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主要分布在甘青地区。1923-1924年，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son）在甘青地区进行考察，将宁定县（今广河县）发现的一批器表施黑红复彩、锯齿明]显的彩陶归入“甘肃仰韶期”，将碾伯县马厂沿第四址（今民和县马厂垣遗址）发掘所获陶器归入“马厂期”，认为“马厂期”晚于“甘肃仰韶期”[1]。1945年，夏鼐在甘肃临洮寺洼山遗址发现了与半山墓葬随葬品相同的彩陶，他将其归入马家窑文化。理由是，马家窑文化与河南仰韶文化存有诸多差别，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具有代表性，因此可将安特生所称的甘肃仰韶文化改称为马家窑文化[2]。1956年，安志敏认为甘肃仰韶文化“住地以临洮马家窑为代表，称为‘马家窑期’，葬地以甘青广通半山和青海政和马厂沿为代表，称为‘半山期’和‘马厂期’”[3]。有学者明确指出这种“住地”和“葬地”的提法不妥，马家窑式、半山式和马厂式三类彩陶不同是地域差异或所属部落不同所致[4]。杨建芳认为“马家窑文化可以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类型，它们在时间上有先后早晚的不同，并且彼此都有其居址和墓地”[5]。不久，兰州青岗岔遗址的房址中发现了半山文化彩陶，这清楚表明，所谓半山式陶器专属墓葬的认识是错误的[6]。虽然有学者认为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的年代接近，甚至后者可能早于前者[7]，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和资料公布，马厂文化晚于半山文化已是学界共识[8]。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对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的系统研究达到高潮，其中不乏经典之作，如《试论马厂类型墓葬的几个问题》[9]、《半山、马厂文化研究》[10]、《半山式文化遗存分析》[11]和《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12]等，为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更深层次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二十一世纪，有关这两支文化的考古发掘和各类研究都陷入沉寂。不过，因阳山墓地引起的、至今没有解决且困扰学术界已久的难题能否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半山文化、马厂文化的分期和年代等基础研究是否准确可靠。一 阳山墓地引起的问题
阳山墓地位于民和新民乡下川阳山村，1980-1981年经过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二百一十八座、圆形祭祀坑十二座[13]。关于该墓地的文化归属，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认为属于半山文化。发掘报告明确指出，阳山墓地出土的文化现象丰富了学术界对半山类型的认识，对阳山墓地文化归属的研究，进一步确定了半山类型的文化内涵。第二种认为属于马厂文化。李水城始终认为，阳山墓地是一处内涵较单纯的马厂文化墓地[14]。阳山墓地墓葬数量多，随葬陶器丰富，其文化的归属对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的基础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正是因为不同学者对阳山墓地的文化归属意见分歧较大，导致他们构建的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的时空框架判然有别。分歧双方的观点正确与否，当然不宜相互去检验。我们的意见是，可以首先对那些没有争议的、文化面貌较单纯的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遗存进行梳理，初步构建两支文化的时空框架，然后再对那些较复杂的遗存进行分析，最后进行比对与整合，得出一个较完整的框架与脉络。据此，我们将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的材料分成两类：第一类，较单纯的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遗存。所谓单纯，就是指在同一遗迹单位中，只有典型的、无争议的半山文化或马厂文化遗存，不见二者共存。第二类，较复杂的相关遗存。主要包括典型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陶器共存的墓葬、文化特征不明显以及争议较多的相关遗存。二 较单纯的典型半山文化遗存分析
典型遗址和墓地包括兰州花寨子、康乐边家林、乐都柳湾（半山文化墓地）、广河地巴坪、景泰张家台、兰州焦家庄与十里店、循化苏呼撒、兰州青岗岔和同德宗日。位于甘肃兰州黄河南岸皋兰山南麓的一处二级台地。1977年发掘，共清理四十九座半山文化墓葬[15]。简报公布了八座墓葬的随葬陶器，其中六座见有彩陶。墓地发现较多的叠压打破关系，多数关系图文一致[16]，但也有少数存在明显矛盾，如墓葬平面图显示M27和M28之间有一段距离，但“可资对比的墓”写的是“M27→M28”；墓葬平面图显示M28打破M25，但“可资对比的墓”写的是“M25→M28”。根据明确的叠压打破关系以及出土器物的器形和纹饰，花寨子墓地相关墓葬可分三组。第一组以M26和M11为代表。双耳壶口沿不见小鼻耳，器表主体花纹之一的大漩涡纹周缘不见锯齿，但竖向花纹带明显的大锯齿。采集品单把壶0∶23的器表花纹和装饰风格与双耳壶M11∶1相同，因此这件单把壶也应归入第一组（图一，11-17）。第二组以M28和M25为代表。这两座墓准确的叠压打破关系不得而知，但两墓随葬的陶器风格一致。双耳壶M25∶4与M28∶7口沿两侧都安置一对小鼻耳（图一，5、6），双耳壶M25∶4和单把壶M28∶5腹部主体花纹样式和布局没有大的区别（图一，5、7），竖向锯齿较细密。此外，M23和M18随葬的部分彩陶以无锯齿或锯齿不明显的大漩涡为主体花纹，与双耳壶M28∶7下腹涡纹酷似，故这两座墓也能归入第二组（图一，5-10）。第三组以M27和采集品双耳壶0∶28为代表。单耳罐M27∶1（图一，3）和双耳壶0∶28（图一，1）器表主体花纹为漩涡纹，锯齿清晰，涡心较小，整体风格一致。不难发现，第一组双耳鼓腹壶口沿外侧没有对称的小鼻耳，这与马家窑文化同类器一致，小鼻耳很可能是半山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从M27→M26这组关系可知，第三组的年代晚于第一组。将这些线索与器物形态和器表花纹逻辑演变相结合，可知第一组年代最早，第二组次之，第三组最晚。位于甘肃康乐县城东北。1984年发掘，共清理十七座墓葬和一个灰坑[17]，无叠压打破关系，陶器组合明确的墓葬包括M3、M8和M12。此外报告还公布了一些采集品。根据器表纹饰不同，参照花寨子墓地的分组，边家林墓地部分墓葬出土器物和采集品可分为两组。![]()
图一 花寨子墓地典型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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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边家林墓地典型陶器
第一组以M3、M7、M12和M16为代表，此外标本31∶23、标本31∶110和标本31∶4同属该组。彩陶多为黑彩，纹饰主要包括横向平行线纹、波曲纹和漩涡纹，漩涡纹多不见锯齿或锯齿不明显，横向和竖向锯齿纹的锯齿较大。双耳壶绝大多数口部没有小鼻耳，或小鼻耳较小不明显。该组彩陶总体特征与花寨子第一组相同（图二，6-10）。第二组以M8为代表，此外标本31∶3、标本31∶97、标本31∶10同属该组。流行黑红复彩，纹饰最典型的特征是漩涡纹与锯齿纹融为一体，由锯齿纹和网格纹组成的葫芦形纹特点突出。双耳壶口部的小鼻耳明显。该组彩陶总体特征与花寨子第二组、第三组彩陶无二（图二，1-5）。以上两组单位虽无叠压打破关系，但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第一组早于第二组。位于青海乐都柳湾村北的一处旱台上。1974-1978年共清理半山文化墓葬二百七十五座[18]。发掘报告公布十六组叠压打破关系，分两类。第一类，每组关系中的两座墓均出土陶器。共三组：M595→M603；M605→M618；M654→M655。第二类，每组关系中仅有一座墓出土陶器。共九组：M596→M599；M616→M612；M657→M656；M494→M635；M531、M536→M533；M630→M631；M433→M434；M605→M604；M627→M624。李伊萍、张弛和李水城采用了不同的典型陶器，对这批墓葬进行分期研究。前两位以彩陶壶为切入点，后一位以小口长颈壶为切入点。其中，李伊萍的研究颇具代表性，她将典型器物彩陶壶分为端肩扁圆腹、圆肩圆腹和溜肩鼓腹三类，结合共存和叠压打破关系，总结出彩陶壶经历了从端肩扁圆腹到圆肩圆腹再到溜肩鼓腹这一演变过程。以此研究为基础，我们从典型彩陶双耳壶入手，参照花寨子和边家林两处墓地相关器物的演变规律，将柳湾半山文化墓葬归为五组。第一组以M458、M472、M528和M641为代表。彩陶双耳壶整体矮胖，广肩，口部不见小鼻耳。器表锯齿元素不明显（图三，23-27）。第二组以M465、M468、M533、M599、M620、M626、M628和M666为代表。彩陶双耳壶整体形态与第一组相同，但口部常见一对明显的小鼻耳。部分彩陶双耳壶装饰大而稀疏的竖向锯齿纹（图三，19-22）。第三组以M12、M14、M421、M432、M435、M475、M513、M592、M606、M627、M683和M1383为代表。彩陶双耳壶肩部较窄，口部鼻耳较小。常绘横向、竖向和斜向条带，漩涡纹周缘的锯齿细密而规整（图三，12-17）。第四组以M391、M428、M433、M436、M480、M499、M532、M601、M603、M631、M653、M674为代表。彩陶双耳壶肩部很窄，呈溜肩之势。盛行细密而规整的锯齿纹，陶壶颈部的锯齿多齿尖朝上、层层叠压（图三，5-10）。第五组以M576、M595、M605和M622为代表。彩陶双耳壶基本不见，但其他各组少见的颈耳深腹罐特征明显。器表装饰的二方连续菱形纹和棋盘格纹风格独特（图三，1-4）。![]()
