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批评陈独秀放弃军事领导权。他说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长沙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选择武装斗争是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下不得不做出的反应。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对外国朋友说：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8月18日，改组后的新湖南省委在长沙近郊的沈家大屋举行会议。在讨论关于秋收暴动问题，毛泽东阐述了两点意见，集中起来，就是要实行枪杆子夺取政权。并且，他还精辟地提出：
“我们不应该再打出国民党的旗子了，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因为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再打国民党的旗子，必会再失败。 ”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省委的同意。会议具体研究了暴动的计划。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具体讨论确定秋收暴动的计划，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夺取长沙。会议决定，组成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具体部署。
开完安源张家湾会议的毛泽东，不顾鞍马劳顿，决定去铜鼓指挥三团的起义事宜。
然而，就是这次铜鼓之行，毛泽东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只要被认定是共产党嫌疑分子的，就会被枪杀。这是毛泽东漫长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且差一点被处死。
据考证，毛泽东被捕的地点，是在湖南浏阳县和铜鼓县交界处的张家坊。
1936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对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娓娓动听地叙述他当时的化险为夷的经历。斯诺将这个险象环生的过程写进了《西行漫记》：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个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向谢觉哉讲述过这个历险过程。
据谢觉哉回忆。有一天，他与毛泽东聊天，毛泽东兴致很高地谈了这个经历。听完后，谢觉哉向毛泽东说：“这个故事很有趣，你写出来嘛！”
毛泽东笑道：“你来写吧。”
不久，谢觉哉把这个故事写了出来，这就是《浏阳遇险》 一文，该文最早收录在1964年由解放军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星火燎原》第1册中，文中写道：
1927年准备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资格并受湖南省委的委托，到铜鼓去领导驻军起义。一块儿去的共有3个人，走到浏阳时，被团防军逮捕了。
团防军押着他们走，毛泽东同志在路上故意装作腿痛，一步一步地拐，落在后面。他掏出一把钱来，对团防军说：“朋友，拿去喝茶吧!”这些人接了钱，他就走开。没有走出几丈远，那些人喊起来，其中有一个人追到了他跟前，他只得站住，又给了追的人一点钱，并且说：“没有了，朋友，再见吧!”等他走上前面岭上的时候，追他的那个人才大喊起来：“跑了，跑了!”跟着大队就从他后面追来。
毛泽东同志急忙走下岭，躺在一条水沟里。他听见追的人在喊：“明明看见他向这里跑，怎么不见了？”到处搜寻，只是没有找到他躺的那个地方。
人声听不见了，他爬起来，涂了些泥在腿上，装作农民的样子，走上一个高岭。这已经是江西地界了。看见有个打柴的，毛泽东对打柴的喊：“喂，下面在打仗!”“什么事打仗呀？”两个人于是走到一起，交谈起来。谈到农民协会，打柴的说：“农民协会好，只是不该打菩萨!”他回答说：“不错，告诉你，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我在农民协会是反对打菩萨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朋友，请帮我一帮吧!”
打柴的很惊讶：“怎么帮法？”他说：“这是两块钱，一块请你买一双草鞋；一块请你买一点饭，并且请你带路，把我送到江西地界。”打柴的说：“可以，你就在这里等着！”
天快黑时，打柴的来了，拿来了草鞋和饭。并且从偏僻的小路上把毛泽东同志送到江西地界。毛泽东同志问他姓名，打柴的始终不肯说出，他哪里想到他所救的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呢！
麻烦还并没有完。走了一天，到了一个市镇，那地方情况也有些紧张了。毛泽东同志没有行李，身上穿一件短褂，一个汗衫，他便把短褂脱下来扎成包袱模样，横背在肩上。每走到一家店门口时，就问：“老板，歇得客吗？”老板眼睛一瞪：“歇不得！”连碰了几个钉子。走到街尾最后一家店时，他索性不问了，走进去坐下，大声喊：“老板!打水来洗脚。”老板无可奈何，只得由他住下。第二天，到了准备起义的驻军里，于是轰动世界的湘、赣、闽、粤的工农革命运动，就从此开始了。
比起美国人斯诺《西行漫记》里的描述，对毛泽东更了解的中国人谢觉哉的《浏阳遇险》一文写得更具体更生动，惟妙惟肖地再现了一位履险从容、充满智慧的革命者形象：为摆脱敌人，他掏出一把钱；为避免敌人怀疑，他用泥涂在腿上，装成农民样子；他把短褂脱下来扎成包袱模样，扮作行路人；为及时在旅店住下，他进门直接喊道：“老板，打水来洗脚。”……
试想，如果没有这种临危不惧的从容和机智，则很难以脱离险境，那么中国的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就可能要改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