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1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讲道统一领导的问题，特地以太平天国历史为镜鉴，他精警地指出：
“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西，杨秀清说他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
毛主席这里所说的“洪秀全回了一趟广西”，指在金田起义前夕，拜上帝会重要组织者冯云山被官府逮捕，洪秀全为了营救他，离开广西桂平山区拜上帝会大本营，赴广东找人疏通关节营救。
如此一来，拜上帝会因为群龙无首，人心有所涣散，面临分裂和瓦解的危险。为了扭转这一严重局面，时为拜上帝会普通一员的杨秀清急中生智，“忽生哑病，两月不能言语，会众均觉奇异，以为是不祥之兆”。
两个月后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自己代天父传言，他把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宗教迷信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做了许多思想工作，澄清了拜上帝会中的许多混乱思想，避免了拜上帝会的瓦解，巩固了革命队伍的团结，成为太平天国筹备起义阶段的一次关键性转折。
当洪秀全、冯云山在平南县花州山村被清军围困时，杨秀清迅速派蒙得恩部救援，杀败清军，救出洪、冯两人。此后，杨秀清用代天父传言为谋略，并辑刻成书，发给太平军各级属员学习，从而对太平军的发展壮大起到了良好的催化作用。
洪秀全回到广西，发现拜上帝会组织比前更为壮大，会众斗志也更激昂，但比洪秀全年轻十岁的杨秀清，也因此为会众拥戴，成为颇有威信的群众领袖；但他们仍拥护洪秀全为最高领袖。
就这样，一位是众向所望、拥有实权，又可以代上帝传言的实际领袖；一位是拜上帝会的创立者，最高领袖。天有两个“太阳”，这就潜伏下难以调和的矛盾，随着权力和财产的分配再分配，必然导致发生内讧。
毛主席很欣赏太平天国前期领袖东王杨秀清，他认为杨秀清是历史上未读书但却是很有才干的领袖型人物之一。
太平天国起义初期，杨秀清作为太平军的实际统帅，基本上采取保存力量和就地打转的消极作战指导方针。1851年9月下旬，太平军攻占了广西永安州城（今蒙山县），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时，洪秀全提出了夺取南京的战略目标，杨秀清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并开始了有明确目标的战略进军。
1852年4月，杨秀清指挥太平军巧妙地从永安突围，北攻桂林城。由于桂林城倚山傍水，城高且坚，太平军虽英勇作战一个月，却未能攻克。杨秀清及时改变战役计划，下令撤回，挥师北上，于6月3日攻占全州，12日占领湖南道州。由于杨秀清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战略方针，摆脱了内线作战的被动处境，开始有意识地打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1852年7月下旬攻长沙不下就主动撤离，而攻占益阳，越过洞庭湖，占领岳阳。12月攻占汉口、汉阳。
1853年1月12日，又克武昌。此时太平军迅速发展到五十余万人。2月9日，杨秀清下令撤离武昌，水陆并进，顺江东下，于18日克九江，24日克安庆。3月8日兵临金陵城下，经十二天的攻打，于3月20日占领南京城。太平军进军如此顺利迅速，重要原因之一是得益于杨秀清高超的军事指挥谋略。
太平军势如破竹，攻下南京后，定都于此，改名为天京。在定都天京之前，由于太平军经常处在攻城夺地或被清军围剿、堵截的险恶环境之中，太平天国领导人虽然接受了封建传统思想的一些影响，但其恶果尚未显露出来，他们还没有过分追求权力和享乐的条件。
及至定都天京，有了富饶的基地和繁华的都城以后，他们之中就普遍生长起骄傲自满情绪，积极的进取精神、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逐渐减退，代之而起的是踌躇满志和对权势、奢侈生活的追求。
太平天国的死敌——清朝阵营里的人看出了危机端倪，说他们“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往之倚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
“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正是后来互相残杀的根苗。
太平天国刚在天京定都，洪秀全当然没有忘记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他旨准颁行了三部文集，即《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和《诏书盖玺颁行论》，其内容除各自标题所显示的以外，都着意宣扬洪秀全为“真命天子”，要人们相信只有他才是“万民之主”，才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然而，天王洪秀全只是在主观上着意加强王权，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却又怠于政事，深居简出。在永安以前，洪秀全曾一度掌握兵权，布置各军战斗任务都由他亲自指挥。但到1852年他就收回诏令说“此是前时行营坐营铺排如是，今宜听东王将令”。自此洪秀全乐于放弃军事、政治领导权，专心做至高无上的天王。