图三 柳湾墓地半山文化典型陶器
位于甘肃广河地巴坪村的一处黄土台高坪上。1973年发掘，共清理半山文化墓葬六十六座，没有发现叠压打破关系[19]。学者对地巴坪墓地的阶段性变化看法各异：李水城认为墓地使用时间相对集中，年代跨度不大；李伊萍和张弛则将墓地分为具有明显早晚关系的三组（段），但两位学者具体的论证差别较大，例如张弛认为典型陶器腹耳壶和鼓腹瓮的逻辑演变是从瘦高向矮胖发展，而李伊萍认为这两类器物的演变是整体由矮向高、下腹渐加长、腹部由扁圆向圆发展。参照花寨子和柳湾墓地的分组，地巴坪半山文化墓葬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以M2、M4、M6、M16-M18、M21、M24、M28、M33、M35、M36、M38、M45、M46、M49和M64为代表。器形方面，腹耳壶整体较高，壶口沿外侧大多有一对小鼻耳。纹饰方面，主要流行两类花纹：一类是二方连续漩涡纹，锯齿细密，涡纹较小，部分涡纹内填充“十”字；一类是交叉菱形纹，黑红复彩，锯齿明显（图四，11-25）。第二组以M23、M37、M41、M50、M53和M58为代表。器形方面，腹耳壶整体形态较为矮胖。纹饰方面，主要流行三类花纹：一类是黑红复彩的葫芦形花纹，内填满细密的网格；另一类是大圆圈纹；还有一类是用实心菱形左右相连、层层叠压形成的棋盘格纹（图四，1-10）。第一组部分陶器与花寨子第三组、柳湾半山第三组、第四组以及边家林第二组的相关陶器相同或类似。第二组部分陶器与柳湾半山文化第五组同类陶器风格较为一致。由此可知，第二组晚于第一组。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地巴坪、花寨子和柳湾三处墓地出土的半山文化遗存有不少共性，但区别还是相当明显。花寨子和柳湾均少见地巴坪最常见的鼓腹瓮，这种瓮呈侈口、短束颈、鼓腹，腹最大径多数在器身中部。地巴坪出土鼓腹瓮共计二百三十三件，彩陶双耳壶共计五十五件。花寨子出土彩陶双耳壶三十二件，其余所有彩陶（包括瓶、单耳罐、大口罐、瓮、盆、钵）共二十三件。柳湾出土彩陶双耳壶一百零二件，素面陶壶二十六件，共计一百二十八件，其余所有陶器（包括各类彩陶和非彩陶如钵、盆、瓶、罐等）共计一百二十九件。不难看出，地巴坪墓地以随葬鼓腹瓮为主，花寨子和柳湾墓地则是以随葬双耳壶为主。位于甘肃景泰县城东南约2公里处。1975年进行调查和发掘，共清理墓葬二十二座，不见叠压打破关系。在十九座随葬陶器的墓中，有十六座随葬彩陶，多数随葬一件，少数随葬二件[20]。参照地巴坪墓地的分组，张家台半山文化墓葬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以M20、M14和M11为代表，年代与地巴坪第一组相同。张家台颈耳罐M20:1(图五，8)器表主体花纹为黑红复彩的锯齿斜向平行线，平行线之间用短线连接，这与地巴坪第一组鼓腹瓮M2:14(图四，24)器表花纹相似。张家台腹耳壶M14:1(图五，7)上腹施黑红复彩的大漩涡纹，锯齿明显，与地巴坪第一组鼓腹瓮M6:1(图四，16)腹部主体花纹无二。张家台单把壶M11:1(图五，3)颈部施两层重叠的平行锯齿，齿尖朝上，腹部绘黑红复彩的曲线，黑色条纹锯齿清晰，与地巴坪第一组单把壶M20：2(图四，22)相近。此外，M10、M17和M18也可归入该组(图五，3-8)。第二组以M13和M5为代表，年代与地巴坪第二组相同。张家台腹耳壶M13:2(图五，2)器表主体纹饰为上下重叠、左右相连的黑色实心菱形纹，中间用黑红复彩、锯齿明显的扁圆形图案隔开，扁圆内填上下重叠的人形纹，与之相似的图案见于地巴坪第二组彩陶。此外，张家台单把壶M5：1(图五，1)腹部施满竖向条纹，在前文所述各墓地均不见，年代可能偏晚，暂归入该组。图五 张家台墓地典型陶器
均位于甘肃兰州。这两处墓地的半山文化彩陶是在平山造田和植树造林时发现的[21]。随葬陶器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墓葬位置，共存关系不详。参照前文分析的各墓地，可将这批陶器划分为具有早晚关系的两组。第一组，与张家台墓地第一组相当，年代较早。代表一为十里店单把壶(图六，9)，器表绘黑红复彩的斜向平行线，中间填短斜线，与张家台第一组颈耳罐M20：1(图五，8)器表纹饰基本一致。代表二为焦家庄单把壶(图六，10、12)，这两件壶均为单把，腹部施锯齿明显的黑红复彩曲线，与张家台第一组彩陶壶M11:1(图五，3)差别不大。第二组，与地巴坪第二组相当，年代较晚，代表一为十里店腹耳瓮(图六，7)，器表主体纹饰为葫芦纹，与地巴坪第二组彩陶壶M23：2(图四，8)酷似。代表二为十里店单把壶(图六，1、2)，腹部施黑红复彩，锯齿明显的“X”形大菱形纹，并搭配其他纹饰，整体与地巴坪第二组单把壶M58:4(图四，7)无异。代表三为焦家庄和十里店颈耳罐(图六，3、4)，器表主体纹饰是上下重叠、左右相连的实心菱形纹，与地巴坪第二组敛口罐M58:14(图四，1)器表花纹雷同。代表四为焦家庄腹耳瓮和腹耳壶(图六，5、6)，器表绘大漩涡纹和圆圈纹，漩涡和圆圈内填充呈棋盘格状，与地巴坪第二组同类器风格相似。![]()
图六 焦家庄和十里店墓地典型陶器
位于青海同德县城西北约40公里处。1994—1996年，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民族博物馆对遗址进行发掘。共清理墓葬三百四十一座，灰坑和祭祀坑各十八个，出土遗物约二万三千件[22]。遗存涵盖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宗日类型和齐家文化[23]。![]()
图七 半山文化典型陶器
根据现有资料情况，宗日墓地半山文化墓葬至少包括94TZM17、94TZM39、94TZM68、94TZM71、95TZM83、95TZM88、95TZM125，96TZM226、96TZM244和96TZM278。虽然已公布材料较少，但这些墓葬可以分为具有早晚关系的四组，第一组以宗日95TZM125为代表。腹耳壶9 5TZM125:2口沿外翻、长直颈、鼓折肩，上腹施黑彩平行条纹，器形和纹饰皆显示出马家窑文化遗风(图七，4)。小口罐95TZM125:4口部残缺，上腹施竖向条纹，个别条纹右侧有稀疏的钢齿，下腹绘平行条纹和垂幛纹(图七，8)。第二组以宗日95TZM88为代表。腹耳壶95TZM88:3与柳湾第二组同类器M620：2皆为双耳、广肩、鼓腹，肩部绘大圆圈，圈内填满细密方格，上腹描平行线，下腹施垂幛纹(图七，3、7)。第三组以宗日94TZM17为代表。小口罐94TZM17:4与张家台第一组腹耳壶M14：1都以二方连续漩涡纹为主体花纹，黑红复彩，锯齿明显，漩涡内填充短横线和“十”字(图七，2，6)。第四组以宗日96TZM226为代表。小口罐96TZM226:1绘典型的开光纹，与张家台第二组腹耳壶M13:2器表花纹风格无二(图七，1、5)。如果将锯齿纹的出现视为半山文化成熟的标志之一，且第一组95TZM125没有随葬年代更晚的彩陶，那么这座墓葬很有可能是马家窑文化向半山文化过渡的典型代表，属于半山文化的最早阶段，从前文可知，柳湾第二组早于柳湾第三组，柳湾第三组和张家台第一组同时，张家台第一组又早于张家台第二组，因此，宗日墓地四组墓葬的早晚关系便很明了；第一组最早，第二组次之，第三组更晚，第四组最晚。位于青海循化苏呼撒村北的一处椭圆形台地上。1982—1983年先后进行两次发掘，共清理半山文化墓葬六十五座，无叠压打破关系。随葬品以陶器为大宗，彩陶所占比例较大[24]。比照前文各墓地的分组，苏呼撒半山文化墓葬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以M13、M37、M51和M65为代表。此外，M21、M24、M47、M80、M82和M91可能同属第一组。彩陶主体纹饰多为锯齿规整的漩涡纹，涡心不大，部分涡心填“X”或“+”图案(图八，7-12)。第二组以M17，M34、M35、M40，M64、M85和M108为代表，彩陶主体纹饰漩涡纹涡心较大，内填重叠的菱形纹。另外，葫芦形纹表现更形象，菱形纹上下重叠、左右相连(图八，1-6)。苏呼撒第一组部分彩陶与地巴坪第一组彩陶酷似，苏呼撒第二组部分彩陶纹饰风格与焦家庄、十里店第二组彩陶一致。由前文可知，地巴坪第一组早于焦家庄、十里店第二组，因此，苏呼撒第一组早于第二组。除上述墓地外，民乐五坝[25]、循化西滩[26]、兰州青岗岔[27]、康乐张寨[28]和兰州营盘岭[29]都出土或采集到单纯的半山文化遗存。参照前文各典型半山文化墓葬的分组，可将这些墓地和遗址出土、采集的半山文化典型陶器统一划分为三组。第一组以张寨半山文化彩陶为代表。双耳壶多端肩，器表流行横向平行直线、折线和条带纹，葫芦形纹为初始形态。彩陶器形和纹饰均与花寨子第一组彩陶相似。因此，该组遗存与花寨子第一组年代相当。第二组以营盘岭和西滩M1半山文化遗存为代表。部分双耳壶口部置小鼻耳，肩部圆鼓。器表流行锯齿明显的小涡心漩涡纹、大菱形纹和几何纹，这些特征与花寨子第二组、第三组的彩陶有较多共性，因此其年代相近。第三组以青岗岔F1为代表。双耳壶颈部较短，肩部宽鼓。流行锯齿规整的大涡心漩涡纹，涡心内填网格。部分图案以实心棋盘格纹为主体纹饰。该组彩陶与焦家庄和十里店第二组彩陶风格一致，其年代接近。由前文可知，花寨子第二组、第三组早于焦家庄和十里店第二组，因此上述三组半山文化遗存第一组最早，第二组次之，第三组最晚。综上所论，以遗迹单位的分组为基础，单纯的半山文化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中期又可细分为早、晚两段。各期、段代表遗存如表一所示。表一 单纯的半山文化遗存期、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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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马厂文化墓地以柳湾、马牌、下海石、阳洼窑和东大梁墓地为代表，遗址以老城、高家滩、马家湾、塔儿湾、下海石和西城驿遗址为代表。