗立，一时成了村里一道靓丽的风景。我们的房屋虽无红墙绿瓦的外观，也无金壁辉煌的装饰，却也引得邻里乡亲和过往行人驻足观看，不时“啧啧”称叹。

当然了，建筑新房在我们心底的意义并不是为了得到他人的赞叹，而是每到逢年过节，我们又可找到一个相聚的借口。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我携妻子和女儿回到家乡，与叔伯兄弟们一起祭祖，在鞭炮与烛光中寻觅儿时的记忆，在烟雾与清风中徜徉父辈们的传承。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是不忘给我们准备好祭祀用的“三牲”和茶酒碗碟。有点可惜的是，至今我也没能学会像别的人那样，行祭祀大礼时，口中念念有词，大意不过是希望祖宗保佑子孙后辈们大福大贵、健健康康、做官做员之类的话语，据说这样的话，自己的心意祖宗或许就能够听见。而我每次都只会盯着摇曳的烛光，什么话语也说不出口，有时还不免陷入沉思而不能自拔。

祭祀完之后，叔伯兄弟们总是热情地邀请我去到他们家里，吃着他们早早准备好的茶果点心，听着他们侃侃而谈一年来的收获与体会，憧憬着来年的成就与展望。而小叔叔总是不忘敦敦教诲我们：你们兄弟六个一定要团结，不要有矛盾，要学会来互帮互助，生活才能越过越好！

吃过午饭，我最喜欢的就是站在房子二楼的露台上，呆呆地眺望家乡眼前的一垄一垄的田，一丛一丛的树，一座一座的山。

在已经辅上水泥的村道上，七八个小孩正“嘻嘻哈哈”地嬉戏打闹着，他们的衣服有红粉色，有湛青，有大紫色，像一道耀眼的彩虹，向着远方流去。

（原文标题：《团圆.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