从永安到1856年，洪秀全没有下过一个有关政治和军事的诏谕，“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只是在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三人的奏折上千篇一律地批上“胞等所议是也”，“所议皆是准行”等，甚至对于杨秀清等要求朝见禀报也感到厌倦，亦必请旨“批定日时”，或批示说“勤理天事，便是朝”。凡此种种，就不能不使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关系日趋复杂和紧张起来。
洪秀全本来很赞赏杨秀清的才干和功绩，在1856年以前已在东王的爵职上还加封为“三师一主”（禾乃师、劝慰师、左辅正军师、赎病主）。洪秀全还依附教义说自己与杨秀清并列为“天国良民之主”，足见洪秀全对杨秀清的倚重。
当然，洪、杨并称为主，绝非“君臣不别”，因为洪、杨二人所称之“主”，具有不同的宗教和政治的内涵。洪秀全为“真主”，“天生真主，命作君王”，真主就是君王。杨秀清则不同，“天命扶主降凡尘”，“以身赎病救黎民”，他是辅相，因“以一己之身，赎众人之病”，故称“赎病主”。
然而，建都天京以后，杨秀清的个人权威思想也恶性发展，“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他兴建的府第，“穷极工巧，聘心悦目”，“土木冠绝天京”。他“自恃功高，一切专擅”，建立了庞大的东府集团，天朝所有实际事务都是先在东王府商妥，然后才上奏天王。而洪秀全则无不照例批准。满清阵营中人说：“‘贼’中刑赏生杀，‘伪’官升迁降调，皆（杨秀清）专决之，洪‘逆’画诺而已。”因此，东王府事实上成了天朝之外的又一个“天朝”。
洪秀全与杨秀清争夺最高统治权的矛盾，随着形势的发展，迅速激化起来。
1853年12月，洪、杨双方进行了一次交锋。杨秀清假托天父附体，借口洪秀全苛责妇官等小事，要对洪秀全杖责四十。北王韦昌辉和众官员再三恳请开恩赦宥和代为受杖，均遭拒绝。直到洪秀全俯首听命，接受杖责，方肯罢休。
杨秀清假借“天父”威逼于前，又以“良臣良弟”身份登朝劝慰于后，洪秀全也破格在金龙殿设宴招待杨秀清。双方都是假戏真做。洪秀全指桑骂槐，说什么：“从前尔兄转天之时，妖魔侵尚天庭，天父还容得他过，命我暂且容他，他服便罢，何况今日女官有些小过，即令杖责，非量狭而何？”杨秀清看出暗藏杀机，便委婉地警告说：“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误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
这次事件，实际上是杨秀清争夺最高统治权的一次预演，最后以双方相互妥协而告终。洪秀全承认错误，夸奖杨秀清为“骨鲠之臣”。杨秀清则确认洪秀全是君，表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1836年8、9月间，太平军攻破清朝江南大营，天京城围暂解。杨秀清在胜利面前飘飘然起来，似乎肘腋之患已去，天下便可太平无事了。他假托天父下凡，公然“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太平天国前期，“万岁”只有两位：一位是洪秀全，另一位是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万岁”称号，对于洪秀全来说，是作为太平天国最高领袖的代称。杨秀清不满足于已有的权势，炽热地追求着“万岁”的桂冠。他“逼天王封其万岁”，显然是一种僭号侵权的举动，势必造成“君臣不别，东欲专尊”的局面。
面对着杨秀清的逼封，洪秀全再也无法继续“坚忍不怒”了。他鉴于“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就一面佯允其要求，并向军民宣布：“嗣后均宣称东王为万岁，其二子亦称万岁”；一面在天王府设防自卫，并分别密诏在江西、湖北督师的韦昌辉和石达开回京“勤王”，“一以保护其自己生命，次则以诛灭谋篡位者”。
双方磨刀霍霍，天京内部一场厮杀火拼就在劫难逃了！
起初，杨秀清要扩大个人权势，谋取最高领导地位，不能不顾忌和打击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人。
《石达开自述》说：“杨秀清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当杨秀清看到北王府实权加大时更不放心，千方百计地予以削弱。韦昌辉则在杨秀清的压抑下，采取韬晦之计。
韦昌辉对洪秀全则竭力逢迎，装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随着杨、韦矛盾的激化，韦昌辉便加紧了联洪反杨的活动。
据《石达开自述》说：“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当时洪秀全对杨秀清还抱着“坚忍不怒”的态度，因而拒绝了韦昌辉的请求。及至杨秀清逼封万岁事件发生后，洪秀全动了杀机，想借“心腹盟弟”韦昌辉之手搞掉杨秀清，以便巩固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
韦昌辉接到洪秀全的“勤王”命令后，立即带领心腹武装于9月1日深夜从江西秘密赶回天京。他与秦日纲一起，将队伍迅速而严密地布置在城内要塞，然后对东王府发动突然袭击。杨秀清猝不及防，于2日凌晨，被韦昌辉刺杀。
然而，事件并没有就此了结。杨秀清经营多年的“东府集团”还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为防免东王的武装死党复仇计，兼为肃清谋叛天王的余孽计”，韦昌辉等“乃定下一条阴谋，要尽捕东王余党而致之死地”，大开杀戒。