1974—1978年，柳湾墓地共清理马厂文化墓葬八百七十二座[30]，虽然叠压打破关系较多，但学术价值有限[31]。对于柳湾马厂文化墓地的期别划分，发掘报告分三期[32]，李伊萍以发掘报告为基础，细分为六组[33]，李水城根据器形、组合和纹饰的变化，分为五组[34]。柳湾马厂文化彩陶最具特色的是器表以人蛙纹和大圆圈纹为主体的彩陶瓮，因此首先对这两类彩陶瓮进行分析。袁靖和李水城对柳湾人蛙纹彩陶瓮进行过系统研究[35]，但所获结论不同。经初步统计，柳湾墓地随葬各类人蛙纹彩陶的马厂文化墓葬至少包括M9、M21、M52，M124、M197、M199、M212、M214，M237、M242、M338、M505、M555、M558，M564、M578、M893、M898、M902、M904，M912、M934、M1065和M1141，共计二十四座。根据器形的不同，人蛙纹彩陶瓮可以划分为三种：鼓肩瓮、圆弧肩瓮和溜肩瓮。依据器表纹饰特征，人蛙纹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头部明显，躯干和四肢较粗壮(图九，1)，第二类无蛙头，四肢健硕(图九，2)；第三类无蛙头，但躯干细瘦，局部绘画潦草(图九，3)。以上三种器形与三类纹饰在多数情况下分别对应。因此，可将相关墓葬分为三组。第一组以M555和M578为代表。彩陶瓮为鼓肩，人蛙纹属第一类。第二组以M21、M197，M898、M902和M904为代表。彩陶瓮为圆弧肩，人蛙纹属第二类。第三组以M9、M124、M237和M338为代表。彩陶瓮为溜肩，人蛙纹属第三类。此外，还有一些墓葬虽不能准确归入上述三组，但可以确认大多属于第二组或者第三组的范畴。上述三组墓葬具有早晚关系。首先，第一组M578随葬陶器较多，器物种类，器形和器表纹饰都接近M1060的部分随葬彩陶。M1060的文化性质归属讨论详见后文，但其年代较早是不争的事实，因此，M555和M578在柳湾马厂文化墓葬中年代较早，其次，学界公认马厂文化晚期与齐家文化早期同时，这一时期的彩陶瓮多是溜肩或折肩，鼓肩不见，说明溜肩是马厂文化陶瓮的晚期形态。由此可知，人蛙纹演变是头部从有到无、四肢和躯干从粗壮到瘦长，器形演变是从鼓肩到圆弧肩再到溜肩。主体纹饰大圆圈多数绘在器物上腹，圈内填充各类几何形花纹，部分器物下腹搭配垂幛纹，整个画面充实自然。根据器形和纹饰不同，将随葬大圆圈纹彩陶瓮的墓葬分为三组。第一组以M181、M204、M281、M317、M321、M322、M326、M327、M328、M332、M375、M563、M576、M900，M1250、M1252和M1261为代表。彩陶瓮侈口，沿外翻，短直颈或束颈，圆鼓肩，弧腹。部分大圆圈内填充多个几何形小图案，圆圈之间的弧线少则一条，多则五条，线条流畅自然(图九，4)。第二组以M83、M205、M211、M319、M348、M376，M380、M737、M886、M899、M1077和M1350为代表。彩陶瓮直口或敛口，沿外翻，短直颈，圆弧肩，部分下腹微反向内凹。圆圈不太规整，用笔较随意(图九，5)。第三组以M89、M121，M149、M179，M180，M209、M210、M244、M261、M553、M742、M815、M888、M898、M926，M928、M936、M1080，M1164和M1317为代表。彩陶瓮多敛口，沿外翻，溜肩，下腹反向内凹非常明显。陶瓮最大的特征是颈部上细下粗(图九，6)。通过对比不难发现，第一组人蛙纹彩陶瓮和第一组大圆圈纹彩陶瓮皆呈鼓肩或圆肩；第二组人蛙纹彩陶瓮和第二组大圆圈纹彩陶瓮皆呈圆弧肩；第三组人蛙纹彩陶瓮和第三组大圆圈纹彩陶瓮皆呈溜肩。因此，大圆圈纹彩陶瓮第一组到第三组具有早晚演变关系。结合上述分析，将柳湾马厂文化墓葬统分为四组。第一组以M1014为代表。该组墓葬随葬部分直颈、口沿不外翻的陶壶，严格意义上还没有转变为瓮(短直颈或束颈，口沿明显外翻)。第二组以M181、M327、M328、M563、M568、M578和M1250为代表。此外，随葬第一组人蛙纹和第一组大圆圈纹的墓葬大多属于该组。第三组以M197、M199，M319、M348、M558、M564，M829、M898和M1350为代表。此外，随葬第二组人蛙纹和第二组大圆圈纹的墓葬大多属于该组。第四组以M9，M58、M89，M107，M209、M210，M242，M338和M897为代表。此外，随葬第三组人蛙纹彩陶和第三组大圆圈纹的墓葬大多属于该组。位于青海民和核桃庄乡马牌村。1979年和1987年进行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六十二座，每墓随葬陶器十至五十件[36]。对比柳湾马厂文化墓葬的分组和典型器物的演变，马牌墓葬可分为具有早晚关系的两组。第一组以M14、M35和M36为代表。彩陶瓮腹部圆鼓(图一O，6-8)，彩陶颈耳罐呈短颈、垂鼓腹(图一O，10)，与柳湾马厂第二组同类彩陶相同。该组年代较早。第二组以M5、M8、M19、M41、M46和M49为代表，彩陶瓮腹部明显内缩，器形整体瘦高(图一O，1-3)，颈耳罐颈部较长(图一O，5)，与柳湾马厂第三组同类陶器相仿。该组年代较晚。位于甘肃兰州红古区海石湾镇。1971年清理二座墓葬[37]，2005年再次发掘，清理马厂文化墓葬三十三座，出土陶器四百二十七件[38]，发掘报告将墓地分为早、晚两段，认为整体属于马厂文化中晚期。依器形不同，下海石马厂文化彩陶瓮可分为四组。A组腹部呈球状(图一一，1)，具有柳湾马厂文化第二组特征；B组腹部呈卵状(图一一，2)，D组下腹内收明显(图一一，4)，这两组具有柳湾马厂文化第三组特征：C组明显的特征是颈部上细下粗(图一一，3)，具有柳湾马厂文化第四组特征。虽然彩陶瓮能够明显区分出形态不同的四组，但这并不意味着下海石马厂文化墓葬就能简单分为具有时间早晚关系的四组。首先，C组彩陶具有柳湾马厂文化第四组特征，但在发掘报告公布的所有资料中，仅能见到三件这类彩陶，这说明C组彩陶在整个墓地所占比例很小。A组彩陶的情况也是如此。其次，B组和D组以及形态在二者之间的彩陶瓮数量最多，毫无疑问，它们才是下海石马厂文化的主体。最后，A、B、C、D四组彩陶器常在同一墓葬共存，少见单独随葬A组或C组彩陶的墓葬。![]()
图一一 下海石墓地典型陶器
综上，虽然随葬不同形态的彩陶瓮，但是下海石墓地三十三座马厂文化墓葬呈现的阶段性特征不明显，它们整体与柳湾马厂文化第三组相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下海石墓地没有比这三十三座墓更早或更晚的墓葬，因为根据报告的介绍，可知下海石墓地绝大部分墓葬已经遭到破坏，已清理的三十三座墓只是墓地整体的一小部分[39]。位于甘肃兰州皋兰阳洼窑村西北的庙梁上。1983年发掘，共清理四座墓葬(编号M1-M4)，仅M1保存较好，其他三座墓破坏严重。此外，发掘简报还公布了一些采集品[40]。参照柳湾马厂文化墓葬的组别划分，阳洼窑四座墓葬和采集品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以M1和M0：24为代表，年代与柳湾马厂第二组相当。阳洼窑M0：24为短直颈，广肩，主体花纹为大圆圈纹，圆圈内填充细密网格(图一二，6)，与柳湾马厂第二组M332随葬同类器相似。阳洼窑彩陶瓮M1:3口外撇，圆广肩(图一二，7)，“肩饰五方连续螺旋纹为主体的图案”[41]，与柳湾马厂第二组M322随葬同类器酷似。彩陶豆M1:4豆盘内为黑红复彩装饰，施贝纹和交错锯齿纹(图一二，8)。此外，颈耳罐M0：22器身饰黑红复彩的锯齿纹(图一二，9)，也可归入第一组。第二组以M0:23和M0：26为代表，与柳湾马厂第三组相当。阳洼窑两件彩陶瓮口微外撇，短直颈，腹部主体花纹是无头的人蛙纹和圆圈纹(图一二，1、2)，这是柳湾马厂第三组的典型代表，此外，施“回”字形几何纹的颈耳罐(图一二，4)和施平行条带纹与垂幛纹组合的颈耳罐(图一二，5)在柳湾马厂第三组常见，因此它们都属同组。![]()
图一二 阳洼窑墓地典型陶器位于甘肃兰州城关区监场乡黄河北岸。1987年清理四座墓葬，其中二座保存较好，另外二座破坏严重[42].东大梁M1和M2随葬陶器数量较多，整体面貌一致，年代相差不大。彩陶以双耳罐、单耳罐和双耳盆为基本组合，夹砂陶常见单耳罐、杯以及大双耳罐，与其他马厂文化墓葬相比，这二座墓最大的特点是未随葬双耳鼓腹瓮。M2随葬一件双耳盆M2:12(图一三，4)，此类器物只在柳湾马厂第三组和第四组出现。另外，如图一三所示，这两座墓随葬的典型彩陶与红古下海石马厂文化彩陶相比，大同小异。因此，东大梁马厂文化遗存不会早于柳湾马厂第三组。除上述几处典型墓地外，还有一些墓地出土单纯的马厂文化遗存，但相关资料或是公布极为有限，或是典型器物共存关系不清，故只做简要介绍。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皋兰糜地岘清理了七座马厂文化墓葬[43]，其中三座保存完好。简报详细介绍了M4，该墓随葬的一件双耳壶器表施人蛙纹，头部缺失，躯干和四肢较发达，另外一件人蛙纹彩陶壶器表花纹与之无二，这与柳湾马厂墓葬第三组相当。在甘肃省永登团庄，也曾发现过大量的马厂文化陶器，但已经失去了共存关系[44]，大部分与柳湾马厂墓葬第一组和第二组差别不大。此外，近年发现的民乐五坝M19[45]与柳湾马厂墓葬第四组相当。![]()
图一三 东大梁与下海石部分陶器比较图
马厂文化遗址主要包括古浪老城、古浪高家滩、红古下海石、永靖马家湾、武威塔儿湾和张掖西城驿。此外，2000—2001年，柳湾遗址首次发掘，发现马厂文化的灰坑八个[46]。上述遗址的典型代表单位包括老城H1、高家滩H4、马家湾F1、塔儿湾F211、下海石H4、T1②、T2②、T3②和西城驿H309。![]()
图一四 马厂文化遗址部分典型彩陶
根据出土陶器特征不同，它们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以古浪老城H1和永靖马家湾F1为代表(图一四，6-9)，与柳湾马厂第二组相当。古浪老城侈口盆H1:5(图一四，8)的器形和纹饰分别与柳湾马厂第二组同类器相同。马家湾彩陶双耳盘F1:10内壁施黑红复彩图案，半山文化遗风明显(图一四，6)，故将马家湾F1也归入该组。第二组以高家滩H4、下海石各探方②层、塔儿湾F211和西城驿H309为代表(图一四，1-5)，与柳湾马厂第三组和第四组相当。古浪高家滩单把杯H414器表绘大波折纹(图一四，2)，部分单把杯的单把顶端高出口沿，此类花纹和器形与柳湾马厂第三组单把杯无二。高家滩侈口盆T1：12(图一四，4)以及下海石彩陶双耳盆T1②:1(图一四，5)器表装饰与下海石随葬品双耳盆一致。1986年，北京大学联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河西走廊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考古调查，发现马厂文化遗存基本遍布整个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对调查所获资料进行了全面介绍和系统研究[47]。《河西报告》认为，河西地区马厂文化陶器可分为具有时间早晚关系的甲、乙、丙三组：甲组年代最早，但在河西地区非常少见，可能来自河湟地区；乙组是河西走廊马厂文化的代表，年代较晚，以水昌鸳鸯池墓地和武威磨嘴子墓地为代表；丙组年代最晚，是乙组向西发展的产物，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西部，以酒泉高苜蓿地遗址为代表。据《河西报告》，可知出土彩陶多、纹饰典型的马厂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酒泉以东，酒泉以西的遗址出土彩陶较少。故此处将讨论的范围暂定在酒泉以东，这一区域调查的马厂文化遗存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以威武磨嘴子、古浪周家山、天祝罗家湾等遗址发现的相关遗存以及古浪文化馆馆藏的单把壶和腹耳瓮为代表(图一五，6-10)，与柳湾马厂第二组相当，磨嘴子彩陶瓮口部和腹部花纹皆为黑红复彩，带有半山文化遗风，天祝罗家湾和威武磨嘴子彩陶瓮形态与柳湾马厂第二组同类器无二，都形体高大、广肩鼓腹，腹部绘大圆纹，但具体样式略有差异。古浪周家山单把杯腹部略弧，施左右相连、上下重叠的菱形方格纹，与柳湾马厂第二组同类器相仿。古浪县文化馆馆藏单把壶颈部施重叠两层、齿尖向下的锯齿纹，腹部以圆圈纹为主体，与柳湾马厂第二组同类器如出一模。第二组以高台直沿沟、武威磨嘴子、天祝小沟和古浪老城以及四坝滩采集的单把壶、侈口盆、双耳小口罐为代表(图一五，1-5)，与柳湾马厂第三组和第四组相当，天祝小沟和天祝县文化馆馆藏的侈口瓮整体瘦高，器表皆施无头、四肢和躯干都很发达的人蛙纹，这是柳湾马厂第三组的典型纹饰。古浪老城单把杯腹部施大波折纹，与柳湾马厂的第三组和第四组单把杯的装饰风格呈现出了相似之处。安志敏曾经公布了两件山丹四坝滩采集的单耳壶[48]，《河西报告》认为这两件陶壶在河西马厂文化中年代最早。其中一件壶为侈口、长直颈、鼓腹，颈腹相接处置一小耳，小耳对面位置下腹有一尖盲耳，上腹主体绘大波折纹，下腹为垂幛纹，与柳湾马厂第三组同类器相似。天祝小沟双耳侈口盆颈部绘细密横线，腹部施大波折纹。由前文可知，这种双耳浅腹盆不早于柳湾马厂第三组。此外，武威磨嘴子双耳彩陶罐、永昌下安门和古浪出土的长颈无耳侈口盆在柳湾马厂第三组常见。![]()
图一五 河西走廊马厂文化陶器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组只涉及河西走廊酒泉以东出土彩陶丰富的马厂文化遗址，以苜蓿地为代表的酒泉以西的遗存不在本文的分组之列，但如《河西报告》所言，它们代表马厂文化在河西走廊的最晚发展阶段。根据对上述典型墓地、遗址材料以及调查资料的分析，可将马厂文化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晚期还可细分为早、晚两段，各期、段典型遗存如表二所示。表二 单纯的马厂文化遗存期、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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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复杂的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材料见于乐都柳湾、兰州土谷台、永昌鸳鸯池，民和阳山、互助总寨以及西宁朱家寨等墓地。柳湾M1060、M281共存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的陶器。彩陶瓮M1060:33短颈、口微侈、鼓肩(图一六，6)，颈部绘两层齿尖朝上的锯齿纹，腹部主体纹饰为黑红复彩的锯齿漩涡纹，漩涡内填“X”形图案，这在半山文化中期晚段和晚期流行。从图一六可以看出，除M1060：33和M281:6(图一六，1)器表装饰具有明显的半山文化风格外，柳湾M1060与M281的其他随葬陶器在种类、器形和纹饰方面都没有明显区别。因此，即便M1060：33和M281:6确属半山文化彩陶，M1060和M281本身也只能归入马厂文化早期。![]()
图一六 柳湾M281和M1060典型彩陶
位于甘肃兰州红谷区平安公社的一处二级黄土台地上。1977年和1978年分别进行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八十四座[49]。发掘报告将墓葬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皆为半山文化；中期为半山和马厂器物共存；晚期属马厂文化。此外，发掘报告公布了早、中、晚三期的典型墓葬代表M33、M7和M18。根据随葬彩陶不同，相关墓葬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以M20、M21、M26、M31、M33，M47、M49-M53、M55、M57和M66为代表。彩陶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器类主要包括鼓腹壶、大耳罐、鸟形壶、颈耳罐和浅腹盆(图一七，7-12)；第二，两类纹饰占主体地位，一是锯齿非常明显的大漩涡纹，涡内填充菱形和菱形方格，二是实心菱形纹和网格菱形纹，多为顶角叠压、左右相连。这些典型的特征属于半山文化晚期，第二组以M3-M7、M34、M39、M63、M64、M75和M76为代表。彩陶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器类主要包括小口瓮、大耳罐、颈耳罐和浅腹盆(图一七，1-6)：第二，小口瓮颈部稍长，口外侈但不外撇；第三，大圆圈纹和棋盘格纹是器表纹饰的主体。这些典型的特征属于马厂文化早期。位于甘肃永昌东北20公里处。1973—1974年，该遗址连续经过两次发掘，共发现和清理墓葬一百八十九座[50]。发掘报告将墓地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出典型的半山遗物；中期出半山向马厂演变阶段的遗物；晚期出马厂类型器物”。![]()
图一七 土谷台墓地典型彩陶
鸳鸯池墓地共发现两组叠压打破关系：M44→M72，M120→M122。根据报告公布的M44、M72和M120随葬陶器，可知M72与张家台第二组、地巴坪第二组的陶器有共性，同属半山文化，而M44和M120随葬品都是典型的马厂文化陶器。李伊萍将报告划分的早期墓葬分为a、b两组，a组为半山文化陶器，b组以马厂文化陶器为主，并指出以报告为准的中期陶器和b组关系密切，晚期是中期的继续[51]，以李伊萍的研究为基础，可将鸳鸯池早期墓葬分为三组。第一组以M64、M72和M188为代表，彩陶主体纹饰包括带锯齿的大漩涡纹、重叠的锯齿纹和实心菱形棋盘格纹(图一八，1-4)，这是半山文化晚期彩陶的典型纹饰。第二组以M58、M69、M119和M154为代表。彩陶花纹虽然可见锯齿，但是以上下重叠、左右连接、内填细密网格纹的大菱形纹和大片网格纹作为主体纹饰(图一八，5-9)，这是马厂文化早期流行的纹饰。第三组以M104和M137为代表。随葬的彩陶侈口盆(图一八，10，11)和单耳杯(图一八，12)是马厂文化中期的典型陶器。中期墓葬由于资料公布有限，暂时无法深入讨论，但总体属于马厂文化早期。晚期墓葬可以明确属于马厂文化，分为两组。第一组以M70、M92、M95、M99、M102，M120和M147为代表。彩陶瓮整体瘦长；单耳杯多饰菱形纹、横向和竖向结合的“回”形几何纹；颈耳罐流行正方向的“回”形几何纹，内填细密的网格纹(图一九，6-10)。这些彩陶属于马厂文化中期。第二组以M15、M19、M44、M48、M94，M96和M181为代表。彩陶瓮整体矮胖；部分彩陶瓮流行斜向“回”形几何纹，内填细密网格纹；单耳杯和部分颈耳罐流行复线波折纹(图一九，1-5)，这些彩陶属于马厂文化晚期。![]()
图一八 鸳鸯池墓地早期墓葬典型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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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九 鸳鸯池墓地晚期墓葬典型彩陶
阳山公布全部随葬品的墓葬包括M23、M60、M68、M74，M105、M140，M146、M147和M180[52]，根据器形和纹饰不同，这九座墓葬出土的彩陶可归为两类(图二〇)，分属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两类彩陶多在同一墓葬共存，具体如下。![]()
图二○ 阳山墓地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彩陶
阳山彩陶瓮M83：6(图二○，8)和半山文化中期晚段地巴坪彩陶瓮M2：14(图四，24)器表纹饰相似，但彩陶壶M83:11(图二○，12)器表绘完整简约的人蛙纹，与马厂文化中期同类纹饰无二。彩陶壶M68:17(图二〇，3)器表饰内填实心小菱形的大漩涡纹，这是半山文化晚期的典型纹饰，但大耳彩陶罐M68:33(图二〇，6)器表装饰非常规整的“回”字形几何纹，这是马厂文化最典型的纹饰之一。此外，阳山M74、M113，M140，M170和M180不仅随葬典型的半山文化中期晚段和晚期的彩陶，也随葬马厂文化盛行的折线几何纹彩陶。对阳山墓地部分墓葬共存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典型彩陶这一现象的解释，将在后文详述。在阳山墓地，有一类形态高大、器表绘制大圆圈纹的瓮特征显著，以之为切入点，将相关墓葬分为两组。第一组以M12，M23、M24、M43、M60、M68、M74、M83、M106、M140和M146为代表，与马厂文化早期相当。M12，M23、M60，M68、M106和M140随葬的大圆圈纹彩陶瓮为短直颈，直口或口微侈(图二一，11)，与马厂文化早期同类器相同。M24，M43、M74和M146随葬的彩陶瓮器表不见大圆圈纹，而是绘横向条带纹，有的条带两侧带有稀疏的锯齿(图二一，9)，以这四座墓为代表的遗存也应归入第一组。首先，共存关系明确。阳山M68共存第一组大圆圈纹彩陶瓮与施平行条带纹的彩陶瓮。其次，器物形态一致。这四座墓随葬的施横向条带纹的高体彩陶瓮均为短直颈、直口或口微侈，与第一组的大圆圈纹彩陶瓮形制相仿。最后，叠压打破关系是旁证。阳山墓葬中共有七组叠压打破关系，其中有一组为M147打破M146，M146随葬施横向条带纹的高体彩陶瓮，该墓是被打破者，年代偏早。第二组以M103、M105、M127、M152、M165和M190为代表，与马厂文化中期相当。彩陶瓮均为束颈，侈口明显或呈敞口(图二一，1、2)，与马厂文化中期同类器无二。![]()