据记载，诛杨之役前后有二万多人被杀，老弱妇孺都未能幸免。像这样大规模地消灭有生力量，是清朝武装在战场上所做不到的，现在却被太平天国的“开国元勋”做到了。
此后，韦昌辉总揽军政大权，所为益横于东王杨秀清。
洪秀全与韦昌辉联手搞掉杨秀清后，天京的惨剧愈演愈烈。9月中旬，石达开从武昌洪山赶回天京，目睹天京的惨相，怒不可遏，斥责韦昌辉妄杀无辜，违背了事先密商的“不得多杀”的协议。他说：“东孽罪当诛，其下何罪，何得尽戮？无乃自戕手足，倘官军万一知之，乘我之危，将何以御？”韦昌辉“顷（顿）起他心”，竟指责石达开：“汝将亦党东孽，共图报仇杀我乎？”韦昌辉为了独揽大权，又动了新的杀机，想把石达开也干掉。
彼时，洪秀全也怀疑石达开“要杀韦昌辉”。石达开“见事机不好”，连夜缒城逃走。韦昌辉把石达开留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全行杀害，并派秦日纲领兵追赶石达开。洪秀全也下诏悬重赏购石达开之首级。
石达开至安庆，起兵讨韦，“以肃清君侧”。他“上奏于天王，要求韦昌辉之头”，并且宣称：“如不得其头，即班师回朝攻灭天京。”
刚开始，石达开要求未蒙答应，韦昌辉犹欲负隅抵抗。11月初，由于石达开大兵压境和朝内群起反韦，加上韦昌辉举兵围攻天王府，妄图加害洪秀全，夺取太平天国最高统治权，洪秀全才下令杀死韦昌辉和秦日纲。韦昌辉伏诛之后，石达开回到天京辅政，“众人欢说（悦）”，被推为“义王”，但洪秀全却“有不乐之心”，担心威胁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因而疑神疑鬼，封自己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借以牵制石达开。这样两个平庸之辈无功受禄，干预朝政，“朝中之人，甚不欢说（悦）”，更引起石达开的极大不满。
1857年6月，石达开“私自出京，誓不回去”，十万多太平军精锐部队跟随石达开出走了。
“天京内讧”和石达开的分裂出走，瓦解了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动摇了军民的革命信仰，丧失了军心、民心，极大地削弱了革命力量，使太平军元气大伤，给太平天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最终败亡的核心因素。
首先，“天京内讧”搞垮了领导核心。“东王升天，北王亦丧”，“翼王远征”，前期领导核心只剩下天王洪秀全一人。
其次，“天京内讧”军事力量受到极大摧残。事变中被杀害的二万多太平军将士，石达开带走的十余万部众，多是太平军久经锻炼的骨干力量。这种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从根本上改变了太平军与清军的原有力量对比和态势。天京内讧使清朝赢得喘息之机，得以重新纠集武装力量发起对太平天国的攻击。内讧后，在东线，扬州、镇江相继失守，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天京又被敌军包围；在西线，湘军摆脱困境，卷土重来，接连攻占武昌、九江，进窥安庆，太平军在江西所占有的城邑此时也都为湘军所夺取。这种急转直下的军事形势，使太平天军陷于左支右绌、难以应付的境地。
第三，“天京内讧”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进取精神的锐减。太平天国前期，拜上帝会的教义曾经是发动和团结民众的精神支柱，太平军将士在人人都是兄弟、并力斩邪除妖、建立地上天国的号召下，进行英勇的战斗。而这次事变竟是天父之子互相残杀，这就必然使民众对上帝的信仰发生动摇，对能否建立人人平等的地上天国产生深深怀疑，对前途感到忧虑，从而使进取精神大为衰退，导致“政涣人散，外合内离”的局面。
造成杨秀清尾大不掉敢向天王洪秀全争权的原因，在于洪秀全放弃了领导权。革命需要有权威，才能领导和团结群众。但是革命的权威领导不能单纯依靠宗教教义来固定，实际的领导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
洪秀全虽然期望自己成为天国唯一的主宰，他在教育新生一代的天国子女时就这样解释“君道”：“一人首出正，王独操威柄”，“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但是在实际中事与愿违，从永安到天京的进军过程中，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动放弃政治、军事领导权。而天父代言人杨秀清以杰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在实际工作中为自己树立了不可动摇的权威。在定都天京之后，他逐渐居功自傲。这就不能不造成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无法调解的矛盾。
在革命发展过程，太平天国对于权力的分配，逐渐形成一种古所未有的畸形模式：
一、神权明归于洪秀全，实归于杨秀清。
二、君权虽归于洪秀全，但已被架空。
三、相权全部归杨秀清。
四、兵权全部归杨秀清。
如此模式不能使各种权力起到互相配合而又互相制约的作用，只能使被架空的洪秀全时时受制于人，使洪、杨之间事事皆可能发生摩擦，无法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即使暂时勉强维持，其中不稳定因素则逐渐积聚增长，最终导致内讧的悲剧。
在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关键时刻，发生这样一场令人痛心的大动荡的根源何在？一代伟人毛主席一语道破个中玄机——“两权对立”“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