图二一 阳山和柳湾墓地彩陶瓮
上述两组墓葬中，M83和M105较为特殊，因为在发掘报告公布的资料中，阳山墓地只有这两座墓随葬人蛙纹彩陶，结合纹饰和器形，可知M83和M105分属马厂文化早期和中期。位于青海互助总寨村东北的寺儿台山地上。共发现墓葬六座，没有叠压打破关系[53]，报告公布了M33、M34、M36、M37和M38的随葬陶器，另有一些采集品。墓地部分陶器半山文化特征明显，与阳山第一组相当。总寨大耳罐M38：5颈部施细密网格纹，下腹绘左右相连的菱形纹，阳山大耳罐M190:21与之相当(图二二，1、9)。总寨大耳罐M34：2器表施“回”形几何纹，与阳山同类器M23:25器表纹饰相同(图二二，2，8)。总寨大耳罐M36:1颈部和腹部皆施上下对错的大锯齿三角纹，与阳山M74：8酷似(图二二，3、7)。总寨腹耳壶M33：1器表施漩涡纹式的大圆圈纹，内填细密网格纹，与阳山M23：8无二(图二二，4、12)。总寨小耳鼓腹罐M37:1腹部绘满由细密网格填充的菱形纹，与阳山M74:31一致(图二二，5，11)。总寨单把壶M38：3颈部施细密网格纹，腹部主体纹饰为大圆圈纹，内填细密网格纹，阳山M140:51与之雷同(图二二，6、10)。图二二 总寨与阳山墓地彩陶
由前文对阳山墓地的分析可知，阳山M23，M74、M190和M140均属阳山第一组，相当于马厂文化早期，因此总寨M33、M34、M36、M37和M38这五座墓同属马厂文化早期。位于青海西宁以西约17公里的湟水北岸。1923年，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对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54]。墓地公布资料不完整，部分彩陶的共存情况不清楚，参照前文对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的分期，可将墓地相关遗存分为四组。第一组以单把壶K·5913为代表，直颈、小单耳、鼓腹，颈部锯齿纹锯齿朝上、重叠两层，腹部施黑红复彩的带锯齿垂弧纹，这是半山文化中期晚段的典型器物(图二三，7、8)。第二组以侈口罐为代表，器表主体纹饰是圆圈纹和棋盘格纹，在半山文化晚期常见(图二三，5、6)。第三组以腹耳壶K·5914为代表，腹部施大圆圈纹，不见锯齿，但有漩涡遗风，属马厂文化早期(图二三，3、4)。第四组以M41出土的颈耳罐K·2103为代表，器表主体纹饰之一是黑色“回”字形几何条带纹，之二是填充细密网格的“回”字形几何纹，这些图案在马厂文化中期流行(图二三，1、2)。![]()
图二三 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典型彩陶
综上，这些较复杂的材料大体可以分为七类：第一类，同一墓葬共存半山文化中期晚段和马厂文化早期彩陶，如阳山M74。第二类，同一墓葬共存半山文化晚期与马厂文化早期彩陶如柳湾M1060、土谷台中期、阳山第一组部分墓葬、鸳鸯池中期墓葬。第三类，同一墓葬中只见单纯的半山文化晚期遗存，如土谷台以M7为代表的墓葬和鸳鸯池早期第一组墓葬。第四类，同一墓葬中只见单纯的马厂文化早期遗存，如土谷台以M18为代表的晚期墓葬、鸳鸯池早期第二组、总寨墓地相关墓葬和阳山第二组墓葬。第五类，同一墓葬中只见单纯的马厂文化中期遗存，如鸳鸯池早期第三组、鸳鸯池晚期第一组和阳山第二组墓葬。第六类，同一墓葬中只见单纯的马厂文化晚期早段遗存，如鸳鸯池晚期第二组墓葬。第七类，由于资料公布有限，相关各组彩陶的共存情况不清楚，如朱家寨墓地。上述各类遗存与单纯的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如表三所示。表三 复杂遗存与单纯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各期对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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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发现的马厂文化打破半山文化的墓葬共四组，具体情况如表四所示。四组叠压打破关系显示，不论是马厂文化早期、中期还是晚期墓葬，都叠压打破半山文化晚期墓葬，不见马厂文化墓葬叠压打破半山文化早期或中期墓葬，更不见半山文化墓葬叠压打破马厂文化墓葬的现象。马厂文化和半山文化共存的形式分两类，一类是半山中期晚段和马厂早期共存，一类是半山晚期和马厂早期共存。其中第二类分两种情况：(一)半山文化彩陶和马厂文化彩陶共存于同一墓葬；(二)半山文化的典型纹饰在马厂文化的典型陶器表面。这些共存关系的具体情况如表五所示。由表五可知，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的共存，都是前者中期晚段或晚期陶器与后者早期陶器共存，不见半山文化早期、中期早段陶器与马厂文化陶器共存的现象。表四 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叠压打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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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叠压打破关系和共存关系表明，半山文化中期晚段不晚于马厂文化早期。参照碳十四测年数据，半山文化的整体年代可暂时推定至公元前2700－前2300年，马厂文化的整体年代可暂时推定至公元前2400－前2000年[55]表五 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彩陶共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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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前文可知，半山文化中期彩陶和马厂文化早期彩陶共存较为普遍，但半山文化中期晚段彩陶和马厂文化早期彩陶共存的现象在阳山墓地表现最突出，我们将这种共存现象暂称为“阳山现象”。“阳山现象”可能意味着马厂文化早期与半山文化中期晚段同时，且阳山墓地出土遗存和与之相同或相似的遗存亦有可能都属于半山文化，要判明以上认识能否成立，有必要对《民和阳山》[56]和《分析》[57]提出的相关认识和观点进行讨论，也有必要对“阳山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辨析。《民和阳山》认为阳山墓地是一处半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将出土遗存分为五类。第一类遗存分布在大通河和西宁至兰州间的河湟谷地，第三类遗存分布在陇东黄河以北地区，第四类分布在洮河流域，第五类遗存分布在乐都至民和的湟水下游。“它们各自占据了三个不同的文化区，是四支自成系统的半山遗存”，而第二类遗存“出现在半山文化晚期，分布面积地跨河湟，南达循化地区的黄河流域和洮河流域”，影响范围可达河西地区，马厂类型的出现与这类遗存有关。上述观点和结论有可讨论的空间：第一，“四支自成系统的半山遗存”同时见于阳山墓地，这暗示阳山墓地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至少应处在这些不同文化分布区的连接或过渡地带，但是阳山墓地的地理位置显然不符合这个条件。第二，如果将阳山墓地的每一类遗存视为半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那么这一地方类型的文化面貌和分布地域应该有一定的排他性。前文所提及的单纯的半山文化墓地和遗址分布多与第一类遗存的范围重合，如果报告的观点无误，那么在这一区域内，那些单纯的半山文化遗存的归属将存在疑问。其实，第一类遗存和单纯的半山文化遗存之所以分布在同一个大的区域内，就是因为二者分属同一地区出现的时间不同，性质相异的两类遗存。另外，第五类遗存分布范围(乐都至民和的湟水下游)包含在第一类遗存的分布范围(大通河和西宁至兰州间的河湟谷地)之内，这意味着在同一区域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组合(类型)。但实际上，这些不同的组合(类型)有文化性质之别和时间早晚之分，前者属于半山文化中期和晚期遗存，后者属于马厂文化早期遗存。第三，《民和阳山》认为阳山第五类遗存仅分布在“乐都至民和的湟水中下游地区”。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滩墓地就出土了第五类遗存。西滩墓地位于青海循化清水乡的黄河南岸，其所处位置明显远离湟水中下游地区。第四，发掘报告认为第二类遗存与第一、三、四、五类遗存的总分布范围一致，此类遗存不属于马厂文化，但是马厂文化的出现与之有关。从本文的分析看，第二类属于马厂文化的早期遗存，而且与马厂文化中期过渡自然，柳湾墓地即为典型代表。《分析》将半山文化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段的遗存划分为单独的文化群，即半山文化营盘岭亚群、地巴坪群、青岗岔群和阳山群，各群相互之间的时间对应关系如表六所示。不难发现，《分析》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和分析有可商榷之处。表六 半山文化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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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认为，青岗岔群和地巴坪群的第一、二、三期分属半山文化的第三、第四和第五期；青岗岔群第一期、地巴坪群第一期和营盘岭亚群第三期同时，属于半山文化第三期。但据《分析》图一至图四不难发现，青岗岔群第一期、地巴坪群第一期和营盘岭亚群第三期的典型陶器彩陶壶不论是造型还是装饰，均区别显著。反倒是青岗岔群第三期的彩陶壶与地巴坪群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彩陶壶有较强的一致性。简而言之，按彩陶壶的演变发展规律，应该将《分析》所划分的青岗岔群第一、二、三期的顺序顺倒过来。我们发现，青岗岔群第一期的典型陶器正是出自阳山墓地第二期（按《民和阳山》）的彩陶壶M180：1。如果把《阳山墓地》的分期与《分析》对青岗岔群的分期相结合，那么阳山墓地第二期自然属于半山文化第三期，阳山墓地第一期当然有可能早至半山文化第二期。但如前文所述，《分析》对青岗岔群的分期实际上有早晚颠倒之嫌，因此以阳山墓地第二期M180为代表的遗存只能排在青岗岔群第三期，即半山文化第五期，而以阳山墓地第一期M74为代表的遗存当然不会早于半山文化第四期了。将通过上述分析得出的认识简要概括如下：第一，阳山墓地以M180:1为代表的半山文化陶器不会早至半山文化第三期。第二，阳山墓地以M74和M180为代表的第一期和第二期遗存不会早于半山文化第四期。第三，阳山墓地M180和M74有个别陶器可以早至半山文化第四期和第五期，且这些陶器确属半山文化，但不应将与之共存的绝大部分其他陶器(如《民和阳山》划分的A组陶器)视为与半山文化第四期和第五期同时，更不应该将其归入半山文化因为它们属于典型的马厂文化早期遗存。如果将这些典型的马厂文化早期遗存皆视为半山文化，那么其他马厂文化中期和晚期遗存也可归入半山文化，如此，马厂文化将不复存在。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明确阳山墓地早期遗存并不像《分析》所指那样早，但不能忽视“阳山现象”的客观存在，即半山文化陶器与马厂文化陶器在同一墓葬共存。我们试对此现象稍作讨论。根据李水城对半山文化的分期研究，阳山墓地出土的一些彩陶属于半山文化中期和晚期，这些半山文化彩陶所在墓葬可分三类，合葬(八座)，单人葬(六座)和迁出葬(一座)。李水城认为马厂文化墓葬出现半山文化中、晚期的彩陶，可能有以下原因：首先，“合葬墓内随葬品系二次葬入造成，半山彩陶属早期亡故墓主所有”；其次，“迁出葬情况与合葬墓类似，即迁出墓主时，将墓中随葬品一同取出，并随墓主并入新墓”；最后，“单人一次葬内共存半山彩陶的情况比较复杂，其形成原因有待于进一步探讨“[58]。不难发现，最难解释的是单人一次葬(如M113)中出现半山文化中期彩陶和马厂文化早期彩陶共存这一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至少可做两种解释。第一种，马厂文化在半山文化中期晚段就已出现。换言之，马厂文化早期与半山文化中期晚段同时，如果这一解释成立，那就意味着以阳山M113为代表的墓葬标志着马厂文化第一时间在存在“阳山现象”的地区出现，随后迅速扩散到兰州至河湟谷地以及河西走廊东端，形成了马厂文化的早期格局。因为李伊萍曾经指出，“半山、马厂文化分布区域广阔，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半山向马厂过渡的时间和速度，很难保持一致，使得某些地区出现半山晚期与马厂早期遗存交错存在的现象……而在有些地点，半山文化的某些因素保留得可能还要长些”[59]。但用这种观点去解释“阳山现象”似为牵强，因为在阳山墓地，同一墓葬可见半山文化中期晚段和晚期的彩陶共存(如M140)，而且分别与半山文化中期晚段、晚期彩陶共存的马厂文化陶器并没有明显区别，看不出阶段性变化。更重要的是，在同一墓葬中，马厂文化的彩陶数量远多于半山文化，整个墓地随葬半山文化彩陶的墓葬数量也有限。![]()
图二四 柳湾马厂文化墓葬出土半山文化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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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五 马厂文化和山家头文化典型陶器
第二种，马厂文化早期墓葬出现的半山文化中期晚段彩陶是晚期单位见到的早期遗物。换言之，马厂文化早期与半山文化中期晚段并不同时。这种解释成立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在史前甘青地区，存在不少晚期文化墓葬随葬早期文化典型陶器的情况，举三例为证：例一，马厂文化晚期墓葬出现过半山文化中期彩陶(图二四)。柳湾M391被发掘报告归为马厂文化晚期，但是该墓随葬的彩陶双耳壶M391:8(图二四，2)明显属于半山文化，而且这件彩陶壶相当于本文划分的半山文化中期。例二，辛店文化墓葬共存山家头文化和马厂文化的典型陶器(图二五)。在位于青海民和核桃庄小旱地墓地，典型的马厂文化彩陶鼓腹壶和辛店文化双耳盆共存于辛店文化墓葬M16，典型的山家头文化圜底双耳罐和辛店文化彩陶侈口罐共存于辛店文化墓葬M133。众所周知，马厂文化和山家头文化皆早于辛店文化。例三，四坝文化墓葬中出现过典型的马厂文化陶器(图二六)。学者明确指出，该墓地四坝文化墓葬出土了三件马厂文化风格浓厚的彩陶，它们分别出自M82、M180和M224[60]。研究表明，马厂文化和四坝文化并非早晚紧密相连，两者之间还隔有西城驿文化[61]。此外，在青岗岔齐家文化房址中，也曾经发现过马家窑文化和半山文化的彩陶片[62]。图二六 马厂文化和四坝文化彩陶颈耳罐
综上，在西北地区相关的彩陶文化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遗迹中出现早期考古学文化典型器物的现象，虽然数量不多，但也绝非偶然。我们当然不能凭后者来确定前者的年代，也不能用后者所属的考古学文化来判定前者的文化归属，更不能将二者所属的考古学文化视为同时。只能将其理解为晚期考古学文化特定人群对早期考古学文化相关遗物的特殊使用和利用，不过这种行为背后的意图暂时还不得而知。半山文化是从马家窑文化发展演变而来，是为共识。不过对于两者的过渡，学术界还有一些讨论。1978年，严文明首次提出“小坪子期”这一概念，指出这是通过对兰州桦林坪和陆家沟小坪子的调查而确立的一个单独的文化期，以“小坪子期”为代表的遗存将马家窑文化与半山文化联系起来[63]。有关小坪子墓地和桦林坪遗址出土的遗存很少，有文章透露过一些信息：“我们到小坪子去过两次，那是一块面积不足一亩的农田，位于陆家沟村北约800米，面临一条名叫下沟的大冲沟。1957年改水浇地时曾经挖出许多墓葬，从农民那里收集到的陶器来看应是介于马家窑期和半山期之间的东西……我们看到地面上暴露的碎陶片的确是介于马家窑与半山之间的，它们应该是被打破的随葬陶器，地面上人骨也随处可见，看来破坏惨重，可能剩不了几座墓了。”[64]还有研究者认为，花寨子墓地早期和马家窑文化晚期的陶器关系密切，花寨子陶器的主要器形、纹饰和彩绘方法承袭了马家窑文化晚期陶器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65]。随后，李伊萍、李水城、韩建业等都在严文明论断的基础上对此问题有过阐述，各家观点虽不完全一样，但他们都同意半山文化源于马家窑文化，而且二者之间的差异不可忽视。如李伊萍认为蛙纹在两个文化中发展不具连续性、两个文化的分布区域差别较大[66]。李水城指出半山文化出现的锯齿纹和黑红复彩表现尤为突兀[67]。韩建业则认为半山文化受到海生不浪类型和雪山一期的强烈影响[68]。笔者认为，严文明提出的小坪子期与本文划分的花寨子第一组、柳湾第一组以及张寨第一组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既有明显的马家窑文化风格，又包含了半山文化的一些元素。马家窑文化晚期陶器与半山文化早期典型陶器之间具有明显的亲缘关系。众所周知，马家窑文化与半山文化在器表纹饰方面的最大不同就是黑红复彩和锯齿纹的大量使用。李伊萍认为，乐都脑庄M1随葬的彩陶M1：3不仅形态和半山文化早期陶器接近，而且器表的黑白复彩与半山文化的黑红复彩相似[69]。李水城则认为，寻找半山文化的红彩、锯齿纹因素，应该将视线投向鄂尔多斯高原一带[70]，还有学者认为与域外相关遗存有关[71]。其实，查阅目前已公布的相关资料，不难发现马家窑文化已有使用黑红复彩和锯齿纹的迹象。首先是黑红复彩。在马家窑文化时期，西北地区器表施黑红复彩或红彩的彩陶已经出现，证据有四。证据一，曹洼遗址出土了黑红复彩的彩陶片。曹洼遗址地层简单，表土层下即为马家窑文化的灰坑，不见文化层。相关彩陶“均为桔黄色，有黑彩，亦有红彩”、“红、黑相间宽带纹一般饰于器物腹部”[72]。不过，报告公布的黑红复彩彩陶片均未标明出土单位。鉴于报告在介绍陶器时出现过一些采集标本，因此，无法确定这些黑红复彩彩陶片出自未经扰动的马家窑文化灰坑。证据二，上孙家寨M384随葬红彩陶钵。M384随葬的红彩陶钵“器表粗糙，似未经打磨。内壁稍平整，施加彩”。发掘简报认为，“制作如此粗糙，并施加红彩及奇特的纹饰，在马家窑彩陶体中尚属少见”[73]。可以确认，这件施红彩的陶体出自马家窑文化墓葬。证据三，宗日墓地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紫红彩彩陶。宗日墓地常见一类夹粗砂乳白色或乳黄色陶器，多质地粗糙，器表绘制紫红彩，即所谓“宗日式陶器”，而且可以确认，部分此类“宗日式陶器”与典型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在同一墓葬中共存，如宗日95TZM157[74]，证据四，大地湾四期和师赵村五期有红彩出现。大地湾遗址第四期彩陶“彩色有黑彩和红彩，绝大多数为黑彩”，不仅如此，大地湾遗址第四期出土的颜料多为红色和白色，少见黑色[75]；师赵村遗址第五期彩陶有黑、白、红三色，黑彩常见，红彩“只在泥质灰陶上见到”，"白彩和朱红彩则是陶器烧成后再进行着彩，故遇水或进行曝光很容易脱落”[76]。综上四点，足以说明在马家窑文化和相关遗存中就已经出现红彩和复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对半山文化黑红复彩的使用和流行没有影响。其次是锯齿纹的出现。锅齿纹在半山文化甚为流行，但是在半山文化早期，这一特点并不突出。实际上，在一些马家窑文化彩陶器表，就能见到锯齿纹的前身。这些纹样可分为两类：A类纹样装饰在陶器腹部，B类装饰在陶器沿面，二者均可视为半山文化锯齿纹的前身。至于去向，半山文化发展为马厂文化，马厂文化发展成为西城驿文化，这一发展脉络已经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附记：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边疆考古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项目批准号，2022JZDZ024)阶段性成果。感谢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赵宾福教授，李伊萍教授在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的悉心指导与帮助。
[1]安特生:《甘肃考古记》，乐森潯译，《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5年。
[2]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考古学报》第4册，1949年。[3]安志敏:《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4]马承源:《仰韶文化的彩陶》，25一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6]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兰州青岗岔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7]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考古》1974年第5期。[8]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9]袁靖:《试论马厂类型墓葬的几个问题》，田昌玉、石兴邦主编《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文物出版社，1989年。[10]李伊萍:《半山、马厂文化研究》，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11]张弛:《半山式文化遗存分析》，北京大学考古系《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后文简称《分析》。[12]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1-20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3]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民和县阳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民和阳山》，1-5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14]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1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5]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文化馆、兰州市七里河区文化馆:《兰州花寨子“半山类型”墓葬》，《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16]对于该墓地文字部分和墓葬平面图叠压打破关系之间出现的矛盾，李伊萍在《半山、马厂文化研究》一文中已经注意到，并且她就此询问了发掘者，得知应以文字介绍为准。[17]临夏回族自治州博物馆:《甘肃康乐县边家林新石器时代墓地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18]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文物》1976年第1期;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10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中国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彩陶选粹》,3-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9]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20]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第3期。[21]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兰州焦家庄和十里店的半山陶器》,《考古》1980年第1期。[22]格桑本、陈洪海主编:《宗日遗址文物精粹及论述选集》,4、5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23]青海省文物管理处:《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5期;格桑本、陈洪海主编:《宗日遗址文物精粹及论述选集》,35-137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24]青海省考古研究所:《青海循化苏呼撒墓地》,《考古学报》1994年第4期。[2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民乐县博物馆:《甘肃民乐五坝史前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4期。[26]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7]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兰州青岗岔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兰州青岗岔半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28]石龙:《甘肃康乐县张寨出土新石器时代陶器》,《文物》1992年第4期。[29]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兰州市城关区文化馆:《兰州皋兰山营盘岭出土半山类型陶器》,《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30]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文物》1976年第1期;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7一9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中国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彩陶选粹》,27-2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1]叠压打破关系共有九组，包括:M55→M53;M87→M82;M105→M108;M541→M540;M558→M564;M805→M810;M887→M912;M1284→M1290;M1320→M1484。这九组关系分四种情况:第一,M55→M53和M105→M108这两组,M55和M108未公布陶器。第二,M87→M82这组关系中的两座墓皆公布陶器,但无对比意义。第三,M541→M540,M805→M810,M1284→M1290和M1320→M1484这四组关系相关墓葬或未出土陶器,或未公布陶器。第四，M558→M564和M887→M912,每组关系中的两座墓皆公布陶器。M558随葬五件陶器,只有两件彩陶,这两件彩陶与M564随葬的彩陶一致,因此这两座墓虽有打破关系,但是年代应该相差不远。M887仅公布一件彩陶盆,与M912公布的陶器无比较意义。[32]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上),238-24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33]李伊萍:《半山、马厂文化研究》,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34]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173、1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35]袁靖:《试论马厂类型墓葬的几个问题》,田昌五、石兴邦主编《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文物出版社,1989年;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143一1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36]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1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37]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兰州马家窑和马厂类型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75年第6期。[3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红古下海石: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2一6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3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红古下海石: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4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4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皋兰县文化馆:《甘肃皋兰阳洼窑“马厂”墓葬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4期。[4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皋兰县文化馆:《甘肃皋兰阳洼窑“马厂”墓葬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4期。[4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市徐家山东大梁马厂类型墓葬》,《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3期。[43]陈贤儒、郭德勇:《甘肃皋兰糜地岘新石器时代墓葬清理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44]苏裕民:《永登团庄、长阳屲出土的一批新石器时代器物》,《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4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民乐县博物馆:《甘肃民乐五坝史前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4期。[46]肖永明:《乐都柳湾遗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现文明——青海省基本建设考古重要发现》,文物出版社,2013年。[4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416、417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后文简称《河西报告》。[48]安志敏:《甘肃山丹四坝滩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49]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文化馆:《兰州土谷台半山一马厂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50]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考古》1974年第5期;《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51]李伊萍:《半山、马厂文化研究》,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52]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民和县阳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民和阳山》,24-47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53]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总寨马厂、齐家、辛店文化墓》,《考古》1986年第4期。[54]安特生:《西宁朱家寨遗址》,刘竞文译,1一109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5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275-283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安加速器质谱中心:《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四一)》,《考古》2015 年第7期。[56]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民和阳山》,146-150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57]张弛:《半山式文化遗存分析》,北京大学考古系《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58]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1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59]李伊萍:《半山、马厂文化研究》,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6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134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61]李水城:《“过渡类型”遗存与西城驿文化》,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62]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兰州青岗岔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63]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第10期。原文为“华林坪是居址,小坪子是墓地。小坪子的彩陶既有些像马家窑，又有些像半山,似是处在二者之间的东西。华林坪的彩陶一部分像马家窑,大部分则像小坪子”。[64]严文明:《难忘的青岗岔》,氏著《足迹——考古随感录》,文物出版社,2011年。[65]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文化馆、兰州市七里河区文化馆:《兰州花寨子“半山类型”墓葬》,《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66]李伊萍:《半山、马厂文化研究》,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67]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198、19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68]韩建业:《半山类型的形成与东部文化的西迁》,《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69]李伊萍:《半山、马厂文化研究》,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70]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19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1]韩建业:《马家窑文化半山期锯齿彩陶溯源》,《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2期。[72]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固原县博物馆:《宁夏海原曹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3期。[73]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文物》1978年第3期。[74]青海海省文物管理处:《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5期。[7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691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7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9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原文刊于：《考古学报》2024年第3期，本文图说有删减，完整版请参照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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